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工作日理论下的“996”现象分析
Analysis of “996”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orking Day Theory
DOI: 10.12677/ASS.2021.108301, PDF, HTML, XML, 下载: 843  浏览: 6,975 
作者: 徐梦瑶, 陈世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工作日“996”现象Marx The Capital Working Day “996” Phenomenon
摘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了“工作日”的相关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的来源,批判了资本的剥削本质。在我国“996”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以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为依据,结合我国的现实实践,分析当前“996”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本质特征,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智慧,为新时代有效应对“996”现象提出建议。
Abstract: Marx ha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day issue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Capital”, revealed the source of the residual value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criticized the nature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996” phenomenon in China, based on Marx’s working day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practice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996” phenomenon, and draws wisdom from Marx’s idea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oping with the “996” phenomenon in the new era.
文章引用:徐梦瑶, 陈世锋. 马克思工作日理论下的“996”现象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8): 2171-218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301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下仍存在一定资本的逻辑,“996”现象就是一个典型。“996”现象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重视生产力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种社会现象,本质是资本不断突破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限制追求价值增殖,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不同认识。工作日理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系统梳理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保障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2. 现实缘起:我国当代的“996”现象

“996”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只能休息1小时或者不到1小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996”现象目前由互联网领域遍及到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对“996”现象有不同的解读。

2.1. “996”现象的产生发展

根据互联网记载,“996”现象最早出现于2013年10月,阿里巴巴为了推出新业务对抗微信的竞争,在某些部门内实行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制。“996”这一用语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是2016年10月,互联网公司58同城声称“为了应对9月和10月业务高峰期的工作需求”将实行“996”工作制。“996”被大众所熟知是2019年3月27日,程序员们在互联网平台GitHub上传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将实行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其中华为、阿里巴巴、京东、58同城、苏宁、拼多多、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先后上榜。

“996”是2019年的年度热词之一,但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减,反而愈演愈烈。2020年12月,国美电器福州分公司一名27岁员工在年终誓师大会期间猝死,法医鉴定为过劳死;上海商汤科技一名47岁员工意外猝死在公司健身房外;43岁的饿了么骑手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23岁的拼多多员工深夜加班回家路上猝死。

2.2. “996”现象的表现形式

关于“996”现象,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分员工主动加班。这一部分员工秉持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在他们看来只有工作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加班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努力工作可以拥有更好的发展平台、更优的生活质量、更高的社会地位。“996”不再是一种被迫进行的劳动,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

另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分员工被迫加班。人才市场竞争激烈、高生活成本、上有老下有小以及失业的压力使雇员不得不在“996”中挣扎。企业家们将“996”包装为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运用责任感将员工绑架在岗位上,将延长工作时间转变为一种理所应当的习惯性力量,在整个社会普遍加班的情况下,正常上下班的人也会被认为“不努力”、“混日子”,按时上下班也需要勇气。

再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分员工无效加班。“996”是环境塑造的一种氛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加班变成了生活习惯。人们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大打折扣,工作和生活很难做到平衡;人们习惯坐在工位熬工时,一个小时可以结束的工作用一天时间做,早点下班反而觉得无所事事;越来越多的人适应夜间工作,白天工作效率低,到了夜晚文思泉涌、干劲十足。加班不是冲业绩,忙忙碌碌变成了为忙而忙,很多人只是换了个地方玩手机,工作效率并没有因此提高。

无论是北上广深的“吸血加班楼”,还是企业的“大小周工时制”,“996”的工作模式逐渐从互联网企业延伸到各行各业,准确直观地揭露了底层劳动者的现实工作状态。“996”现象代表目前普遍存在的加班加点现状,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热潮。

2.3. 社会各界关于“996”现象的讨论

一部分劳动者认同“996”,前提是给足够的加班费,另一部分劳动者反对“996”,认为身体最重要,人生在世开心最大。而互联网公司普遍持支持态度。马云先后三次发表看法,“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1]。“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为996辩护,但向奋斗者致敬 [2] !”“我觉得真正的996应该是花在学习、思考、探索的路径上……为加班工资而996的人是很难持久的 [3]。”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声称,“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4]。

对于企业家们混淆“996”和奋斗之间的关系,借用拼搏进取的企业精神对员工进行道德绑架,环球日报总编胡锡进认为:“996”现象已经蔓延至中国的很多行业,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勤劳的体现,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辛酸”之处,并发出不怕加班但要给足加班费的号召。人民日报多次也发表评论,例如《“996工作制”是谁的如意算盘?》、《被“996”围困的年轻人,像是定好闹钟的机器》、《强制加班不应当成为企业文化》、《崇尚奋斗,并不等于强制996》等文章。2019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实行4.5天工作制。2021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目前加班现象广泛存在……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 [5],“996”现象存在于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对“996”现象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3. 理论来源: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其中既涉及工作日的含义,界定了工作日的长短,也包含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关于工作日长短进行的斗争,并为解决不合理工作日提供了思路。

3.1. 工作日的含义

马克思最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使用工作日这一术语,“例如某个交换价值是一日的产品,它表现为一定量的金银,这一定量的金银 = 一日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 [6]。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界定工作日的具体含义。

在《资本论》中最初提到工作日时,马克思依然把这一术语当作常识性的词语使用,工作日泛指劳动时间,“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x个工作日,以此类推” [7]。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日益深入,马克思分析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提出了剩余价值率,此时马克思对于劳动时间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工作日含义的认识走向成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working day)” [8]。工作日是工人劳动时间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特定的社会生产,在满足个体需要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在确定工作日的含义后,马克思用了整整一章介绍工作日。

3.2. 工作日的界限

工作日的产生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和就是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时间,是生产自己必要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 [9],是为了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工作日由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工作日的长短随着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 [10]。

虽然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工作日的长短是不断变化的,但工作日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工作日的最低界限,即当剩余劳动时间为0时,工人只需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劳动时工作日最短,但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很难实现。剩余劳动决定工作日的最高界限,即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工作日越长,工作日的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体和道德界限。身体界限源于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会“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 [11]。道德界限源于工人除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还需要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

关于工作日的长短,资本家和工人各执一词。资本家认为通过商品交换,自己购买了劳动力的日价值,那么劳动力在一整天内都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必然要求无止境地创造剩余价值,尽最大可能延长工作日。而工人认为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一方面“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 [12]。另一方面,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会有损耗,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会影响劳动力的正常使用,因此工人要求将工作日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这里资本家作为买者的权利和工人作为卖者的权利出现了二律背反,“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13]。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利和利益展开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斗争。

3.3. 关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

马克思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认为生产本身的性质不会导致对剩余劳动无限制的需求。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过度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度劳动愈发普遍。当时英国的陶器业、火柴制造业、壁纸业、面包业、铁路工业、女时装业、打铁业的工人过度劳动,资本家对工人进行身体上压迫和精神上摧残,工人的健康难以保证,常常发生过劳死现象,马克思引用一个医生的话说明“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 [14]。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工作日的长短展开了持久的斗争,但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中,资本总是占据优势地位。第一,资本家离开工人可以生存,但工人自由地一无所有,除了自身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第二,社会分工使得劳动具有片面性,工人主要负责某一类型的生产活动,大工厂的发展和机器的使用使得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工人依附于机器生产也必然受制于拥有机器的资本家。第三,资本家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实现资本增殖,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第四,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产生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不仅导致在业工人不得不服从资本家安排,而且使得待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也向资本家妥协。第五,资本家在某一行业内剥削工人存在分歧,但在整个社会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常常制定一些政策保护资产阶级利益。

3.4. 解决工作日不合理问题的思想

为了争取正常工作日,英国工人阶级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发起10小时工作日运动,确立《工厂法》并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任命工厂视察员监督《工厂法》的执行。法国的二月革命诞生了关于12小时工作日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工厂和工人。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人运动高涨,1866年9月,美国工人阶级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通过立法手段确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并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自己支配,八小时休息”的战斗口号。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人联合会将八小时工作制设为斗争的主要目标,并规定1886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国际劳动节最早来源于此。

从马克思掌握的资料来看,工作日逐步缩短的过程充满着斗争,从十五小时到十二小时,再到十小时,最后到八小时,这是无产阶级不懈抗争的结果。马克思在讲述阶级斗争的同时为解决工作日不合理问题提供了思路。首先,工作日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争取正常工作日要求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壮大阶级力量,展开工人运动,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次,工作日的长短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密切相关,降低必要劳动时间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劳动力及其家庭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保证必要的教育培训,降低剩余劳动时间需要壮大阶级力量,反抗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再次,工作日还涉及到工人的工资待遇、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安全保障、工人的教育培训和自身发展、工人的家庭、童工的使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最后,限制工作日只是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 [15],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确保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谋求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4. 本质特征: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揭示了“996”现象的问题所在

“996”现象从互联网企业爆出后,经由社交媒体的一再放大,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社会关于加班文化的广泛讨论。越来越多“过劳死”事件发生,舆论热潮并没有改变“996”,反而出现了“007”、“886”、“715”、“711”“5 + 2”、“白加黑”等等新词。这背后意味着什么,“996”现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4.1. 经济发展忽视人的需求,出现了发展与停滞的矛盾

资本家竞相提出“996”工作制,不仅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压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出现了“早晚班”、“春节不打烊”、“24小时无休”等等现象。毋庸置疑,各行各业的努力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202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二,但我国人均GDP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的需求被忽视,人们进入“低欲望”阶段,大批劳动者被迫回到追求最底层的“生命必需”。

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今天,我们的确享受到更加便捷的生活,但人的真正需求是什么?高铁四通八达但回家时间短暂,手机通讯方便但只能视频通话,网购便捷生活但让人愈发孤独。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不再仅仅限于体力劳动者,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也远远优于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时代,但“996”将本来自由的、宝贵的休闲时间全部献给无休止甚至无意义的加班,压缩休闲时间实际上是压缩人们的学习进步空间,日夜班和加班的实质依旧是资本的剥削压榨,“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16]。

“996”现象遍及各行各业,学生常常写作业到凌晨,员工频繁深夜加班,在“996”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内卷”,生活追求大容量快节奏高效率,无论是华为的狼性文化还是各行业的择优录取,高质量的慢生活成为奢侈。资本家常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实际上“996”现象既违背了最高工作日中的身体界限,也用奋斗掩盖了道德界限,将劳动者视为只需工作的“机器”。《过劳时代》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富有,为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却这样贫乏呢?”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如何处理好老龄化、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出生率低、人民幸福指数低的问题,需要思考“996”导致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

4.2. 科技进步加速人的异化,出现了剥削与反抗的矛盾

“19世纪,由于剥削的直接性,反抗与思考充满生命力。现时代,资本的外衣越来越体贴人性、符合人性,反抗与思考愈发无力和疑惑。资本依旧为所欲为的自我增殖,其面容也愈发和蔼可亲 [17]。”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加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办公,人们的劳动时间随着联系的便捷越来越模糊化,科技进步带来生活便捷的同时更是加速人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是指“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18]。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不是自觉,出现了劳动异化。现在资本家由掌握生产资料到拥有生产资料分配权,资本家运用科技发展生产,出现了科技异化,科技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科技工具的过分依赖和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崇拜。一方面,科技是工具和手段,但在应用科技的过程中人却成为了工具。离开手机人会缺乏安全感,没有无线人常常无所事事,人越来越离不开智能手机、平板和电脑。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很少人能做到下班即回归生活,线上办公的人无处不在,科技的进步压榨了人们的休闲时间,资本家在无形中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另一方面,在生活节奏日益加速的今天,资本主义的逐利思想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理想信念在金钱诱惑面前显得可怜卑微,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依旧盛行,越来越流行“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换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是指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不和谐劳动,工人只是资本家用来创造财富的工具,工人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筑造一座异化的牢笼,“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1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 [20]。马克思对一针见血地指出机器的大范围应用使得工人变成畸形物,工人不得不作为资本家的附属物进行生产生活。如今,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的飞速发展,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新形式下越来越模棱两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以获取最大剩余价值也愈发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工人由机器的附庸发展为科技的附庸。“996”工作模式已经发展为一种枷锁,变成衡量劳动者工作能力的无形标尺,不仅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相违背,也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离。

4.3. 竞争加剧社会各界内卷化,出现了劳动与休闲的矛盾

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时代越发展,竞争越激烈。无论是小孩还是成人,都被裹挟在竞争的洪流中,金领、白领、蓝领、农民工等等诸多群体都加入了超负荷工作的队伍,无论是在流水线上操作机械十多个小时的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从黎明到深夜的上班族,抑或是程序员、外卖小哥等等,大部分人都在与时间赛跑,吃饭是吞的,上厕所用跑的,在家待的时间远远少于工作时间。当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劳动时间趋于极限,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也就被无限压缩。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201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2.27小时,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21]。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2] 只要有人的存在,随时随地都会有竞争,“996”就是竞争精神的集中体现,一天24小时,压缩休息时间后全是工作时间。在连续加班的情况下人们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运动,没有时间学习,身体各项机能出现问题,工作效率低下,抑郁症越来越普遍,“过劳死”越来越常见。马克思的话语至今仍然适用:“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 [23]

有学者精确概括了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把工人当作工人而非‘人’来使用,也就意味着,工人被赤裸裸地盘剥着,只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而不是目的性存在,他们俨然已经退化为一种没有任何感觉、不存在任何需要的纯粹抽象物” [24]。在“996”普遍盛行的今天,人们享有的闲暇时间大打折扣,有的人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也有的人把工作和休闲结合起来,休闲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休闲。但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应该是人们从事任何与维持生命无关的活动的时间,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读书,不是为了工作而参加团建,更多的应该是充实自身的精神世界,满足自身的需要,人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也是家庭的成员,更是社会的一份子,人不仅仅需要劳动实践,也需要休闲娱乐,更需要物质满足和精神追求。

5. 当代启示:破解“996”现象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大劳动强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界定了工作日的界限,揭示了无产阶级为争取正常工作日和资产阶级展开的反抗和斗争,为破解“996”现象提供了思考路径。我国“996”现象植根于当代社会现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第四次科技革命潮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状态,且随着时代发展弊大于利。现在我国已经通过法律手段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阶级矛盾也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如何保证八小时工作日的有效实施,减少“996”现象,需要国家政府、企业、工会、劳动者等等共同参与其中,把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求适合我国的解决路径。

5.1. 从国家层面来讲,党和政府必须从各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经济层面上,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工作日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斗争,但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分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缩短工作日的根本手段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先进生产力运用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劳动的全过程,提高全社会的工作效率。

第二,在文化层面上,必须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增强劳动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避免“磨洋工”和“混日子”等不良作风。

第三,在社会层面上,一方面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加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力度,改良社会公共设施,减少劳动者在上下班路上花费的时间,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鼓励发展休闲娱乐产业,增加休闲设施,改善休闲环境,充实人们的闲暇时间,促进劳动者发展兴趣、拓宽视野;再一方面,保证工作日内的休息时间和工作日间的休息时间,适当增加假期,并确保法定假期的有效实施,监督企业不正当的调班换休制度,缓解人们的工作压力,保证人的自由时间。

第四,在法律层面上,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将“过劳死”纳入法律范畴,并制定相应的惩处措施。我国劳动法在1994年颁布后,仅仅经历了2009年和2018年两次微调,关于工作日的法律法规仍需要不断细化完善,例如具体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是连续工作八小时还是间歇性工作八小时;准确界定弹性工作制;确立最低工资制度;详细规定加班补贴和最高工时;依法明确休假时间和方式等。另一方面加大对法律实施过程的监督,避免法律流于形式。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监督法律实施的全过程;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杜绝官官相护和官企勾结,对违规加班的企业给予重罚;高度重视劳动者维权,简化维权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2. 从企业层面来讲,企业是盈利的主体,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资本家仍然存在,资本家的本质是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

1) 企业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围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这一核心内容,提高法治意识,自觉接受检查监督,主动承担法律责任。

2) 企业应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第一,建立劳动者生产责任制或者岗位责任制,改进管理方式,在承认劳动者能力差别的前提下,发挥劳动者的能动性和主动性,督促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第二,科学合理地分配任务,根据不同的岗位制定不同的要求,减少在工作日内劳动时间的浪费,减少无用的会议,避免重复劳动。第三,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实行人性化管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四,对于需要24小时工作的特殊岗位,在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前提下,实行早晚班,增加工作班次,保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兼顾效率和公平,均衡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

5.3. 减少“996”现象的关键在于劳动者

1) 劳动者是法律保护的主体,但劳动者自身也要培养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学习各项技能,锻炼自身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2) 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动寻求工会等组织的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力量将无限大。

3) 工会要发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马克思在尖锐剖析资本家“吸血鬼”的本质时,明确指出“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25]。习近平指出:“要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26]。”在我国,工会要将劳动者团结起来,发挥工人组织的作用,代表劳动者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代表工人阶级主动和企业协商,行使监督职责,发挥集体作用,加大社会各界对工会的了解,维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增加人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6. 结语

今天的世界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超长工作时间依旧存在,许多地区仍存在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中描述的情况,工人阶级还在遭受着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摧残。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工人阶级力量壮大、世界工人运动普遍进行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既不能忽视“996”带来的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和我国出现的“经济奇迹”,也不能忽视“996”现象违背我国法律法规,扭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艰苦奋斗精神。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27],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给愿意拼搏奋斗的人以发展的空间,也应该给追求平凡自在的人以选择的余地。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 [28] 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既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又是人的发展空间。八小时工作日本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工作日,本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缩短,绝对不能鼓励任何形式的“996”,必须减少超长工作时间对人的剥削和压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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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委员建议对996工作制监管[EB/OL]. 新闻频道_中华网.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210310/39363479.html, 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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