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外交部定期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窗口，因此它对译员的翻译水平也有着很高的要求。近年来，一种表达个性化态度、善用比喻、表达灵活、语境时效性强的“非典型”外交辞令更是给译员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挑战，译员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恰当的表达将发言人所说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
2. “非典型”外交辞令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外交语言风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1983年，我国外交部建立了发言人制度，时至今日，已连续37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诠释中国政策。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形势以及外交政策影响，发言人一般都是“照本宣科”，一丝不苟地按照既定口径回答问题。因此，我国外交语言长久以来给人略显单调重复、不善修辞、陈旧刻板的印象 [1]。但是，近年来，从2013年外交部发言人评论奥巴马的“亚洲战略之旅”时的“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到2019年回应“美方称中方经常出尔反尔”的问题时的“我只想‘呵呵’两声。”，一种不同与以往、非典型的外交辞令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从语言特点上看，这种外交言语具有善用比喻，表达灵活，语境时效性较强的特点 [1]。从表达内容上看，这种外交言语表达着发言人的个性态度，无疑也表达了国家的坚定立场，体现着发言人对一些国家的无端猜测、挑衅言论以及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强势回应，表明了我们为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捍卫的坚决性不容置疑。
此外，不仅“非典型”外交辞令本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它的译文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19年8月1日，央视新闻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篇名为“华春莹发布会上两声‘呵呵’引发刷屏，怎么翻译？正解来了”的文章，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非典型”外交辞令作为一种政治外交语言，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极强的政策性 [2]，准确贴切的译文不仅是对中国声音和中国态度的传播，而且对于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坏境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需准确地把握好“非典型”外交辞令的政治内涵，根据各种因素，动态地生成译文。耶夫·维索尔伦所提出的顺应论，虽源于指导语用现象，但却指导翻译实践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非典型”外交辞令对其的规范化研究起到了助力作用。
3. 顺应论与翻译契合之处
语言顺应论是比利时著名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创立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Verschueren“语用学综观”下的顺应理论，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对顺应性理论的阐释，可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使用价值。Verschueren对顺应论的阐述与翻译主要有这两方面的契合：
一方面，宏观角度的“综合性考量，全方位考察”是顺应论与翻译的异曲同工之处的表现之一。维索尔伦提出的“综观论”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角度，全方位考察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我们知道翻译也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为了保证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译员就需顺应各种因素，对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认知环境、文化底蕴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做出恰当的选择。
另一方面，细节之处的“不断选择，灵活顺应”也是两者相契合的表现。维索尔伦认为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管它是处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处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3]。而我们注意到，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严复曾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由此可见翻译选择之难。对词、句、篇的不断选择，不断推翻，在翻译过程中屡见不鲜。维索尔伦提出的“语言选择观”为诠释翻译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
4. “非典型”外交辞令译文顺应的应用
“非典型”外交辞令的译文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协商、顺应的过程。顺应性是其中的核心，顺应性的四个分析角度分别是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4.1. 语境关系顺应应用
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相顺应。维索尔伦将语境划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包括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语言语境指的是我们通常说的上下文。对“非典型”外交辞令译文的分析过程中，交际语境将是分析的重点。
4.1.1. 顺应心理世界的应用
维索尔伦认为交际过程中的心理世界包括两类：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通俗的说，认知因素是人们对世界上各种概念的认识；情感因素是指说话人在表达时内心的种种情绪。在对“非典型”外交辞令进行翻译时，译员需要解读发言人和听者的心理世界，从而顺应他们的心理世界，满足双方交际的需求。
1) 顺应认知因素：“非典型”外交辞令具有善用比喻、表达灵活、语境时效性强的特点，它的语言载体往往是比喻句、成语、俚语、用典和网络流行语等。译员在翻译“非典型”外交辞令之前，必须对它形成正确的认知，具备解读和阐释“非典型”外交辞令的能力。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在听话人的心理世界里是否有相同的认知概念，顺应双方的认知因素，满足双方交际的需求。
【例1】答：不过，既然你这么关心，我忍不住说一句，我奉劝岛内某些人不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假扮慈悲，他们自己不过是个泥菩萨。(2019年7月1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译文】Answer: But since you are so interested in it, there’s something more I have to say. I advise some people in Taiwan to not be so hypocritically “generous”, as they are now in a pitiable plight themselves.
此前有报道称，香港某些人希望赴台湾和美国寻求“庇护”，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对此表示，将基于人道立场处理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及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在此问题的时候，用了十分形象的隐喻，将台湾某些人比喻成“泥菩萨”。“泥菩萨”这一形象出自于《警世通言·旌阳宫铁树镇妖》：“我想江西不沉却好，若沉了时节，正是‘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还保得别人？”，后演变成人们熟知的歇后语——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比喻连自己也保不住，怎么顾得上别人。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我们很容易理解发言人的内涵之意，但是在外国听众的认知中，很难理解“泥菩萨”的含义，若直译为“muddy Bodhisattva”，外国听众无法准确推测出发言人想表达的意义，让人一头雾水。外交部给出的官方译本中，将这一句译为“as they are now in a pitiable plight themselves.”。在一文中，加了表原因的连词as，将“泥菩萨”的内涵义表达出来，那就是台湾某些人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插手香港事务，因为他们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这一译文顺应了外国听众的认知世界，并且准确地传递了发言人的信息。类似的例子还有“教师爷”(lecture)、“定海神针”(anchor)的翻译。
2) 顺应情感因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中的情感因素，也需要译员选择恰当的文字传递给听者。“非典型”外交语言是一种表达个性态度的语言，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有坚定的、愤怒的、讽刺的等等。情感在准确传达讲话者的信息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所以译员在保证传达信息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将讲话者的情感传递到位。
【例2】答：关于德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代表团访华被拒事，据我所知，显然是德方个别不甘寂寞的议员“蹭热度”。(2019年8月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译文】Answer: Regarding the rejection of the visit by Bundestag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s I understand, certain self-important lawmaker in Germany is just grandstanding on this issue.
当记者问道，“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访问中国的计划遭拒，是否属实。”发言人的回答充斥着否定与讽刺。“不甘寂寞”表示不甘心受到冷落，在中文中大多是贬义含义。“蹭热度”是近些年来流行的网络词，表示某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增加关注度，故意去做一些与高热度事件相关的言行，通常表达贬义，隐含某些人为求关注而不择手段。在此，发言人是讽刺的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甚至都没有就访华有过任何沟通，就言之凿凿地说“遭拒”，为了博取眼球，编造事实。译本中“self-important”和“grandstand”两个词也能体现出对对方无理言行的嘲讽。“self-important”指某人过度地看重自己，自负；“grandstand”原指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为了打动或娱乐观众，在比赛中进行的任何过分炫耀的动作，后来泛指任何博取观众喝彩的哗众取宠的表演。译文采取意译的方式，将原文中的美方“蹭热度”这一行为的真实内涵翻译出来，也极具讽刺意味，将发言人的信念、态度传递到位，顺应了发言人的情感因素。
4.1.2. 顺应社交世界的应用
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社交世界中的交际者不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他们的言语行为受到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制约。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一些社交因素影响着语言的选择，包括文化、社会地位、民族、国家、性别、教育水平等等。其中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奈达曾经说过，熟悉两种文化比熟悉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会有意义 [4]。在“非典型”外交辞令的翻译过程中，译员要熟悉两种文化，将中文对应词转变为英语对应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典型”外交辞令中有许多的成语、用典等，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文中可能缺少相应的对应词 [5]。出现这种情况时，对于宜采取直译法或直译加注法的成语，译员们可以尝试用直译法或直译加注法，保留原文的生动形象和色彩，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真善美、五千年文化的底蕴传递给世界，让世界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例3】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实际上是拓展了各国的发展空间、做大了共同利益蛋糕，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译文】Answer: In an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by pursuing shared development through win-win cooperation, are in fact creating broader development space and making the pie of common interests bigger for all to share.
将众人分享的利益总数比作蛋糕，是国内越来越普遍的说法，比如说“企业利益蛋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等等。而英语文化中对可分为几份的财富、收益和总数的习惯说法为pie，如a large slic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pie, have a finger in every pie等等。在两种文化中，对于“众人分享的利益总数”都有同一个概念，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译文中将“蛋糕”译成“pie”显然是顺应了社交世界，更容易获得西方受众的认同。
【例4】答：半岛问题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绝非一日之功。
【译文】Answer: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has not evolved to this stage overnight. No one should expect it to be resolved in just one day.
当记者问道“中方如何看待美朝领导人河内会晤后的半岛问题解决出路”时，发言人使用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古诗词，它通常的英语对应语是“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形容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是在中文中，它不仅有褒义，还有贬义，它也可以形容矛盾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发言人明显采用的是它贬义的用法，表达朝鲜半岛的局势是长久形成的，在短期内也无法有效地解决，译成“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显然是不合适的。译员采用意译的方式将这句话译为“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has not evolved to this stage overnight.”，完整的地传递了信息，但是笔者认为可以直接采用直译法，因为外国听者也同样熟悉冰冻和寒冷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正确地推导出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直译法不仅可以将半岛问题的长期复杂性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也可以展示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该句可以尝试译为：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indeed takes more than one cold day to freeze three feet of ice.
4.2. 结构关系顺应应用
语言结构关系的顺应是指从选择语言、语码、语体、话语的构建成分等方面做出选择。其中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包括语音结构、词素和词汇、分句和句子等等。在词语层面上，词语本身和词汇整体的语义结构的存在，使词语具有变异性和商讨性，语言使用者也就可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切的词语进行交际。在句式方面，一些名词性成分之间的语义功能关系、语序、意欲表达的言语行为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结构选择对象。从结构顺应这一方面分析“非典型”外交辞令的译文，我们需要关注译文中的遣词造句，关注汉语表达中与英语表达的不同之处，顺应英语的词汇、造句结构的特征。
现代汉语中有一种现象，同一意义采用不同词语表达是同义异形复现，也即同义反复。无论在构词搭配，成语搭配或者惯用搭配中，汉语的“同意反复”现象都要比英语的更加明显，更加普遍。英语词语搭配通常避免“同义反复”；而汉语词语搭配却往往使用“同义反复” [6]。通过搜集近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的“非典型”外交辞令，笔者发现“非典型”外交辞令中的同义反复现象大多在译文中被简化成一个单词或几个单词，如“‘变脸’，‘毁约’，‘退群’”、“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违背共识、不讲诚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都是简化为一个英语单词flip-flop，符合英语表达的习惯，实现了结构关系顺应。具体例子如下：
【例6】答：因为你知道，中美经贸磋商一年多来，是谁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大家都有目共睹。(2019年7月31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译文】Answer: We all know who has been flip-flopping in the trade talk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Flip-flop作名词原本指人字拖，作动词指改变立场，特别指是持与之前相反的观点。原文中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是同义反复，译文中的flip-flop囊括了这三个词的意思，符合英语中表达的习惯，且译文中将时间状语放句末，符合英语中的语序表达习惯，结构关系顺应得以满足。
4.3. 语境的动态顺应
语言中或伴随着语言所发生的一切，即语言使用的动态性，都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谈到过的语境和结构来体现。动态性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第一是语言使用的时间维度；第二是语境；第三是语篇的结构特征。换种说法来说，因为时间因素、语境因素以及语篇结构特征的不同，这就要求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断地进行调整和顺应。对于“非典型”外交辞令的翻译来说，译员需要注意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带来的变化，如我们提到过的“加戏”一词；另外需要注意由于语境的不同带来的不同译法；此外还需观察不同的结构隐含的不同含义。译员需在完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根据各个要素，动态地生成译文。
【例7】答：总是凭空指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别人“扣帽子”，这种做法不具有建设性。(2019年5月7日外交部理例行记者会)
【译文】Answer: It is hardly constructive to constantly level groundless accusations without evidence against a presumed target.
【例8】答：美方有些人固守冷战和零和思维，无视基本事实，四处给中国扣帽子。(2019年8月8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译文】Answer: Some people in the US are attaching various labels to China out of the Cold-War mentality and zero-sum game mindset while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basic facts.
这两个例子主要展现的是由于语境情况的不同而产生“同词不同译”的情况。在例7中，该语境是美国媒体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称中国黑客存在网络攻击的行为，此时的“扣帽子”可以理解为将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到别人身上，译文为“level groundless accusation”，用了表示控告、指责的意义的accusation，将原文的内涵之意传递到位。在例8中，该语境是美国散布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给中国贴上“威胁其他国家发展”的标签，因此此处“扣帽子”译为“attach labels”。这两个例子从“同词不同译”的角度说明了语境的动态顺应。其实在翻译过程中，其他不同的因素也是处在不停地流动过程中，译员在生成译文的过程中要注意各方面的变化。
4.4. 顺应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维索尔伦认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既可以是完全有意识的，也可以是完全无意识的，受语言选择和交际双方在处理时的心智过程的影响。对于“非典型”外交辞令的翻译，一些在范畴化图式中突显性越高的词，提取就越容易或是顺畅，所需要付出的有意识的处理努力就越小。但是当说话者所说具有听话者难以理解的内涵之意时，译员就需要有策略的选择翻译策略，是译文再现原文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对“非典型”外交辞令选择意译的例子来看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例11】答：美方在这一问题上一再无视事实、草木皆兵、杯弓蛇影，连他自己的盟友都觉得可笑，你认为还需要中方评论吗？
【译文】Answer: The US side has been consistently ignoring facts and seeing enemies wherever it looks. Even its allies find it ridiculous. Do you think we need to further comment on it?
在发言人的回答中用到了两个成语“草木皆兵”和“杯弓蛇影”，在译文中对这两个成语采取的翻译是“see enemies wherever it looks”，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草木皆兵”指是形容人在十分惊恐之时，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认为那些草是兵，便紧张害怕得要命；“杯弓蛇影”意思是有人请客吃饭，挂在墙上的弓映在酒杯里，客人以为酒杯里有蛇，回去疑心中了蛇毒，就生病了，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慌。这两个成语中所用意象与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联较弱，若采取直译法，外国观众很难推导出其中含义。译员于是有意识的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以满足双方之间的有效交际。
5. 探讨与总结
外交辞令正确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非典型”外交辞令的翻译过程中，译员需具备扎实的英汉双语基础，了解英汉在构词成句上的差异，另对于“非典型”外交辞令的翻译，译员还需加大平时积累，博古通今，临“非典型”而不惧，动态顺应，得出译文。
在“非典型”外交辞令的译文顺应过程中，有两大特点值得注意。第一，“非典型”外交辞令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代表着国家态度，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在顺应过程中，应最先满足语境关系顺应。同时，顺应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满足语境关系顺应后，再有意识地动态结合其他顺应维度，尽量满足多种顺应维度，再现原文的“五彩斑斓”。但是在分析“非典型”外交辞令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有些译文还有提升的空间，原因之一就是翻译过程中动态性没有得到最充分的满足，比如说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并且适合直译的成语，译员采取意译，使译文充分顺应认知因素，但是社交因素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随着我国国际舞台中心地位的确立，国外受众对中国了解的逐步深入，外宣翻译源语顺应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翻译中应该适当采用源语顺应策略，尽可能对源语做出顺应性翻译 [7]。现在正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是连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桥梁。那么对于这些成语，不妨采取直译的方法，让中国文化成为流行。
第二，译员的顺应过程是双向的，既顺应说话者，又顺应听话者，而不是单纯的异化或是归化策略的使用。译员顺应说话人表现在译员必须准确理解源语中传递出来的认知、文化、情感等因素；顺应听话人表现在译员需要根据目标语有意识地动态地遣词造句，使双方之间有效的交际得以容易地完成。这一过程可用下表更好地诠释：
“非典型”外交辞令确实给译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译员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交际双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交际双方的沟通成本。从国家层面来说，多小的沟通成本都不小。因此译员应不断提升对自我的要求，遵循顺应规律，为传递中国声音而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