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等重要问题,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红军长征史是党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篇章,它是壮举、是奇迹、是史诗,特别是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迈向辉煌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回顾红军长征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红军长征的主要过程
1、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50多万军队,并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取其德国军事顾问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冯·赛克特的建议,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即在中央苏区的周围构筑大量的堡垒,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将包围圈每天向内推进一两千米或者几百米,以此来不断“蚕食”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兵压境和步步紧逼”,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来指挥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他们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的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在进攻受挫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打阵地战,以“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这种完全脱离客观实际、被毛泽东讽刺为“乞丐要和龙王比宝”的“滑稽可笑”的打法就使得红军在作战中处处被动、接连失利。结果,中央红军苦战一年,不仅人越打越少,苏区面积也是越打越小,加上当时苏区人力、物力的极度匮乏,使红军在苏区内粉碎敌人的“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进行战略性转移,蒋介石急调军队在红军西去的道路上构筑了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顺利突破了敌人的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时候,与国民党优势之敌展开血战,虽然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以后,按照原定计划是往湘西转移,与那里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于是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结重兵、“布下口袋阵”等着红军来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在各路敌军中,黔军的战斗力最弱、并且内部矛盾重重,容易突破,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往湘西转移。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于是,中央红军改变行军路线,转西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把敌人的堵截部队远远地抛在了湘西,从而获得了较长的修整时间。
2、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地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的严峻,蒋介石调集了40多万军队像“铁桶”一样围住红军,企图聚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计划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和。为了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毛泽东指挥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展开运动战,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迂回于敌人的重兵集团之间,在机动中创造新战机,然后于1935年5月“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3、红军两大主力懋功会师,中共中央继续北上。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以后,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会师以后,为了更好地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北上。1935年8月,右路军在毛泽东等人的率领下穿过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此时只等左路军前来会和;9月,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以后,一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背着中央给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发出密电,让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继续贯彻北上方针,中央被迫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要求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与中央会和,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坚持南下。俄界会议以后,中央在哈达铺这个地方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大公报》意外得知刘志丹等人在陕北有根据地,于是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4、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张国焘在南下途中,公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卓木碉非法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公开与中央分庭抗争,分裂党和红军。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坚决斗争和中央的一再敦促和警告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南下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被迫退守到西康的甘孜地区,红军由南下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四万多人。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的指令,会师后的红二、红六军团被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到来进一步增强了红军团结北上的力量,迫使张国焘同意“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地区(今属宁夏)会师,加上之前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
3. 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1、光明战胜黑暗的命运大搏斗。有人说:“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长征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走向。”可以想象,在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红军长征失败了,那么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一定会延迟许多年才能实现。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通过长征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转移,坚持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和转败为胜。据说,蒋介石在其临终前曾非常懊丧地说:“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毛泽东率领他的军队到达延安之前,把他们彻底消灭。现在看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时间也不会重来。长征的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没有给蒋介石任何的机会;同时,历史的发展走向也表明,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长征的胜利为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
2、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开始。在长征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内虽然已经有了许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思考和实践探索,但广大党员干部包括很多高级干部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明显不足,当时更为普遍的思想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就像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那时许多人包括他自己都“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之初“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所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年礼”。因为,经过长征,马列主义从书本上的“条条款款”融合成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经过长征,毛泽东开始确立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并据此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有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勇气,有了“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淡定,有了面对一切未知“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总之,经过长征,我们党真正开始走向成熟。
3、锻造出中国革命的精华。长征的严峻考验和千锤百炼,使长征后保存下来的三万多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在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师、军以上干部90%以上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90%以上参加过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予军衔时,十大元帅中有9位参加过长征,十位大将中有8位参加过长征,还有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参加过长征。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周恩来也说过:“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4、实现战略转折,成为民族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把长征这样一次失落的战略退却成功地转变为一场伟大的胜利进军。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随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战役,进行了东征、西征,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有了可靠的落脚点和稳固的大后方。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挺进到抗日最前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保证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它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获知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立即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同时,长征的胜利,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前途有了新的希望,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封锁,成群结队前往陕北。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多达2200余人;另外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在1938年底,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两万余人。
5、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伟大长征精神的五个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说:“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可以说,伟大长征精神已经像长江、黄河、长城一样,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品格的象征,它不但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2]。
4. 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我们回顾红军长征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长征途中,广大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靠的是什么?答案是唯一的,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专门问一名小红军“为什么参加红军?”这名小红军回答说:“红军对我们好,红军帮助穷人,红军教我们读书、识字。”这句质朴的回答,蕴含了这名小红军对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朴实信念。在翻雪山的途中,有一名倒在雪地里的红军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伸出一只手臂,拳头里紧握的是一张党政和一块银元,党政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这名红军战士在牺牲之前还想到要交最后一次党费,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党政和银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生动写照。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张学良晚年曾感慨地说:“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就是甚至于一个兵,都是一个思想”,“所以我跟蒋先生(蒋介石)讲,我们打不过他,他团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2、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站得高、看得远,能够干成其他政党干不成的事,能够做了其他政党做不了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曾给党和党的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巨大灾难。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的考验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迸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这种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和红军坚持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了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正确解决了关乎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党和红军践行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和集中体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必须要坚定“四个自信”。“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3、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红军长征,军事上无后方、无依托,环境恶劣,敌人强大。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红军将士也从来没有忘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直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每到一个地方,红军就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废除苛捐杂税;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红军的这些行为,使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红军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是自己的“子弟兵”。所以在长征途中,人民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热情地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心甘情愿地救护安置红军伤病员,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我们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4、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英国著名学者拉纳·米特就认为,“中共的幸运在于它拥有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人”,当长征开始以后,“中共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革命的本质”。从战略格局上看,在长征中,我们党坚持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并成为中流砥柱。从革命事业上看,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一定的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新的落脚点和稳固的大后方,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新的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推动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和转败为胜。拉纳·米特对此评价说:“我们不再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是长征所展示的大胆选择一条不同路径,最终实现一个完全不一样成果的成功案例,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而且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
5、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长征中,各路红军在两年内穿越十余省,总行程6.5万余里;翻越40余座高山,跨越近百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摆脱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要想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在包座战役中,刚刚走出草地的疲惫不堪的红军经过英勇拼杀,最终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跳河,彻底打破了敌人想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吃了大败仗的胡宗南信心丧失殆尽,私下对部下发牢骚说:“老头子(蒋介石)要我们剿匪,等于判我们无期徒刑。”在直罗镇战役中,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利用有利地形,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敌师长牛元峰被逼自杀,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张学良闻讯后唏嘘不已,他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这两个事情也从侧面说明了红军革命意志之坚定,战斗力之顽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
6、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可以一次又一次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常人看来不可能战胜的艰难险阻,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除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外,最根本的还是坚持了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就不会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重大胜利,从而彻底扭转红军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就不可能在敌人的重兵围堵中适时调整战略方向,进而把长征这样一次失落的战略退却成功地转变为一场伟大的胜利进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难以战胜张国焘的党内分裂主义,从而维护党和红军的高度团结统一。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邓小平也说过:“只有我们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张学良晚年曾感慨地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队伍带光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我们党永远同人民在一起、永远走在时代前列。”“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