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长于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村民的集体记忆、情感纽带和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更是乡村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村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乡村非遗在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滞后与隔阂，关注乡村非遗的社区“活态保护”与发展性传承成为日渐重要的话题。
2009年9月，曲阜大庄绢花制作技艺列入第二批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阜的大庄绢花源于明朝时期孔府在大庄设立的佃户花庄，生产绢花、绒花等饰品专供孔府使用，后来随着社会各阶层对工艺花的不同需求促进了大庄绢绒花、纸蜡花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大庄花会(又称腊八花店) [1]，成为曲阜延续上百年的重要的社会民俗。但是，大庄绢花现在也面临着审美脱节、受众与市场萎缩、节日场景红利消失、对接渠道缺乏的问题，文化影响力有限，传承仍多依靠政府力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风俗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影响了大庄绢花适用“场景”的变化。
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首的新芝加哥学派创立了场景理论，该理论为乡村非遗社区“活态保护”提供了一定的评价指标。近年来，场景理论与非遗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陈波(2017)等人将场景理论运用到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领域中，针对公共文化参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造和历史文化街区建造等问题展开研究 [2]，陈炜等(2017)经研究对桂滇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与分布、特征与功能、生存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调查分析 [3]。袁进业(2020)对场景理论视角下H区GFG活动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开发进行了考察 [4]。
国内、国际对于非遗的数字化保护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化采集、数字化保留、数字化开发保护，其中对于数字化采集的非遗扫描与重建中，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种类的非遗进行了不同的研究探讨。马晓娜、图拉、徐迎庆(2019)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做了细致梳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数字化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采集、记录、保存、保护、展示、传播等研究主题，并提出高质量的数字化发展推动着非遗数字化领域的方法有了重大进步，3D扫描、3D建模、3D打印等技术开始应用于非遗数字化采集与记录，并向高精度、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当前对于具体应用并没有提出详细分析；Kensuke Hisatomi等开发了基于动态3D模型的日本传统戏剧存档系统, 包括动作捕获系统、3D重建系统和场景生成系统；Fan Rong探讨了热贡唐卡制作的3D模型应用。
对于曲阜大庄绢花，学界研究较为稀少，大多围绕大庄绢花所蕴含的儒家文化意义以及与孔府的关系进行展开，很少关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庄绢花制作技艺，如王芹(2005)针对大庄花会的起源与发展、大庄绢花与孔府的关系进行了相关阐述，王琳(2019)系统阐述了儒家文化影响下大庄绢花的发展。
通过分析，目前我国还缺乏将场景理论与乡村非遗深入结合的研究，而乡村非遗场景变更与重构的相关问题，其社区“活态保护”又与场景密切相关；缺乏乡村非遗数字化与活态利用的具体路径探究，且在数字化过程中忽视了文物以及历史遗迹的作用。本文将通过访谈与文献梳理相结合的方式，梳理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阜市大庄绢花制作技艺的制作工艺，在场景理论视角下总结其发展的历史动力逻辑，结合孔子博物馆馆藏大庄绢花文物进行3D扫描、建模、打印，进一步探究乡村非遗数字化活态路径，促进乡村传统工艺的产业化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乡村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访谈与文献整理：大庄绢花制作技艺与历史梳理
通过对于曲阜市大庄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祥冬老师的多次访谈，根据张祥冬老师家传《曲阜大庄绢花谱》、《曲阜城西大庄张记》以及《曲阜县志》、《阙里文献考》等历史文献记载，对大庄绢花留存至今的制作技艺与历史进行了梳理。
(1) 制作技艺
根据口述史整理以及文献梳理(见图1)，制作了以下工艺流程图(见图2)。
在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现有的制作技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强技巧性的工艺环节存在大量的技艺失传、历史断层问题，如打制花型的花刀样式大幅减少、缺少专业制造途径因而制作困难等问题，现行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工业半成品替代，而随着传承人数量的减少，在未来，部分工艺环节可能面临被工业化全程替代的风险。
Figure 1. Some photographs of historical article
图1. 部分历史文献照片
Figure 2. The handicraft process of silk flowers
图2. 大庄绢花制作工艺流程
(2) 大庄绢花制作技艺历史发展
大庄绢花制作技艺发源于16世纪的孔府佃户花庄，兴盛于此后的三百多年，在曲阜形成了特色民俗腊八节“大庄花会”，其使用场景从专供贵族日常装饰、礼仪使用扩散至社会各阶层年俗节庆使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年俗简化、礼仪变化影响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大庄花会渐渐没落并消失，大庄绢花随之无人问津。
据史料记载，绢花较早见于唐代 [5]，此时绢花制作的流程和技艺已经非常讲究，绢花已成为妇女的主要饰品，主要作为“宫花”使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72TAM187、06TAM605等墓中出土了唐代绢花(见图3)。《资治通鉴》在谈到隋场帝杨广对洛阳西苑的经营时记载了绢花的做法，“宫树秋冬凋落，则剪采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采为荷菱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
明末清初是假花业的黄金时代，戴花习俗从宫中走向民间，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大庄绢花从京城进入曲阜，起初源于明朝时期孔府在大庄设立的佃户花庄，专供孔府女性头饰花、年例祭祀用花、日常家居装饰花三种用途。《阙里文献考》卷二十六《户田》中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赐(孔府)祭田二千大顷，分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为官庄十有八，在曲阜者十二，……城西曰大庄。”明嘉靖年间权相严嵩的孙女严氏嫁给第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盛行于京城的绢花潮流也随之进入曲阜，严嵩为此在大庄东北方向设立了一座占地一百余亩的大花园，其后，孔府在此设立花户，花园转为花户经营，专供孔府使用鲜花，后因受时令影响，鲜花供应不足，为满足孔府用花的大量需求，大庄的花户在供奉鲜花的同时，也开始学做绢、绒工艺花，以供府内使用，后来逐步改为只供工艺花不再供奉鲜花。
Figure 3. Silk flowers unearthed from tomb 72TAM187 of Astana Tomb in Turpan, Xinjiang province
图3.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72TAM187墓出土绢花1
同时城中贵族追赶京中潮流，孔氏其他十二府第，以及城内的颜、蒋、孙、武、王、邓、赵、徐等各大贵族府第的用花量也与日俱增。此后大庄绢花从贵族走向平民，并为适应普通民众的需求，发展出价格低廉、多种样式的纸腊花。
清末道光年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夫人陶氏由北京嫁到曲阜，于是京都高档的绢绒花传到曲阜，品种变得丰富多样，并陆续沟通了与京都某些大花庄的关系，从北京购进织、绒原料以至花瓣、花页等半成品，从而使大庄的制花工艺日臻精湛，制作的绢花栩栩如生、品种齐全、用途广泛。
清末民初，大庄花会逐步发展为曲阜特色年俗，绢花成为平民百姓家过年必需品，《曲阜县志》(八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记载“(腊月)八日，食‘腊八粥’，城西大庄花店开棚。”曲阜、邹城地区也产生了相应的童谣——“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流传至今。
大庄绢花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祥冬老师的家族自清朝开始制作绢花，系明清时期曲阜城西大庄村东哨门内“朱、刘、张”三大家之一，直至今日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传承至今的绢花手艺制作出的花朵更加栩栩如生且种类多样。现在的大庄绢花使用的材料已演变为绸、绫、缎、麻、绒、布、玻璃纸、考贝纸、电光纸、皱纹纸等多种，但其传统手工艺因工业化、现代化面临困境，大庄村民不再以此为生，掌握传统绢花制作技艺的人数大量缩减，大庄绢花也从曾经人手必备的装饰成为了鲜为人知的曲阜旅游纪念品。
3. 场景理论分析：大庄绢花传承与发展历史动力逻辑
按照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场景主要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3个场景维度以及15个场景子维度 [6] (见表1)，国内学者提出非遗传承场景力指标体系的邻里/社区、物质结构/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链接相关要素的活动(文化实践活动)、文化价值观念5个指标 [7]，通过两者结合的方式厘清大庄绢花的发展动因，有利于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激活其内生动力。在场景变化趋势上来看，绢花的发展变化具有从京城向四周扩展、从贵族向平民扩展、从日常使用向年俗节庆发展的趋势，大庄绢花的发展与文化消费需求的变化紧密相连，蕴含着对“美”和“礼”的价值观追求。
Table 1. The analytical dimension of the scenario
表1. 场景的分析维度
3.1. 非遗传承场景力指标分析
1) 社区：从京城到平民，从乡村到城市
通过对大庄绢花历史进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大庄绢花的历史发展中，承载它的社区发生了变化——从“时尚潮流中心”皇宫京城走向了小县城的贵族社区，随着历史的发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逐渐传播至更广的城乡社区，呈现出“京城–贵族–平民”的传播趋势。
以城市的社区范围来看，曲阜历史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受周礼与孔子儒家学说影响，有浓重的“尚礼”、“尚俭”、“怀旧”的传统城市性格，注重节庆、祭祀等礼仪规范，使得大庄绢花、大庄花会的习俗可以延续四百多年；以城市中小范围区域的社区范围来看，大庄自北宋已经形成较大的村庄，明太祖以来即是孔府的祭田之一，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艺制作单位，并形成了三大家族，大庄户户会扎花，各家在家族内进行传承，依靠血缘纽带构筑传承链，后将大庄绢花的制作作为农闲时的副业填补家用，在过年期间形成了特色的大庄花会，有着浓厚的血缘宗亲与节庆“尚礼”色彩。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庄附近已经被房地产、大学、商业等现代化设施所占有，大庄村民向城市中心流动，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原有的乡村文化空间与技艺传承链遭到了破坏，大庄绢花因此也渐渐没落。
2) 基础设施：从“自发、动态的”大庄花会到“被动、静态的”文化园
“场景的构建根植于有形的、可识别的集聚空间，这个空间通常以实体建筑的形式展现，并且能够为具有一定个人符号和共同价值观的多社会成员所用。”大庄绢花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其根植的集聚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从自发到被动、从动态到静态”的变化趋势。
大庄绢花的兴盛得益于节庆活动“大庄花会”的兴起，曲阜自古就有庙会的传统，比如因孔氏家族祭祖产生的“林门会”，而大庄花会也是在孔府的影响下产生的。腊月初八是大庄花店敞棚开市的日子，以大庄为聚集地，花户在大街两旁各自扎起花棚，绢花、绒花、蜡纸花五彩缤纷，妇女与姑娘们纷纷前来赶花店，佃户长工也会买上一两支花来显示辞旧迎新。衍圣公在腊八这天会坐着大轿前来察市观花，公府的太太、小姐、丫鬟们也来观花看热闹，“没有见过衍圣公的人要趁此机会见见衍圣公长得什么样，看看各府的太太小姐与戏台上的太太小姐是否一样打扮。各府的太太小姐也想看看农村的妇女的样子，于是她们在看人时也被别人一饱眼福。” [8]。大庄花会成为了贵族与平民的交汇点，大庄也成为了过年时万民同乐、辞旧迎新的共同的文化空间。
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2013年曲阜官方取消了元宵灯会、庙会等活动，因种种原因，城区内的传统庙会均已消失，一系列灯会的取消、消失使与节庆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一个集中展示的空间，市民也失去了一次体验传统民俗的机会 [9]，传承失去了抓住新一代儿童、年轻人的机会，原有的受众与土壤渐渐消失，不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实施了“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工程，在政府的支持下，张祥冬老师创办了大庄绢花文化园来进一步传承大庄绢花，曲阜市文化馆也开设了非遗展览馆集中展示曲阜非遗，文化园与展览馆成为了现在非遗展示的集聚地，留住了非遗记忆但少了内生动力，多成为静态“博物馆式”展览，“活态保护”的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摸索与发展。
3) 多样性人群：新创意阶层的出现
在大庄绢花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其多样性人群涉及到传承人、受众、政府与社会力量、创意人群等多方面，各人群的角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从传承人角度看，原本的大庄绢花户户皆会制作绢花工艺，在此层面上可以说村民人人都是传承人，但是由于大量村民转向其他行业，工具和技艺渐渐遗失，中断传承，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祥冬老师对过往历史与绢花花样进行梳理，重新设计花样、制作工具，如今被认定为大庄绢花制作技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继续推进大庄绢花进校园、进景区，继续传承非遗文化；从受众来看，原本的大庄绢花主要面向节庆活动中的当地群众，由于文化旅游的发展，许多游客成为了主要受众；从政府与社会力量来看，明清时期至民国的官府、政府对于大庄绢花多起到经济、市场管控的作用，大庄花店的管理与税收由孔府包揽，“每年腊月初六日，孔府派管事人带领三四名奉卫丁，到大庄邀集绅士、庄头和公推的经纪人喝商议酒，复议花店交易规章与收税事宜”，而现在政府多起到保护扶持的作用，促进大庄绢花进一步发展；从创意人群来看，过去的大庄绢花多依靠模仿潮流样式以及村民自我创新的方式进行创新，其衰落之后，近几年许多邻近地区的大学生成为了新的创意力量，对花型、配色进行大胆尝试，但是张老师对一些创新并不同意，认为一些配色并不合适，出现了创新与保守的冲突。
4) 链接相关要素的活动：文化消费需求的升级与变化
大庄绢花的发展过程与文化消费需求的变化紧密相连，受到时尚审美需求、阶层需求、礼仪需求、文化体验需求等需求变化的影响，文化实践活动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起初，贵族夫人小姐对装饰的需求引起了绢花的传入，随着审美需求和礼仪需求的提升，大庄绢花的制作技艺逐渐成熟，绢花更加精致、种类更加繁多，促进了绢花本身的产品升级；随后，各大贵族与社会各阶层对工艺花的需求使得绢花发展更加层次化、立体化，在种类上发展出绢花、绒花、纸腊花等价格不同、适用场景不同的各类工艺花，纸腊花也成为民众过年、祭祀时的必备物品；在进一步向节庆、旅游方向发展时，曲阜形成了“孔府过大年”系列活动，大庄绢花进社区、进学校、进景区，更加注重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融合孔府、儒家文化，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美好价值。
5) 文化价值观念：对“美”和“礼”的追求
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并不断延续，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大庄绢花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主要体现出了人们对“美”与“礼”的追求：以“美”为起点，以“礼”为载体。绢花作为头饰花、装饰花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浪漫生活的向往，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簪花作为服饰制度的一部分，也相应带有封建等级色彩，穿戴的簪花材质、花色受等级制度影响，除了经济原因，平民不可以使用与孔府等贵族相同的绢花也因此受到约束。
绢花除了作为装饰用品，更重要的是它在祭祀、节庆等礼仪活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孔繁银在《衍圣公府见闻》中回忆衍圣公府春节时写道：“供菜顶上放红绿色粉条，还有花糕、年糕、摸摸，上边都插有绢制的红花。”孔府的主要祭祀，分为祭孔子和祭家庙、孔子林墓等，另外还有年节、阳寿时的祭祀，以及祭日月食与拜冷神、火神、七十二位总神、疹母、送子观音、孔府的各香火院、娘娘庙等。每次祭祀都要设香案放供品，上面放“复顶花”。除此之外，普通人在过年过节上供品时，因为有些面食颜色朴素，以纸腊花作为点缀，以符合过年的喜庆祥和的景象。而在丧葬礼仪，也有相应的绢花样式，以表达对先人的悼念与追溯。由于家族传承的缘故，大庄绢花本身就带有血缘宗亲的价值色彩，更加具有人间温情的价值观特点。
3.2. 场景理论维度分析
从场景要素来看，大庄绢花的发展整体体现了受文化需求引领、从中心向四周、由贵族向平民、从自发到被动的特点；从场景维度来看，在这种谋生手段也是艺术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体现了真实性；大庄绢花在“礼”的框架下更加具有层次性，在循规蹈矩的基础上进行创意创新，表达节庆情感与自我意识，形成了强吸引力的集聚活动空间，有较强的传统主义与超凡魅力，体现了较强的合法性；在大庄绢花的变化过程中，传承者跟随文化需求，追赶时尚潮流，不断延续着人们对“美”的向往和对“礼”的遵从，依托大庄花会表达美好祝愿与亲善，具有较强的亲善性、展示性，但当其发展滞后时，传承者创新意愿低，逐渐脱离时尚性、抵制违规性，时尚性、违规性表现渐弱，总体来说体现了强烈的戏剧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大庄绢花的场景变更进行权重计算，如1分代表消极的、3分代表中立的、5分代表积极的，分别计算其在兴盛时期与现今时期15个维度上的得分，将呈现以下情况(见表2、表3)。
Table 2. Prosperous period Dazhuang Silk flower score in different scene dimensions
表 2. 兴盛时期大庄绢花场景维度得分
Table 3. Nowadays Dazhuang Silk Flower score in different scene dimensions
表 3. 现今大庄绢花场景维度得分
4. 活态保护路径：乡村非遗数字化与文化创意产品、场景化展览
通过上述问题，针对大庄绢花制作技艺的技艺流失与历史断层问题，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物的数字化扫描、解构、建模，结合传承人口述史与文献资料记载，运用3D打印技术实现非遗制作工具与制作技艺的动态复原，在传统工艺传承发展、文物修复与复原等领域实现突破，进一步将传统工艺实现资源化，同时结合区块链技术促进传统工艺的产权保护与创新传播，传承其“情、礼、美”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承，构筑乡村文化空间、助力乡村振兴。
4.1. 乡村非遗数字化
1) 对现存实物进行3D技术扫描与建模
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对现存传统工艺品、馆藏文物及个人收藏(见图4、图5)进行3D技术扫描，从空间组成结构与工艺工序流程两个角度对现存收藏进行数字化解构与建模。
Figure 4. Dazhuang Silk Flower relics in the Confucius Museum
图4. 孔子博物馆现存大庄绢花文物
Figure 5. The historical object handed down by the inheritor
图5. 传承人家中所藏传世历史实物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首先对传统工艺的现有产品与工艺进行静态数字化建模(见图6)，再对实物进行数字建模，通过所建立的相关模型推演文物所使用的工序与工具，从而实现动态复原。
Figure 6. 3D modeling o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图6. 针对出土文物进行3D建模
2) 依据模型进行3D打印与应用调整
首先对3D打印所用材料进行筛选，进行3D模型打印，并在传统工艺产品制作的过程中进行尝试使用，不断进行迭代与调整。
3) 使用工具进行文物复原与传统工艺动态复原
在完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文物数字化复原与实物现代复原，进一步实现传统工艺动态复原，为传统工艺生产、博物馆文创提供模型。
4.2. 针对不同场景的非遗文化创意产品价值倾向性
针对大庄绢花不同的场景维度倾向，我组建了“时呓”文创团队共同设计了四类大庄绢花文创产品(见图7)，分别是注重“传统性、仪式性、本土性”的复原饰品与工艺复现香薰、注重“自我表达、平等主义”的童年创意胸针、注重“合作性、族群性、国家性”的非遗联名产品，并对四类产品的市场接受度进行了问卷调研与分析。
从受访者风格偏好与产品的交叉分析(见图8)可以看出，选择非遗联名产品的人多有选择传统复原绢花饰品与香薰的多有“简洁、传统、典雅”的特质偏好，“简洁、清新、传统”的特质偏好，选择回忆胸针的多有“传统、简洁、清新”的特质偏好。
Figure 8. Cross analysis of interviewees’ style preference and product acceptance
图8. 受访者风格偏好与产品接受度交叉分析
从年龄与产品的交叉分析(见图9)可以看出，四种产品的主要受众为18~25岁，符合90后成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趋势，而对于绢花饰品来说，在51~60岁群体中最受欢迎，体现出怀旧的群体倾向；对于香薰来说，在18岁以下与26~30岁的群体中最受欢迎；对于回忆绢花胸针来说，在31~35岁的群体中最受欢迎；而对非遗联名产品来说，在18~25岁与31~35岁的群体之间最受欢迎。
Figure 9. Cross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age and product preference
图9. 受访者年龄与产品偏好交叉分析
4.3. 应用场景：数字化平台建构
对模型进行数字化运用，构建平台进行数字展示、互动、传播，对大庄绢花的制作技艺流程进行动态复原展现，并为公众提供简易的开源设计元素与DIY工具，促进自我表达。进一步将模型进行线下场景利用，在社区、博物馆、大庄花会等地设置长期或短期的交互装置，拓宽传统工艺展示渠道。
5. 总结与建议
2018年以后，非遗保护工作确立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重要理念。2018年6月，文旅部副部长项兆伦表示，“非遗不只是一件件体现文化传统的产品或作品，它更是可见、可参与的生活。非遗传承是不断融入人们智慧、才艺和创造力的生动实践……非遗保护工作要着力于保护传承实践、传承能力和传承环境。要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尊重其创造性表达权利。” [10]。这正与场景理论下的非遗保护视角相契合，而大庄绢花作为传统技艺，承载着大庄村民和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乡村非遗民间、质朴、活态的存在形式，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需要进一步在社区、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活动等方面进一步保护原有土壤、激发内生动力，促使其自然发展。
根据活态保护路径图(见图10)，在社区和基础设施角度，应营造更适合非遗项目活态展示的社区生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恢复大庄花会中的优秀传统，提供场地；在多样性人群角度，应提高传承人素质、鼓励年轻人与社会力量学习传承技艺，创新社会力量与政府、传承人之间的合作模式，减少不合理干预、增强内生动力与创新意愿；在文化实践活动和价值观角度，注重传承“美”和“礼”的价值核心，依托大流量景区创新游客文化体验，增强非遗场景的真实性、戏剧性体验，扩大非遗文化影响力。
NOTES
1图源于《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