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现阶段经济稳步发展，远景相对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阶段我国的发展目标应更加强调高质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同时兼顾质量效益，不再以GDP增速作为唯一目标。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传统金融良好的发展基础之上，更好地利用非传统金融带给我国的机遇。传统金融服务利用小额信贷、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不断扩大其覆盖面及深入性。但在当下注重全面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把关注重点更多的向那些难以从传统金融服务中受益的群体倾斜，如小微企业或贫困人群。而普惠金融的发展正是弥补这一不足的有效途径。普惠金融的良好发展不仅得益于多方的共同协作，同时也离不开与人民群众的不断沟通改进。
2005年，“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在“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宣传文献中被郑重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关注到那些无法以正常途径得到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人群。次年，由联合国颁布的蓝皮书“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中，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构建完善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Kapoor (2013)认为普惠金融是那些可能具有一定普惠性和社会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将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将惠及所有公民 [1]。除了强调其普惠性之外，Easterly (2016)也认为，普惠金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服务机制，它能够有效地解决扶贫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并提高社会包容性 [2]。
国内对于普惠金融的定义也与国际上的观点大致相同。2015年12月31日，我国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普惠金融是指在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发展及可负担成本下，为社会所有有相关金融服务需求的人们提供适用、高效的金融服务。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和王瑱(2015)认为，普惠金融是以坚持社会平等与商业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合适的价格向全体有需要的对象提供可靠、快速、和便捷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3]。而从普惠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星焱(2015)认为，普惠金融是小额贷款向微型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演变，这种演变的内在逻辑主要是从对服务的需求转变到金融技术的创新，再转变为对服务的供给 [4]。而李政和周科(2020)特别提出，Inclusive Finance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包容性金融”，应该是普惠金融的一个子集，其内涵是普通人，尤其是贫困弱势群体，也同样享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几率，由此体现普遍性和公平性 [5]。
普惠金融对当下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Hannig & Jansen (2010)指出，对于那些低收、贫困等弱势群体，普惠金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公平、正规的金融服务 [6]。因此，普惠金融是能够帮助世界实现经济增长、减贫扶贫、收入趋向合理平等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21世纪下被国际所认可的金融发展理念。在普惠金融被高度重视且肯定的发展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现存文献中，大部分研究结论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正向的期望，认为普惠金融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现有研究中对于定量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总结较少，所以本文对普惠金融的定量评价体系进行了论述。本文还对普惠金融当前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总结。总体而言，本文将主要对普惠金融的评价体系，相关积极影响以及现存问题这三方面分别进行讨论。通过探索及总结经验，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与对策。
2. 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综述
纵观国内外，针对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相应性定量度量和评估范围仍是研究热点。大多数国家都需要构建可靠、有效且适用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根据结果对不同的区域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各地区间的长短板，取长补短，实现普惠金融在地区间均衡的全面的发展。下面将从国内外两个视角，简要概述部分知名度较高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Sarma (2008)以45个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构建了以每千人拥有的银行账户数、银行分支机构和ATM的数目、以及其在各个地区的适用领域和频次为评价维度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7]。而Arora (2010)基于98个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构建了以服务领域、交易方式便利性、交易成本作为评价维度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8]。以多国数据建立的评价体系在应用的外部有效性方面更稳健。而Gupte、 Venkataramani & Gupta (2012)从单一国家角度，通过综合服务领域、使用状态、交易便利性和交易成本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9]。该体系的优势在于内部有效性会更高，对于指定地区更有实际应用性。
国内关于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的构建也基本遵循多维度构建模式。例如，王婧和胡国晖(2013)结合了服务范围和服务使用这两个维度，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10]。于晓虹、楼文高和余秀荣(2016)构建了一个由经济发展指标、广义金融供给量指标、广义金融需求指标和小额贷款指标四个主要指标方向，37个具体指标共同构成的指标体系，对省际普惠金融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 [11]。除此之外，马昱菲和杜朝运(2016)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采用服务范围及使用情况两个维度，11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12]。
随着互联网、数字化、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正在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例如，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和程志云(2020)分析指出，我国的移动数字普惠金融在2011~2018年间已经基本实现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长逐渐成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13]。该研究同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属于多维度的概念，我国有必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涵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这三个主要维度的不同指标来准确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
从国内外学者所构建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到，这些评价体系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实现了在普惠性及包容性的检测。但这些评价体系在的评测广度及应用程度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仅涉及银行信贷、宏观援助等传统的方面，也更需要关注到金融发展的深度。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时，除了关注地区本身发展之外，也要从不少微观切口进行分析，以进一步通过普惠金融推进整体经济均衡发展。因此，通过借鉴各国的经验，我国仍需不断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降低金融排斥性，使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3. 普惠金融的积极影响
普惠金融很好地解决了传统金融所存在门槛过高、审批手续过于复杂、服务对象缺乏精准性等问题。普惠金融带来的积极影响被各位学者所广泛认可。本文将对其主要的四个影响点进行综述：第一，推动扶贫脱贫；第二，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第四，推动创新创业。
首先，普惠金融对解决我国的扶贫脱贫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国际工作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普惠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专门为贫困群众服务的金融体系，那些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广大贫困人口正是该体系想要惠及的群体。例如，刘锦怡和刘纯阳(2020)指出，金融服务的供给和使用成本可以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得一定范围内的降低，由此提高金融服务的涵盖广度和实际使用深度，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14]。董玉峰、陈俊兴和杜崇东(2020)对我国传统金融扶贫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难点进行分析后认为，金融扶贫工作的精确度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和发展有所提高，破解了传统金融扶贫的双重目标之间(社会性和商业化)的冲突，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取性 [15]。而针对贫困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钱鹏岁和孙姝(2019)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一个地区的贫困水平会随着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关联地区的减贫效应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16]。总体来说，普惠金融的出现为贫困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平等及高效的金融服务，解决了他们的资金困难，增强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段坪利和王叔敏(202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均能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且对中低收入群体提高更明显 [17]。同样地，洪铮、章成和王林(2021)指出，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和直接效应，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18]。易行健和周利(2018)也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衣食住行等服务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但在促进居民消费收入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债务比例 [19]。
第三，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张贺和白钦先(2018)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重要功能：即基础功能、主导功能、衍生功能，分别通过减少门槛、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消费这三种方式达到了包容、减贫、增收的结果，最终缩小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20]。梁双陆和刘培培(2019)基于面板回归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间差距的直接影响，结果充分证实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门槛限制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等都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 [21]。尹志超、彭嫦燕和里昂安吉拉(2019)提出低收入家庭更能从普惠金融中受益，同时普惠金融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更具有说服力 [22]。总体来看，普惠金融通过更精准的扶贫来促进经济增收，由此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
最后，普惠金融对于推动我国人才和企业的创新创业具有积极的意义。普惠金融具有增收作用，而这种增收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创业实现的。例如，段坪利和王淑敏(2021)通过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推动居民创业的结论 [17]。而谢绚丽、沈艳、张皓星和郭峰(2018)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推广与企业创业之间的联系，得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创业是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的 [23]。张正平和石红玲(2019)针对家族创业，通过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普惠金融在促进家族创业和决策方面具有明显推进作用，尤其是农村家庭 [24]。邓晓娜、杨敬峰和王伟(2019)及孙继国、胡金焱和杨璐(2020)的实证都得出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25] [26]。
综合上所述，普惠金融将持续对我国产生积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仍不断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努力，而普惠金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出路，尤其是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也通过创新创业等途径，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由此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总体而言，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健康向上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 普惠金融现存问题
普惠金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鉴于其尚存在较大进步空间，我国也需要关注到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对三个出现频率较高的问题进行综述：第一，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门槛及非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风险问题；第二，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不全面的问题；以及第三，我国与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问题。
第一，普惠金融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门槛及非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风险问题。普惠金融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传统金融的排斥性，作为更具有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去惠及那些真正需要但又无法以公平、合理的渠道去获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弱势群体。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这就离不开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但矛盾的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有资质、有信用、有抵押、违约风险低、可为银行创收增利的客户，这就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相冲突，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目标帮扶人群收益。对于这个矛盾点，李通禄和郑长德(2010)的研究就明确的提出，传统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服务范围都是相对局限的，由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可能会绕开部分群体，尤其是贫困群体 [27]。除银行等这一类传统金融机构之外，小额信贷公司、网络借款公司也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下成为贫困群体在传统金融机构碰壁后的一个热门选择。这类非金融机构具有灵活、便捷、易得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利率高、额度低、不法漏洞等风险。这就为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增加了难度、成本和风险，不利于维持群体对普惠金融的发展信心。
第二，正如前文所提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积极趋势，但地区发展仍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杜强和潘怡(2016)在深入分析研究了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后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28]。除此之外，他们的研究也指出，农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受益要远远大于城镇。同样的，杜莉和潘晓健(2017)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在近十年来的发展都非常迅速，但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一个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格局 [29]。孙英杰和林春(2018)的研究也获得相同的结论，就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仍有待提高，局部存在差异性 [30]。
除了整体性差异，不少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地区发展细节进行了分析。例如杜强和潘怡(2016)发现普惠金融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是呈现一个倒U型的相互作用关系，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相应的抑制和影响 [28]。除此之外，沈丽、张好圆和李文君(2019)的研究发现，全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呈现了一个整体幅度较小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发展增长速度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的多级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而中部和西部的地区多极化逐渐消失 [31]。杨艳芳、詹俊岩和胡艳君(2021)从城镇化水平的角度研究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32]。
第三，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也存在可进步的空间。例如焦瑾璞等(2015)研究了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趋势现状，并与国际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后指出，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世界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国际差距，且我国各地发展进程也不同 [3]。尹志超等(2019)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来对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大部分金砖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低于中国，但欧美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远超中国 [22]。从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来看，湖滨和程雪军(2020)指出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国际金融层面的话语权仍有待提高，相关议题、规则和技术标准的设置都仍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主导权，目前我国仅在局部商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3]。从具体举措而言，邓振姣、向静和陈琳等(2013)通过对印度和英美的普惠金融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得出，印度更加注重具体的发展政策措施的研究和制定，英美两个国家则更加注重在其法律上所能提供的一些保障，故此我国也可以充分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加速发展 [34]。
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削弱了传统金融的排斥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门槛，但如何使传统金融机构和非传统金融机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仍是我国需要思考的问题。在金融机构能最大化服务于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关注到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故此需要结合有效的、定量的评价体系，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只有解决了内部问题，我国才能更好地追赶上国际的脚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5. 结语
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国现阶段及未来将持续关注的经济发展热点。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部分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再进一步阐述了普惠金融发展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未来我国仍存在改进空间的问题。
通过本文综述可以看出，首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已形成了相对贴切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与评价体系，对于后续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体量较大，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的发展状态也并不统筹，所以各个地区的普惠性金融的发展扔不均衡，存在进步空间。因此，我国需要从已有的面板数据分析入手，总结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各个地区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每个地区都能以最适合当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发展，最大化消除地区短板差异。
其次，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普惠金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可得性，且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增长迅速，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或将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需要不断更新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学习。除此之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不断追赶国际的脚步，补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后，我国需要回归普惠金融的本质，秉持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具有包容性的金融服务的初心，在维护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客户。将传统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在做好风险控制的情况下，降低服务门槛，提高服务速度，简化服务程序。国家和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使得普惠金融深入民心，良性发展，普惠群众。在向国际学习的同时，也要根据自身国情，不断创新改进，设计适合我国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科研促进计划项目等(项目编号：201754021，201754024，201850005，201920001，20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