1. 引言
疫病作为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大灾难，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次瘟疫，黑死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对人口的影响，在黑死病肆虐之前，欧洲人口膨胀，导致粮食不足，而黑死病使得人口大量减少，因而使物质更加充裕；在经济方面，由于人口的剧烈变化，劳动力成本增加，物价降低，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大多数工人喜欢按日结算工资，拒绝按年工作，或者任何合理的时间期限。他们撕毁合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雇主到另一个雇主。他们从事不相称的休闲活动，包括过度饮酒、偷猎和狩猎，他们增加了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购买与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不相称的衣服和其它商品(Most workmen prefer to be hired by the day, refusing to serve by the year, or indeed by any term of reasonable length. They break their contracts and wander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from employer to employer. They engage in unbecoming leisure pursuits, including excessive drinking, poaching and hunting, and their enhanced incomes enable them to buy clothes and other commodities which are unbefitting their lowly status.)” [1]；在文化方面，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动，人们开始对教会的权威产生质疑，教会的霸权时代一去不复返，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开始产生。同一时期，英语语言开始在英格兰崛起，从地方方言一跃成为民族语言、官方语言。李荷(2004)、李化成(2003)、威廉·麦克尼尔(2018)、John Hatcher (1994)等学者从文化、宗教、科技、人口等方面阐述了黑死病对社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它是否会受到瘟疫的影响呢？黑死病时代的语言是否会受疫病影响呢？如果产生影响，原因是什么呢？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以往学者多仅仅以黑死病为时代背景讨论英语的发展，而很少有学者关注黑死病具体对语言产生的影响1。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2，试图以黑死病疫情对中古英语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来探讨瘟疫与人类语言的关系。
2. 黑死病时期英语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地位的变化
1066年，英国被诺曼人征服以后，英国的方言即英语方言一直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而诺曼–法语和拉丁语则成为了标准文学语言，广泛地被诺曼贵族、社会精英和神职人员所运用。但与此同时，英国本土的乡村农民并没有丧失其民族语言——英语。虽然当时英国的行政、宗教和学校教育的语言是诺曼–法语和拉丁语，但是英语作为乡村农民的口头语言仍得以保存。因此，诺曼人征服英国并没有让英语完全消失，而是使其地位降低，居于诺曼–法语和拉丁语之下，并且使其文学传统中断，主要作为口头语言发展 [2]。
12世纪，由于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调整，使得大量使用英语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口语也随之进入城市。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原本不需要学习英语的阶层也由于需要与城市中的乡村人进行交流，因而更多需要与其交流的教士、教师和官员开始运用英语。所以，12世纪末期英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但仅仅限于非正式的口头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口语的使用主体一直是未与农奴或农民相分离的城乡大众，而在宫廷贵族和教俗贵族那里，法语和拉丁语依旧占有优势地位。” [3]
中古英语在中世纪社会地位的真正转变，发生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1353年)。这个时期英国的语言在社会中的阶层如教士、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内的使用情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黑死病时期，英语可能取代诺曼–法语成为中世纪欧洲统治阶级的语言。虽然在13世纪，亨利三世迫于群众的压力用英语、诺曼–法语和拉丁语三种语言发布了“亨利三世公告”(1258年10月18日)，成为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国王威廉之后第一次使用英语发表公告的国王，但整体而言，英语在行政上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这从下图1英语请愿书的数量可以看出。黑死病之后的1362年，爱德华三世颁布了《诉讼条例》(The Statute of Pleading)，规定英语代替诺曼–法语成为所皇室和贵族中口头交流的强制性语言(compulsory language)。3这证明英语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奠定了英语在中世纪英语的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进而使其成为书面文字的语言 [4]。而在这之后，在《诉讼条例》的影响下，尤其是1435年之后用英语书写的请愿书的数量大幅提升，远远超过使用诺曼–法语书写的请愿书的数量(见图1)，这是黑死病之前没有看到的现象。
Figure 1. The language of Private Petitions (1422~1499)
图1. 1422~1449年个人请愿书(Private Petitions)的语言 [5]
与此同时，黑死病时期，英语取代拉丁语成为了主要宗教语言。在黑死病疫情发生之前，拉丁语是所有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必备的语言。虽然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神职人员需要英语来与群众交流，但是拉丁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英语并没有被普遍承认。然而，黑死病疫情发生以后，由于原先使用拉丁语的神职人员大量死亡，英语取代了拉丁语成为了主要宗教语言，这体现在了圣经所使用的语言中：“原先用拉丁语写作的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Wyclif)现在也参加了把圣经译成英语的工作。” [2] 这说明英语已经很大程度上地运用到了宗教之中。
黑死病时期，英语取代诺曼–法语和拉丁语成为了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育的主要语言。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英语就取代诺曼–法语作为文法学校中的面授语言 [4]。同时，由于拉丁语教师的大量损失 [3]，拉丁文课程难以实施，英语变转变成了文法学校中最重要的语言。文法学校作为基础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其使用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中的主流书面语言。同时，14世纪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开始大量涌现。例如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乔叟(Chaucer)，创作诗歌《农夫彼得之梦》的兰兰德等。乔叟的朋友也向乔叟学习，放弃用诺曼–法语和拉丁语创作，转而用英语写作。这些文学家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全国认可的文学语言。
3. 黑死病时期英语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
黑死病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在英国乃至欧洲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其中英国的死亡率高达30%~45%。然而不同职业工作环境不同、感染率不同，进而导致了不同的死亡率，导致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最终对社会中特定范围的人所使用的语言造成影响。
教士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长期处于封闭而聚集的工作环境——教堂——中，而且接触的人员较为冗杂，更是因为要举办临终仪式和照顾病人，需要接触很多因疾病死亡或濒临死亡的人，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据估计，乡村劳动者的死亡率大约在30%左右，而英国教士的死亡率大约在45%左右(见表1)。
Table 1. Table of the maximum death rate of prelates by county
表1. 各郡受俸教士最大死亡率统计表 [6]
虽然有很多教士不履行职责而逃离教会，但是也有很多尽职照顾病人履行职责的教士，所以死去的常常是高尚的教士 [7]。教会为了填补死亡教士的空缺，不得不任命新的教职，而由于社会中精英阶层的减少，导致更多不懂拉丁语的人进入了教会。同时，由于很多教堂没有教士，有些教堂被迫宣布让群众互相祷告、忏悔。例如巴斯和威尔士的主教在1349年1月被迫颁布如下教令：“当下瘟疫肆虐，很多教堂几乎没有教士……因为找不到教士，很多人临死之前尚未做临终忏悔和告解……在此奉劝所有人，如果他们正面临死亡，可以相互之间告解忏悔……哪怕是向一名妇女忏悔。” [5] 这一切使得黑死病时期以及之后的教会腐朽不堪，多数教士只为自己利益而收取民众的钱财，再加上黑死病的恐怖让群众怀疑信仰，让群众对教会失去信任，原宗教语言拉丁语也不再重要了。
大学和文法学校校园中的知识分子也同教士们一样，常常在封闭聚集的环境工作，死亡率也比普通人高。且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本就稀少，再加上黑死病的影响，便显得更少了。这直接导致了文法学校中拉丁语教师的锐减，进而导致文法学校中拉丁语课程的取消。而作为基础教育的场所的文法学校中主要语言的变化，促成了整个社会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变化，即从拉丁语和诺曼–法语转变成英国民族语言——英语。
黑死病所导致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进而促使英语成为主流语言。群众由于在黑死病中产生了对教会的不信任，即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让他们想不明白上帝为何发怒，惩罚为何如此残酷，于是开始怀疑教会所宣传的教义出现了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强调自我灵修而非听从教会，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基础。这让人文主义开始萌芽，人们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追求平等与自由 [7]。这促成了对世俗文化需求的大量增加，对宗教需求的相对减少。而由于世俗文化的需求者主要是说英语的民众，所以世俗文化多用英语表达。因此，民众在社会人口中占比导致了世俗文化需求的增加，世俗文化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了英语作品的增加。这便揭示了前文中提到的一系列以英语为创作载体的作家大量涌现的原因。
4. 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黑死病与英语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密切联系。黑死病的出现，使得使用“贵族语言”诺曼–法语和拉丁语的教士和知识分子大量死亡，社会中出现了更多使用英语的教士和教师，使用英语的人群的社会地位因此上升，这与英语从城乡大众的口头语言变成了英格兰的官方语言，即英语的地位得到提升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疫情有可能改变一种语言的地位，那当前的新冠疫情是否会对各国语言，包括汉语甚至各地方言产生影响？
从微观上看，疫情可能将影响语言的词汇系统，如疫情期间汉语出现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新词语——武汉肺炎、新型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等，也导致一些医学专业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如呼吸机、N95、“叶克膜”(ECMO，即“人工肺”)等。这些词汇上的变化是否可以持续，还有待观察。从宏观上看，疫情可能会对语言的地位产生影响。比如近几十年我国致力于推广普通话，弱化了方言的传承，然而这次疫情中，很多医生前往湖北支援，他们不得不与湖北方言区的人们交流，《驰援湖北——普通话与荆州方言服务对照表》等普及方言的手册、书籍应运而生。这更让我们反思推广普通话与保留方言的辩证关系。而据报道 [8]，巴西某一土著语言的传承人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竟导致该语言无法延续，这与诺曼–法语和拉丁语在英格兰地位的衰退有着一定相似性。
总之，通过我们的研究，从黑死病的视角来看，重大疫情作为一种灾难，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包括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新冠疫情正在肆虐，其对语言的影响，值得我们持续观察。
NOTES
1我们以“瘟疫(disease/plague)”和“语言(language)”作为关键词在知网和JSTOR上搜索，发现有0篇相关文章。以“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和“语言(language)”为关键词分别在知网和JSTOR上搜索，发现仅有2篇相关文章。
2由于黑死病的发生距今已近七百年之久，笔者难以获取一手资料，所以主要参考相关文献作为数据来源。
3目前我们尚未找到相关史料证明黑死病与《诉讼条例》颁布的关系，但是由于颁布时间紧随黑死病结束之后，那么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