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世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人才资源的快速增长是现代化建设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人才资源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基础性、核心性、战略性资源。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宏伟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强国战略，如人才强国战略、质量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创新强国战略、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网络强国战略，并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实现国家强盛的第一战略，以期加快中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转变的进程，努力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既能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大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教育，教育的成果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产生的，其中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因素对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 [1] 首次提出了“家庭资本”概念，以“资本”视角理解和探讨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学业成就的影响。家庭资本衡量家庭的资源占有量，拥有丰富家庭资本的家庭为子女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提供有利的资源，让他们无论在学业或就业中都拥有一定的优势，获得更好的资源。家庭资本对个人教育成就的正向影响以被多位学者讨论并证实。但我们要注意到家庭资本对孩子教育成就产生影响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父母教养行为这一中介实施间接影响，即家庭资本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行为从而影响孩子学业成就。本文旨在探讨家庭资本对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以期更好地从父母教养的角度理解家庭资本对个人教育成就产生影响的机制。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就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模型设定)，第四部分详细报告模型分析的结果，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单亲家庭中家庭资本对监护人教养观念的影响，第六部分是总结和建议。
2.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家庭资本指一系列在教育地位获得或人力资本成长中可利用的家庭资源。关于家庭资本的理论，最突出的两位人物分别是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 [1] 和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 [2] [3] [4]。Bourdieu [1] 在其著作《资本的形式》中，将家庭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与金钱或财产紧密相关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它是以某种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内化于身体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二是实物的形态，主要体现在书籍、图片、词典、仪器等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Coleman [4] 关于家庭资本的研究吸收了Bourdieu [1] 的观点，他认为，“有三种家庭资源——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到人们的教育机会的获得，其中有形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无形的资本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本文以Bourdieu和Coleman的理论出发，将家庭资本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2.1. 家庭资本与教育成就
最早有关家庭资本的研究，是关于家庭资本对个人教育成就的影响，其中又集中关注对个人学习成绩和受教育机会取得的影响。这方面最早的权威研究可以追溯到1966年Coleman [2] 发表的著名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来自于学校，而是来自于家庭。家庭背景因素说明了学生学校成绩的最大差异”。此后，国外大量有关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业表现和受教育机会影响的研究涌现。Teacherman [5] 以家庭收入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对美国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成绩进行的调查显示家庭经济资本不同会造成学生学习成绩的差距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Haveman [6] 的研究表明不同家庭收入的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最终加大了不同家庭收入的子女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在家庭文化资本研究方面，Bourdieu [1] 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影响后，发现那些来自更有文化修养家庭的学生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
国内的有关研究比国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现成果颇丰。郭丛斌和阂维方 [7] 通过对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发现经济资本充足的家庭其子女相比其他弱势家庭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高等教育。舒心 [8] 利用2010和2014两个年度CFPS的数据发现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均对子女入学机会有显著影响。我国学者还站在家庭资本的角度，去解释城乡之间学生学业成绩和受教育机会取得的差异。其中蒋国河、闰广芬 [9] 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与子女的学业成就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城乡间家庭资本存在的较大差距是形成城乡家庭子女学业成就差异的重要因素。晏小敏 [10] 认为农村家庭相比城市家庭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本，其子女所能获得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对很少。
通过对以上叙述进行分析，会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在家庭资本对个人学习成绩和受教育机会取得的影响方面已相对成熟，并且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家庭资本与个人学业成绩和受教育机会正相关。我国学者还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认为家庭资本差异是我国城乡间学生学习成就差异的重要原因。
2.2. 家庭资本与父母教养行为
家庭资本影响着个人的学业成就，二者之间的联系如何发生？学者们在检验家庭资本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机制时，发现父母教养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有关研究上最为突出的两个模型分别为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家庭压力模型认为家庭资本低(如，经济困难)会加剧父母压力，压力导致家庭冲突和父母抑郁发生，进而减少了父母养育和卷入行为，最终导致子女学业成就低 [11]。家庭投资模型认为家庭资本通过家庭投资来影响学业成就 [12]。家庭投资包括学习资源投资、生活必需品投资、居住地投资和行为投资四个维度。家庭资本高的家庭愿意和有能力投入资源到子女教育中，从而促进子女学业成就的发展。综合比较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发现，家庭压力模型中的父母养育和卷入环节与家庭投资模型中的投资行为都强调了父母教养行为的作用。
国内近几年也开始关注家庭资本与父母教养行为的关系。乔娜等 [13] 的研究证实家庭资本越高，父母卷入水平越高，孩子学业成绩越好。邓小平等 [14] 以22项实证研究为对象，综合使用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以家庭投资模型和家庭压力模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家庭资本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父母卷入在家庭资本与学业成就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关于家庭资本对父母教养影响的实证研究偏少，缺乏探讨家庭资本不同维度对父母教养影响的研究。本文旨在考察家庭资本不同维度对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从而丰富有关理论在中国普适性的验证性研究。根据国内外有关文献，本文用“教育支出”、“关心孩子教育”、“主动与孩子沟通”这三个指标反应父母教养行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分别对孩子教育支出有积极影响。
假设2：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分别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有积极影响。
假设3：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分别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有积极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公布的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的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推出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跟踪收集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微观数据，反映出人口、经济、健康以及教育的变化问题，为学术研究和社会政策分析提供基本数据。该数据库包括家庭关系数据库、社区问卷数据库、家庭问卷数据库、成人问卷数据库、少儿问卷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覆盖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样本大小为16000户，调查范围包括家庭中所有家庭成员的样本。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数据库作为研究数据来源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它涵盖的样本覆盖率广，权威性强，有更大可信度；二是它涵盖了本文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变量指标。
本文的研究首先从2014年的少儿问卷数据库选取有关父母教养观念的指标，再通过少儿问卷数据库匹配到少儿对应的家庭问卷数据库、家庭关系数据库和孩子父母成人数据库。在剔除了各个变量的缺失值和奇异值后，选取了1958个家庭，2614个孩子作为此次研究的样本。
3.2. 变量设定
3.2.1. 因变量
本文用三个维度去刻画父母的教养行为，分别是孩子教育总支出，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孩子教育总支出由“过去12个月，您家直接为这个孩子支付的教育总支出约为多少钱？”这个问题获得；父母关心孩子教育和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由访员判断给出，其中1表示“十分不同意”，5代表“十分同意”。
3.2.2. 自变量
1) 家庭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与金钱或财产紧密相关的资本形式。本文选取家庭年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这三个指标来刻画家庭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为过去一年所有收入的总和，家庭金融资产包括家庭的现金和存款以及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市值，家庭总房产为家庭所拥有的住房的市值。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越大，家庭经济资本越多。
2) 家庭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指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通常表现为学历和文凭证书等形式。为便于测量，本文选取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刻画家庭文化资本。父母受教育年限越多，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
3) 家庭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关系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多少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息息相关，社会地位一般以职业地位为代表。职业类别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不同的职业在声望、权利、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地位。本文选取“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来衡量家庭社会资本的大小，父母中有一方为管理人员的家庭比父母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的社会资本多；父母中有一方为公务员的家庭比父母中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的社会资本多。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孩子因素中的孩子年龄，孩子性别，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及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户口类型，家庭代际数可能会影响到父母的教养行为，本文选取其为控制变量以降低计量误差，使回归结果更准确。
变量具体情况详见表1。
3.3.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OLS法研究家庭资本的每一维度对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每一次回归时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的具体维度，
表示家庭资本的具体维度的变量集合，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所示，从家庭城乡分类看，总样本中有1121个孩子来自城镇家庭，1493个孩子来自农村家庭。从结果看，城镇家庭的经济资本明显大于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城镇家庭的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分别为10.1年和9.5年，农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分别为7.6年和6.1年，可见，父亲受教育年限比母亲受教育年限更高，城市家庭平均父母受教育水平比农村家庭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高。另外，在过去一年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城市家庭平均支出3637.8元，而农村家庭平均支出为1946.6元，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在父母关心孩子教育和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这两个维度上，城镇家庭的得分的均值也都大于农村家庭。
以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划分，在2614个样本中，独生子女有883个，非独生子女有1731个。从结果看，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本明显大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本；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比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家庭文化资本更丰富。另外，在衡量父母养育观念的三个维度上，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投入、教育关心和沟通平均来说更多。
以孩子性别进行划分，在2614个孩子中，男孩有1413个，女孩有1201个。男孩和女孩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差距较小。平均而言，相比于男孩家庭，女孩家庭的父母要更为重视孩子的教养。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S代表平均数，S.D代表标准差。
5. 实证分析
5.1. 基本回归结果
5.1.1. 家庭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的影响
据表3，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均对孩子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每提高1%，教育支出分别平均增加7.13元，0.62元和0.63元。可见，家庭总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最大。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孩子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教育支出平均增加93元；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教育支出平均增加156.6元。母亲受教育年限与父亲受教育年限相比，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父母双方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比父母中有一方是公务员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支出上更少，但这一点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孩子教育支出有显著性影响，父母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比父母中有一方是管理人员的家庭平均在孩子教育支出上少1478元。
Table 3.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
表3. 家庭资本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注：表3~12中***、**、*分别代表系数的估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5.1.2.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4显示，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房产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房产相比，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程度影响更大。金融资产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上，父母受教育年限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比父亲受教育年限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程度影响更大。在家庭社会资本上，父母双方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比父母中有一方是公务员的家庭低，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父母中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比父母中有一方是管理人员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更低，但这一点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5.1.3.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
见表5，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总收入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总房产虽然显示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有正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与孩子主动沟通程度上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与孩子主动沟通程度上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concern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表4.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表5.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均会对父母教养观念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家庭经济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以及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这三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对父母教养观念的影响最大。家庭文化资本也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以及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这三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比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养育观念的影响更大。家庭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这两个维度上有显著影响，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这个维度没有显著性影响。
5.2. 异质性分析
5.2.1. 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异质性分析
1) 家庭资本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如表6所示，在教育支出这个维度上，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均会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会对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房产对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每增加1%，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平均会增加17.13元，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平均会增加2.39元；家庭金融资产每增加1%，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平均会增加0.97元，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平均会增加0.35元。可以看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经济资本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影响更大。在家庭文化资本程度上，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均会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影响更大。无论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非独生子女家庭，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大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结果显示父母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管理人员的家庭少，在独生子女家庭中这种影响更大。父母双方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对教育支出没有显著性影响。综合来看，家庭资本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影响更大。
2)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
如表7所示，在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这个维度上，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房产会对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会对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在文化资本上，独生子女家庭中只有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均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大。在社会资本上，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人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上没有显著影响；在非独生子女中，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上有显著影响，父母中有一方为公务员的家庭比父母双方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更关心孩子教育。
Table 6.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whether a child is an only child
表6. 家庭资本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在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7.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concern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whether a child is an only child
表7.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在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异质性分析
3)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
根据表8可知，在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维度上，家庭总收入对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影响更大。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均会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影响更大。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只有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会产生正向影响。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对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影响更大。在社会资本方面，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与孩子主动沟通程度没有显著影响，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对父母与孩子主动沟通程度有显著影响。
Table 8.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whether the child is an only child
表8.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在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异质性分析
5.2.2. 城乡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1) 家庭资本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据表9显示，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城镇家庭的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均对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村家庭中，只有家庭总收入对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上，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父母双方的受教育年限均对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城镇家庭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中，回归结果都显示相较于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城镇家庭中，父母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比父母中有一方是管理人员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支出显著减少，平均减少1863元。而在农村家庭中，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教育支出没有显著性影响。
Table 9.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capital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an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in urban-rural differences
表9. 家庭资本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在城乡差异上的异质性分析
2)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
如表10所示，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城镇家庭的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房产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更大；农村家庭的家庭总收入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父母双方的受教育年限均会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更大。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家庭的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的影响比城市家庭大，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城市家庭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的影响比农村家庭大。在社会资本方面，城市家庭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没有显著性影响；农村家庭中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有显著性影响，具体而言，父母中有公务员的家庭比父母双方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更关心。
Table 10.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car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 heterogeneous analysi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表10. 家庭资本对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的影响——在城乡差异上的异质性分析
3)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
根据表11可知，在经济资本方面，经济资本对农村家庭的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上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金融资产对城镇家庭的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更大。在家庭文化资本上，城镇家庭父母双方受教育年限均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母亲受教育年限影响更大。农村家庭中只有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会显著正向影响父母与孩子的沟通程度。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公务员和父母中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父母与孩子沟通程度均无显著影响。
Table 11.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parents’ 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表11. 家庭资本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的影响——在城乡差异上的异质性分析
6. 进一步讨论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讨论单亲家庭中家庭资本对监护人(父母或者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
据表12，在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上，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房产会显著正向影响单亲家庭孩子的教育支出、监护人关心孩子教育和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监护人受教育年限对孩子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监护人是否是管理人员会对教育支出、监护人关心孩子教育和主动与孩子沟通有显著负向影响。另外，随着家庭代际数的增加，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显著减少；单亲母亲比单亲父亲对孩子教育更加关心；随着孩子年龄增加，单亲家庭的监护人对孩子教育更加关心。
Table 12.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guardians’ educational concept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表12. 单亲家庭中家庭资本对监护人教养观念的影响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结论一：家庭经济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这三个反应教养行为的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房产显著影响教育支出；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房产显著影响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显著影响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
结论二：家庭文化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关心孩子教育、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这三个反应教养行为的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上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均大于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结论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支出、父母关心孩子教育这两个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父母主动与孩子沟通没有显著性影响。具体而言，相比父母双方都不是管理人员的家庭，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管理人员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支出更多；相比父母双方都不是公务员的家庭，父母双方有一方是公务员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更关心。
结论四：家庭城乡分类和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会显著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更多，对孩子教育关心程度更多，与孩子沟通也更多。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支出和沟通更多。
结论五：在单亲家庭中，监护人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对孩子的教育关心程度和主动沟通程度没有显著性影响。单身母亲比单身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更关心。职位是管理人员的监护人与职位不是管理人员的监护人相比，对孩子教育的关心程度和与孩子主动沟通程度下降。
7.2. 建议
7.2.1. 政府注重提高家庭文化资本的总体水平，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
由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家庭目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而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对父母教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母亲受教育水平与父亲受教育水平相比，对父母教养行为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所以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家庭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家庭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家庭文化资本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在保证男女受教育机会均等性的同时，重视教育水平的整体化提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普遍增加国民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从而实现家庭文化资本的普遍提高。
7.2.2. 离异家庭中父母双方加强对孩子教育的关心
回归结果显示，在单亲家庭中，如果监护人是管理人员，那么他对孩子教育的关心和主动与孩子交流程度将减少，而在非离异家庭中，父母双方是否有一方为管理人员并不会影响父母作为一个整体主动与孩子沟通程度和对孩子教育关心的程度。这启示我们，相比双亲家庭，单亲家庭中监护人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另一半的教育作用的互补和促进，很有可能会因为工作繁忙等原因而忽视对孩子的教育与沟通，而且因为单亲父亲比单亲母亲对孩子的教育的关心程度更加低，所以这种现象在单亲父亲家庭中可能会更加严重。离异家庭的父母双方都应该注重对孩子教育的关心，即使不与孩子住在一起，也应该时常关心孩子，与孩子沟通，合力发挥父母双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教养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