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政治参与一直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价值取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1]。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内容都不断扩大。
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和治理理论有着许多相近之处。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扩大参与主体类别，从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失灵问题。社会治理水平的逐步提升是当前中国正在追求的政治目标，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环境氛围，在好的治理环境下，有序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是否能够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因素，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 [2]。
在有关社会治理水平与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往往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加还是政治参与水平本身就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一些学者看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推动力 [3]，公民通过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身的利益等行为，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公民在适应这个社会，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制度的设定。另一方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最基本的理论发展路径是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进而产生不同的绩效。根据这样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结果的体现，在一定的治理水平之下，支撑它的是多种多样的各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治制度这样规范的显性制度，也包含了像文化、习俗这样的隐性规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参与行为会根据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而产生变化，从而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虽然社会治理水平和政治参与之间仿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在加入时间路径的情况下，是存在先后顺序的。社会治理水平作为一种客观的制度环境，是由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决定的，即使没有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没有进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仍然成立，它只是对当下社会的治理状况作出一个只符合特定时刻的评价。在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之下，政治参与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当下的制度环境。只有当这个政治参与的入口被提供以后，即当时的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了能够让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地步时，政治参与才有可能出现。其次，当社会治理水平这项综合评价需要不断地改善和发展时，社会管理者才会寻求各种方法，而政治参与在此时才恰恰是能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参与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因。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来说，真实的治理水平往往与个体所感知到的环境有关，即个体认为的治理水平高低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然而，个体的行为，依照心理学理论，是有个体认知和情感态度所决定。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认知推动而非环境。因此，个体认知水平在这二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文便基于以上的讨论，来探究在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下，它对政治参与的宽容度或者说参与度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个体的认知水平又会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理论回顾
2.1. 社会治理
“治理”一词自古有之，在《荀子》中有这样的描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在《汉书·赵广汉传》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壹切治理，威名远闻”。这两处记载的“治理”有着管理和统治的含义。自古以来，由于封建制度的固有性质，治理一直带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执行的意味。同样的，在西方，“治理”一直和“统治”有着十分相近的含义，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4]。但自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治理一词不再像传统时期那样带有强制权力执行的含义，反而体现了由统治转向共治的思想变化。在治理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特点：治理包含了公民对政治生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度，因为即使自身存在卷入和利益关系，也会存在远离政治参与的现象 [5]；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协调者和掌舵者；多中心多主体的共同合作。
社会治理水平的衡量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它的测量指标体系在不同的研究中有着不一样的侧重，而其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衡量其治理质量一项重要内容。
2.2. 政治参与
在民主社会中，参与是个体的行为倾向，政治参与即可以理解为个体对政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然而政治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古希腊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参与是简单直接的民主生活，通过市民的投票决定公共事务，这与当今社会的政治参与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早期的政治参与是围绕着投票权展开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参与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更为广泛，例如参与制定、审查和监督各种公共政策 [6]。从以往的研究可知，投票率已经成为衡量政治参与的一项重要指标。
政治参与的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个体对政治参与的个体认知和行为倾向以及人格特质 [7] 之外，也会受到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使得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下这个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时代，网络环境深刻地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方法、内容等一系列方面，互联网使得每个使用网络的人都能够参与进公共事务的评论和监督 [8]。
2.3. 个体认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认知这一概念是源自于心理学，而政治认知是公民政治心理体系的基础 [9]。政治参与是公民的行为表现，根据认知理论，个体的行为受到其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的感知和认知，进而产生一种情感态度，在据此个体选择相应的行为来体现。
3.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社会治理水平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的总和治理水平，其中包括了环境污染的治理、道路交通的治理、城市建设的治理、社会治安的治理、食品安全的治理、社会秩序的治理和食品安全的治理水平，这几个部分的总和水平即代表了整个社会。
公民政治参与在本研究中为结果变量，在此研究中分为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成功的提取出了两个维度，即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
个体认知水平作为个体所具备的一种能力和态度，能够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不同的个体通过对当前社会治理水平的感知差别，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
根据前文的论述，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治理水平能够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态度；
H2：公民的个体认知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
H3：个体认知水平在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Figure 1. Variable relation hypothesis structure diagram
图1. 变量关系假设结构图
4. 测量工具和数据分析
4.1. 测量工具的选择
本研究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样本数量和质量考虑，选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该研究。在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测量中，选取了调查问卷中的F13、F14和F15三个题项(其中包含量表)进行测量；在对政治参与的测量中，选取了A44~A48这几个题项来测量，这些题项中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态度；在个体认知能力的测量中，选取了A49~A52几个题项。最后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上，选择了A2~A5以及A7a这几个题项。
本次数据共筛选出10,963个样本，对于其中存在缺失值的变量没有采用删除样本的方法，因为其中有些变量的缺失值数量达到了50%以上，直接剔除数量庞大的样本必定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偏差，进而影响整体的结论。因此对于缺失值问题采用了均值补差法，补全了缺失的数据。这样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后，再进行相关的变量数据分析。
随后，对相关的变量使用SPSS 23.0进行了因子分析。首先对政治参与这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1，其获得的KMO系数为0.607，BartlettP值显著，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这个变量中提取出了两个因子，两个因子的总解释量为81.64%，且每个部分的因子载荷均达到了良好水平。根据其问题的特征，因子一为政治参与行为，因子二为政治参与态度。
Table 1. Load tabl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表1. 政治参与因子载荷表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对社会治理水平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2，其获得的KMO系数为0.86，BartlettP值显著，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这个变量中只提取出了一个因子，总解释量为59.49%，且每个部分的因子载荷均达到了良好水平。由于只提取出一个因子，该量表即表示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测量。
Table 2. Load table of factors of social governance level
表2. 社会治理水平因子载荷表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1个成分。
4.2. 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
在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后，首先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其中男性被调查者占了总样本的一半以上。在被试的学历水平一项中，从1到14计分共有14个选项，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学历的平均水平为4.88，即大约处于初中的教育水平。另外在政治面貌这一重要变量中，题项从0到4的选项设置为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共产党员。群众的比例占了被试的绝大多数。
4.3. 相关分析
随后对相关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三个核心变量一同纳入到相关性分析当中，见表3。由分析结果可知，政治面貌和学历水平呈现正相关(r = 0.347, p < 0.01)，政治面貌也与性别呈现负相关(r = −0.162, p < 0.01)。在核心变量的相关分析中，政治参与水平与学历(r = −0.044, p < 0.01)和性别(r = −0.02, p < 0.05)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政治面貌(r = −0.107, p < 0.01)存在负相关关系。认知水平与学历水平(r = 0.699, p < 0.01)、政治面貌(r = 0.211, p < 0.01)和政治参与(r = 0.09, p < 0.01)均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治理水平只与性别(r = −0.025, p < 0.01)产生了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中未见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gnitive level and social governance level
表3. 政治参与、认知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4. 回归分析和交互作用
在回归分析中，进行了四次回归分析，分别形成了四个模型，如表4所示。模型一为参照模型，在回归中仅添加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其中学历水平(r = 0.092, p < 0.001)和政治面貌(r = −0.139, p < 0.001)两个变量都对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且模型拟合度R2为0.019 (p < 0.001)。在模型2中，基于模型1又添加了社会治理水平变量，发现模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此时社会治理水平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未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认知水平变量，此时政治面貌(r = −0.139, p < 0.001)和认知水平均(r = 0.111, p < 0.001)与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关联。模型3的模型拟合度此时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R2为0.026 (p < 0.001)。
在前3个回归模型完成后，将社会治理水平和认知水平的交互项添加到模型中，此时政治面貌(r = −0.139, p < 0.001)、社会治理水平(r = 0.088, p < 0.01)、认知水平(r = 0.325, p < 0.001)和交互项(r = −0.237, p < 0.001)均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模型4的拟合度达到所有回归模型的最佳水平，R2为0.027 (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endent variab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表4. 因变量政治参与的回归分析
***：在0.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通过四个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添加了交互项之后，三个核心变量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认知水平能够改变社会治理水平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模型4告诉我们社会治理水平和认知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且社会治理水平越高、个体认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行为也更容易发生。但是交互项的系数表明，在不同的认知水平下，同样的社会治理环境会给政治参与带来不同的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图2中显示，绿色代表高认知水平，蓝色是低认知水平。在低社会治理水平下，高认知水平的个体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都要远高于低认知水平的人。但是到了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时候，尽管在绝对值上高认知水平的个体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都要远高于低认知水平的人，但高认知水平的人降低政治参与的程度要远大于低认知水平的人，换句话说，高认知水平的人对环境的感知更加敏感，能在环境变化后迅速做出行为选择的调整。
4.5. 小结
经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验证所设的假设H1、H2和H3，即社会治理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态度；公民的个体认知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个体认知水平在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5. 结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参与之间往往是公民参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这样的关系，这个结论普遍被大众接受。但是本研究对此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在民主社会开始之前，社会治理水平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疑问的回答是肯定的，制度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制度决定行为，从而带来相应绩效。而众多制度的综合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治理环境，在这个制度的集合中，可能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可能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但无论它的性质是什么，这样的客观环境是存在的。当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时候，政治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被吸纳到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体系中。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其制度原因，政治参与几乎不会涉及到公民或平民，但是进入民主社会后，政治参与的主体才不断地扩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水平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在实证分析中，数据结果也证实了以上结论，社会治理水平高的确能够正向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其次，公民参与这个概念是属于个体层面的概念，行为发出的主体一定是人。由此可知个体的行为必然受到个体认知和情感态度的影响，这在心理学中是早已被证实和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个体认知相对于社会治理水平来讲，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个体的认知有时会超前于社会发展，也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它的水平是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认知在研究中合理地成为了调节变量。
在主效应的分析中，发现社会治理水平高能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然而在交互效应中，发现社会治理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高认知水平的人总是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倾向，这不难理解，但是在社会治理水平有了较高提升的过程中，高认知水平的人对于政治参与的行为显著下降，且对于环境变化高认知水平的人反应更加敏感。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因为高认知水平的人感受到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在一个较好的治理环境下，可以减少自身的政治参与，也能够不影响生活体验。低认知水平的个体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敏感性要远低于高认知水平的人。综上说明社会治理水平是能够促进政治参与的，但是参与行为在越来越高的治理水平下，受个体认知的影响，出现下降的趋势。
对于要不要一直鼓励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这一点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目的究竟为何的问题，即社会发展是想让公民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还是仅仅是有序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有序”的社会并不一定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社会目标是多重的，其中公民的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应当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
6. 讨论与展望
在本研究中探讨了社会治理水平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而在其中个体认知的调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之下，认知能够改变个体对政治参与的程度。虽然研究中尽可能地按照严谨的逻辑分析、理论梳理以及实证验证方法，但是该研究依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并且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存在内生性问题。该CGSS调查中对社会治理部分是对被试的认知测试，其测量本身含有个体认知的结果，而个体认知又再一次被拿出来作为单独的变量。如果要解决该部分的内生性问题，应当在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测量中加入更为具体的、带有行为倾向的题项，尽量不要使其本身就含有认知的结果。
第二，横截面数据。该研究在数据的使用上是选择了“CGSS2015”的单期数据，用它做因果推断的说服力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够准确的。如果要证明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使用纵向数据，至少2期，才能够完全确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第三，尽管在研究的开始就将社会治理水平定义为了一种对现状的客观描述，将政治参与从中区分开来，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二者紧密相连的程度很难把其中的一方摘掉，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互为因果的可能性是十分大的，让人联想到一个传统的命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理论上希望能够进一步对概念进行明晰，尤其是对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的梳理，因为这是整个概念结构的起点，政治参与究竟是他带来的结果还是起点这个问题需要从最初的概念来区分，同时也可以对民主社会的目的来进行判断。技术上希望能够使用更加严谨的纵向数据的因果推断，排除各种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