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莫言是中国现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文学家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进入文坛，由于他的文章充满“怀乡”和“怨乡”的情结，被誉为“寻根文学”作家。由此迅速崛起，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颗新星，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85年，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一举成名，也使得莫言得到了汪曾祺、史铁生等一众文学大家的高度评价。次年，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发表引起轰动，由此莫言进入了创作的高峰阶段，后来他也不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2012年凭借长篇小说《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进步。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文章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过往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了一起。莫言作品的语言粗犷奔放，但其中又不缺乏细腻情感，风格复杂多变，从词汇的使用到语法框架，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莫言十分重视在文学创作中使用当地方言，这不但是莫言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也是莫言心中文学精神的体现。高密方言成为了莫言小说的典型标记，通过对方言的运用，作者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文学的“东北高密乡”。
袁家骅先生认为，凡是不合语言规范或标准的就是方言，这主要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说方言是同一个语言的地方变体，特别是在语音方面；二是方言是一般不出现在书面上的特殊口语，是不够文雅、难登大雅之堂的土语；三是不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都互有异同 [1]。中国方言学界认为：在全国汉语方言分区上，山东方言属于北方方言。根据古知庄章三组字今声母的区别，把山东的方言分成了东西两个区，然后再根据内部差异，把东区分成东莱片和东潍片两片，把西区分成西齐片和西鲁片两片 [2]。莫言所运用的高密方言属于东区的东潍片(见图1)。
许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更好地表现时代背景、突出人物特征，会选用自身当地的方言作为工具进行创作，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现象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观察研究，出现了很多相关的文章著作。
莫言作为当代文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之一，其作品中山东方言的运用情况研究也越来越多，如：孙万蜜的《<红高粱>的语言艺术特色——雅俗交融的语言场》(2013)运用统计学等多种方式全面梳理分析小说的词句特点，来研究莫言小说表达方式；张涵的《莫言小说<蛙>中的方言词及方言熟语研究》(2018)以《蛙》为研究对象，研究小说中方言词方言熟语的特征及使用规律，并分析它的引用方式和产生的效果。
以上我们简要概括了当前对莫言小说中方言运用情况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从某一部著作入手研究其中方言词的特点，而从宏观角度概括分析其小说中方言的运用情况的并不多见。
注：图源自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5)：243-256。
Figure 1. The division of Shandong Dialect
图1. 山东方言的分区
1.2. 研究意义
我们都知道方言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标志，可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也是触发离乡游子思乡之情的途径。作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在小说中将方言运用在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提高了文章的艺术表现力。本文对莫言小说中方言运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在掌握莫言小说语言风格特点用词习惯等方面都有显著作用，为日后莫言文学语言和方言文学创作的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借鉴意义。
1.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通过查找阅读过去有关莫言小说方言运用研究的著作、论文等，了解前人研究角度和成果，来为个人的研究提供方向和思路。确定思路后对莫言小说中方言词进行挑选分类归纳，再深入高密当地寻找常年生活在高密地区未受其他方言区语言影响的高密人做语料采集人，征集了小说中选取的方言词语的日常生活使用例句，相互比较从而分析出它在文中的运用特征及规律，再将其放大到整篇小说来看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和意义。
2. 莫言小说中方言运用情况调查统计
董绍克认为“方言词汇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一个方言中说法与普通话不一样的词；第二是说的一个方言中所使用的全部的词，既包括了与普通话不一样的词，也包括了与普通话一样的词” [3]。本文主要研究前者，即莫言小说中出现的与普通话不同的词。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十三万八千字为语料，参考《汉语方言大词典》和《山东方言词典》等方言词典，对其中的146个方言词汇进行了归纳分析，根据词典中的释义加以人工甄别进行分类，最后再结合田野调查确定方言词的地区划分。在对莫言多部小说中的方言词语进行归纳总结分类之后发现，其中的方言词大致可以分为高密方言特有词、山东方言特有词及北方方言词三类。上文已经交代过，莫言小说中运用占比最高的是高密方言，这属于山东方言东区的东潍片，故高密方言中含有一些非山东方言广泛使用的词语，即高密方言特有词，山东方言特有词的确定标准也是同理。
2.1. 运用情况
2.1.1. 北方方言词的运用
作为北方经典作家，莫言的作品中充满了北方当地色彩，这主要归功于北方方言词(见图2)的运用。其中名词占到了百分之五十八，“名词 +‘儿’”和“名词 + ‘子’”的结构多次出现，如“白皮红瓤儿”、“萝卜缨儿”、“面饼子”、“大裤头子”等。名词性方言词进入小说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描述的是当地特有他处没有的物品，如“炕”，是北方人用砖搭成的用来睡觉的台；二是实同名异，即用与普通话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代表相同的事物，如“土坷垃”也就是我们普通话说的“土块”的意思。动词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基础词类，在莫言小说中也占有极大比例，仅次于名词，约为百分之三十八。
“困觉吧，明天还要起早下地。”(《天堂蒜薹之歌》)
“困觉”是莫言小说中最典型的北方方言，想必北方读者一见这二字便觉得仿佛自带音效般亲切，但也正是由于它的典型性，导致非当地方言区的人也大都听说过，或者根据上下文不难推断出它的含义，这类词在文中使用不会影响阅读，但仅仅这一个词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地方性和民间性，这就是方言词语运用的显著优势。
“父亲举起勃朗宁，一枪打中了撕掳爷爷的那个卫兵的屁股。”(《红高粱》)
“撕掳”根据现代汉语构词法也不难理解，两个意义相近的语素放一起使用复合成一个词，仍然是“撕扯，掳人”的含义。这类方言词在理解上没有难度，但是能够很有效的突出动作色彩，仿佛作者所描写的紧张对峙画面就在我们眼前。
“俺也愁得慌，可他吃什么就呕什么，痛得冒汗珠子呀。”(《丰乳肥臀》)
许多北方方言区中都将第一人称“我”称为“俺”，在很多非方言小说以及影视作品中，哪怕没用运用其他的方言词，也会将第一人称改为“俺”，因此可见，地道的方言小说一定会将自己称为“俺”，但将自己称为“俺”的未必都是地道的方言小说。
文中的许多北方方言词语，一来由于使用人口众多，运用地区广泛，二来由于各中小学课堂教学大多都用普通话授课教学，新生年轻一辈大多不会讲自家方言，因此有归入普通话的趋势，难以辨别。但是也正因此如此，凡能归为北方方言的方言词语也大都具有典型性。
图2. 莫言小说原文中的北方方言词与田野调查例句对比一览表
2.1.2. 山东方言词的运用
山东方言词(见图3)与北方方言词相比，虽然仍旧是动词性的方言词占比最大，占了约百分之五十二，但是在形容词性上增大了比重，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可见山东方言词的作用更在于表现形状和描绘状态。根据上表可以总结出，在人们的日常话语的实际运用中，名词形容词大多都采用轻声，动词则大多加重语气，重读。
“他把两只胳膊奓煞开、一只手拖着桶，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划着水。”(《透明的红萝卜》)
“奓煞”是把手张开的意思。这是根据人们的口语音译过来的，所以单从字面上看无法理解它的真正意义，这类方言词在理解上对读者的难度更大一些，很多其他方言小说作家往往对于此类现象会进行注释，但莫言并没有注意过注释批注一类，这一点也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同时，或许正是因为这类词没有前一类的词语好理解，所以显得更加地道，更有当地特色。
桥洞里铺着麦秸草，暄得像钢丝床，舒服死你们这些狗日的。”(《透明的红萝卜》)
“暄”是“软”的意思，除了像文中一样可以用来形容床，还可以修饰纸张、面团等等。这也是人们常用的典型性方言词，大部分山东方言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甚至正确使用。并且常常在前面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音记为“透暄”。
“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红高粱》)
“草鸡”是山东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常表示“累；不行了；胆怯；够了”等相关含义，是根据口头语音音译过来的，由于是音译，不同作家的具体写法可能会有差异，读者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可能会闹出笑话。
“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红高粱》)
“一霎霎”来源于“霎”，“霎”本身就是短时间的意思，“一霎霎”符合人们口语习惯，后两字变为轻声，似乎从语调上都要表现它的轻促，与山东方言词中名词形容词的发音特点类似。
文中的山东方言词相较于北方方言词没有那么普遍，也正因此才能更加凸显莫言小说中的地域特点，当然，最能凸显出莫言小说的地域性的自然是其中高密方言词的运用，下一小节再详细讨论。但是山东方言作为高密方言的上级大分区，自然要比高密方言的使用度更广一些，因此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也不算特别难理解。
图3. 莫言小说原文中的山东方言词与田野调查例句对比一览表
2.1.3. 高密方言词的运用
高密方言词(见图4)的地域性更强，非东潍片区的人在理解上有较大的困难。所以田野调查在这类词的整理上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高密人的简单释义，加上生活中真实例句的配合解释，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更方便理解。配合田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类词的理解难度不只是上升了一个度，七成的词语都无法根据字面意思来分析出实际含义，亦或是除字面含义以外，还有别的隐含的难以理解的含义。如：
奶奶心里咯噔一声，不知忧喜，老天，碰上吃拤饼的了！(《红高粱》)
“拤饼”是高密的一种特有的传统面制食物，吃的时候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由此得名，它在文中多次出现；另外“吃拤饼的”还有“土匪”的意思，这是当地的传统说法，非高密人少有人知，但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背景，或许灵活的读者也能揣测出一两分。莫言直接运用在小说中，使小说更符合当地事实，更加真实有特色。正如莫言自己说的那样：“我的本意是要离西方文学远一点、离翻译腔远一点、离时尚远一点，向我们的民间文学靠拢、向我们的人生感悟贴近、向我们的文学传统进军。” [4] 这正是莫言文学民间性的体现。
“按说去个妇女好，可妇女要拾棉花。去个男劳力又屈了料。”(《透明的红萝卜》)
“屈了料”也就相当于我们普通话说的“浪费”。这个词的意义根据词面并不难推测，在使用时也非常顺口。正是这些口语色彩非常浓厚的词语才让莫言的小说充满了真实感，读者仿佛亲自置身在高密东北乡。文字不再是书面的只可眼观的视觉符号，更成了能够听到感受到的听觉的文字。
根据田野调查得知，莫言小说中的很多高密方言词十分具有年代感，或是具有当时年代色彩的物品；或是因为普通话的普及而逐渐被取代，慢慢离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了。连当地人也说“有些词实在是太‘土’了，现在人们已经不这么说了，很多只有家里的老人长辈才知道”。
莫言小说中以高密方言词地域局限性最强，这也同时意味着它的表现能力最强。这也是莫言小说走出中国，迈向世界的重大困难之一，普通的外文翻译难以将各类方言词的细微的情感差别和微小的不同之处分别开来，所以译文版阅读起来会缺少很多独特的情致。再者是一些特有事物的方言名词，像是“接骨草、牛蒡子、三棱草、鹅不食草、婆婆丁、老鸦芋头、苦菜花、红梅白梅”，它们体现出了高密东北乡独特的地理环境，这是自然方面。俗语谚语粗话等营造了高密的社会环境，不羁，热情，自由，粗俗，大大咧咧，人物没有控制的咒骂虽然粗鄙难登大雅之堂，但这正是我们每个人故乡自然朴实的真实情况，它自然地与读者形成了共鸣的，热闹质朴的乡村生活情景仿佛跃然纸上，一举一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都是高密方言词能够传达而在译制本中极难找寻的感觉。
图4. 莫言小说原文中的高密方言词与田野调查例句对比一览表
2.2. 运用特点
莫言自己说过：“这是一种较为生活化的语言，贴近北方的说话习惯，语句不太长，有时甚至是押韵的，读起来速度偏快，在语言效果上大概可以有一些冲击力。” [5] 方言词语在莫言小说中的使用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2.2.1. “名词 + 子”“名词 + 儿”结构多
这一特点在北方方言词的介绍中已经提过，此处不再具体举例。当然，这一特点也与方言词语中名词占比重较大相对应，这种结构的运用除了为表达特定的事物以外，大部分是人们口头的表达习惯，名词后面加“子”或“儿”更加顺口，有时也会构成新的押韵，这一点在张祥晋的《七音谱》中有过介绍，内容包括儿童的儿化韵习得等。其实这些词是用“子”“儿”结构还是用普通话标准语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影响词义的表达，或者说，这也不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是莫言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无意识表达，自然流露。不得不说，这类结构在文中的出现，使书面的文字仿佛变成了可听的语音，看到便不自觉的播放了它相应的语音，这增加了小说的平民性，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2.2.2. 出现方式大多为直接引用
大部分方言词出现在小说中，是直接使用的，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这种方言词以北方方言居多，因使用人数占多数，大部分可以根据字面推断词的含义。如：
父亲一想起罗汉大爷的尸体，脊梁沟就发凉。(《红高粱》)
“脊梁沟”就并不难理解，是“脊梁 + 沟”字面意义的结合，脊柱在后背位置的凹陷，“脊梁沟”是老百姓平常口头表达形式，通过语言细节将“我父亲”刻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的形象，更能够描绘出目睹过罗汉大爷被“扒皮”的惨状之后的毛骨悚然，从侧面吐出来日本鬼子的冷血无情和残忍狠辣。
除直接运用的之外，还有少部分词是通过口语和小说叙述文本相区别开的，如：
曾外祖父盯着奶奶的睫毛，怒气冲冲地说：“你不用奓煞着眼翅毛跟我装聋作哑，除非你死了，死了你也是单家的鬼。”(《红高粱》)
“眼翅毛”一词，就相对较难根据字面来推测，而另加注释会显得有些生硬，于是莫言采取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来解决这类词的理解问题，即在正文叙述文段中先用普通话进行表述，而在人物语言对话中，仍然保持了方言的说法。“眼翅毛”就是前文中交代清楚的“睫毛”，只要前后贯通就可以明白方言词的所指，这样一来保证了读者的文意理解，二来不影响人物特点和小说社会环境的刻画营造，只不过这样的安排在文中数量极为有限。
2.2.3. 多拟音词
文中大量的拟音词构建了生动的高密环境。莫言在叙述情节营造当下场景时，常常会连续使用几个方言拟音词，这样构建出当地特有的社会环境的感觉。如：
“车轮破了，哧哧地泄着气。汽车轰轰地怪叫着，连环铁耙被推得咔哒咔哒后退。”“呼隆一声响了……车下部，刮剌剌地着起了火。”“桥上的汽车浓烟滚滚，在哔哔叭叭的火焰里，子弹追着他们，把地面打得噗噗作响。”
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拟音词在普通话中并不是这样描绘的，而莫言基于客观的自然声音，再根据长期的现实生活经历的细腻观察，结合他几十年的高密生活习惯，自然灵活的运用文字创造出了许多“莫言色彩”的拟音词，这些词语在小说环境的刻画上不可不说是举足轻重。
3. 方言在莫言小说中的意义和作用
“作家最好不要丢掉自己的母语，母语的生动性只有作家最能够体会，最能够掌握。” [6] 莫言的小说中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叙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带有浓厚的高密东北乡色彩，方言土语的融入使得莫言小说更具有地方性、民间性。对于方言词语的使用对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我们将从以下两个角度来一一分析。
3.1. 社会文化环境的营造
最简单能够区别人的方法就是这个人的语言，无论是这个人的家乡、性格、心态，都能够通过他的语言窥见一二，这也是在小说创作中，语言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莫言在他所有的创作中，都时时刻刻以此作为刻画人物的准则。而人物又是从社会中走出来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既有典型性又有一般性。所以文中大篇幅的使用方言词语、俗语谚语，首先就让读者在初印象上打上“北方、乡土、魔幻”的标签，这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了自己小说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作者所使用的方言词大致上按照词类可以各司其职，名词主要是为了表现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客观现实等，比如我们上文说过的“接骨草、三棱草、鹅不食草、婆婆丁、老鸦芋头”等；而动词性方言词是为人物服务的，他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推进故事情节方面有意想不到的突出效果；形容词性方言词可以体现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尤其是那些以实物作比构成的形容词，比如说“草鸡”“强梁”，甚至是一些咒骂之语如“狗娘养的”“驴日的”等，这些都能够表现出当地人民对于猪狗牛驴等家畜的轻视以致用其来侮辱别人，这就是当地人心中观念的隐形写照。不同词类有不同的作用，但共同服务于一个主题那就是整个小说社会文化环境的塑造。
3.2. 人物性格特点的刻画
作家阿英认为方言的应用可以增进人物的生动性，也可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用方言刻画出的人物不像是流水线生成的产品，都一个模样，相反，它是立体的鲜活的。几十年的是生活经历让莫言熟悉高密人的一切习惯，细腻的运用方言才能传神精当的刻画出不同的人物形象。比如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相反是一个处处软弱隐忍，后来变得坚强刚毅的人物形象。反过来说，莫言小说中成功刻，也更加突出。正所谓“言为心声”，语言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的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人物，都是时代背景的体现，往往能够从中彰显出小说的主题所在。
4. 结语
龙应台曾经评价过莫言，说他是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后，莫言一直努力工作，先后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多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及散文等，为中国文坛做出了巨大贡献。莫言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的作家，他没有按照传统的小说套路小说笔法来进行创作，他采取了许多当时少见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魔幻荒诞的风格、方言营造的东北高密乡环境等，对传统的审美标准、传统的道德要求、传统的思维观念都是一个强有力的突破。也正因为他的与众不同，引得了许多人的研究模仿。
莫言小说中方言的运用也不是个别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流入，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很多作家都开始有意识地在人物语言中增加方言，增强人物的个性化，从而使得方言小说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对小说中方言运用的情况研究更是数不胜数，我选取莫言作为研究对象，对他小说中的方言词语进行了挑选归纳分类，并对它们在文中作用进行了分析。但是我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我单是研究了莫言的几部小说，忽视了他的散文、演讲、报告文学等的研究，文体不同风格不同，这些类型文章的方言运用一定会有不同的效果；其次，在本文中我们只挑选了方言词语，但是在语法方面，高密方言和普通话还是存在许多不同点，这在莫言小说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最后一点，运用山东方言进行小说创作的不仅莫言一人，还有张炜、黎明等作家，我没有进行几位作家之间的对比研究。这些是我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