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变”改革是在政府主导、社会资本与贫困群体参与，经济规律遵循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与市场、宏观与微观等手段、方法以及政策实现绿色减贫能力体系的逻辑生成。从实践理性看，“三变”拓宽农业提质增效路径、农村发展市场半径，农民增收致富途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人文关怀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价值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贫困主体参与，强化制度与哲学思辨，催生内源性向外源性、政策性向制度性、逻辑性向规律性减贫转变。绿色减贫既为中国当下绝对贫困消除，未来相对贫困消解提供实践借鉴，又为世界乃至人类减贫事业发展提供方法论思考。
Abstract: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i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poor groups, and compliance with economic laws, comprehensively using government and market, macro and micro methods, methods, and policies to achieve the logical generation of a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capability system. From a practical r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has broadened the path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market radiu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Humanistic care has realized that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and silver mountains”. From the value logic point of view,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participation of poor subjects, strengthen the system and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policy to institutional, and logical to regular poverty reduction.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not only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in China now and the elimin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future, but also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world and even mankind.
1. 引言
贫困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成长发育型的世界性难题。古往今来，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减贫实践史。面临资源环境约束，2008年联合国率先倡议实施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成为减贫工作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议题。此后，美、日、欧、韩等众多发达国家或地区相继推出“绿色新政”，绿色理念融入减贫战略赋予减贫工作新的内涵、方法、措施以及策略。从可持续视角关照，绿色减贫不断从理念上升到政策、措施及制度层面。尤其是“绿色减贫”概念一经提出迅速引致学界高度关注，理论热度随实践强度不断升温，成为减贫实践的一个焦点话题与重要议题。
2. 文献综述及问题引出
国外，学界探究绿色脱贫主要聚焦在经济层面，强调人与自然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也即在保护生境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益贫式绿色增长” [1]。也有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到福祉被剥夺 [2]、社交资源贫困 [3]、“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 [4] 获得等层面。国内，绿色减贫更多地聚焦在减贫与绿色增长问题上，涵盖经济与生态，经济与社会，贫困者机会获得等领域。足见，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减贫等问题成为重要议题被高度关注。尽管理论界一度致力于定性与定量研究，分析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就定量研究而言，诸多学者努力构建的有效衡量贫困的单一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 [5] [6] [7]，从定性减贫模式、方法和路径到定量研究，从单一贫困标准到多维治贫转型，从减贫路径、方法到内涵拓展，从理论层面到政策领域，不断加快贫困问题研究和减贫工作实践的深化。在政府组织动员下，市场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减贫产生显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聚合效应。
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布《绿色经济报告书》，首次提出绿色减贫与发展战略。2012年，联合国将绿色减贫作为重要议题。绿色减贫问题研究开始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8]。绿色减贫作为一个综合概念，既包含以绿色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减贫 [9]，也包含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为主要手段的生态扶贫 [10]。国内学者不论是狭义层面以瞄准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态扶贫，还是广义层面以融合生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为一体的绿色减贫形成贫困地区的发展路径，均是绿色减贫理念的积极响应。中国实践表明：生态文明背景下发展与环保并非对立，转变观念和创新思维，转变发展方式可以实现扶贫与环保双赢。人类生存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问题与生存挑战，生态文明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基础，两山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战略选择，精准扶贫为绿色减贫提供了具体的操作策略 [11]。可以说，中国农村“三变”改革中的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和贫困人群参与，完善市场和绿色资产同步建设的减贫机理，是“三变”改革赋能绿色减贫，并形成绿色减贫能力体系的核心要素与关键要领。
将“三变”改革放到整个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一个宏大的时空领域，以及时代背景加以考量，以更加开放、多元、包容以及协同的方法来研究贫困，有助于深刻认知当下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抑或未来消解相对贫困问题提出应对策略。注重减贫方式从外源向内源的转变 [12]，政策性向制度性，逻辑性向规律性转变，从长时段、宏大叙事中对农村领域诸问题具有综合把握和融会贯通的全面理解，“三变”减贫才能对世界乃至人类减贫事业发展构建起系统的理论范式与逻辑体系。从贫困本身和贫困形成的内在机理寻找综合性、系统性的减贫方案，才是认知贫困问题本来面目和减贫规律，以及逻辑遵循的正确路径。所以，“三变”改革提炼和刻画的“社会网络扶贫”和“内生性扶贫”理念，建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性分析框架，从乡村民主政治治理、农民合作、微型金融、集体经济、社区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等角度对中国农村扶贫的创新模式 [13] 提供实践借鉴。更重要的是，“三变”赋能绿色减贫其实践理性、价值逻辑以及战略前瞻，从改革动能、实践势能以及减贫理论形成中的减贫机制、操作模式与方法路径，不啻为减贫理论建构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和理论注解。便于研究需要，下面主要以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展开分析。
3. “三变”改革的价值成效与实践理性
2014年以来，六盘水市针对农村绝对贫困和集体经济弱质化发展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直面贫困问计于民，经过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农村“三变”。在全国农村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情况下，“三变”改革以其正向激励和示范带动，为深度贫困地区“三农”问题和农村社会“内卷化”解决打开了一个窗口。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三变”成为一个焦点话题迅速引致政界、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聚焦，改革的正能量释放激活农村发展巨大活力与实践张力。
3.1. 价值考究
第一，实现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变革。通过土地流转入股企业发展，全市55.47万户农户入股成为股东，入股受益农民184.36万人。改革使农户由“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转变，加快农民从单打独斗分散化经营转向现代农业抱团发展。第二，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现代市场经济。贫困群众由“为吃而生产”到“为卖而生产”，培养并提升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第三，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目前，全市通过土地流转建成特色产业399万亩，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农业园区32个，万亩以上产业基地15个、千亩以上282个，产业发展带动18.67万贫困人口实现增收。农民将闲置的自然山水、房屋林木等自然资源入股平台公司发展旅游，“闲置”的自然资源由“死”资产变成“活”资产。第四，联村党建和能人参与巩固农村基层组织。通过股份合作，全市整合14.68亿元财政资金变股金，发放参与“三变”改革的贷款30.29亿元、“两权”抵押贷款8.76亿元，撬动各类社会资金120.4亿元参与乡村建设与“三变”改革，为乡村治理转型以及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第五，引导农民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变成股东，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身价”。与龙头企业和经营主体捆绑，形成“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可以说，“三变”赋能精准减贫提供了基本路向。
3.2. 实践理性
一是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指导改革实践。始终立足国情、省情、区情，直面贫困问计于民，因地制宜探索脱贫路径，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实质上，“三变”改革变的是农业增收的途径、农村发展的半径、农民致富的路径；不变的是共同富裕，绿色减贫目标，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情怀和人文关怀。二是改革中不断突破政策框架和体制边界，但又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为改革保驾护航。2015年以来，先后制定与“三变”改革的指导意见、行动方案、合同文本、监管办法等60余个配套政策文件，不断规范“三变”改革运行。从法制层面为改革探索提供相关法制保障。三是注重防范法律风险与道德风险。建立“三变”检察室、“三变”法庭，组建“百人法律服务团”提供“三变”改革相关法律咨询，实现法律服务团队全覆盖。“三变”法庭受理涉及“三变”改革的案件307件，审结302件。加强农村信用评级授信体系建设，强化财政、审计、舆论和社会监督，组建93个乡镇民生监督组、配齐1066个村居纪检员、选聘12054个民生义务监督员参与监督，全力防范群众身边的腐败。
4. 改革动能的维度、张力以及价值逻辑
“三变”改革有效激活农村闲置的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生态增值，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三农”问题解决提供科学路径。可以说，“三变”为全国农村深化改革、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六盘水样本。“三变”的价值维度、实践张力，变革方法等远超改革的价值本身。根据改革动能、实践势能，价值逻辑、减贫规律透视，“三变”至少可以从五个维度、五个层面为绿色减贫提供有益借鉴。
4.1. 改革动能的五个维度
第一，提高政治引领力。“三变”改革始终贯彻落实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导向、市民主体、企业龙头、产业平台、股权纽带、公平共享的目标与路径，有力地破解特困区“三农”问题，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蹚出一条新路。特别是牢牢依托“乡镇党委、村党委支部、经营主体中的党组织”建设，不断强化党对改革的领导作用和经济工作的实践指导。第二，提高农村组织力。新世纪以来，农村土地碎片化耕作、单个农户分散化经营，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风险高收益低等问题导致农村经济一度衰败和凋敝。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民群众参与”“三变”改革发展农业特色产业。面向市场要发展，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充分发挥合作社、龙头企业、返乡青年和种植大户的带动，提高广大农民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主动性。第三，提高经济驱动力。通过变革思路强化经济思维。在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和增长下行情况下，用活国家各种政策资源、用好各项扶贫资金、用足财政资金加快了农村精准减贫。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整合“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金”为改革提供资金支撑，引导社会资本和大规模工商业资本下乡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四，提高文化感召力。无论是《三变山变》记录电影，还是电视、微视频、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聚焦，从不同维度关注和透视改革。事实上，电影《三变山变》原版人物陶正学在贵州娘娘山返乡创业的纪实故事，由此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文化资本化就是最佳佐证。第五，强化社会治理能力。“三变”改革聚合在产业利益链接机制上，不断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和乡村治理能力。盘州市娘娘山舍烹村通过“三变”改革，2013年之前的空壳村一跃变成2015年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就是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盘活资源资产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展村民自治途径的最佳体现。2019年，六盘水市农村集体经济积累最高达到990万元、最低达到5万元。可见，改革红利、市场红利以及政策红利集中释放，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三变”改革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地方治贫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多次强调“三变”，旨在运用“三变”变革的思路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充分肯定改革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涵。国家从政策、制度和体制等不同层面，以上而下推动改革向纵深方向演替。尤其是国家减贫战略实践的高势位推进改革发展，由此形成的政策惯性和强大的制度势能，从五个方面有力推进绿色减贫发展。
4.2. 制度势能的价值逻辑
第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高效配置，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科学地盘活了农村闲散的自然资源，为农村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提供前进路向。第二、集体股权制度创新。重新认定和划分农村集体资源和资产，对长期以来处于闲置或者被个人占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界定和利益分配。明确集体土地公有共有的性质，人人拥有股份的事实，通过入股平台公司或者农业企业，村民以协商方式入股企业发展，重新进行集体股权划分和认定，有效维护和保障村民的基本权益。第三、联村党建制度建设。通过联村党建“报团取暖”，民主协商和集体决策等形式，共同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基层党建带乡建，在产业发展基础上实现“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第四、乡村治理制度探索。“三变”改革汇聚一批能人和精英，涵盖村支两委、驻村书记与扶贫干部、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产业带头人、以及平台公司等。同时，还吸纳了返乡创业青年、成功人士等能人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治理转型。第五、社会建设制度创新。无论是“三线”还是“三变”，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本身就是社会制度建设的有力佐证。2015年六盘水行使贵州省地方立法权，为改革发展先行先试提供法制保障。
“三变”改革释放的巨大潜力和政策张力，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强大组织动员。通过政策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资源红利、生态红利集中释放，不仅为农村绿色减贫与组织形态提供革命性探索，而且为生产方式变革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更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路径。可以说，“三变”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头筹协调发展、甚至人类减贫提供参照。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三变”改革加快农村农业发展再出发。从集体经济的产权归属、土地流转的农户意愿，农民权益保护视角看，改革的实践理性和价值逻辑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以及中国梦的人文情怀与民生关怀。“三变”的价值理性和实践张力，贫困群众协同参与减贫与可行能力获得，可以解码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与经济成功转轨的价值理性与实践逻辑。在包容性减贫逻辑中，农村资源的价值再造与共享式增长初步建构起绿色减贫能力体系。
5. “三变”改革赋能绿色减贫的价值意涵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组织形态的一次革命性探索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制度性构建，其实践动能与制度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合力，为相对贫困问题解决提供基础性路径与行动方案。“三变”不仅为现代农业转型发展提供制度基础，而且为工商业资本下乡提供实践通道；更成为乡村善治的活态样本，带动乡村治理由外部推动向内部聚合，从“法治、德治”转向“德治、法治、善治”。不仅如此，“三变”还为中国西部山区农村创新发展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将国家倡导建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减贫让“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构建” [14] 落地生根。有效激活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盘活闲置的资金，整合社会资源，撬动农村大市场，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内循环。一定程度上讲，“三变”赋能绿色减贫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4点启示。
5.1. “三变”经验催生了治贫理论生成
在不改变土地性质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抑或将自然资源、自有资金、财政资金入股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奠定物质基础和提供发展资金保障。应该说，“三变”是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探索性实践，改革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为山区农村绿色减贫，乃至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精准治贫提供了行动方案和实践路径。即是说，解构贫困的形成机理、内在逻辑需强化改革创新，完善治贫措施、手段、策略与方法，既尊重基本规律，又符合区域实情。在包容性治贫实践中，以底线思维形成治贫经验，以治理之道实现治贫理论的逻辑生成。
5.2. 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通过“3155”工程，发挥比较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现代化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截至2020年底，六盘水市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397万亩。其中，猕猴桃种植达20.08万亩，刺梨种植达120.48万亩，茶叶种植31.55万亩，形成全省最大的猕猴桃基地、全国最大的刺梨基地。“三变”改革探索农村股权扶贫新模式以来，带动全市入股集体土地41.67万亩、集体建设用地1.25万亩、集体林地14.85万亩、集体草地2.66万亩、房屋8.66万平方米、水域水面4244.69万平方米。农民入股资源主要为承包地共计199.79万亩、占总面积462.3万亩的43.22%，整合14.62亿元财政资金，撬动各类资金105.68亿元。共有55.46万户农户入股变为股东，入股受益农民184.31万人。即是说，受益农民超六盘水全市农村总人口数70%，实现了贫困人口“三变”改革全覆盖。通过“三变”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力布局，粮经比从2013年51:49调整为2020年20:80左右。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进一步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喀斯特山地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区域产业布局，以及科学选择提供了实践参照。
5.3. 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
2014年以来，六盘水“三变”改革赢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变”改革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上给予高度认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先后五次为其做了重要批示。2016年“三变”改革荣获“中国三农十大创新榜样”、2017年开始连续三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写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进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体系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足以说明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改革成效反映改革方法和步骤是科学的，坚持民生底线思维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路径旗帜是鲜明的，改革形成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足以证明改革的正确性、前瞻性、战略性，以及科学性同样毋庸置疑。值得肯定的是，“三变”改革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有效降低改革成本和试错成本。
5.4. 建立潜在风险预判及内部控制机制
改革是一项具有政治性、政策性、民生性、系统性工程，稍有不慎将可能出现颠覆性差错。减贫实践中，建立健全保险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保护群众根本性利益。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土地共有性质不改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四个原则。既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群众不答应、不拥护、不认同的事情坚决不做。土地入股问题上，允许和鼓励农民群众持观望的态度和和有选择的权力，不搞行政命令更不搞“一刀切”。另外，规范土地流转的基本运行程序。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制定《指导意见》，规范“三变”合同文本，建立一批法律服务队伍，采取专题讲座、实地教学等方式对干部群众进行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操作能力。此外，政府建立农业保险、“三变”基金，以及风险基金等一套相对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规避改革风险。
6. “三变”减贫的基本经验及战略前瞻
减贫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内容涉及减贫尺度、空间维度、价值效度。厘清“三变”绿色减贫的内在机理、实践逻辑与运行规律，通过系统性建构和持续性推进，将为世界性减贫乃至人类减贫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鉴于贫困问题的生成逻辑、内在机理，运行规律，以及演化趋势，注定了减贫需要以系统观、整体观加以推进。而民生本位的减贫理念，可持续减贫的造血机制，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和财富的减贫实践，加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1. “三变”改革围绕国家战略展开实践
“三变”中的弱势群体积极响应国家减贫顶层设计，形成一种绿色减贫能力。“三变”绿色减贫机制，创造了就业机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生态增值，破解农村社会内卷化问题。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分散化向集约化发展，以及农民可持续增收提供了一个实践路径与方法论思考。
6.2. 按照“五个文明”系统推进减贫事业
反贫困不单是政治任务落实、经济指标实现，而是全要素发挥，最终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文明聚合与协同发展。以变革的思维与协同的力量激活农村发展全要素，通过资源资本化、文化资本化、生态资本化等要素聚合，促进乡村资源价值与效用最大化。
6.3.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进减贫
减贫既是一项伟大的战略工程，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项顶层设计，强化顶层设计消除绝对贫困。在产业布局、项目设计和政策安排等方面，强化政府与市场、宏观与微观两种机制和手段运用推动减贫事业发展。
6.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通过完善内源发展的辅助设施，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最大化帮助农民形成增收致富的能力。注重农民生产能力和市场经济意识培育，强化兼顾生产者、经营者、集体或个人、国家等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构建，站在人民立场实现财富增值和价值再造。
7. 讨论
随着中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相对贫困问题亦应运而生，并将持续地存在下去。这就意味着贫困的内容、表现形式、贫困主体、贫困类型、贫困结构、贫困程度等将会迅速发生转型与转化。未来议程中，厘清减贫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边界，积极运用政府和市场、道德和法治、技术与科学的力量，吸收借鉴“三变”改革绿色减贫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经验，亟需加快绿色减贫能力结构和网络体系构建。同时，还需对贫困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价值理念、贫困村均衡陈逻辑、经济运行轨迹、实践变革路径、基本规律遵循等加以科学研判，以科学手段和人本价值综合运用，方为治贫之理与减贫之道。
基金项目
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LPSSYjpkc201701)；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LPSSYZDXK202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