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36亿人。作为一类庞大且特殊的群体，流动人口需要各级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针对性地进行服务与管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以及政治资源获取方面处于“双边缘化”的状态 [1]。他们既因户籍制度、当地政府管理与政策等因素未被纳入流入地政治活动与公共资源分配体系中，也因长期与户籍地隔离，受时间和财力成本、信息不畅等限制而无法参与到流出地的政治活动中，遭受到双重政治疏离。其次，由于自身素养较低且政治参与成本较高，流动人口或主动或被动的被隔离于政治活动之外，这导致其对政治参与变得疏远和冷漠。同时，我国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仍呈现分散化、原子化的特征，大众参与式的渠道还未全面普及，流动人口政治疏离感较为强烈 [2]，无法以组织化的形式为自身政治利益发声。这主要归咎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准入机制以及运行机制尚不完备，流动人口因此成为政治活动覆盖的盲区，陷入某种意义上的权利洼地 [3]。
此外，在与所在地原居民比较的过程中，流动人口易感到自身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较少，在心理上产生自身政治权益被他人剥夺的不公平感，或感到自己既得利益遭受损失，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4]。多种消极情感交织融合在一起将对政府治理以及城市管理形成极大的不满情绪，甚至会产生社会怨恨心态，进而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而由于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存在权威崇拜以及政治信赖心理，进而形成对中央政府信任水平高，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低的“央强地弱”差序政府信任现象 [5]。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差序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与社会和政治的融合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能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提升政府公信力。
2. 文献回顾
2.1. 政治疏离概念界定
政治疏离的概念来源于政治社会学者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其认为在常态社会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特定人群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主政治疏离认知、行为倾向以及结果体验，这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与政治制度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差别只在于疏离程度的高低。在政治疏离的概念界定方面主要从主动疏离和被动疏离两方面进行讨论。在主动疏离方面，通过研究发现，部分公众对政治生活呈现出不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其将之称为“政治疏离” [6]。其后，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公众主动政治疏离的过程认知和行为倾向，其强调公众主观感受到脱离社会与政治的环境，以及对政治生活的无力感和政治身份认同的模糊感，进而将自身排除于政治生活外的心理状态，并表现出不关心和不作为的政治参与行为 [7]。而在被动政治疏离方面，有学者发现在城市化、人口流动加快的今天，弱势群体缺乏权利代表的维护者，个体及群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政府重视或回应 [8]。部分社会群体被疏离于政治生活外，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被忽视或无法充分获得公平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和机会。而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该群体缺乏参与政治过程中所需资源、信息以及机会，导致其政治话语权缺失、政治权利不足或被剥夺，同时还伴随着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政府回应性不足等问题 [9]。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政治疏离界定为一种过程和结果体验，即个体或群体在认知和行为上主动或被动疏离在政治生活之外，无法正常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和结果体验。
2.2. 差序政府信任概念界定
“差序政府信任”是由政府信任衍生而出来的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公众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学者通过对农民的访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信任差序化现象 [10]。自此，“政府信任差序化”或“政府信任层级差异”作为政治问题进入学者研究范畴。社科院在《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中表明，公众对中央政府具有高度且稳定的信任度，而对地方政府，公众信任度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且远低于中央政府。随着政府信任研究的深入，学者通过数据调查、访谈等方法证实了我国“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状态。如2013年，李连江正式提出“差序政府信任”概念，即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按照中央、省、市、县、乡的排列顺序逐级递减，并将此状态概念化为“差序政府信任” [11]。综上，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差序政府信任的概念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狭义的差序政府信任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随政府层级的升高而提升，具体表现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对地方政府，而广义的差序政府信任则泛指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主要探究狭义差序政府信任。
2.3.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转型特殊时期，部分地区在住房、就业、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对流动人口实行异地政策或户籍制度的区别对待，这种差别化的服务与管理方式将流动人口疏离在政治参与围墙之外，其意见和建议难以直接反馈到相关政府部门，以至于明显影响到流动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尤其是对常居住地政府的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其次，流动人口又因时间或出于对成本的考量而疏离政治事务，其因此成为流入地和流出地政治参与的“边缘人”。流动人口面临着主动和被动政治疏离的状况，政策制定的不平等、当地不愉快的政治接触体验、相对剥夺感增强、政治冷漠以及威权主义文化偏好等因素综合导致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会影响差序政府信任。
有学者认为在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制度排斥之下，流动人口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利益述求渠道出现空缺，流动人口与政府、本地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渐累积再加上受到经济弱势等方面的限制，矛盾愈发激烈 [12]。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比本地人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引发流动人口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感。由于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满意度较高，其将更多的责任怪罪在地方政府执行能力上。同时，流动人口基于对政府信任的偏差以及愈加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在情况恶劣的情况下，其会抛弃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而选择非制度化方式，类似于参与群体性事件等活动来表达自身利益述求。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通过对相关政策以及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当前我国政治参与的年龄标准，最终本研究以年满18周岁并在常居住地一个年度累积居住半年及其以上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
3.2. 数据来源与测量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发放650份正式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1%，问卷涉及的人口学变量信息详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表1. 样本信息的描述统计结果
自编流动人口政治疏离问卷：编流动人口政治疏离调查问卷共计18个题项，由主动疏离过程认知、主动疏离行为倾向、被动疏离过程认知、被动疏离结果体验四个维度构成。问卷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48，各拟合度指数分别为：c2/df = 2.147，GFI = 0.858，AGFI = 0.812，NFI = 0.897，TLI = 0.931，CFI = 0.941，RMSEA = 0.079，问卷各维度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在0.653~0.823之间且呈显著正相关，总问卷及各维度的KMO值为在0.752~0.921之间且Bartlett球型检验的显著水平均小于0.001。这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统计学和测量学要求，可作为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流动人口政治疏离的平均值为3.382，高于问卷理论平均值3分，在5级评分中，处于略高于“一般”的层次。具体到各维度，其均值都高于理论平均值3分，被动疏离结果体验的得分最高(M = 3.467)，其次为被动疏离过程认知(M = 3.444)，主动疏离行为倾向(M = 3.311)和主动疏离过程认知(M = 3.256)得分相对较低。
参照朱荟流动人口政府信任问卷 [13] 以及陈丽君和朱蕾蕊对差序政府信任维度划分 [14]，编制流动人口差序政府信任问卷，共计11个题项，包含政府信任差异感知、政府层级权利差异、威权主义文化偏好三个维度。本问卷政府信任差异感知维度采用10点计分法，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分别计1~10，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政府层级权利差异和威权主义文化偏好维度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通过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36~0.839之间且均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良好的结构信度；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423~0.603之间且都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620~0.715之间且都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问卷KMO值为0.752且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由于差序政府信任三个维度的编码有所不同，本文对各维度分别进行探讨。政府信任差异感知的平均值为7.724，高于平均值5.5分，说明流动人口对政府的信任度整体较高。而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均值为8.820，显著高于其对常居住地以及户籍地政府的信任度，这说明差序政府信任现象的确存在。其次政府层级权利差异(M = 3.323)和威权主义文化偏好(M = 3.433)维度得分均值都高于理论值3，在5级评分中，处于略高于一般的水平。
修订的相对剥夺感问卷：参考郭燕梅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问卷 [15]，并根据研究内容进行修订，问卷共计5个题项。本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通过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其Cronbach’s a系数为0.809 (大于0.70)具有良好的信度；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575~0.856之间且均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问卷KMO值为0.817且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相对剥夺感(M = 3.354)的得分均值高于理论值3。
对回收数据主要采用SPSS 25.0、AMO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
4.1.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差序政府信任、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2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差序政府信任、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相对剥夺感、差序政府信任和相对剥夺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Table 2.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litical alien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表2.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差序政府信任、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分析
注：**为p < 0.01。
4.2.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3)，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可进入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回归，预测差序政府信任时，多元相关系数为0.459，其联合解释变量力度为0.209，表明流动人口政治疏离能解释差序政府信任的20.9%。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表3.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差序政府信任的回归分析
注：a预测变量：(常量)，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为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n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表4. 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
注：***为p < 0.001。
由表4结果可知，流动人口政治疏离能显著正向预测差序政府信任。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原先维持的社会平衡出现偏差，城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急剧增长的政治参与欲求，对流动人口进行政治疏离是城市管理不适应的必然选择。同时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农村，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具有一定的臣民性和政治保守性。这种臣民性和保守性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基层民主制度建构的缘由，流动人口在基层政府管理中并未获得过多的利益，常此以往，必然会催生其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心理 [16]。政治疏离现象的存在无疑暴露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效能感与政治排斥出现矛盾及其政治态度无法表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削弱了党中央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权威，流动人口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逐渐呈现层级差异。验证了研究假设1。
4.3. 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验证 [17]，假设X为流动人口政治疏离，Y为差序政府信任，M为相对剥夺感，由上述分析可知，X对Y显著；由表5可知，X对M显著，加入中介变量M后，M、X对Y依然显著，且加入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后，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和相对剥夺感共同能解释差序政府信任24.6%的变异量。表明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值为12.98% (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值 = 0.295 × 0.202/0.459)。
Tabl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n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表5. 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影响差序政府信任中的中介效应
注：***为p < 0.001。
进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差序政府信任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根据表6所示，c2/df为2.095；各个拟合优度指数在0.957至0.977之间，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42，置信区间95%在0.586~0.975之间，说明中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中介模型构建成立。
Table 6. Fit index of the mediating model
表6. 中介模型拟合指数
数据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政治疏离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现状以及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具有排斥性的政策是流动人口处于政治疏离和权利贫困境地的主要原因。流动人口长期处于政治疏离状态，会促使其丧失主动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流动人口由于缺少获取政治资源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被孤立于政治生活之外，成为政治决策中的“看客”。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当被疏离主体感知到自身和他人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公共资源获取、政治话语权等方面相比较存在巨大现实落差，而这种因制度和政策疏离而导致的现实落差，不仅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而且已严重影响到自身生活质量与政治获得感时，有着很强负能量的相对剥夺感便会在心中生长、发芽并不断蔓延和积聚。因此，从刺激—反应的行为链来看，流动人口政治疏离与相对剥夺感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过程中，只是使得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减弱，而非完全消失，所以相对剥夺感产生的是部分中介效应，即流动人口政治疏离既可以直接显著正向预测差序政府信任水平，同时也可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个中介变量间接显著正向预测差序政府信任水平。当前，流动人口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受到现实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表达渠道缺乏的限制，其几乎丧失发声的“公共空间”，无法有效共享公共资源与政治资源。政治支持不足促使流动人口成为边缘化和几乎没有政治话语权的“无效能群体”，这引发了流动人口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内心出现被剥夺的感觉，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又引发了他们对地方政府强烈的不信任感 [18]。同时，由于公共资源的空缺，流动人口在购房与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就业与晋升等方面与本地人存在一定差异，长此以往其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愈加强烈，进而降低了对当地政府的信任。验证了研究假设2。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差序政府信任、相对剥夺感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与预期构想一致，说明前期文献分析的有效性以及本研究问卷编制的合理性和结构论证的科学性。基于相关分析，本研究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相对剥夺感在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高流动人口政治疏离和相对剥夺感水平会促进差序政府信任现象的出现。
5.2. 对策建议
5.2.1. 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丰富政治参与形式
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元化是流动人口提高政治参与性以及缓解政治疏离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完善和疏浚现有参与渠道，例如选举制度、信访制度等，从制度上确保流动人口“有路可走”。其次要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双重管理”审批登记制度，将社会组织整合纳入制度化框架中。同时积极开展网络参与和公共传媒监督等新型政治参与方式，新型政治参与方式的便捷性和低成本优势更容易获得流动人口的青睐。从长远角度来看更容易触及到政治疏离人群，是对传统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强有力补充。
5.2.2. 加强基层政府管理，提高政府信任程度
由于我国政府层级权利的差异以及基层民主治理的不完善，流动人口自我臣民倾向以及威权主义文化偏好明显，这造成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意识缺失，形成政治上的受动性。其后这种政治习惯随流动人口来到流入地，政治受动性愈加明显，并逐渐出现政治疏离现象。因此，基层政府应在流动人口集中返乡时积极开展民主政治生活，培养其政治自觉性和参与积极性。其次，利用新媒介传播社会核心价值，引导流动人口保持积极向好的政治心理，在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缓解政治疏离和差序政府信任现象。此外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流动人口自组建立合法组织，促使流动人口在城市政治社会中保持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实现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
5.2.3. 降低政治参与成本，减少政治疏离现象
流动人口主动政治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参与成本过高，因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准许可其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流所在地的政治活动，如选举等，放宽按户籍选举的条件和限制，实现跨区选举的便捷性。此外可将选举时间调整至春节、秋收返乡等流动人口集中返乡时间，减少政治参与的时间、空间阻碍，同时建立外出人口档案，便于随时联系外流选民。其次，创新民主选举方式和途径，充分利用好现代通讯技术，发展和完善网上参政、电话选举等方式，同时可专门开发用于选举投票的APP或在“学习强国”等APP上开设可用于选举投票的操作界面促使流动人口便捷式参与政治选举。通过以上各种途径逐步减小流动人口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保障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获取政治资源以及政治建议的权利，激发其政治积极性，从而达到减轻流动人口政治疏离感的目的。
致谢
本研究在准备、实施和完善阶段都得到了诸多支持。在此，首先感谢本论文写作的主要指导者，我的老师，陈教授，感谢您在文章创作阶段对我的悉心引导。其次，感谢同门师兄妹对我的支持，感谢大家在论文创作过程中与我进行思想的碰撞，帮助我完善研究。最后，对于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的相关单位和受访者表示由衷的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