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是学界一个热门话题。知网检索显示，自2006年以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命名的学术文章达5200余篇，其中，既有关于产业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协同发展路径及高质量发展等学术文章，也有发展策略、职业教育、文化产业与人才培养等研究成果。使协同创新研究逐步逼近区域发展体制、机制与制度等技术层面理论的成熟。然而，区域共同体理论因缺少相应的文化价值驱动而难于冲破京津冀三地地域文化壁垒让理论落地实际，导致其协同发展进展缓慢。如三地科技创新落差过大、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创新主体互动不密切、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紧密等问题(田学斌和柳天恩，2020) [1]；京津冀区域内还缺乏创新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致使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不明确，进而也导致完善的政策体系缺失，制度环境存在缺陷，不利于长久稳定的协同发展(韩英，2021) [2]。此外，杨秀瑞和栗继祖(2020)实证研究也表明，“顶层设计缺乏、利益共享机制缺失、区域封锁、行政壁垒和管理思维滞后是阻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因子。” [3]。鉴于共同体的灵魂是其文化与价值观，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形态来统领并解决三地传统地域文化障碍。“新生态”价值理念恰恰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对生态文明的展望中孕育而生，且具备理论与实践基础引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同样也适用于区域共同体。因此，本文在讨论京津冀文化协同基础上探讨创新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建构。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困境
2.1. 文化障碍
京津冀三地文化同根同源，同属于古老的燕赵文化。但经过长期发展三地逐步形成了各自特色文化及其相应的自身文化认同感和优越感，如北京的京味文化，天津的津门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成为三地文化认同的潜在障碍。三地隶属不同行政区域，有各自的管理体系，加上利益关系就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直接壁垒。文化差异、利益关系以及“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模式使得京津冀融合发展动力和机制不足，协同创新步履艰难。关于京津冀文化协同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但大多从体制、机制与政策等角度讨论文化产业协同问题，鲜有讨论文化协同理念与价值观问题。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壁垒从根本上说还是协同理念与价值取向问题，必须明确指导理念和协同原则。要打破传统发展思维，站在统领三地文化发展的战略视角，把三地文化发展放在全盘大局里进行统筹 [4]。因此，京津冀文化协同尚需要一个为三地认同且能够统领三地文化的价值理念，该理念还需要回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的初始原因去寻找。
2.2. 发展困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情况下提出的一条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无论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疏解北京大城市病，还是优化城市群布局、区域资源配置与产业布局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等都朝向一个目标，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再现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趋势。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全国甚至世界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选择了发达国家共同走过的“科技兴国”与“市场经济制度”之路。道路本身没有问题，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显著，全国人民不仅走出了温饱阶段，而且摘掉了“贫困帽”走上(或奔向)小康生活。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我国在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之时，也承受了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代价。因为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却忽略了其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悄悄渗透，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价值取向严重冲击了我国本土文化及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本来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传统生态文化荡然无存，原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为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等所遮蔽，以至于发达国家曾经历的精神与生态危机又在我国重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在这种危机背景下提出来的，期望通过区域共同体的建立走出现代工业文明困境，推动三地协同发展。上述反思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是如何纠正现代工业文明的消极意识形态，二是如何以现代语境复兴我国传统生态文化。
2.3. 出路探讨
无论京津冀属地文化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科学与物质文化都是因时代和社会变迁需要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阶段性文化，都是中华文化自组织、自完善过程的插曲。鉴于这种阶段性文化因特定需求而生成，那么同样也会因特定需要而重构。如果说京津冀属地文化是我国都市建构与城市布局的产物，科学与物质文化源于民族危亡与经济发展之需求。那么在当代人类生存危机面前，这些文化的重构就顺理成章且不可避免。尤其当人们深刻体验到这些价值理念所带来的恶果之后，如北京的大城市病、天津与河北的发展困境以及三地共同遭受的雾霾侵袭等都成为文化重构的契机。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京津冀人民当前的迫切愿望。这也是为什么“生态”一词被写进国家战略，并成为社会各领域的追求目标。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已是时代趋势，建构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文化不仅可以协同京津冀自身文化，也能够消除物质文化造就的生态危机并形成现代语境的中国生态文化。
3. 新生态文化价值
3.1. 理论背景
尽管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与时代发展趋势，但无论在价值层面、社会层面还是科技层面却都陷入新的理论困扰：在价值层面如何进行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的取舍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层面如何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之间的关系，在改善生态环境前提下维系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科技层面如何确保科学与技术各自相对独立性及其功能的发挥，从而摆脱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束缚，使真理的发现与技术的创新同步前进。显然，这些理论的困扰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传统的生态理论又无法回答上述问题。故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众多领域都涌现出一个众望所归的名词：“新生态”。然而，究竟什么是新生态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概念。胡庚申(2019)认为，“新生态”(Neo-Ecologism)可以说就是在原有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前再加一个“新”(Neo-)字，以示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区别和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创。简单说就是融会贯通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 [5]。(西方)生态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提出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彻底变革：人类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如同大卫·格里芬(1998)所言“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所有单位和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 [6]；在价值观上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如拉兹洛认为：“所有系统都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它们都是自然界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 [7]；认识论上反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大卫进一步指出，“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因此，科学与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密不可分，而真理和美德由于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 [6]。在方法论上反对“还原论”，提倡“整体主义方法论”，“生态学并不排斥分析。它包容和运用了所有现代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它既不停留在分析上，也不推崇客观、冷漠的分析价值观。它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而这种总整体论的方法对于其概念的任务来说至关重要。” [6]。可见，生态主义者基本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构建了一个较为完美的生态理论框架，然而，正是这种完美或理想化遭到众多质疑。一方面是实践性差，作为自然的托管者和代言人，人类不可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优化而放弃或降低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生态文明，生态主义尚缺少一种“生成论”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化尽管有儒释道等不同门派，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与理想追求，这里的“天”指“宇宙”或大自然。因此，相对于西方“还原论”或“构成论”而言，中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生成整体论”文化。其“整体性”表现在它视人与自然为一体，两者共生、共荣与共赢；其“生成性”表现在其“宇宙诞生万物”思想。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而且这种生成遵循特定的逻辑与规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儒家经典《周易》更以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在基于西方“构成论”与“还原论”文化的现代文明困境与生态危机时代，中华文化自然便成为建构新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3.2. 实践背景
事实上，中华文化不仅为新生态文明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在创造性的践行着新的生态文明实践。习近平主席的“两山理论”已经对“新生态”给出了实践解读和理论启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个实践目标，即走一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展经济之路，而且也勾画出“新生态”的基本理论内容，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进与共赢。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首先传承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情怀，如同习近平主席世园会开幕式讲话所说：“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其次，生命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天道”理念：“天道”被预设为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实在且按着自己的法则运行，“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因此，天道被视为创生万物的终极本体和支配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形上规律，“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态系统是自然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与自然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人类要尊重自然，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顺应自然，要求人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因为人道服从天道，违背自然，“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3.3. 新生态文化价值
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表明，基于中国语境的“新生态”应该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人合一理想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赢与共荣的生态文明形态”。该定义包含了如下文化价值：
1) 在理念层面明确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且具有自主创生力，不仅创造了各种生物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也创造了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它不仅孕育了人类，也为人类发展提供赖以生存所必需的资料。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命运相连，人随自然的存在而存在，随自然的消亡而消亡，人与自然生死与共。中国传统哲学视人与自然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地球或人类则是其中一个小生态系统，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小系统服从大系统，人道服从天道。人类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新生态理念也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战略性思想指导。与工业文明时代局限于当前利益的创新不同，它是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与延续为前提的创新，是立足于现实需求并着眼于全局性、长远性生态发展战略的创新，否则就会导致因当前绳头小利而损失整体生态效益的恶果，美国“昔日建坝今日拆坝”水利工程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2) 在价值层面不仅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人的价值及其对自然的责任，而且明确了“天人合一”这一终极价值关怀。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那么，人与自然交往的最高层次和最佳状态便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性与天道和谐一致。丁原明(2002)对道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认为，这种人与“道”相冥合的“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再现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形上沉思，昭明人只有在与天地自然一体的体认中才能超越现实烦恼，从而无牵挂地将人的本真生命置于宇宙之流 [8]。事实上，“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也是世界众多著名科学家的共同梦想。爱因斯坦把自己和其它科学家如开普勒、牛顿等对“道”这种宇宙本质的心理态度称为“宇宙宗教感情”，而之所以使用“宗教”一词，正如他自己所说，“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 [9]；科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称“道学”为“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卡普拉认为，道家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不仅对于解释量子力学理论所观察到的物理世界具有启发性，而且也是一种最深刻而完善的生存智慧。汤川秀树甚至在1964年提出了“物理学之道”的概念 [8]。
3) 在理论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观点，终结了长久以来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争。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片面相信自己的能力，迷信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等现代化思潮，明确了“人类在自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系统思维方式，为纠正科技异化、树立新生态科技创新理念与规范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认识论范式。作为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目标，即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延续。因此，在共同目标导向下人就可以明确自己角色与行为边界，从而通过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方法论上新生态理念反思了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及其方法，只重视工具的合理性而忽视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也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时所走向的另一个极端：否定科学理性、永恒真理和终极价值，引发“一切皆为游戏”和“当下就是一切”等游戏人生的社会思潮 [10]。因此，新生态理念不仅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这一根本目的以及以此为依据的手段选择，跨越了现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同时也纠正了生态主义的理想化弊端和后现代主义极端化思潮对当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生态化认识论范式和方法论依据。
4) 在实践层面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赢与共荣的关系，解决了社会领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习近平主席讲得很明白：“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宇宙生态系统中，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与紧密互利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就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即以“生态兴盛”为纲领安排社会与生产活动，即坚持“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科学治理精神，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生态关于人与自然这种和谐与协同关系也为现代科技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诸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目的与手段、真理与功利、伦理与逻辑等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任何矛盾的对立都是相对的，统一是必然的。如果在特殊情境下必须做出选择，那么价值、目的、真理与伦理总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底线伦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5) 在区域文化层面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的价值框架。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念，同样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认同的价值指导。京津冀各自特色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落实而缩小，尤其伴随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变迁，京津冀三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文化壁垒会自然瓦解，新生态文化价值将成为京津冀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同时会伴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一旦命运共同体成为京津冀人民的共同理念，其角色站位就会由“自我中心”向“共同体中心”转变。思维方式会由个体思维向整体思维转变，行为方式会由自我利益取向向共同体利益取向转变，生活方式也会由各自城市标签化向统一生态标签化转变。科技创新也将打破现有属地建制，通过共同体各种学会、协会与联合会等形式实现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合。尤其伴随新生态创新理念的确立，现有各种科技异化现象会逐步消失，从而真正实现京津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的协同发展局面。
可见，新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态，不仅为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信仰危机、价值空虚以及技术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文化路径，也为解决当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价值指导。作为生态文明典范的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必然要建立在新生态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生命共同体理念奠定了京津冀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为消除三地文化壁垒扫清了障碍。天人合一理想追求为走出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与价值真空提供了价值准则和终极关怀。共生、共赢与共荣为创新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指导思想和价值规范。总之，基于新生态文化价值的京津冀共同体必然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进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基金项目
“京津冀共同体文化价值建构研究”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D19101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