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还是冷漠？网络使用对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机制研究

Radical or Apathetic? How Internet Use Affects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of East Asian Youth

摘要: 青年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时时刻刻受到外部环境的塑造，且呈现出多元而极端的特征。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重点关注东亚青年群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一方面，从2017年开始，“佛系青年”一词先后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流行，形象地描述了东亚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但另一方面，近年来东亚部分地区少数暴乱事件又表明部分东亚青年具有极强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基于亚洲晴雨表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国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建立在政治信息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之上。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world has become a “global village”.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the main force of Internet use, and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fingertip gene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re was a trend of "Buddhist youths" with political apathy took place in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and other places, vividly describing the widespread political apathy among young people in East Asia. On the other hand, a few violent incidents in some parts of East Asia in recent years show that some young people in East Asia have a strong tendency of political radicalism. Both the two controversial phenomena happened in East Asia. Besid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youth political efficac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youth’s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by collating and exploring the data of the fourth wave of the Asian Barometer. The data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searching for political inform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youth's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trust radiu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frequency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1. 引言

政治效能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内在指标，高水平的效能感通常被认为有利于民主的稳定。作为政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政治效能感会影响其政治行为。内部效能感作为政治效能感的一种，指个人相信自己拥有能力能够了解政治事务、认知政治过程的全貌，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 [1]。一个国家与地区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对于国家政权稳定与地区稳定、国家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推动了信息传播的深刻化、广泛化，青年的价值判断及信息获取、政治参与、意见表达等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尽管东亚各国同处于儒学文化圈之下，当前青年政治效能感却存在较大差异。有如日本典型的“丧文化”、“宅文化”，政治疏离感强的“佛系青年”与表达激进政治观点的“后浪”青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的这种青年内部效能感差异很可能来自网络的影响，而网络使用与社会信任之间也存在一定关联。因此，本研究将以网络作为关键点，选择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个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两个地区，研究东亚青年以社会信任为中介的网络对内部效能感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网络与内部政治效能感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新媒体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互联网与政治效能、知识、参与等重要政治变量的关系方面，紧密关注互联网使用的巨大影响。大量研究集中于媒介使用时间、媒介依赖、使用方式、内容偏好等媒介接触的不同层面及对公民政治社会化不同层面，然而在研究互联网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关系时，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网络接触对政治效能感与参与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另一种认为，互联网对政治效能与参与等没有作用或存在副作用。

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关于自己政治能力的感知，是对自己的政治行动能够影响政治或政府过程的感觉，是个体对政府、政策以及所有政治体系的关系在自身心理上的反映，主要表现为公民感受到政治或政府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感觉到自身能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2]。政治效能感从内外划分为两个维度，内在效能感是指针对个体而言，个体感觉自己能够影响政府、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即对自身能力的肯定；而外在效能感则是指个人认为政府会并且也能对其要求有所回应，即对外部条件的积极评价(Brian, 2000)。由此可见，内在效能感通常表明个体成为政治活跃者的可能性。

学者臧雷振认为，内部效能感与政治知识、兴趣与承诺有关，公民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增加内部效能感 [3]。不同于乐观主义者的观点，怀疑主义者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与普遍破坏了民主政治赖以正常运作的重要机制，可能使得政治效能感大打折扣 [4]。而以休费勒等为代表的学者发现在控制个人背景和传统媒介使用后，网络政治信息的使用对政治效能感没有影响 [5]。

在前人研究冲突争议之下，为更好分析网络使用对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偏向积极还是消极，本文以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不同目的与功能分类，构建了两个影响机制。当前人们使用互联网主要有两大目的和功能：其一是获取信息、浏览新闻资讯的功能，其二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互动交流。因而构建了第一种信息机制，探讨以获取政治信息资讯为主要目的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由于使用社交媒体构建起互动交流的社会关系结构，对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建立第二种社会资本机制，探讨以社交媒体接触互动为主要目的互联网使用影响。

互联网发展愈加迅猛，然而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不断涌现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网络安全等问题，使青年对互联网产生了较大的不信任 [6]。趋于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了社会转型时期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机制作为侧重点，研究作为社会资本核心的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进而更好解释互联网使用对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2.2. 互联网信息机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极大拓宽了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了所获取信息的种类与内容，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后果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青年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和意见，因此可以说信息机制是上网的直接也是最主要目的。互联网信息丰富繁杂，从性质上可以分成娱乐类、科普类、政治类等，而本文主要探讨政治信息对东亚青年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媒介接触使青年掌握更多的时事信息与知识，能够加深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根据臧雷振的观点，对公民个体互联网使用体验而言，选民的政治新闻关注并没有和他们的政治怀疑产生关联，相反对于媒体竞选新闻的注意会增进选民的内在效能感；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也可能通过减少人们直面政治的恐惧进而提高人们的内部效能感 [3]。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娱乐化、负面性与无效性信息的增多，加上青年政治态度价值观具有一定程度的易变性与偏激性，可能降低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

2.3. 社会信任机制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核心内容，指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承诺是可以依赖的期待” [7]。如果说内部效能感是指对于自我能力的一种信心，那么社会信任就是对于他人的一种信心 [8]。因此，在探究内部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时，社会信任是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学者对信任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认为政治效能感较低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较低，他们认为自身的行动很难影响政治领导的作为；当政治效能感较高时，公民相信自身的行动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 [9]。信任水平与政治效能感正相关。信任水平越高，公民预期与政策支持越高，就越能感觉到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自我影响；信任也促进了成员与体系的合作，提高了政治体系的运转效率，增强了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公民回应感，因此能提高内部政治效能感。但这种信任主要指政治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的研究是相对忽视的。

现有社会信任研究主要测量对陌生人的普遍社会信任，但对“大多数人的信任”存在概念不清，在不同的国家对信任范围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本研究将总体信任分为水平和差异两个部分。如果将信任水平看作公民信任的强度，那么信任差异就是公民对他人信任的宽度与范围。信任水平越高，就能创造更多的合作；而信任差异是作为合作规范起作用的范围，此范围越宽广，差异内的合作就越包容。具体而言，信任差异决定了合作范围的宽度，信任水平决定了该范围内公民合作的强度。所以要测量总体信任，就需要测量水平和差异两方面的信任。信任水平低或者差异狭窄，都会带来总体信任的低下。

在东亚范围下探讨社会信任，就不能忽视儒家文化传统价值的缓冲作用。如果将儒家文化看成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东亚国家便因为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时认同儒家文化的人就表现出对他人的高度信任。也就是说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即使接收到负面信息，社会信任水平仍保持较高，更利于发挥互联网的正面作用。

东亚国家青年的教育深受传统儒家文化观念影响，儒家文化也造就了社会信任机制的不同。特殊信任往往基于面对面的高频度互动，普遍信任则是广泛的弱化的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在典型儒家社会中，推己及人的同心圆结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际互动的差序格局。“家”的理念几乎涵盖了儒家社会的精髓，子女与父母互动紧密，父母对子女成长承载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教育到婚嫁，无所不包；而子女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履行“孝”的义务，家内外的界线就出现了，所有的义务感、情感与信任都指向了家里人，对外人则大可不必 [10]。不难理解，儒家核心价值“仁”是差等的爱，也是以己为中心，“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家里人之间的高度互动与休戚与共自然产生更多的信任，而与外人的稀疏而松散关系自然无法催生高度信任 [11]。

然而，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互联网的多样化信息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线上社交频率、改善人际关系满意度来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会通过降低受访者对社会公平的认知而降低其社会信任水平 [12]。现有研究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存在较大分歧，在因变量基本相同的前提下，由于自变量之间的差异会得出相反结论。有学者得出了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的结论 [13]。这表明互联网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社会信任，但正面机制大于负面机制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得出了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的结论 [14]。这是由于互联网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因此相较于传统媒介，互联网发布的负面社会信息有可能更多，也自然对社会信任带来了更多负面效应。

互联网带来信任水平和信任差异的改变，影响了社会总体信任水平。青年通过互联网有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更加自由的表达渠道，社会信任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使得内部政治效能感发生变化。本文将基于此，在互联网社会背景下研究社会信任对于东亚青年内部效能感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来自亚洲晴雨表调查(ABS)数据库，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波的数据收集。本文分析采用的是第四波(2014~2016)的数据。调查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全国性概率抽样，在选定调查区域后，调查机构会派遣访员与受访人进行面对面访问，以保证得到的数据更有代表性，更真实可靠。根据我国对成年人的划分和统计局对青年的划分标准，我们将年龄在18~34岁的人定义为青年。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保留了七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的数据，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个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两个地区，选取样本共3103份。根据前文提到的信息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我们分别建立了模型对此进行验证。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编码

文章中涉及到因变量、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等。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将答项中“不知道”、“不适用”、“不明白”等参考意义选项用缺失值替换，然后进行后续分析，以减少结果的误差。

自变量为网络使用。网络使用被分为网络使用频率、政治信息查找频率。其中，第一个问题根据问卷本身的设计和答项的分布，将“一天几个小时、一天半小时到一小时、一天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设置为高频率1，“一个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几乎不、不”设置为低频率0；查找政治和政府信息题项采用问卷原编码“每天1、一周几次2、每周一次或两次3、一个月几次4、一年几次5、几乎从不6”。

因变量为内部政治效能感。根据前文中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定义，本文截取第四波问卷中的134~136“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政治”、“有时候政治和政府的事情太复杂以至于像我这样的人无法理解”、“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这三题来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将选项赋值为由1到4的自然数，数字越大，表示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为了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进一步讨论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代表内部政治效能感进行后续分析。

中介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和信任差异。我们将ABS第24题(你是否同意“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的说法)作为测量信任水平的题目。第26和28题(对亲戚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作为信任差异的测量题目，将26题与28题数值相减得到的数值定义为信任差异的值，数值越大表示差异越大。

在人口学变量中，本研究还使用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经历、收入、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性别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为“0”，女性为“1”，以男性为参照。受教育程度被划分为没上过大学“0”，上过大学“1”。婚姻经历重新编码为“0”有过婚姻经历(包括已婚、再婚、离异、丧偶)，“1”未婚。在经济水平方面，将问卷中家庭收入分为五类，少于5500编码为“1”，5500至10000编码为“2”，10001至20000编码为“3”，20001至40000编码为“4”，大于40001编码为“5”。宗教信仰处理为虚拟变量，无宗教信仰编码为“0”，有宗教信任编码为“1”。

4. 数据描述性统计

4.1. 媒体使用

由表1可知，可以在家上网的青年到达了78.52%，可以通过手机上网的青年到达了86.71%，会使用本国最受欢迎三个媒体网络的青年到达了94.14%。相较于之前几波的数据来说，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普及率总体有所提升。在“多久上一次网”这个问题中，回答“从不”、“几乎没有”、“一年几次”、“每月至少一次”的青年占比较少，所以将它们用虚拟变量0来代替，其余的“每天几个小时”、“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每天至少一次”、“每周至少一次”用1代替。可以看到，频繁使用网络的青年占到87.08%。表2显示的是关于查找政治、政府信息的频率。虽然两项问题中，“几乎从不”的回答都是占比最多的，但是，“几乎从不”表达看法是“几乎从不”查找政治信息的两倍多，而且关心政治和政府信息的青年，“每天”、“一周几次”、“每周一两次”的青年分别占到了21.57%、15.07%、11.78%也有很多。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ternet use

表1. 上网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表2. 政治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4.2. 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信任差异

由表3可知，社会大多数人、对亲戚、对邻居、对互动的人表示信任的青年均超过50%，说明青年存在对他人的普遍信任。但是从均值来看，对亲戚、邻居、互动的人的信任呈阶梯式下降，分别为3.21、2.76、2.59，说明青年更加偏向于相信与自己更亲近的人，在对陌生人和对待亲近的人之间存在差序信任，信任差异也由此产生。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trust

表3. 社会信任的描述性统计

4.3. 内部政治效能感

表4显示，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并不是很高，“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政治”中，越同意表示政治效能感越高，但是选择不同意的青年明显占多数，达到了60.25%。而剩下的两题“政治和政府的事情太过复杂以至于我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则是越同意政治效能感越低。两题占比最大的都是“同意”分别是53.54%、45.31%；其次是“不同意”，分别是27.93%、32.50%；再后是“完全同意”，分别是12.74%、16.25%；最少的都是“完全不同意”，分别是5.79%、5.94%。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表4. 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

5. 回归分析

5.1. 政治和政府信息查找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表5中有两个模型，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加入了“政治和政府信息查找”变量，考察的是各个控制变量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由表可知，年龄、性别、收入对内部政治效能感有负面影响，但是年龄和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男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明显高于女性。婚姻状况、教育情况、宗教信仰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呈现正面影响，且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情况的影响显著，说明了未婚的比有过婚姻经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政治效能感更高，有宗教信仰的比无宗教信仰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高，但是效果不显著。模型二将“政治和政府信息查找”纳入后，可以看到，它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呈现正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常查看政治信息的人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明显越高。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表5. 政治信息查找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多元回归模型

z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5.2. 社会资本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

5.2.1. 网络使用频率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多元回归对网络使用频率和内部政治效能感以及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表6有5个模型，模型1同表5的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是以“内部政治效能”为因变量感，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加入了“网络使用频率”；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上了“信任水平”和“信任差异”；模型4是以“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加入了“网络使用频率”；模型5是以“信任差异”为因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加入了“网络使用频率”。

模型2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了“网络使用频率”，可以看“网络使用频率”有助于“内部政治效能感”提升。其他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还保持显著。模型3显示，虽然信任水平对内部政治效能感有正面影响，但是并不显著。信任差异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呈现负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信任差异越大，内部政治效能感越低。模型4是以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和“网络使用频率”，可以看到，“网络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网络使用的越多的青年信任水平越低。在模型4中，控制变量只有性别不显著，其他的都显著。年龄越大，信任水平越低；未婚比有过婚姻经历的青年信任水平更高；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信任水平越高；宗教信任在之前一直是正影响但不显著，在本模型中呈现负面影响且显著，无宗教信仰者比有宗教信仰者信任水平高。模型5是以“信任差异”为因变量，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和“网络使用频率”。表格显示，网络使用频率对信任差异呈现负面影响且效果显著。其他显著的控制变量有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宗教信仰，且只有收入水平呈现正面影响。受教育水平虽然不显著，但是在本模型中对信任差异是呈现负面影响。

Table 6. Mediating effect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trust factors

表6. 社会信任因素的中介效应多元回归模型

z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5.2.2. 社会信任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看到了网络使用频率与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根据本文的研究设计，接下来将进行社会信任水平对网络使用频率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本文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效应进行的检验，具体检验模型如下：A_n为常数项。

社会信任中介效应：

$内部政治效能感={\text{A}}_{\text{1}}+0.{\text{215}}^{***}·网络使用频率$ (1)

$信任水平={\text{A}}_{\text{2}}+\left(-0.040\right)·网络使用频率$ (2)

$信任差异={\text{A}}_{\text{3}}+\left(-0.0{\text{88}}^{*}\right)·网络使用频率$ (3)

$内部政治效能感={\text{A}}_{\text{4}}+0.\text{2}0{\text{2}}^{**}·网络使用频率+\left(-0.\text{1}0{\text{7}}^{***}\right)·信任差异+0.0\text{18}·信任水平$ (4)

根据表6可知，自变量“网络使用频率”对因变量“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作用a = 0.041，在0.01水平上显著；先进行对“信任水平”的检验，即“网络使用频率”和中介变量“信任水平”的回归方程检验，根据表6可知，b₁ = −0.016，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网络使用频率”可以对“信任水平”进行预测；接下来是第三步同时纳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根据回归结果表6，a₁ = 0.042，在0.01的水平上显著，c₁ = 0.035，但是不显著，所以逐步检验终止；即网络使用频率对信任水平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信任水平对内部政治效能感有正面影响但不显著，所以“信任水平”中介效应不显著。

然后对“信任差异”进行检验，即“网络使用频率”和中介变量“信任差异”的回归方程检验，根据表6可知，b₂ = −0.025，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然后a₂ = 0.038，在0.01的水平上显著，c₂ = −0.110，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关于“信任差异”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系数都显著，接下来进行bootstrap分析，均值为0.003，T值显著，因为a₂也显著，所以中介效应显著，但仅是部分中介。我们可以得出，“网络使用频率”通过影响“信任差异”，进而间接提高了内部政治效能感。

Figure 1. Diagram of mediating effect

图1. 中介效应示意图

6.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视角聚焦于东亚地区的青年群体，探索了互联网使用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机制。在新时代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极大便捷了青少年一代信息获取与意见的自由表达，在影响青年社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而影响内部政治效能感。本研究从信息获取与社交网络使用为切口，寻找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

首先，在互联网信息获取方面，在互联网中查找政治信息的频率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查找政治信息的热忱，带来对政府政策等信息的理解增进，提高了个人对政府的了解程度，终促使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其次，在社交网络使用方面，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有更为广阔的社交范围，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得以接触更多陌生人，拓宽社交距离。本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有使用社交媒体，但是由于问卷题目的限制，无法知晓青年群体具体接触社交媒体的准确时间长度，未能进行更为准确的回归分析。而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具体影响，通过进一步的探究，互联网的使用对社会信任中的信任差异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信任差异表现出显著的对互联网使用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由此互联网使用时长通过影响信任差异的变化，最终影响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变化。

致谢

首先，我们要感谢本项目的指导老师：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的张扬老师，他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指导，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之中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参与了项目开题检查、中期检查的老师，他们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也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们，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的论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感谢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SRTP)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平台和资金支持，使本研究得以顺利开展。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培育、关心、支持我们的老师和家人、朋友、同学们，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得以顺利地完成这篇论文。

基金项目

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项目。项目编码：202010613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