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后疫情时代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在全国铺展开来，曾经被视为学校课堂的辅助性角色——在线教育强势崛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在线教育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1]。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又称“守门人”，指对信息进行搜索、过滤、加工、传播的人。师范生们就在将来的课堂中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把关人”这个角色，他们的媒介素养高低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将传递给中小学生，信息的内容以及质量的高低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且影响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形成。
目前对于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的测量仍旧是十分缺乏的，这项研究基于詹金斯(Jenkins)等人开发的十二种新媒体素养技能(NML)评估了一种新测试的媒介素养自我报告评估工具的心理计量学特性(2006)，以及詹金斯所认为的目前已经进入“参与式文化”时代理论。样本(N = 358)由师范生志愿者组成，他们完成了一项全面的在线调查，该调查测量了他们的NML技能、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对调查项目进行的因子分析得出了12个NML，这些NML以显著的子量表出现，一系列的多变量方差分析表明，这些NML与被试者对各种数字媒体的参与以及他们的公民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当下中小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几乎全体参与网课的融合式媒介背景下，讨论了该调查问卷的可靠性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媒介素养的最早提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他和他的学生D·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而在21世纪，媒体发展到“新媒体”阶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在《网络传播概论》中谈到受众在新媒体时代作为“产销者(prosumers)”，认为公民还应当具备媒介使用、信息消费、生产、交往、写作、参与的素养。素养应当是一种能动性的力量，是内化于每个人心中的一种规则意识，那么作为培育中小学生的未来教师，即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则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从历史上看，媒介素养教育发轫于英国，成长壮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 [2]。F.R.利维斯以及D·汤普森等人从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传播中的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念，认为以报纸报刊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标准化文化向低水平文化看齐的文化”，它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负面效应。因此他们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如系统的课程和训练，让青少年对这些大众媒介中流行性文化产生“免疫力”。这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第一代范式 [3]。但也有学者称，这种媒介教育实际上是抵制媒介的教育。
第二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强调加强公众对媒介信息内容的选择和甄别能力。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媒介素养在大众媒介如广播和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被引入美国 [4]。强调理解媒介，强调此时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免疫力”而是“判断力”，判断和分辨各种媒介内容质量的高低，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和欣赏。
第三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又被称为“破译范式”，重点强调受众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需要加强。因电视的普及以及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再把电视视为低级的大众媒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媒介文本内容与形式 [5]。破译范式认为媒介的文本是被符号建构出来的，大众媒介建构出来的“现实世界”与客观现实世界是不同的，而人们往往将自己所看到的媒介建构的现实当作真实的现实，这样极易容易造成误导 [6]。因此，此时的媒介教育更加注重人们对媒介信息内容的“破译”能力和清醒认知能力。
第四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内涵主要是参与式的行动。“参与式文化”一词最早由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主要描述粉丝的参与性行为。这一时期将人们尤其是粉圈中的粉丝视为积极的挪用原始媒介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者，他们拥有着不同的重读的目的，或为交流八卦，或为创造同人文本和视频，或为形成相互间的认同，这种电视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参与式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上教育的全面铺开，师范生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必然会“参与”其中，我国俨然进入了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2006年，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将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结合起来讨论 [7]。融合是指媒介文本跨越媒体平台、媒体行业之间的流动和合作，而受众则以极大的热情穿梭在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和行业之间进行文本的迁移活动。媒介教育理念从公众使用媒介、公众认知媒介转向了如何更好的引领人们去改变社会，促进健全社会发展。英国著名的媒介教育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则认为人们在媒介中积极的介入可以通向真正的参与式民主 [8]。比如“探知媒介背后的广阔视野更深入”等。白金汉(2005)正确的指出，就像读写(印刷)素养一样，媒介素养在新环境下也不应该被视为纯粹的能够被认知或是理性的能力，它还涉及到情感反应和批判性的欣赏 [9]。
参与式文化逐渐成为时代背景，媒介教育理念在MacArthur Foundation的白皮书中，詹金斯与Ravi Purushotma、Margaret Weigel等人合著的《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提出 [10]，他们认为参与式文化是一种“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强烈支持与他人创作和共享创作的作品、某些类型的非正式导师和有经验的参与者将知识传授给新手、有某种程度的社交联系的成员关心别人对他们创造东西的看法”的文化样式。参与式文化的发展恰好证明着受众的主动性在当今媒介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詹金斯等人认为应当重视媒介素养问题，重新评估媒介素养问题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他们在当今的全民参与的媒介环境下，确定了12种“新媒体素养”(NML)，这些素养包括：
· 玩耍——适应所处的环境并能解决相应难题的能力
· 表现——在网络中以虚拟身份进行创作和生产内容的能力
· 模拟——能够解释和构建实际过程的动态模型的能力
· 挪用——有意义地采样和重新混合媒体内容的能力
· 多任务——根据需要突出重点或者转移重心的能力
· 分布式认知——与能够扩展思维能力的工具进行有意义的交互的能力
· 集体智慧——汇集内容并与他人进行讨论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 判断——评估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的能力
· 跨媒体导航——在各种媒体间跟踪事件和信息流的能力
· 网络——搜索、综合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 谈判——跨社区交流、辨别并尊重多种观点以及掌握和遵循社区规范的能力
· 可视化——创建和理解信息的可视表示的能力
而公民参与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必须包括所有关心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参与。且基于詹金斯所提出的“参与式文化”，他认为人们应该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到媒介传播过程，以解决个人的社会化发展，并改善媒介文化环境。而本文的公民参与则泛指师范生能够关心政治、时事，以及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
那么在中国知网中，以“媒介素养”或“媒介素养教育”为关键词搜索文献，文献数量逾万篇，可以看出国内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走出译介阶段，甚至已经建立起了科学的体系。但是对国内外的媒介素养文献回顾表明，缺乏评估这些新媒介素养技能(NML)适合的测量工具，尤其是在青年之中 [9]。现有工具并不能充分的体现詹金斯等人建议的全部技能。
随着新媒体环境的日新月异，对于媒介素养技能的测量紧迫性明显上升，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都指出有必要制定媒介素养评估的相关标准 [11]。这将为评估媒介素养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未来的媒体发展和师范生的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经验。自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高校教育研究所创立媒介素养方向的硕士点以后，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中普遍开设。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仍然是缺乏的，也并未纳入中小学教育体制。虽然目前我国中小学普遍设置了网络教学课程，但只是教授简单的网络技能。加拿大结合自身的经验，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要普及并且成功，需要具备八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即：在教育、师范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 [12]。
此外，詹金斯认为融合文化就是一个“新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汇、媒介生产者的权力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互动”的场域 [13]。因此本研究所讨论的媒体，包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即印刷媒介、电视和新媒体。
根据相关理论框架，提出本研究的三个研究假设：
RH1a：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可能映射到詹金斯等人提出的12个NML技能
RH1b：重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比轻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高
RH1c：公民参与度高的师范生比公民参与度低的师范生媒介素养高
3. 研究方法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概念常常以有限的方式使用，主要是指人们对媒体消息的批判性理解或处理，同时忽略了他们对于媒体的创造性使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和验证一份综合评估师范生的媒介素养能力的问卷，该问卷可用于测量师范生乃至相关职业人群中的新媒介素养(NML)。根据NML框架，问卷中的条目经过精心设计，该框架将新媒介素养视为社会和文化技能。
3.1. 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N = 358)是仍处于学校之中的大一至大四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就性别分布而言，样本包含了105名男性受访者和253名女性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9~24岁。
3.2. 访谈
为初步了解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看法，采访了5名乐山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并对访谈记录进行分析。访谈表明，受访者听说过“媒介素养”一词，但仍不清楚其含义，他们都认为为了更好的在将来从事教师这一职业，需要进行在学位期间在校进行媒介素养培训，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了解较少，但都希望能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3.3. 设计
为研究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现状问题，在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后，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并根据访谈结果进行了一些修改，最终该问卷在问卷星上制作并生成链接，主要通过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工具对该链接在师范生群体中进行了分发。
该调查围绕四个主要部分构成：人口统计调查、数字参与、新媒介素养(NML)和公民参与。调查中没有强制性问题，受访者可以选择跳过任何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部分(新媒介素养调查)旨在通过向受访者展示一系列关于其个性、社交和文化参与模式，包括与朋友的线上抑或线下的互动、学习方式以及媒体使用的54条陈述，评估受访者的新媒介素养技能(NML)消费和创造性生产模式。这些条目在概念上是围绕詹金斯等人确定的12种NML技能构建的(2006)。
为了确保进行充分的因子分析，同时最大程度的缩短调查时间，每项NML技能包含3~5条陈述，总共56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技术相关和非技术相关的行为，因为我们认为NML技能是超越了媒体专业知识或者技术能力的社会和文化能力，并根据重要性、连贯性、相关性和唯一性，以5级Likert型量表(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评估问题。
4. 研究结果
4.1. 新媒介素养(NML)量表：因子分析和子量表可靠性
尽管我们所有的量表项目都试图测试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并且该量表的整体可靠性都很高(Cronbach的α = 0.965)，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确定构成整个量表的子量表。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是，该调查问卷的子量表是否可以很好地映射到詹金斯的12种NML上。具体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看该量表是否如预期那样能够分解为与詹金斯等人确定的相似的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56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然后评估了从因子分析中得出的每个单独的子量表的可靠性。
该量表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 < 0.001)，这意味着该量表适合于因子分析。因此，我们使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旋转方法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为了简化分析结果，我们决定抑制系数低于0.7的项目，按照詹金斯的12个NML理论框架，我们在SPSS中进行的因子分析抽取了12个因子，可以解释71.824%的方差。按照方差递减的顺序出现的子量表是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我们发现所有的子量表的可靠性都令人满意。
总之，在詹金斯确定为媒介素养能力的12种NML技能中，我们的因子分析确定了12种。
4.2. 媒体使用和NML之间的关系
因子分析揭示了子量表构成的各种新媒介素养技能(NML)存在，于是我们继续探索这些NML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NML子量表是通过计算12个构成项目的总平均值而形成的。我们计算了12个变量，这些变量代表了因子分析而出现的具体因素：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
为了能够看到不同组之间NML技能的差异，这取决于用户在数字媒体中的参与程度，我们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MANOVA)。为了便于分析，在本研究中的MANOVA检验中，我们使用个案排序分组法，以30%的分隔点将受访者拆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即媒体使用率高或数字参与程度为重度，低分组即媒体使用率低或数字参与程度为轻度，媒体使用率的高或低被用作MANOVA中的自变量，而12个NML则被视为因变量。
问卷调查涉及用户接触三种不同形式的媒体:一种新媒体(互联网)和两种旧媒体(电视和印刷媒体)。我们首先检查了受访者的累计媒体接触率，其中包括师范生们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互联网，电视和印刷媒体。接下来，我们探讨了NML与暴露于特定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一阶段的调查，根据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我们期望看到高频率使用互联网和低频率使用媒体用户在NML技能上有显著差异。
在观看电视方面，使用MANOVA评估的媒体素养水平的多元差异在师范生中确实非常显著:重度使用电视的师范生的分布式认知(F(1, 1.491) = 3.852, p = 0.050)，在所有NML技能中的得分更高(M (high) = 3.752, SD = 0.037)，而轻度使用电视的师范生的NML技能得分为(M (low) = 3.597, SD = 0.070)。高和低媒体接触量组之间的单变量差异在多任务(F(1, 6.615) = 13.517, p = 0.000)，(M (high) = 3.623, SD = 0.042)) (M (low) = 3.297, SD = 0.078)，并且在判断(F(1, 2.046) = 4.061, p = 0.045) (M (high) = 3.722, SD = 0.043) (M (low) = 3.541, SD = 0.079)领域尤为明显。
对于印刷媒体曝光，频繁使用的用户和不频繁使用的用户之间的差异在判断方面也很明显，受访者即师范生们在判断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F(1, 1.978) = 3.924, p= 0.048))方面的得分(M = 3.793, SD = 0.695)明显比接触媒体频率低的人要高(M = 3.632, SD = 0.716)，跨媒介导航(F(1, 2.031) = 4.187, p = 0.041) (M (high) = 3.867, SD = 0.689) (M (low) = 3.704, SD = 0.699)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最后对互联网的媒体接触进行MANOVA评估，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师范生们的新媒介素养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在讨论部分着重讨论。我们在这部分试图量化受访者的数字参与程度以及与在线平台的互动程度。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期望数字参与的程度的高低之间会出现显著差异，参与度高的用户将会显示出更高的NML技能。
4.3. 公民参与与NML之间的关系
此外，由于上述所有关系都是在线或基于计算机的。因此，我们也将公民参与的要素作为替代性脱机关系类型。正如我们的假设所预测的那样，与公民参与度较低的受访者相比，公民参与度较高的受访者具有更高的NML技能，并且是全构面的显著相关性。差异表现在玩耍(F(1, 22.344) = 51.737, p = 0.000)方面；在模拟(F(1, 18.331) = 35.051, p = 0.000)方面；在表现(F(1, 12.053) = 19.136, p = 0.000)方面；在分布式认知(F(1, 33.248) = 99.952, p = 0.000)方面；在多任务(F(1, 29.316) = 63.860, p = 0.000)方面；在判断(F(1, 65.369) = 203.136, p = 0.000)方面；在挪用(F(1, 19.057) = 28.417, p = 0.000)方面；在集体智慧(F(1, 42.030) = 132.586, p = 0.000)方面；在跨媒介导航(F(1, 53.078) = 144.536, p = 0.000)方面；在网络(F(1,24.900) = 54.867, p = 0.000)方面；在谈判(F(1,53.145) = 145.078, p = 0.000)方面；在可视化(F(1,58.659) = 183.858, p = 0.000)方面。
4.4. 性别差异
接下来，我们检查了性别不同的师范生在NML技能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最后发现男生和女生的NML技能显著性差异并不明显。男生在玩耍(M = 3.779, SD = 0.067)、挪用(M = 3.605, SD = 0.081)和模拟(M = 3.825, SD = 0.070)方面表现得更好，而女性在跨媒体导航(M = 3.791, SD = 0.044)方面则表现得更加出色。
5. 讨论与局限性
5.1. 讨论
该研究旨在根据詹金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测试新开发的测量新媒介素养(NML)的调查问卷的有效性，并检验一定地区内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水平与他们的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之间的联系，为推动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奠定基础。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调查工具将能够分解为类似于詹金斯确定的12种NML的独立构面。然而我们确实发现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媒介素养测量几乎完全映射到詹金斯等人对NML的分类中，并且这些子量表均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我们还发现更高程度的数字参与并不意味着高水平的新媒介素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我们假设较高的媒介素养应该预示着与各个媒体平台的互动程度更高，并且创建多媒体形式的媒介内容的倾向性也会增加。这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推翻。这项研究的结果并未体现出多媒体创作和媒介素养之间的联系。并不如假设的那样，较高的NML级别预示着多媒体创作的趋势，而频繁和不频繁的多媒体创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和有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即创造性的制作和分发多媒体文本的能力应与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密切相关 [14]。在调查评估中，互联网的接触率即师范生对于新媒体的接触率不管高低与否，似乎都并未给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带来明显的提升。反而在电视或者印刷媒介的评估中，传统类面向的媒体似乎更能提升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也许在这样一个高自由度、高互动性和强交流的新媒介环境下，尽管师范生们可以足不出户即知天下事，可以进行易检索的参与程度极高的阅读和娱乐体验 [15]，然而这也正体现出尼尔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的隐忧。师范生们仍在习得教师技能的阶段，在虚拟的世界中容易沉溺和放纵自我，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和娱乐活动中不可自拔，比如“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等戏言也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娱乐活动的沉迷，包括沉迷之中默默接收到部分视频或媒介内容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虚荣等负面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到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
同样，结果也证实了新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这正成为NML教育的重要应用 [16]。完全印证了我们的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在NML中媒介素养水平表现较高的受访者显示出他们的公民参与程度要高于那些缺乏媒介素养的同龄人，因此我们认为要提高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在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中，也应重视师范生们对于公共生活、时事政治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从而提高媒介素养水平。
我们还发现师范生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素养水平仍需提高，师范类院校也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培养课程或体系。高校师范生作为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其目标不仅仅是在于实现个人价值，更应实现社会价值，为更高的教育和社会输送人才。从这一角度来看，师范生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都有赖于师范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就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而言，我们的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尽管性别确实在NML技能方面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此处的差异显著性程度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我们曾预测年龄是我们分析中至关重要的独立变量，但年龄太过集中于19~24岁大学生，师范生的年龄差异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本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将有助于完善经过验证的定量评估媒介素养水平的工具，以补充围绕詹金斯等人提出的特定框架而构建的针对提高师范生乃至所有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到目前为止，通常使用定性评估工具旨在为培养这些NML技能而努力，而该定量工具本质上不适合用于大样本，并且出于对人力物力方面消耗的考虑而很难大规模实施。因此，我们希望该调查表(特别是用于衡量新媒介素养水平的基准)将有助于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有关该领域个人能力描述。
5.2. 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缺点如在研究中对师范生的描摹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没有考虑到其他维度，比如师范生的个性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这无疑会对结果产生一些影响，未来研究中可以针对师范生的个性或更多维度进行媒介素养培养的探究，进而能对整个师范生群体的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的描摹，能针对群体的共性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改进的策略。
调查的内容也可以进行改进。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该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在结束调查时提供了一个评论部分，使受访者能够就评估工具提供反馈。在对这些评论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尝试缩短调查的长度，本次调查包含80多个问题，耗时15分钟左右。尽管与定性评估相比这个时间更加易于管理，但是仍应缩短问卷以供快速调查和评估。
5.3. 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第一，考虑到使用定量方法来测量主观技能和能力的固有缺陷，本研究提出了有关定量方法在技能测试中的适用性的重要问题。未来在测量和评估工具的领域的研究应该探索对定性评估中的这种定量测量进行三角测量的必要性，以便对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评估。例如，可以将这样的调查与实际的中小学实习表现相结合，参与的师范生可以实际证明他们的相关媒介素养技能报告，还可以更好的了解各个基准和最终素养水平评估之间的关系。詹金斯等人认为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过程中“使用教育模拟、替代和增强现实游戏、webquest、生产活动、博客和维基百科，以及研讨练习。这些练习包括积极地将知识生产和社区参与的新技术应用于现有学校课程的学科范围”。
第二，对web2.0平台的相关研究是媒介素养研究领域未来的方向。在“互联网 + 疫情”的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门槛低，速度快，过载严重，并且线上教育如火如荼，对于媒介平台的选择、质疑和批判能力就成为师范生培养的一个重要面向。面对思维更加活跃的，被称为“网络原著民”的“00后”、“10后”，尤其是在线上教学时，由于不是面对面的教学，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被无关的事情所吸引。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使用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或者使用不同的web2.0平台去捕获学生们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师范生们在学位学习期间有意识培养媒介的选择能力和使用能力，选取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感官刺激的、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知识的媒介，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媒介素养水平评估领域的未来工作应该尝试解决标准化和可扩展性问题。这样的调查能否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类型的课程体系中得到普遍使用？虽然国家(甚至可能是国际)媒介素养评估肯定会在教育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我们的研究经验表明，此类评估工具的过度标准化可能会导致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下降。为更好的评估特定人群，我们建议将因素中年龄和文化背景将成为调整此类调查的两个关键因素，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强调普遍适用性和个人相关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重要性，有助于引起高校或相关教育机构对于媒介素养的重视，这样可以让青少年不断创造新的媒介文化的同时思维变得更加活跃、个性更加鲜明、更加有自主创新性，形成更加有序的媒介使用秩序，以培养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为起点，相应的培养出高媒介素养的中小学生，从而营造更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
基金项目
本研究论文系国家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探讨全民网课时代下的师范生媒介素养”(项目编号：S20201064916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