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模仿和追赶之路。
理论上，寄希望于通过学习、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解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实践中，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依赖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出现严重的悖逆问题。这意味着，任何外来的理论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更不能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指导和实践方案。当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步入世界舞台中央，客观发展情势亟需建构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当然，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建构和艰巨的历史使命只能依靠中国学者完成。正如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一样，如何将这一地方性治贫实践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提炼，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范畴，深度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
党十大八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在实践成果基础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1] 1992年以来，理论界出现西化与僵化问题。也即理论主动向西方靠拢，拟简单照搬或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阐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显然行不通。传统僵化的经济学观点不仅不能解构中国问题，更不足以建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理论体系建构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道路，回答中国问题。当下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央还应考虑拿什么理论来贡献给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 形成标识性概念 [2]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都要有标识性概念抑或术语，涵盖明确的学科理论范畴、概念体系。即是说，只要一提及头脑中闪现的就是标识性概念或术语。因而，学界必须清醒意识到任何简单移植，都不可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无法建构具有世界性的话语体系。当然，一门学科建设究竟什么作为标识性概念？基本术语是什么？亟需学界深入探讨回应理论滞后于现实实践的问题。
2.2. 回答中国问题
学理观察发现，西方的理论逻辑和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问题。其主要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以某种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国实践，用新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 [3]。可以说，西方的书本逻辑和价值推理回答不了中国问题。2020年，中国不仅能够实现全面摆脱绝对贫困，而且能够实现全面小康。同时，还为世界减贫和人类减贫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一事实告诉世界，中国问题只能从中国经济学理论中给予解释。
2.3. 阐释中国道路
阐释中国道路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最迫切、最紧要的艰巨任务。究竟何为中国道路、为何走中国道路、何以走中国道路等，需要对问题本身进行逻辑推演做出事实回应。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演化机理、运行轨迹、基本趋势等问题亟待科学阐释，以消除外界的疑虑和欠客观的误读。事实上，中国道路越走越宽，中国模式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同，中国方案和中国减贫模式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接受。现在看来，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中国发展问题，更不能对发展中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模式等做出科学阐释与问题解构。这些问题只能由中国学者在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基础上形成解释话语，阐释中国道路问题。
2.4. 理论与创新
任何理论建构，都是在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历史维度与现实需求、宏观视野与微观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实现。但凡科学理论体系形成，无一例外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内在逻辑；坚持理论与实践内在统一，贯彻理论上的实事求是和实践上的知行合一，积极吸取既有理论合理内核，又在实践基础上创新应用；通过反复的检验、证实、证伪和扬弃，将科学与理性有机结合，达到理性内化与科学外化的统一。经过“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往复循环，最终实现系统化理论生成。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目的在于适应世界经济运转客观情势变化，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遵循经济规律运行。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溯源阐释
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问题 [4]，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理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以及国外非马克思主义优秀成果等理论中吸取合理的理论内核加以扬弃；又要以创新的理论 [5]、手段和方法综合运用，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提炼。
3.1.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作理论
1) “人民中心”是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进行哲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由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论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人性异化”问题。并以“人性复归”为目标，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成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描述。
2) 唯物史观为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于此，更在于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揭示人类社会演变规律，为中国建设“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人性异化”，人格化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无形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基于劳动收入就是劳动力价格或价值货币表现这一前提，虽没有给予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留下空间，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理论创新的关键内容。
4)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我国的经济学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与实践指导。不仅定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历史”性质展开论述；而且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诠释，构建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现在看来，按政治经济学“历史”性质构建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根据国情构建理论提供了基本依据。
5) 列宁、斯大林等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化的又一来源。
3.2.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遗产
首先，列宁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领导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是“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最早探索实践。其次，前东欧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可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初原型。南斯拉夫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计划与市场结合，政府权力下放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大胆尝试。1956年匈牙利采用新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起主导作用条件下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市场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另外，“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波兰分权模式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未来社会设想，为我们留下理论遗产。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一是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典范。二是儒家思想文化熏陶下形成节俭、积累、容忍以及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层面的文化模式被纳入文化维度建构，并冠以“长期导向或儒家动力”之名。儒家“积累欲和节俭观”，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长远影响。
3.4.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
首先，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明成果。摒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为其制度永恒性和合理性辩护立场，积极吸收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运行模式，尤其是论证的科学性与完整性。其次，批判借鉴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文明成果。提高认识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第三，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合理的内容。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根据“国民生产力学说”思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为谋求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国民生产力学说”衍生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为国家“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给予了指引。
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的相关探讨。从理论形成过程看，大致历经了理论发端、理论创立、理论发展、理论丰富和理论形成等 [6] - [11] 几个阶段。但从系统化建构维度考究，又可分奠基、破题和集成三个阶段。
1) 理论奠基阶段。毛泽东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毛泽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中国经济问题，形成诸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观点。其贡献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即，① 提出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②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③ 主要问题；④ 研究方法；⑤ 系列重要观点。
2) 理论破题阶段。邓小平对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以及初级阶段论三大问题的突破性认知方面。一是在南方谈话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达到一个新阶段；二是在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对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发展所处阶段做出科学研判，得出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国情，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事实依据；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基本框架。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体系构建做了新贡献。“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3) 理论集成阶段。习近平高度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揭示经济规律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2014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将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由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遵循递进原理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实践层面催化理论发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集成。诸如农村“三变”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破解绝对贫困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实践范例。
4. “三变”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2014年，地处中国贵州乌蒙山区腹地的六盘水绝对贫困问题深重而异常突出。在全市4个县(市、特区、区)中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个省级贫困县(钟山区)，全市68个贫困乡镇中有省定极贫乡镇2个，615个贫困村中深度贫困村162个。当时，建档立卡户中贫困人口高达60.37万人，贫困发生率23.3%，分别高于全省、全国2个和14.8个百分点。这一极端贫困的深山区、石山区、民族聚集的高海拔地区，一度成为贵州脱贫攻坚主阵地和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面临复杂而艰巨的减贫任务与形势，地方党委和政府科学研判区域贫困问题，积极解放思想带领人民群众尊重基本经济规律，遵循减贫逻辑，充分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通过改革创新探索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之路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有力地助推精准脱贫。改革以其丰富的价值意涵、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改革动能与发展势能正能量释放，不断引起学界、政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党中央、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领导，以及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有力地彰显了改革的价值与效用。从2017年开始，“三变”改革连续三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地方性治贫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变”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域和实践来源。
4.1. 精准治贫的中国实践
从2014年“三变”改革至今，5年来全市贫困人口从原来建档立卡的60.37万人下降到1.2553万人。615个贫困村(含162个深度贫困村)整体出列。贫困发生率从23.30%下降到0.50%。先后有198.38万亩承包地、40.8万亩集体土地入股，整合12.95亿元财政资金入股、撬动105.2亿元其他社会资金参与“三变”。其中，54.93万户农户成为股东，入股受益农民182.62万人。应该说，这一创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三农”思想的生动实践。从农村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在充分调研论证贫困特点、成因以及致贫机理等问题基础上，科学地辨识脱贫对象、目标、任务以及性质，坚持问题思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通过政府组织和社会动员，强化宏观调控为人类精准治贫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4.2.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三变”改革，其价值成效、减贫逻辑与运行轨迹对生产关系变革产生了影响深远。“三变”改革最根本、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尝试在于突破了农村发展的资源产权问题。通过“三变”，农村长期闲置的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以及古树古屋等“死”资源变为“活”资源，将自然气候“冷”资源变为旅游“活”资源，地下煤炭“黑”资源变为地表青山绿水“绿”资源。“三变”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科学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破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中“统得不够”与“分得彻底”的问题。通过“三变”实现“百姓富、生态美、产业兴”，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提供一个活态样本。
4.3. 上层建筑服务于市场经济
实质上，所有经济活动背后无不是政治实践的结果。历史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相结合起来的做法，欧美国家提供了实践典范。中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本身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大创举。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发展的思维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内在密码和基本逻辑。“三变”不仅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且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实践取得显著成功，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有政府职能发挥，还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人民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利用制度优势保障经济运转，坚持公有制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资源优化配置。
4.4.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模式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盘县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区“三变”改革中党建扶贫模式，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创举成为扶贫模式和乡村治理的创新典范。在中共盘县县委、普古乡党委指导下，以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区舍烹村为核心，联合周边8个村党支部和1个非公党支部共同组建六盘水市第一家联村党委——普古乡娘娘山联村党委。依托联村党委，整合8个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成立娘娘山联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创新基层党建扶贫模式，按照扶贫攻坚先行先试、专业技能跨村共享、扶贫项目联合实施方案，实现驻村扶贫资源有效整合、精准利用和科学配置，在“联产联业”基础上实现“联股连心”，提升党建扶贫效益 [12]。联村党建协同推进区域性整体脱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深化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前瞻实践。
5. “三变”改革现场本土学者的责任与使命担当
身处改革现场的本土学者，义不容辞参与助推改革走向深化。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进行难点攻关，目的在于找出制约改革的障碍因子。深入探究“三变”改革这一成长发育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将改革经验理论化和系统化表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既是责任也是使命。
5.1. 坚持区域实践，推进“三变”国家战略
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诞生，都率先发生在经济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区。不仅具有地区性特征，而且带有时代烙印，由局部上升到整体，由区域地方性上升为国家整体性。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实践样本和行动参照，地方性知识体系形成与实践经验理论化，不仅是理论生成的基本逻辑，也是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通常，国际社科界普遍认为先进理论产生于发达国家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整合资源实施集成创新，总结“三变”更好地服务国家减贫战略与乡村振兴实践。
5.2. 超越“西天取经”，践行本土理论创新
“三变”改革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注定“三变”不单属于六盘水。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需有“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13] 视野。须知，任何理论都是对人类知识增量做出贡献的理论，具有突出为重要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和诠释的功能。应该说，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学术关注的重要现象和理论来源。譬如，工业革命和一战后，英国和美国分别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分别在不同时段里成为世界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理论大师大多出自英国和美国。其实，大师们所关注的对象、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理论大多具有地方性特征。只不过所在国家当时在国际上和国家影响力突出使得提出的理论重要罢了。同理，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活跃区域之一，阐释中国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将是国际经济、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理论现象。故此，“三变”改革应以国际视野和大历史视野予以观照。
5.3. 深化实践、总结提炼，强化责任担当
尽管“三变”改革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不断在探索中摸索前行，但是改革中释放出来的生机活力以及释放的潜能等正在发生裂变。究竟如何总结实践经验，学界一致认为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形成新理论，既是社科界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也是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一个实践难题。诚如习近平所言，“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14] 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本土学者应科学总结“三变”改革经验，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提炼形成新观点。勇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开思想之先，以责任使命担当深化农村“三变”。
5.4. 强化“理论务农”，完成学者的使命
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宽广视野、长远眼光、务实态度冷静思考“三变”改革，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三变”改革研究，首要问题是将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性归纳、总结和提炼。深入探究“三变”改革的内生动力、运行轨迹和基本逻辑，为深化改革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智慧。诚然，所有这些尚需学者们艰苦的学习、认真的付出和持续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试想，如果现在的青春不用来奋斗，将来又拿什么来回忆？所以，身处“三变”改革现场的理论工作者，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以科学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观照“三变”、总结经验以实际行动回报和反哺故土。强化“理论务农”与责任担当，以不辜党和国家以及时代赋予社科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LPSSYZDXK202002)校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LPSSYjpkc2017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