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00年前，1921年7月1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和英国著名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分别离开了中国。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今天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家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变。罗素后来在《中国问题》一书预言：“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1]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 [2]。”100年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此踏上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当今的中国问题，就像2018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的论文集《中国问题》说的，今日中国不仅对中国人自己重要，而且它正以全新、不可预料的方式，对美国人以及全世界发生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对世界经济有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影响，而且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从气候变化、经济增长、海上安全到反恐——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没有一个能得到解决甚至得到有效应对；此外，中国也在思想领域扮演新的角色 [3]。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不仅缔造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奇迹，而且塑造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本文要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长一点，不仅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回顾一下中国从世界领先到落后挨打的过程，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实际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 500年前欧洲大航海开启东西方发展态势逆转的千年变局
在人类几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进程中，东方的中国和西方对比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崛起是和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大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相伴随的，中国的衰落也是和15世纪末开始的海禁、封闭、封建专制极端化相伴随的。著名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受到威胁”，“近代初期，随着生机勃勃的新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发生了逆转” [4]。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曾指出，中国“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5]。
2.1.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1492年，克里斯托·哥伦布从西班牙启程横跨大西洋并于次年返航，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6]。15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阶段，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了 [7]。著名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洲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8]。中国在1433年之后就结束了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忙于解决北方陆地上的民族冲突。明朝灭亡后，清朝为了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反清势力，实行更加严格的海禁。古老的封建帝国好像再次迎来统一和强盛，但实际上也走向更加封闭、更加僵化，也就是盛极而衰的阶段。西方却因为大航海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人类历史推进到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9]。”大航海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欧洲获得了广阔的世界市场，由此也造成了商业模式进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已经开创了变革自身和征服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却仍然处在封建帝国强盛的自满和傲慢之中。西方资产阶级若非进入中国市场就不足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繁荣，英国人在用日用商品打开中国人的心扉和欲望的尝试失败后，选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自此之后，中英贸易逐步发生了有利于英国的逆转，大量的白银流向英国。林则徐受命实行禁烟运动，反对英国人的野蛮毒害。英国人却决心用战争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南大门，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的海防彻底摧毁了。此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0]。
1872年5月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1]。”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2] ！”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海洋文明对陆地文明、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冲击。
2.2. 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
尽管对于西方赶超中国的时间有争议，比如《新全球史》的两位作者就认为“虽然欧洲人从1500年至18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最多利益，但这绝不能证明他们是近代早期世界事务的主宰者。他们在美洲建立帝国和殖民地，然而直到19世纪，绝大部分西半球的土地仍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商业据点，在非洲的安哥拉建立了殖民地，但是他们是在地方权威的勉强容忍之下才得以在非洲经商的，在海岸地区之外，他们鲜有直接的影响力。他们征服了菲律宾和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但是面对强大的政权，如中国、印度、西南亚和安纳托利亚，甚至岛国日本，都毫无威慑力可言 [13]。”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因其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白银的强劲需求，成为驱动世界贸易的主导经济动力 [14]。”确实，说1800年西欧就已经赶超东方甚至主宰世界，至少就中国来说可能太过夸张。但是，此时的西方显然在快速发展，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西方将主导世界的趋势已经很明显。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在欧洲兴起，而且在全球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建立了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这也为欧洲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工业化最终将使欧洲彻底征服世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已经没有任何疑义。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百年耻辱”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复兴之路”的开端。从那时起，西方科学技术开始震撼中国人的心灵，西方文化开了“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自身遭受西方侵略的痛苦，一直试图学习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超越西方的野蛮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而传统文化的复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讨清檄文”宣称“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后期，曾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中心思想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以复兴中国。曾国藩《讨贼檄》指责太平天国起义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 [15]。曾国藩以维护中国儒教文化为号召，组织反对太平天国的各种力量，最终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很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这其中很重要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复兴，中国人不想使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同化。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天主教，虽然经过洪秀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化”改造，但是“拜上帝教”仍然缺乏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这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今天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好转，主要也是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洪秀全和曾国藩代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虽然彼此对立，却共同追求复兴中国的梦想。
洋务派相较于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地方，一方面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利用和学习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战场上的技术优势。此后，这两方面的经验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72年5月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说：“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 [16]。”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军事工业，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由此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现代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比太平天国运动更具建设性。但是，洋务运动领导者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领导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壮大。当洋务运动最看重的现代军事力量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垮后，洋务运动也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成为历史。封建主义的两个对立阶级都不能拯救自己，中国封建主义也即将推出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失败后，领导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力量，将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此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重点从器物层面转向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层面，工业化的目标逐步成为民间企业家的任务。戊戌变法试图调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但脆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很快就被顽固的封建旧势力绞杀。戊戌变法让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封建保守势力绝不可能通过改革推出历史舞台。虽然戊戌变法只留下了开始兴办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以及发展邮政、铁路、电报、医院等少量现代科学技术。但它无疑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体”和“用”都需要革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建立全无古人的新的政“体”。中华民国确实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但是，由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掌握着军队，中华民国最终也只剩下一块招牌，根本不能发挥它的“用”。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悲惨境地，很多人认为中国整个“体”都是腐朽，因此在现代世界完全不中“用”。于是主要在留学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一场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打倒孔家店”，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杆旗，也就是抛弃“中体”而代之以“西体”，希冀“西体”在中国能发生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西用”。新文化运动试图彻底改造中国，用一个全新的中国代替那个老旧的中国。中国到了最绝望的时刻，但这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新的曙光正从黑暗中透亮。
2.3. 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的破产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从憧憬的全新的中国，毫无疑问就是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西方根本不是中国的“同道中人”，相反，西方正是要把中国“挤出赛道”的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站在了胜利的一方，但是，英法主导巴黎和会却决定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人终于看清了西方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有多么的虚伪，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又有多么的虚假。指望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只有靠自己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靠什么人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启发：学习俄国，依靠工人和农民，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自己的思想曾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17]，“一九二零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8]。”显然，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理论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大概也符合蔡和森等其他早期共产党人。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对蔡和森“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用“马克思的方法”，表示赞同；对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李和笙“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认为“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认为他们的观点和罗素在长沙演说意思相同，都是“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泽东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19]。毛泽东总结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得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20]。”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21]。”
今天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讲话中回顾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22]。”1922年，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创刊五十周年，又恰逢梁启超五十寿辰，因此申报馆请梁启超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历程，梁启超说：“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实为从前四千年所未尝梦见” [23]。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的变化，差不多就是呼应了李鸿章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梁启超还说：“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真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避免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24]。”很难说梁启超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梁启超相信中国政治在进步，而且他相信政治变革将是社会变革的前提。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是经历了思想文化和政治革命之后，才有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当代表中国先进阶级的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迎来了站起来的曙光。
总之，1500年左右，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和全球化时代，从而也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时代。有些人认为此后300年间，西方社会发展速度是东方社会两倍，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25]。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兴起了，而且伴随着资本主义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就有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全新选择。当然，只是到俄国革命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一选择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在尝试了各种选择之后的选择，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和中国人民的坚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也转向俄国的根本原因，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迅速完成思想转变的原因。
3.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变局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6]；“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27]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接着毛泽东的话说：“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28]。”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从此中国人民不再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首是瞻，而是自信地走上了赶超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
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处于落后挨打境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时难以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项背，但毛泽东自信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同”，“已处于退步时代” [29]，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时代来临了，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来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30]。
费正清和邓嗣禹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说：“纵观这百年的历史(1939~1923)，最迫切的还是让当时的统治阶层增进对世界历史的了解。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或许会发现，晚清的统治阶层未能避免革命，多半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未能广泛地吸纳本土人才，也未能及时培养出堪当重任的接班人。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国民党的最终命运早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注定了，因为他未能让北大师生相信三民主义可以给他们智识上的指引 [31]。”确实，到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经散失了对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吸引力，孙中山根据国情改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形成的三民主义也成为落伍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了堪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然而，就像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和学习美国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因为明显的照搬别国经验的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照搬苏联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难以改变中国命运。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32]。”当然，中国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望是感性的，它是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逆反。实际上，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照搬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只会给中国带来危害。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好处是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不好之处就是使中国人容易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此外，苏联对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有时候还是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正如斯诺正确地指出的，“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无疑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以归因于共产国际 [33]。”中国共产党面临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道路，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搞共产主义。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根本原因是坚持“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35]，“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36]。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提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就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37]。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曾感慨地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38]。”“革命理想高于天”，但共产党人不能“一步登天”，唯有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革命道路，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具体道路，才为中国革命成功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 [3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 [40]。
3.2. 中国震撼世界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41]。”从此，中国将不仅走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将在新的道路上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实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中的主权独立平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感叹：“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才建立起其在世界范围的统治，而仅仅过了50年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加快了其前进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文化分化范围则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42]。”这样的情景在中国无疑是真切的。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43]。”从国防的角度讲，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认为，1949年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说：“近百年来，长江下游一直听凭外国军舰游弋，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能够不让它们出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愿意这么干”；“三十年以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炮舰外交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开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租借海军基地、出兵中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切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44]。中国人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败的，当中国人敢于向英国战舰开炮的时候，中国人确实已经站起来了！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战，那时候的中国因为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而千疮百孔，而它面对的敌人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拉拢的所谓“联合国军”。这场战争最后以签署停战协定结束，它至少让世界列强看到：中国再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国家了，就连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不能打败中国，对中国开战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最直接的涵义，对比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啊！到了60年代中国人拥有了原子炸弹，美国和苏联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的时代也过去了！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此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恢复正式的国际交往。虽然中国还很贫穷，但是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讲，中国真正像一个巨人在东方站起来了！日本已经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重新成为东方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3.3. “超英赶美”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一方面警告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45]；另一方面，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46]。”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47]。”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和文明的国家，他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48]。”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啊！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 [49]。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50]。”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部署了以“156项”为重点的工业项目建设。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它是中国人民渴望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建设富强文明的共同心声，也是发动“大跃进”的民族心理。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51]。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都有的历史情结、道德情操、世界情怀。1964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52]。”很显然，“大跃进”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使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毫无疑问，“大跃进”运动最后带来了严重，“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但是，正如邓小平说的，“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工农业“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 [53]；“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们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54]；“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 [55]。
4. 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将完成中国赶超西方的500载大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56]，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和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全新事业，就像中国革命要把革命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把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57]。”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就确定的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4.1.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时明确说：“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58]。”在这次会谈中他也明确了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小康之家”。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59]，他提出把到20世纪末的20年分两个10年，前10年把基础搞好，下一个10年“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60]。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谈到，中国的目标是从1981年开始花20年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达到这个目标就“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61]。”很显然，中国不仅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也明确提出了要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有史以来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到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达到世界第二，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了世界潮流。在此基础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脱贫。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大约30年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3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30年社会主义改革，如果迈向新的三十年 [62]。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 [63]。”我们今天很难了解中国古人得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或许感觉其中存在很多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是，新中国成立经历了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大约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49~1978)、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2008)，到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全世界都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接连发生“三十岁一小变”。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明确规划了未来三十年(2020~2050)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既是中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的一年，也是“十四五”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之年。中国现在正在开启的绝不仅仅是又一个“五年规划”、“三十岁一小变”，也不仅仅是又一个“百年中变”，它必将积累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五百载大变”，也就是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再次走向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势均力敌和“相对的平衡” [64]，甚至全面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领导者。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国虽然是最先遭受灾难的国家，却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并实现了全年经济增长。反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是幸灾乐祸地对中国冷嘲热讽，后是通过找中国政府作为替罪羊来推卸责任，最终造成新冠疫情完全失控，甚至连总统、总理本人也受感染。尤其是美国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领导者，到2020年结束时感染人数竟然接近2000万，死亡人数超过34万，单日感染人数接连超过20万！这种局面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彭博新闻社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经济学人》政治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2020年7月出版的《叫醒电话：为什么说全球疫情暴露了西方弱点以及如何修复》一书中感叹，“新冠病毒在1月份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后来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 [65]；“中国曾是杰出治理的中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最大的城市，最强的海军，以及最完备的公共服务——公务人员都是通过竞争考试从庞大帝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学者” [66]；“病毒就像是叫醒电话”，“如果忽视它，或按再睡一会儿键，一个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就会出现，那时美国将变成一个远离陆地的大岛，而欧洲重新回到它500年前的老样子——欧亚大陆西端较穷的群岛” [67]。
4.2. 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回顾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的光明前景的历史，中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扬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1989年至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那么2008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则证明了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同样为时代发展所抛弃。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当然也不可能重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同样的，新自由主义也已经声名狼藉，即便在西方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年来的迅猛发展，则不得不让全世界开始认真考察中国的成功之处。不论西方把它叫“中国模式”还是“北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已经被认为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创新。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美国模式资本主义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两大阵营斗争的旗帜，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跳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从中国实际出发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姓“资”姓“社”问题 [68]，后来成为党用来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目前中国取得综合国力增强、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按照邓小平确定的标准努力奋斗的结果。
所以，中国发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关键是要确定一个好的发展理念和衡量标准。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有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 [6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也就是衡量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标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能够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4.3. 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要与美国进行霸权主义军事斗争，也早已经跳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冷战”的冷战思维。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谓“贸易战”、“科技战”和“军事较量”，说到底都是美国“冷战”思维造成的恶果。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案，是中国为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1977年邓小平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说：“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共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70]。到目前为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但在此过程中除了派出维和部队或开展救援以外，中国没有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来说，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和平崛起，已经跨越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提出，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携手构建以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71]。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各国应当“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 [72]。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讲话说，“世界怎么啦？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73]。
5. 总结
中国人因为闭关锁国错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时代，但在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通过革命和改革站起来、富起来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将重新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先进文明。就此而言，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这都是500年未有之大变局。
致谢
本文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百年学术研讨会”、北京交通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暨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报告，本人感谢与会同仁交流讨论提出的宝贵意见。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兴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内涵研究”(项目编号：19FKSB0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