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却一直是一个理论难题。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指引中华民族走向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需要最为先进的思想祛除复兴道路上的“包袱”和“绊脚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核。
2. 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止一个“药方”，他们有的效法日本英国，致力于实现君主立宪制；有的效法美国法国，力求落实民主共和制，但所有这些努力均宣告失败，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才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近代中国重新掀起自由解放的新高潮？这当然与“改良方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努力有关，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牺牲和奉献才换来了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观念，但这些方案毕竟失败了，而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人民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以其坚定的革命立场赢得了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是诸路皆不通后的唯一选择。
首先，马克思主义具备完全的革命立场。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上述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批判性，它总是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一切事物，因而最终也将扬弃自身，这恰恰是其他思想达不到的高度。这种独特的理论品格与近代中国产生了共鸣。近代中国在多次历经资产阶级方案失败后已经探索出了真正可行的道路，这就是彻底的革命道路。所有的革命道路都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彻底的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近代中国彻底的革命道路的最佳指导思想。
第二，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能带来理想的革命结果，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完全的革命理论已经超越了理论本身的界限，能够为中国革命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本人从不相信空谈，他认为只有真正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2]。中国革命的低谷时期需要能抓住人本身的理论，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气质。“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处于沉闷中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不是空谈，它是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和克服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第三条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抓住人”的明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期共产主义者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真正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壮大。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推上了高潮，最终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性在中国大地的鲜明体现。
第三，道路决定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性，而这一点正是中华民族站起来所必需的思想内核。近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它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华民族才有了走出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动力和方向。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根本不可能经由外部列强的侵略刺激达到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想要实现国家富强只能依靠中国自身内部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正是由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宣扬，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践行了这一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振。中国社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当中产生了最为彻底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时，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也就在新中国扎下了根，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
从近代中国的解放历程中可以发现，革命的源头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理想由马克思主义构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成为天方夜谭，在这个意义上，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现实的因素，当我们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
3. 现实指向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了什么？作为马克思亲密战友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缔造者的恩格斯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3]。恩格斯的论述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蕴含着的批判性，它给后人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而并非一系列“命令”。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生成性，它不是包罗万象的“大全”，它解决不了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它真正鲜活的东西是方法，而理论的具体内容则需要后人的开垦。因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作为一种方法是“一张白纸”，要将之变成“武器的批判”必然要回归现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主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诞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继承关系。首先，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丰富的、具体的，而先前俄国和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却仅仅是个案。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如果抛开鲜活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我们应用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在中国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内有一股教条主义思潮，将苏俄经验奉为圭臬。这股思潮对革命斗争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在革命遭受到严重打击时教条主义思潮仍甚嚣尘上是极其危险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认识方法，而这种方法给出了一种找到真理的路径，但它并不提供现成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就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第三，究其根源，教条主义思潮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它试图将特殊原理应用到普遍事物中去，这必然会导致革命理论与现实互不相符的状况，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透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革命经验，因为它是近代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4]。中国的现实状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不同于苏联现实，前提不同就不能照搬照抄，因而首先要做的是认清中国现实，找到症结所在，而后才可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毛泽东同志是党内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代表，他先后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1月)等一系列考察中国现实的著作，从而真正透彻地把握了中国实际，这才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共产党人的努力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导后，整个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为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带来如此剧烈的现实反响？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2]。毛泽东同志创立的革命新道路抓住了“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一最根本的特征，因而主张团结广大贫苦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力量，最终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外，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具备极强的现实指向性，它正确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立足于社会现实又回归社会现实，因而能够在革命的低谷时期找到新的出路。
进一步，每一个指导性的理论必定有其对应的适用范围，因而对现实状况的正确把握是检验理论适用性的前提，只有将理论的适用范围界定清晰才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这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针对建国后的社会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依靠人民实现了“一化三改”，这是典型的理论创新，它对我国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做了精确把握，丰富并完善了毛泽东思想，充实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将我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发展创新都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面向现实、解决问题的理论。
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是仁人志士不断求索发展道路的历史，他们致力于找“新路”而非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历史证明，并没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对他国发展道路的借鉴要以对本国社会现实的正确把握为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就在于其能够紧跟时代步伐，能够精准地把脉时代，从而引领时代向前发展。
4. 实践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迎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断发展，在于其对现实的密切关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鲜明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
首先，理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升华，真正现实的理论总是带有实践活动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理论形态，它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改革。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改革开放规划了蓝图，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关键一步，正是因为我国主动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日新月异。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现实而结出的硕果，它在四十多年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历程中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成果都源于社会实践——它们都紧紧地把握住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系列指导思想——它们以解决社会中迫切问题的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如何指导实践的呢？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来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这同样也适用于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作用。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便能看到整个白天发生的一切，这样它就摆脱了时空限制完整地关照了整个实践过程，这必将为进一步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指导。与此类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现实的反思，它好似黄昏起飞的猫头鹰，洞彻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上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论，它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凝聚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因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7]。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将会带来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时代表达，作为一种理论思维融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聚焦时代问题对症下药，因而内在具有改造世界的潜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践行者真正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功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将其现实化：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摆脱了封建帝制和殖民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实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内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发挥理论应有的指导实践的功能，不断聚焦时代问题、凝聚人民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理论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
第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其与时俱进的特质上。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淬炼的理论，它作为时代的产物总是在回应时代最为迫切的需要。这种对时代的回应是一种自觉的反思活动，它能引起时代共鸣、反映时代心声，从而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思路，进而能够凝聚整个时代人民的共识，得到这一时代人民的拥护。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一直秉持着与时俱进的特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这使得理论本身与时俱进，成为鲜活的、现实的、实践的理论。最新的理论才能应对时代的新问题，因而理论的更新意味着理论本身具备实践性，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9]。马克思为我们点燃了照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篝火，如何薪火相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思考和研究的理论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复兴之路上总会伴随这样或那样的“始料未及”，如何应对这些临时性、紧迫性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界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指向，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本质上又具有人民性立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核本就有实事求是、因时而变的特质。当今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合乎现实的需要。
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最为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坚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理论，它需要一代代学人不断充盈，使之与时代同频共振。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总是时不时遭到质疑，似乎马克思主义是总被其政治化的外表所“美化”，似乎其自身并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这一方面显示出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深层次上也说明了理论说服力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时代的变化总会带来新的理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造，但其所遭受的质疑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还需要更强的理论说服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是这一代学人面临的时代任务。
第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单是硬实力的增强，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指导思想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必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理论本身的特质是具备说服力的根本，但作为理论说服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理论宣解同样重要。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成为一大学科，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还存在隔阂，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借鉴尚欠探讨，这无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力量。学科划分本身是为了更加系统、更为专业的解决问题，如果能够融合各个学科的集体智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定然大有裨益。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立足经典文本解释、创新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立足当代中国实践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借鉴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化为己用。各个学科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平台相互沟通交流，思维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碰撞产生的合力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