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人均GDP逼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现实且多元,教育的发展进入全新的上升通道。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爆发性增长,竞相进军教育市场。2019年9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在线教育机构,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在线教育机构充分挖掘新兴教育需求,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1]。进一步在国家层面上明确了社会资本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合法角色。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教育领域进入了资本深化的新时代。
教育领域的资本深化主要体现在人均投资到教育中的资本量的增加和技术运用增长率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本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供给总量的产出,进而带来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本存量的增加。伴随着总供给量增加的同时,效率也被赋予了新的期待。诸如数据挖掘、统计分析、云计算、可视化等能够服务于教学的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熟练地运用。目前从线下教育到线上教育、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教育资本已经形成紧密的市场网络,对整个教育生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指的资本为社会资本,并对社会资本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化效应进行分析,依据所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2. 教育领域资本深化的需求样态
2.1. 私学传统与智者讲学是资本深化的历史参照
社会力量办学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当时为顺应建立封建制度环境需要私学应时应势而兴,以多种目标和规格培养人才促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其中孔子创办的私学首屈一指。《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若要拜师学艺须奉行束脩之礼,束脩则代表着知识获取的有偿性。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智者云游各地授徒讲学。对智者来说,付费与否是能否接受教育的标准。这种标准打破等级、门第对个人教育权的桎梏,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知识在各阶层中的激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法》及其它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社会资本扩张与渗透遭受限制。随着教育改革与政府放权的深入,市场机制允许介入教育领域,延续了知识付费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随着互联网与市场的深度结合,移动支付加速进入普及时代,为知识付费提供巨大便利。知识付费模式吸引资本迅速进军教育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据统计2017年我国互联网知识付费行业收入已经高达达500亿元。如“知乎”等网络平台凭借知识付费模式积极与教育融合,成为资本发展的宽阔渠道。
2.2. 国家政策是指引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世纪90年代,国家鼓励留学并相继出台一系列自费留学规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同年,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自费出国渠道彻底放开,出国留学迎来热潮。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留学工作作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有效途径。200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简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审批手续的通知》在学历、学费、资格审核方面放宽了限制。此时中国已有270家经认证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将近已有超过50%的自费出国人员通过这些留学中介机构办理留学。同时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1995年国家印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暂行办法》,我国开始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起与国家职业资格相对应的学校培训体系,使教育与就业进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管理体制。职业资格考试培训领域成了这一时期行业投资的辅线。
21世纪初,k12课外辅导市场成了投资热点。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民办教育法制政策环境的优化推动资本规模扩张。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学大教育等课外辅导机构雨后春笋般成立。
2010年后年在线教育浪潮兴起。国家先后出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资本新一轮的投资铺路,行业竞争趋向白热化。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3133.6亿元。
2.3. 企业跨界拓展新市场的诉求
就目前竞争格局来看,除了线上线下的教育机构外,市场上的参与者还有互联网企业“BAT”“美团点评”“今日头条”、通信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出版传媒公司“凤凰传媒”“皖新传媒”。这些企业本身的定位与教育无关,但教育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他们凭借自己的流量优势抓住际遇进入教育市场发展自己的业务线以壮大自身,并且已在各个领域中坐拥一席之地。
以腾讯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创立之初定位于无线网络寻呼系统的拓展,随着不断发展其业务覆盖了社交、金融、娱乐、资讯、工具、平台。在教育领域,腾讯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与各大集团企业签订协议就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开展深入研究和推广。2013年,腾讯“教育精品课”上线,自此不断在教育领域中深耕并日渐成熟,形成自己的教育品牌。拿“腾讯课堂”来说,2014年“腾讯课堂”上线,历时5年的沉淀,在2019年正式推出“101计划”,投入价值10亿的资源对101家教育机构进行全方位扶持,推动实现年营收入过千万。
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里企业的壮大势必需要迫切地将其势力渗透到其它领域以扩大市场规模,国家政策的开放和加持为他们拓展新市场的成长诉求打开窗口,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
3. 教育领域资本现实特征及流向
3.1. 主体多元,背景差异大
目前市场上向教育领域发起攻势的资本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教育机构企业,建立时间早,占有市场时间长,通过面对面辅导给予消费者真实的学习体验符合传统学习习惯,已形成较高的用户黏度。如新东方、学而思、好未来、学大教育等,它们依托优秀师资队伍与优质课程获得消费者青睐。这些传统的线下培训机构基于长期的沉淀目前来看仍然主导市场。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已经向线上靠拢,发展在线教育作为传统产业的延伸,双管齐下防止用户流失。二是为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而试水教育行业的互联网企业。第一种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它们纷纷打造自己的教育产品:“百度教育”、“淘宝同学”、“腾讯课堂”。对于这一部分资本而言,或者仅仅以为教师和学生搭建网络平台的方式向交易双方盈利。或者生产在线课程直接向用户提供学习内容收费,2013年成立的比如VIPKID。三是和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企业。由于受到教育巨大市场空间的诱惑也纷纷挤入拓展业务场景,如“世纪佳缘”创办91外教网,提供线上一对一的英语口语培训,可见资本对教育市场的兴趣之浓厚。不同的资本投身于教育行业,各自发挥专长开辟自己的市场,对于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供给起到了推动作用。
3.2. 布局紧密,流向人生各个阶段
上文提到,不管是传统的线下教育机构,亦是互联网线上教育平台,还是与教育行业丝毫无关的公司,都对教育行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高涨的激情抢滩教育领域,教育市场呈现出群雄逐鹿的热闹局面。各路资本过江之鲫般向教育市场发起攻势,贯穿人生各个阶段。
我国教育市场领域的广阔为资本的流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几乎每个市场领域都有资本参与的身影。包括:教育信息化、早幼教、k12、高等教育、职业培训、语言学习、素质教育。在每个主领域下又划分许多子领域,从学前教育到职业教育,文化知识到兴趣特长,校内到校外,升学、留学考试到职场发展到不留一丝利润真空,其覆盖面非常大。
在k12领域,目前全国k12公立学校的学生数量大约有1.6亿人,并且每年有1600万6岁人口成为这个市场的新鲜血液。2016年参加课外辅导的k12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一半。据艾瑞咨询统计,2019年仅在k12在线教育行业其市场规模已达到648.8亿元,未来市场增长率可能会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放缓,k12人口的巨大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下只凭政府力量显然不够,因此仍然不失为资本投资的主要领域。在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又提出了核心素养,同时新高考的改革,“语言学习领域”和“素质教育领域”结合k12阶段的需求预计k12将成为资本主要流动的区域。
4. 资本进入与扩张的正强化效应
4.1. 多渠道参与助力教育脱贫攻坚战
2020年3月6日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2]。脱贫攻坚并非只是政府的责任,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组织动员民办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教育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明确了社会资本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角色。“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肩负着重要责任和光荣使命” [3]。鼓励民办教育通过一系列智力帮扶如“人员培训”、“控辍保学”、“公益捐赠”、“资源共享”、“就业指导”、“创业培训”等行动投身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民办教育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对民办教育的鼓励即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支持。资本在教育行业的深耕已经为其积累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教学设备等优势,因此是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弥补当地资源短板,激发贫困人员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资本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扶贫也反过来为其在融资和税收减免等政治资源方面带来了经济效益。“在政治资源隐含的诸多收益和政策强度传递的资源回馈承诺共同作用下,企业通过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来加强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政府的理性互动,以确保政治资源的稳定供给。政治资源动机使企业精准扶贫调和了慈善公益支出与资本逐利本性的矛盾,有利于形成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存局面” [4]。政治资源带来的优惠进一步促进资本生长,允许资本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投入扶贫事业中,形成良性循环。
4.2. 全方位多途径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习型社会应是以社会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学习型组织为基础,以形成终身学习文化为基本特征,能保障和满足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开放、创新、富有活力的新兴社会” [5]。“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是全社会成员的全部教育,绝对不是少数“特殊对象”的某一类教育” [6]。资本的参与提供了多类型教育供给,囊括各个年龄阶段和领域,满足了在校学生以外的群体的多样化、专业化、娱乐化多方面的需求,助推全民皆学社会氛围的形成。从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细分结构来看,2019年上半年k12市场规模占比提升到20.7%,主要针对学生的课外辅导、兴趣特长等需要;高等学历教育领域占比49.6%;成人则是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主体,强烈的需求体现在提升学历、求职、考证等场景中,市场规模占25.5%。在线教育平台凭借互联网的优势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加之当下O2O模式趋向成熟,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局面正在形成。
4.3. 与公立教育互为补充合力助推素质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 [7]。在政策的支持下,社会资本受到鼓舞,在教育领域中大施拳脚。它不仅仅止步于在学校学习之后的知识巩固或者超前学习,课后辅导的这样一种形式,在学校教育难以顾及到的兴趣特长领域资本进行补充。此外,资本不会直接受到升学率评价的压力,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力提升上。因此,无论社会资本主观上有没有把素质教育作为办学取向,客观上为避免同质化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吸引家长的眼光以盈利所设置的独特的课程体系与结构涉及到的德、智、体、美、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而在社会资本力量壮大的同时,公立学校也在积极地改革、发展自我。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要想更胜一筹,吸引消费者,所提供的教育产品一定要是独特并优于公立教育。否则,人们为什么不选择有质量保障且成本更低的公立教育呢?从整个市场来看,私立教育在教育领域中扮演着“沙丁鱼”作用,搅动了教育市场,客观上起到了变革教育环境的作用。
5. 资本逐利性与教育属性的偏差
5.1. 资本地域布局的不均衡性与教育的公益性
“所谓教育的公益性,是指教育的这样一种性质,即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能由人们共同地占有和享用。从利益上看,这种利益具有公共性、社会性、整体性;利益主体是公众、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而决不限于社会成员的某一个体” [8]。资本天生以利益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投资教育的必然目标。教育的公益性与资本的逐利天性之间存在根本的逻辑悖论。资本的先天逐利性决定教育机构集中在本来教育资源就丰富的发达城市,它们的影响难以辐射到贫困地区。据统计,2017年财年,新东方855个学习中心、好未来507个学习中心分别有90.8%和99.8%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难以下沉到被地头蛇和众多小机构把控且人才短缺的中小城市,区域性龙头只能在本地深耕 [9]。资本深化所引发的教育排斥效应不仅发生在城乡地域之间,也发生在贫富群体之间,而这两者往往是重复交叠的。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优于乡村,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大量优质的教育供给往往聚集在城市,而农村的市场需求被资本冷落,这种根据支付能力而不是实际需求来配置的资源富集效应引发城乡间的教育排斥效应。同时,一旦资本主导教育市场,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即教育服务的可获得性就会受到严重挤压。资本将社会分成“有”与“没有”两个群体,二者在服务的供给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是有无的区别。资本控制的教育资源更倾向于服务有支付能力的强势群体,缺乏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被阻碍在教育资源之外,这种依赖个人支付能力享有服务的机制触发阶层间的教育排斥效应。当经济水平决定着教育水平,经济资本作用加强,个人能力、努力的作用别削弱的时候,“家庭教育被推上了社会竞争的前台。家庭主动或被动参与教育竞争。家庭教育水平,成为影响孩子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 [10]。
因此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呈现着一种矛盾的表征。一方面是资本进入教育带来教育资本深化,人均教育资本存量增加。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各类教育让很多家庭无力承担,在贫富差距面前,弱势群体的人均教育资本存量相对下降。
5.2. 资本对消费者的过度迎合性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教育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性,这是理性的教育活动植根于社会土壤的首要条件,它象征着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所谓的相对指依靠一定的条件而存在,随着一定的条件而变化,独立性用在一定的社会领域意思是具有自己的问题域与观念系统及其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 [11]。市场经济会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教育也不是对其绝对抗拒,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建立在教育这一独特领域相关法则基础之上,市场应该适应教育,而不是相反。“教育是促进学生成长的自觉实践,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说它独特,是因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外一种活动像教育这样以明确的目的、精选的内容、系统的方法去培养人的,人才的成长有自身规律;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形成、品德的提高、身心的健康必须遵从认识活动的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教育科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就是探讨教育活动的内外规律性特征的……因此,必须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 [11]。教育活动的规律以人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导致所施加的教育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效益时滞。由于教育产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存在时滞,所以消费者难以对购买体验及时有效地进行客观反馈。他们的评价通常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所以,资本为了能够获得口碑会对受众的主观感受进行干扰,往往在宣传以及在教育过程中令教育规律让步以迎合消费者的期望。一旦教育进行妥协,在消费者需求导向下,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其披上商业的外衣,演变成培训补习、应试辅导速成班的产物。
6. 资本市场与教育属性偏差的治理
6.1. 政府在引导教育市场规范的同时并重地区公立教育事业发展
长期以来,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偏远及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但地区教育资源依然维持着分布不均的现状。这是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看来,“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者没有市场霸权,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生产供给,消费者按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消费需求,其结果就是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 [12]。追求利润对于资本无可厚非,在市场需求导向下,资本的地区选择偏好不断割裂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一方面,城市社会资本群雄逐鹿竞争白热化,另一反面乡村受到冷落边缘化。不过强制施行地域上的服务限定苛求资本兼顾地区差距并非现实。
尽管资本的布局受市场导向而未能均衡分布,但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地方政府能够做的是积极协调出台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租金等利益激励机制以吸引资本落地,鼓励教育资源下沉。在引入资本投资的同时,警惕资本化对当地学校教育、社会公平的危害,时刻关注市场动态针对市场乱象进行及时的管控和规范,从机构的登记、注册、人员聘用、学费以及税收等方面加强监控,并设置退出机制,从而保证教育领域活力注入的同时维护教育所必须的生态环境。
此外,公立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主阵地,政府需继续把主要精力着眼于乡村地区公立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公立教育的扶持力度以期缩小地区教育发展差距,弥补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不良效应是最基本的保障。
6.2. 资本主体需深化教育理论认识做到“入乡随俗”
鉴于教育服务的特殊性,资本不能简单地套用商业模式去发展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管理者对待购买教育服务及其产品的消费群体即受教育者绝不能向一般企业对待客户那样,奉行“客户即上帝”的原则,尽最大努力让消费者满意。“商业逆人性而下,教育逆人性而上”。不同的学习者对教育有不同的认识,在这些看法中可能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某些学生会抱着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走捷径的心态取得好成绩的心态。在其他行业可能会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调和、妥协。但是在教育领域,如果为了拉拢消费者兴趣曲意逢迎,带来的是教育规律与原则的失语。因此资本办学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坚持一定的办学底线。
其次,虽然企业机构里的教师作为是公司的员工而存在,但其身份本质还是教师。教师劳动具有复杂性、创造性、长周期性。因此在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上也需要看到与一般员工考核标准的差异。“人们习惯于以科学、艺术等已被公认的创造性劳动的范式来评价教师劳动,习惯于以可见、可测、可直接显现为新增产品或财富的方式来评价劳动的创造性和价值” [13]。很多公司将学生的人头作为教师的业绩考核标准,人数越多,教师的提成越高。教师兼具销售与讲课两种任务,如果过多的精力消耗在营销上,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遭受干扰。资本办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只有吸纳民办与公办二者的长处才能实现“1 + 1 > 2”的效果。所以,立足于教育学理论与人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教育领域中“入乡随俗”,高瞻远瞩,适当的放弃短期利益以换取长远的发展才能获得长远健康的发展。
6.3. 消费者需根据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教育产品
首先,消费者需要对自己的需求进行辩伪。之所以要让需求经历一个核实的过程,是因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资本为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往往通过贩卖焦虑的营销与宣传创造大众对教育投资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很多时候并非出自于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以当下火热的考研培训为例,资本无限放大社会中某些职业的学历门槛现象,传播“学历万能论”。很多大学毕业生前途迷茫、就业压力的焦虑心理状态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出现了非真实性的教育需求,即部分学生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职业选择才进行深造,但自我认识上呈现的是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并且误以为真,打破这种错觉的是对科研生活实际经历之后的懊丧。从这种伪需求的发生机制来看,并不是来源于个真实的缺失感和兴趣喜好,而是在外界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强烈干扰下出现的。换句话说,这种投资教育的动机在资本的影响下被动产生,是一种虚假需求,耗费了消费者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再次,消费者需要对意向教育产品设置合理的心理预期。合理的心理预期有助于改变消费者对于教育产品的不合理期望与定位,进而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选择。教育既不是资本的目的,也不是资本的专长,而是他们获取市场利润的手段之一,对资本的过度信任与依赖会降低自我能动性与内驱力。改变“教育万能论”的朴素认知,教育仅仅是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之一,视教育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并怀揣过高期望而因此丧失个人努力,将学习主动权转让给资本方,试图依靠外界力量推动自我实现,最终陷入“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落差引发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并走向怀疑资本的另一个极端,出现对知识付费采取绝对的否定态度出现盲目抵制盲目排斥的心理,这同样也需要进行防范。
7. 结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教育完全脱离市场,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成果性质的变化,是不切实际的” [14]。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结论:资本与教育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无论从古代东方的私学还是西方的智者讲学来看,社会力量都是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参与教育并且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如今的教育与历史上的教育相比内涵更为丰富,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加复杂。教育的种种特性决定它不可能依靠纯市场机制来提供。不过这并不意味教育要和资本、市场泾渭分明,各行其是。这种因噎废食的违背了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有限的国情。当前资本深化仍在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对此必须严格管控。因此,政府应稳定公立教育事业的前提下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吸引资本介入教育领域,以政策引领市场发展方向。资本必须在尊重教育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调整自身,积极与教育和谐融合。消费者需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根据切身需求理性看待培训机构。三方的共同融合下跑出教育的“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