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清末民初始，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已逐渐得到各地方的重视，区别于传统藏书楼式的新式图书馆服务理念逐渐兴起，经过经年建设，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民国初期得以蓬勃开展。然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局势骤然日下。在战火的直接摧残之下，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了巨大灾难，整体发展情况逐渐低迷。
时局危难下南京告急，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决议迁都重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至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重庆正式行使抗战时期陪都之责。陪都地位的确立给重庆带来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在重庆地区也产生着积极的变化。
2.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概括
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全国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迷的背景下发展的。据统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图书馆专著出版情况出现“跳水式”下降。1934年的出版数量只占1936年的41%，直到1944年、1945年的出版数量更倒退到20年前的水平，这种急速下降呈现出一种恶性态势，以至1946年都难以有起色 [1]。同时，图书馆专著质量呈下降趋势、图书馆学期刊及论文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全国重要的图书馆学期刊由1936年的三十三种急剧下降到五、六种” [2]，“而图书馆学相关论文见诸报刊的，1936年计616篇，1937年即腰斩为301篇，1945年更只有29篇” [1]。另一方面，曾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的图书馆学会也由盛转衰，从研究学术转向谋求生存。
与全国图书馆事业的低迷走向不同，重庆图书馆事业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全国大部分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聚集在渝，直接为重庆图书馆事业注入有生力量
受战火以及国民政府“文化教育大转移”影响，大批图书馆纷纷西迁西南地区，其中大部分图书馆入驻重庆，直接增强了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深厚力量。入渝图书馆众多，从影响力方面考量，主要有以下来源：
1) 国际性图书馆迁渝：抗战爆发后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中苏文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等随国民政府迁移重庆；
2) 国立图书馆迁渝：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8年2月12日迁至重庆，因重庆大轰炸在1939年3月20日迁至江津县白沙镇；国立北平图书馆因1939年战乱席卷昆明，便将较有价值的文献运至重庆并设立“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负责该馆在陪都地区的各项工作 [3]；
3)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迁渝：这其中主要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为典型代表，该校于1938年迁入重庆；
4) 图书馆协会迁渝：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43年9月由昆明迁到重庆；
5) 其他图书馆机构迁渝：受战乱侵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武昌中华大学图书馆、南开中学图书馆等相继西迁重庆。
2.2. 大批图书馆在渝新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版图得以扩建
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不仅体现在全国原有图书馆在渝的聚集，同时体现在大批图书馆的在渝新建，这是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对全国危机局势的应对，是其逆向生长的重要内容。
1) 新建各级公立图书馆：1、国家级：国立西北图书馆在战时陪都重庆积极筹备，1944年6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准备在重庆设立国立罗斯福图书馆；2、市级：1939年4月重庆市立图书馆改组建立；3、县级：江津县、巴县、璧山县、北碚等县立图书馆得以建立；
2) 成立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41年8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璧山成立，是陪都地区与文华图专并立的两大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
3) 其他单位图书馆建立：如国立重庆大学图书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等；
4) 大批私人性质图书馆成立：大批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来渝后，或是捐赠或是直接创办图书馆，如前量才图书馆馆长程远女士于重庆成立私立“七七”图书馆 [4]。
3.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兴盛原因探究
自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社会资源逐渐从东部沿海回流到内陆西南地区，其中以重庆最为显著。文化教育的大转移中，重庆地区作为最主要的着力点，本地图书馆事业的生存环境得以保障，由此逐渐形成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兴盛发展。
3.1. 国民政府的支持
国民政府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法令以及经费支持上，这也是其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政策保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相继颁布一系列图书馆相关法规。如1939年公布了《修正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图书教育大纲》、《图书馆工作大纲》，之后又相继公布《普及全国图书馆教育办法》、《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图书馆规程》 [5]。其次，国民政府还给予了一定的经费支持，1944年在新建重庆市立图书馆的时候，重庆市政府就曾拨款120万元 [6]。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当时官方力量的正面肯定和积极支援，让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法治力量和社会认同的保障。
3.2. 抗战时期陪都地位确立带来的生存空间扩大
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法定陪都，重庆由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城市一跃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带来的全国甚至国际社会资源的倾斜和社会力量的聚集，客观上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生存环境。
除开国民政府力量的直接支持，不仅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直接迁渝开馆，更有多所高校西迁重庆实现了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转移，这是从文化层面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长点；重庆履行战时陪都之责，工业加速发展刺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条件的积极改变为本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为避免战火侵袭，不少社会名流、有识之士移居重庆，又为其发展引入思想层面的支持和社会救助力量的聚集，由此减少其发展的阻碍等。这些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资源的投入和积极影响均来源于全国民众、各机构单位对抗战时期重庆法定陪都地位的认同，是陪都地位确立之后带来的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生存空间的扩大。
3.3. 图书馆界自身的不懈努力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其内部的自强进取也是得以兴盛的重要因素，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界各组织和图书馆学人的努力。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例，作为中国近代影响力最大的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迁渝之后，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办公，在艰难局势中展开学术研究、举办年会解决实际问题，在重视图书馆事业学术培养的同时探寻战乱背景下图书馆的生存之道；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文华图专迁入重庆以来，在抗战的背景下仍然严谨办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而其他各图书馆自入渝以来，也努力开展馆务、积极服务读者。
另外，图书馆学人的信念坚守也是重要因素。受战乱影响，大量书籍蒙难流失，国立中央图书馆入渝之后，在蒋复璁的主持下通过各种途径补充图书，不断收购、抢救大批书籍，蒋复璁本人也在为了抢救、收购书籍四处奔波，以免国宝流失国外，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40年1月1日，蒋复璁化名蒋明叔，悄悄奔赴上海活动，与人筹谋搜购沦陷区古籍事项并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立下志向绝不让江南地区的古籍文献流落他去 [7]。在蒋复璁的努力下，至1948年冬，国立中央图书馆拥有中外书刊达852745册，成为当时中国拥有图书数量最大的图书馆 [8]。另有严文郁、刘国钧、沈祖荣、汪长炳、徐家麟等一大批图书馆学人坚守信念，为其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4.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兴盛的社会意义
4.1. 融入战时教育体系，发挥战时特殊作用，助力社会民众教育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凝聚抗战力量、挽救民族危机，发动各界各方面大力开展民众教育，实际形成战时教育体系。生存于战乱的基本环境下，重庆地区图书馆的服务读者活动，在实际意义上属于社会民众教育的内容，也发挥着战时特殊作用。
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机构，重庆地区图书馆积极践行着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唤醒民众的社会职责。国立中央图书馆自迁入重庆江津县白沙镇后，面向当地民众设立了白沙镇民众阅览室，其中包括阅报室、书库、杂志室、阅览室等，并举办各类展览活动，以吸引读者扩大图书馆服务范围，努力传播文化知识。在1942年设立的重庆分馆中，除开常规的阅览室、书库等设置，国立中央图书馆还专门建立了“抗战文库”以供民众阅览，由此唤醒民众意识 [5]；作为战时重庆唯一市立性质的图书馆，重庆市立图书馆致力于多途径服务读者，通过聚集社会力量，重庆市立图书馆在注重总馆和分馆的建设之外，大范围设置书报流通处和阅览场，广泛服务读者，推行社会教育；文华图专自迁入重庆以来，沿袭学校传统，严格把控课程设置，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图书馆界的活动，发挥着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战时作用，在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战时教育体系，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4.2. 完成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东至西”的战略大转移，重新架构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失衡格局
我国图书馆事业自兴起以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活动范围也以东部地区为主要区域。从数量上看，全国所成立的图书馆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占据绝对比例。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统计，至1936年8月，西北地区的图书馆数量仅占全国4.93% [9]。从影响值上看，全国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及相关单位都分布于东部地区。民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于上海、成立仪式举行于北京、总事务所设置于北京，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作为民国初期仅有的两所国立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在南京，馆务工作的开展也是在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成立在北京，馆务工作的开展集中在北京；主要国际性图书馆如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中印文化协会图书馆、中苏文化协会图书馆等均在南京成立开展工作 [4]。反观西部地区，图书馆事业起步晚、底子差、经费不足、交通不便，图书馆事业力量微弱。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是我国图书馆的主要生长点，我国图书馆事业布局呈东西失衡局势。
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图书馆也伴随着文化中心的轨迹完成了“由东至西”的战略大转移，直接填充了西南地区的图书馆数量，丰富了图书馆种类，并引发西南地区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原有图书馆给予支持，各级各类图书馆得以新建。虽说全国图书馆事业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遭受了巨大挫折，但就东西布局而言，经抗日战争期间陪都重庆地区的建设及对西南地区的辐射，我国图书馆事业东西布格均衡性得到大幅增强。
4.3. 探索出逐渐完善的图书馆体系，为战后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框架基础
我国图书馆事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清末民初始，仿照英美图书馆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在南京、北京等主要城市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图书馆体系，但地处西南的重庆地区的图书馆发展仍落后较远。
抗日战争重庆行陪都之责，东部地区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馆学人纷纷西迁重庆，重庆地区在战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性、国立图书馆和附属图书馆等类型图书馆 [10]，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入驻直接给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民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以及图书馆界的奋斗坚持之下，历经多年建设，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形成了国际性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市立图书馆、县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寺院藏书楼、私人藏书楼等各类型图书馆（藏书楼）并存的发展体系 [11]。另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馆学人、图书馆书刊等在重庆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有了较快发展” [12]，为战后重庆图书馆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4. 隶属于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凝聚民族精神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各界包括图书馆界都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或贡献。在对华发动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在华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消解中国历史，泯灭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中国“文化亡国”的目的。在此背景下，重庆图书馆界的不懈斗争具有及其重要的民族意义。
遭遇战时图书资源严重缺乏的困境，不仅各图书馆学人奔波求书，重庆于1938年12月成立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统筹向海外多国征求图书；面对抗战形式的危机，中华图书馆在渝召开的三次年会中，通过了“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城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案”等议案；为谋划图书馆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1941年8月在璧山成立，以“培养图书馆、博物馆高级人才”为宗旨，专门设置了图书馆博物馆学系 [10]，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文华图专还正式成立档案管理科，开创了我国现代档案学正规教育的先河 [3] ……总的来说，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斗争发展隶属于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服务读者的过程中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抗战理念，对于唤醒民众意识、凝聚民族精神都做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5. 结语
在全国图书馆事业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作战时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汇集以及图书馆界自身的努力，成就了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发展。这一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是特殊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的时代产物，不仅发挥着特殊战时作用、重新架构了我国图书馆发展格局，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所具有、激发的民族精神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金项目
科研项目资助：2019年重庆市社科基金年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2019YBKZ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