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言意关系是先秦以来哲学领域的一大论题。在尚未形成文学自觉时，对表达困境的讨论多集中于言意关系的哲学范畴的思考。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都体现的是两者二元对立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亦提及了表达困境的存在，但是在刘勰看来，讨论言意关系的核心并不是要争出尽意不尽意的单一结论，而是要用折衷的思辨的观点，意识到言与意对于写作效果的重要意义。哲学领域的讨论被纳入文学理论体系中，是文学自觉时代言意关系发展的必然。刘勰以言与意为核心，将其纳入“情–意–言”的小系统当中，后又将其纳入创作论的大系统，层层递进，言与意在破解表达困境的重要性中渐渐明朗。两者的对立关系被化解，言为创作枢纽，连接写作鉴赏等各部分；意为写作目的，种种技巧最终都归为一，即意的表达。刘勰对言意关系的审视不仅阐明了表达困境的存在原因与破解之道(“尽己所能，顺势而为”)，也体现了更高层面的中庸与自然意识，给予当代写作以启发。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has been a major topic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since the pre-Qin Dynasty. Before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has been formed, the discussion of expression dilemmas mostly focused on thinking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categ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Whether it is full of words or not, it reflects the d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iu Xie also mentioned the existence of expressing dilemma in Wen Xin Diao Long, but in Liu Xie’s view,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and meaning is not to reach a single conclusion that is full of ideas, but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word and meaning to the effect of writing from a compromised and speculative point of view.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re included in the literary theory system,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in the conscious era of literature. Liu Xie takes words and meanings as the core and incorporates them into the small system of “feeling-meaning-speaking”, and then into the larger system of creation theory, step by step, and words and intentions are in the importance of deciphering the dilemma of expression. It gradually became clear.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resolved, and it is said that it is the hub of creation, connecting the various parts of writing appreciation; it means the purpose of writing, and all kinds of skills are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one, that is,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 Liu Xie’s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not only clarifies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expression dilemma and the way to solve it (“Do your best, follow the trend”), but also embodies a higher level of doctrine and na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inspires contemporary writing.
1. 引言
对于表达困境的研究，言意关系向来是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表达困境”，似乎就等同于“言不尽意”；表达困境的解决，也似乎顺理成章地有赖于语言技巧的提升。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表达困境的思考并不能简单归为“言是否尽意”的命题。本论文将“表达困境”进行溯源，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史进行梳理，抛弃两者的对立关系，将其放置于创作系统中进行审视。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看法不仅在文学创作层面上表达了写作中的困境突破，并且还将哲学议题下沉至文学实践当中，化抽象为具体，用折衷思辨的方式提出了言意关系的新形式，即共同为写作服务，顺势而为，自然而然，而不拘泥在“言是否尽意”的小视角当中。除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外，对刘勰言意关系看法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代的写作实践。表达困境是不同时代共同存在的问题，繁写、强写会让写作效果大打折扣，这时我们可以在古代文论中寻找解决之道。
在讨论言意关系之前，首先要对传统的“言不尽意”的观点进行辨析与定义。没有成型的思想，就更不用提及成型的语言了。有时人会体现出作为动物的特性，能够单纯地感知到外界，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思维，或者感知本就幽微难辨，来去匆匆，思维无法追踪。相应地也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这种零碎的只停留在感知层面的存在。这种思想的贫乏是文章最根本的“意”出现了问题，表现在文章中就似乎是“言”的功力不够以至于造成混淆，此时就不是“言不尽意”，而是“意不逮感”了。“意不逮感”是完全属于抽象思维层面的概念，而本文将着重对刘勰视角中的“言不尽意”进行分析，将其放置在历史的纵深与《文心雕龙》写作系统的横向比较当中，归纳其在文学史当中的意义，并指出其现实层面的启发。刘勰的表达困境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言不尽意论，刘勰并不想表达“言语完全无法传达意”，而是折衷的、思辨的，体会到表达恰切的困难，而去尽力向“尽意”靠拢，还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营造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在创作过程中，言意关系成为了要处理的问题与提升文学性的手段，从抽象变具体。
2. 言意关系讨论溯源：言意二元对立关系的确立
1) 先秦时期对于言与意的初步认知
庄子似乎是支持言不尽意论的。《庄子·则阳》篇曰：“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 [1] 语言表达的极限在于有形之物，无形之物则无能为力。《天道》篇中轮扁关于书籍的议论与批评，即是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进一步的反省。“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2] 属于个人的特殊经验与观念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的。“道”是一种超越形质的精神境界，言说也不足以表达“道”的境界，如果要强行言说，会造成“言无言”的结果。而庄子又提出“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3]，不言语未必是真的不发声，也许个中之义早已被传达被领会到了。因此“道”的境界虽然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可以通过精神的濡染使人明晓。
《周易》的言意观有其独特之处，“意”并非指头脑中的想法，而是指圣人之意。《周易》不主张单纯以“言”尽意，而是引入“象”这一概念，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系辞上》有言：“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4] 只有言象皆用，才能把握其中的真谛。宋代文论家陈揆认为“象”作为“言”的补充，能够达到尽意的效果，正所谓“《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则》)王向峰先生也有言，“立象以尽意，就意味着人之意还有仅以言不能尽表的问题，这时才立象又系词以解意。” [5] 虽然就象而言，它是否真的能够尽意有待商榷，毕竟象具有多义性，但是可以明了的是，《周易》认为单纯的“言”不能尽意，需要借他物作为辅助。
2) 魏晋时期言意关系的哲学思辨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言意关系讨论只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观点，那么魏晋哲学家就已经将言意关系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各分为两派，“言不尽意”论以何宴、王弼等人为代表，王弼接续了老庄与《周易》的思想，提出了一个无形无状、不可言说的作为本体的“无”的观念，并且将“言者”与“言所存者”区分开来，将言意割裂，夸大了二者的矛盾。欧阳建则对言不尽意持反对态度，著《言尽意论》，在欧阳健看来，人的思想所把握的道理，总是有赖于“名”“言”来表达。“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显而易见，欧阳建将言意关系简单化了，言虽能表意，但也有误读的可能性；并且意有时并不能用言来恰切表达，这一切都说明言意关系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魏晋言意之辨的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双方都致力于寻找确定的“尽意与否”的结果，忽视了中间状态存在的可能，观念过于极端与片面。
3) 以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论
在经历了哲学方面的论争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走进文学自觉的时代，创作中遇到的表达困境被诸多文论家讨论，其中，言意关系的明晰是解决表达困境的核心。陆机《文赋》中讲，“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创作过程中言不尽意的矛盾，又坚信这个矛盾一定能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解决。刘勰亦将此哲学论题下沉至文学理论领域，融合在创作论大系统中，用以指导文学实践。在言意关系的讨论过程当中，刘勰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首先，对于“意”的定义，南北朝文论家将其与“圣人之意”区分，仅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将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纳入到创作系统当中，更多是创作实践层面的探索；有意利用这种困境营造出意境，但是刘勰仅仅有这种倾向，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刘勰的言意观为后世诗僧在语言探究方面奠定了基础，唐代的诗僧将言不尽意上升至艺术本体问题，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刘勰更多是讲述言不尽意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刘勰的言意观体现了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向文学理论领域的过渡特征。接下来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具体探究刘勰的言意观的革新。
3. 《神思》篇细读：文学视角下的言意关系与创作论的融合
刘勰首先点明辞令的“枢纽”作用，“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在讲述物意言关系时，刘勰首先指明语言的枢纽作用，为关系网找到了联结点。作者的志气是驾驭“神”的关键，那么当看到“物”而有所触动时，作者就需要利用语言来表达。而后刘勰发现在书写时的困境：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构思容易出彩，可书写后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于意“空”而言“实”，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语言积累来实现对构思的描摹，也可能是原本虚空的思想用实际的语言来表达会产生相殊的效果。这一点也说明刘勰是向“言不尽意”论靠拢的，毕竟“言尽意”方认为“意”是建构在语言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脱离语言范畴的思想，而刘勰还是将言与意对立来看了。而后刘勰写道“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理郁者苦贫指的是思想贫乏，无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情感，这是在“意”方面的问题；辞溺者伤乱指的是语汇过多不知作何选择，是“言”层面的问题。
刘勰提出了解决方法，这也是言意关系最为明朗的一句：“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此外有些为思考所不及的细微的意义，或者为文辞所难表达的曲折的情致，这是不易说清楚的，也就不必多谈了。刘勰讨论了止笔的两种情况，一为难以捕捉的细微的意义，正因为意义与道理的无法敲定，才会拓展思维空间与作品的深度；二为曲折的情致，作品本就以委婉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情致的幽微难言恰好构成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刘勰“不强辩”的智慧不仅避免强写带来的偏颇失当与不自然感，更似顺水推舟般使文章的意蕴加深。
那么刘勰是不是有意利用这种表达困境去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境界呢？“文外曲致”之义表明刘勰已经认识到有些情致是在文字之外体悟到的，所以笔者认为刘勰止笔不仅是囿于语言限制而被迫如此，更是在意识到止笔的文学意义后而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化被动为主动。至于止笔后是否就能如愿准确传达所谓言外之致，刘勰倾向于运用各种手法将语言说到位，让可塑的语言正确地引导读者体悟难以言说的韵味。
之后刘勰紧跟一个形象的比喻：“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从前伊尹不能详述烹饪的奥妙，轮扁也难说明用斧的技巧，这的确是很微妙的。烹饪的奥妙是精微的道理，也是人难以切实体会的领域，所以语言无法准确形容；用斧的技巧虽为经验，但更多属于肉体的记忆，即便能够组织为语言并向他人传达，由于听众没有亲身经历，也无法想象与共情。
而后刘勰提出了解决方法：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所以要驾驭好自己的心灵，锻炼好写作的方法，而无须苦思焦虑；应掌握好写作的规则，而不必过分劳累自己的心情。这即是笔者在上文中所说刘勰将可掌控的语言说到位的种种方法：作者自身要通过锻炼自己的心灵使神思机敏，气格高扬；锻炼好写作方法使语言精到流畅，文辞优美；掌握写作规则以事半功倍，不必苦求伤情，不仅对自我无益，空耗时间，也使文章生涩乏味。
4. 表达困境的破局：言意二元对立关系的打破
言意关系在《文心雕龙》当中被分别包括进了三层架构。在《神思》篇当中，“物–意–言”的网络讲述了言与意在构思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在第二部分已经做了详尽的阐释；在创作论中，言与意连接了创作准备、创作主体与创作技巧，融入了创作大系统当中；在全书的大视角中，言与意连接了文体论、创作论与鉴赏方法，成为纵贯线之一。
刘勰将语言哲学论题移至文学领域，化解了两者的对立关系，言与意各自成为创作论中的支点。首先是“言”的枢纽作用。言是文章的组成内容，也是体现意的最直接的手段。纵览《文心雕龙》的架构，可以发现，哲学意义上的言意关系进入文学系统后，都成为了为文学效果服务的要素。刘勰的创作论当中，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篇目都讲述了具体的语言书写方法。除创作手法外，文章的气格、结构等也会通过语言来体现；作家自身的修养与气质也是通过语言来展示。而文学作品的鉴赏亦不离言与意的思考，或许顺从作者之意感悟到了言外之境，又或许结合自身的经历生发出了另一层感慨，这些都是对文学价值的阐释。
其次是“意”这一为文目的。种种作文的技巧都是为表意而服务，意尽与否也影响到文章的韵味与质量：意尽则有酣畅淋漓之气；意不尽则有回味无穷之美。所以“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并不仅仅是“言能尽意”或“言不尽意”的讨论，而是顺势而为，将言与意的关系应用至创作大系统中，消解二者的对立。文字的局限与意境的延伸构成一种张力，类比于刘勰提出的“以少字作精当的形容”，这尚算是可以描述出来的，但是更多情况下，文字的局限就意味着它无法描述。这在鉴赏过程中会出现三种结果：毫无体悟；体悟恰切；生发出了新的体悟。但是无论处于哪种情况，都起到了诗的兴发作用，提升了诗的审美价值。言要尽意，所以会有从构思到下笔的种种技巧与经验；言不尽意，所以会有意境的产生，有对高格的追求；留白引发联想，非具象的描述，留给读者猜测想象与代入的空间。言与意共同成为了为写作效果服务的元素。所以言尽意与不尽意，又有何意义呢？当二者被同时包括进创作论中，二者的矛盾冲突被弱化，只要尽己所能，顺其自然，那么言意关系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成为为文章增色的亮点。如果一味钻言不尽意的牛角尖，试图通过强辩来达到所谓的思想清晰，那么文章的效果反而会大打折扣，用拙劣的笔法破坏了应有的意境。“尽己所能，顺势而为”，即为刘勰表达困境的破局之道。
总之，刘勰的创作论体系将语言视为枢纽，语言是创作论关系网的联结支点，在《神思》篇当中，言意关系被物–意–言所建构的网络包围，言是连接物与意的桥梁；在创作论当中，言意关系被创作准备、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与创作效果的系统包围；在《文心雕龙》全书中，言意关系则被构思–创作–鉴赏这一文学理论系统包围。哲学层面上言与意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打破，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要素。以言意关系为据，以顺势而为为核心思想，刘勰提出了表达困境的产生原因与解决方法。语言不仅是联结思想与文字的枢纽，也是联系创作与鉴赏的枢纽。刘勰著《文心雕龙》通篇以心和意为内核，以言为技巧，可见二者在成就文章方面的功用是等量齐观的。
5. 言意关系新思考：刘勰的“中庸”与“自然”意识
文学理论视角中的言意关系有区别于哲学层面的不同之处。对言意关系的明晰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服务，因此刘勰在讨论过程中也渗透了自己的文学意识，即中庸与自然，刘勰的言意观只是中庸意识和自然意识的一个方面。这是对于言意关系的宏观俯视，将这一问题纳入更高的文学视角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知其文学价值。
首先，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他的“惟务折衷”的处理方式。先前对于言意关系的哲学讨论，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论，都存在着果断偏颇的缺点。而刘勰的观点则是折衷的、思辨的。首先，竭尽所能增加自身修为，营造虚静的环境，运用各种手法使艺术性提高，这些都是提高“言”的质量的方法。至于言已到达极致而不能够再努力的阶段，刘勰提出“笔固知止”，寻求言与意的平衡，不因过度描摹而失去了对意的精准把控，也不因修为不足导致言的失当。这种折衷的观念对于文学写作具有提示作用。
其次，文学应是真情实感，是自然的产物。不强写，不违拗写作规律，是对于自然的顺应，以达到自然与人力的平衡。过分雕琢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失真的风险，还会过犹不及，折煞文学的意蕴美。这不仅与刘勰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写作观念相合，也是纵贯古今的文学创作的至高标准。自然既包括抒发感情的自然不造作，也包括写作时顺应规律不勉强。这两个特点是“言不尽意”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大的把控，也是古典文学的最高审美标准。以这两个意识为指导，可以从大处着手把握文章的语言与情感的节奏，使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得到提升。
6. 结语
将对“表达困境”的讨论进行溯源，能够较为精准地确定刘勰的言意观在文学史发展当中的地位。刘勰抛弃了言与意的对立关系，将其共同放置于创作系统中进行审视，展现了魏晋文学理论研究的宽广视角。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看法不仅在文学创作层面上表达了写作中的困境突破，并且还将哲学议题下沉至文学实践当中，用折衷思辨的方式提出了言意关系的新形式，即共同为写作服务，顺势而为，不拘泥在“言是否尽意”的小命题当中。刘勰在文学创作的角度讨论言意关系，为唐代言意关系问题的艺术本体化作了一定的铺垫。除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外，对刘勰言意关系看法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代的写作实践，可见古代文论在当代仍旧闪耀着熠熠光辉，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