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湖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波及的第二个省份，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激化的省份之一，为了强化对湖南乡村社会的控制，阻断农民暴动的内外联系，湖南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纷纷组团练勇，建立团练武装，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武力控制，以非常规性的治理，来稳固乡村社会的秩序。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流域，蹂躏东南数省，八旗、绿营等清朝常规的军事武装一败涂地之时，咸丰皇帝先后任命了曾国藩等43个在籍官僚为团练大臣，在自己各自的省份大兴团练武装，以卫乡保民，协助官军敉平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以湖南团练为基础，建立了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新式军事武装，成为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劲敌。湘军虽有别于团练，但与团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军推进到那里，团练武装也建立到那里，团练武装成为了乡村社会控制的得力工具，成为了湘军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辅助力量，成为了咸、同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 乡村社会的失控和湖南团练组织的兴起
近代湖南的团练组织兴起于1841年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中心开始由广州转向了上海，使临近广东的湖南失去了对外贸易中转站的重要战略地位，导致了大批靠贸易为生的工人、农民失业，生活极度贫困，各地会党乘时而起，农民暴动时有发生，乡村社会乱象频生。为了加强对湖南乡村社会的控制，湖南地方当局开始在郴州、永州、桂阳等地定立章程，举办团练。新宁举人江忠源因为青莲教流传于广东湖南边境，瑶民雷再浩等暗地里发动会党，准备起义，于是，“预集父老，举行团练，以孝义训其子弟，且授以兵法。” ( [1], p. 31)这是湖南创办团练的开始。江忠源的团练先后镇压了雷再浩和李沅发的农民起义，用武力稳定了湘南的农村社会秩序，团练的成效由此大彰。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全境，在地方官吏和团练武装的强压下，表面看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暗潮汹涌，土地集中日趋严重，贪官污吏四处横行，天灾人祸连年不断，老百姓流离失所，会党活动潜滋暗长，乡村社会如置薪火上，一遇风起，将不可收拾。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犹如晴天霹雳，点燃了暗藏多年的全国反清怒火。湖南新宁的天地会首领焦亮(即洪大全，人称“天德王”)、焦三及许月桂、许香桂等纷纷加入太平军；宜章丐帮女首领王萧氏，配合太平军，率众开展反清起义，声势浩大；桂阳县斋教徒朱幅隆也乘时而起，聚众700余人，准备起义；衡州天地会首领朱九涛，自称“太平王”，在衡、永、郴、桂地区发展组织，准备起义。这些会党起义虽以事机不密，缺乏有效组织，相继被清军一一击破，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乡村反动势力，动摇着清朝乡村的统治秩序。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一路上杀贪官，惩恶吏，开粮仓，救贫民，获得了湖南秘密会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响应。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而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 ( [1], p. 39)太平军抵达道州，天地会、白莲教等秘密反清团体纷纷响应，陈四、陈大、何贱苟等会党首领率部加入起义军，就连贡生何见机也率2000人前来报号，建立起了一支精锐的“道州大旗营”。进入郴州，长期靠挖煤为生的穷苦工人纷纷加入起义大军，太平天国队伍迅速由入湘时的五、六千人，扩大到5万余人，并组成了专挖地道轰城的“土营”。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动摇了乡村社会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全省震动，响应太平军的起义由多发的湘南地区发展到湘北各地，全省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反清斗争遍及三湘大地，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大敌对阵营：即会党和贫苦群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反清阵营；地主豪绅组团自保，维护传统的乡村封建秩序。宁乡县民乘着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机，纷起响应，四乡民情骚动不安，大有风声鹤唳之象，县令齐德五组织团练，大肆镇压起义群众，致宁乡有“齐太爷三日打定宁乡之谣” ( [2], p. 4)。湘乡因胥吏“需索重沓，民不能堪”，会党首领与太平军联络，“将籍口钱漕以发大难” ( [3], p. 204)。攸县有何奇七、黄极高起义，酃县有刘组高起事。邵阳望云山一带的会党也神出鬼没，四处活动。巴陵晏仲武和浏阳周国虞的征义堂起义更是声震三湘，使湖南的地方政权陷入瘫痪状态。晏仲武自小父母双亡，长大后奔走江湖，在广西加入了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回乡组织本族亲友和附近村民，拉起一支武装，活动于新墙一带，准备响应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晏仲武与太平军联系，约定太平军进攻岳州时响应起义，并派人混入了在籍绅士吴士迈招募的水营，与东王杨秀清互通信息，使太平军顺利占领了土星港。及至太平军攻占岳州，晏仲武率部击败了驻守新墙的清军副将巴图，占领了梁夫岘、隆奉庵、黄福滩为根据地。太平军沿江东下后，晏仲武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后遭清军江忠源、邓绍良部联合夹击，损失惨重。1853年1月，晏仲武被捕牺牲，余部转入地下，待机活动。周国虞是浏阳县下东乡古港高浒村人，1834年创立征义堂，成为贫民的保护者。1852年，他以清政府举办团练的名义，将征义堂扩大到2万多人，分设新、老堂18处，“征义堂成为浏阳最强的民间武装，其势力甚至扩张到官府的抚院、司、道、府、县各衙门里，为官绅势力所侧目。” ( [4], p. 93)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周国虞曾与太平天国密使李亨通、唐李仁约定，助攻长沙，不料密函被浏阳东乡团总王应苹中途截获，欲陷害周国虞。周国虞先发制人，击毙王应苹。1853年1月，江忠源率兵围攻浏阳，周国虞公开树旗起义，经过10多天的激烈战斗，终因江忠源的楚勇和各乡团绅的联合镇压，起义失败，周国虞、邓万发也先后遇害。尽管这些起义都因失败而告终，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政府的乡村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阶段，民心思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老百姓已经被苛捐杂税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难怪太平军路经湖南，有数十万人相继加入了起义队伍，走上了轰轰烈烈的反清行列。据罗尔纲估计，太平军出洞庭湖进入长江向南京进军，其人数是由蓑衣渡进入湖南时的10倍。( [5], p. 60)因此，曾国藩在奏报中哀叹：“湖南会匪有所谓串子会、红黒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犹为匪徒卵育之区。” ( [6], p. 44)自太平军起，“莠民构煽，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 ( [6], p. 72)可见，湖南乡村基层社会的混乱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所言是“二层架构”式的：代表皇权的县级政权浮在上面，行使实际管治权的乡绅隔在中间。而在社会力量的区划上，则形成一种不等边的三角结构：皇权、乡绅与农民，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表面看来，皇权和乡绅都像是农民的保护者和代言人，乡绅可以阻挡皇权的横征暴敛(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皇权也可以有抑制豪强兼并的功能。但实际上，两者又都是农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所以所谓的“保护”与“代言”只能是非常局限的，他们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在政治环境恶化的时候，农民就会变成双重的受害者(转嫁负担) ( [7], p. 5-6)。从而滋长农民与官府、乡绅之间的离心倾向，引发农民投入反抗政府和乡绅的行列，冲击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特殊利益，引发官绅结合镇压农民的反抗，湖南团练的兴起都打上了这一特殊的社会烙印。遍地的会党和农民起义严重威胁了官府和乡绅在乡村的特殊利益，他们杀官夺产，劫富济贫，甚至协助太平军烧儒书，鞭孔子，毁庙宇、捣学校，杀劣绅，使斯文扫地，严重损害了封建文人的精神家园和传统特权，使他们走上了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封建绅士在官府的支持下，利用自己乡土权威的特殊身份，纷纷捐资助饷，创办团练武装，以与农民起义军对抗。江忠源首创的新宁团练，最先就是一种自保乡梓平安的民间自卫武装，是乡绅和会党争夺乡村控制的必然产物。团练的组织者大多是有低级功名的地方绅士，除举人江忠源外，尚有廪生邓树堃、武生邓新科、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等，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和安宁组团对抗当地的会党起义。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绅士在新宁抵抗李沅发，在开始时与两年前抵抗雷再浩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最前线的是由江氏和邓氏两族的名流领导的民兵。与邓树堃和江忠源的弟弟忠济联合的有，出身商人家庭的贡生刘长佑、武生员邓新科，和拥有从九品捐纳官阶的倪长诰。全部绅士领导的武装大概不会超过从前的2000人左右的水平，每个领导人手下有几百人。” ( [8], p. 113-114)作为地方团练武装，这应该不是一个小规模了，要养这么一支体制外的武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面对会党和农民声势浩大的反抗，他们又不得不忍痛舍财舍命吞下这枚苦果，以保障自己特殊的家族利益和乡土权威，求取一方安宁。在湖南的团练武装中，湘乡的团练，后来居上，成为了一股最有势力的强悍地方武装，为日后曾国藩湘军的兴起奠定了基石。湘乡团练创始于1851年，形成于1852年，是湘乡知县朱孙诒与湘乡地方绅士合作的杰作。朱孙诒就任伊始，就碰上了乡民以胥吏贪暴而引发的“闹漕”事件，会党乘机蜂起。为了平息民愤，朱孙诒一面改革弊政，取消衙门胥吏对漕粮税收“包征包解”的特权，允许老百姓亲自到县城纳税，官府给予凭据，以和缓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重用贤能的地方绅士，推行保甲，创办团练，以稳定地方秩序。在他的主持下，廪生罗泽南、诸生王錱、刘蓉、康景晖等纷起组团练勇，强化思想训导，注重技能训练，以乡土之谊凝聚人心。后来，他们将团练扩充到了1000多人，分成左、中、右三营，易良干将中营、王錱将左营、康景晖将右营，其规模比江忠源所训练的团练还要宏大。他们不仅相继镇压了湘乡各属的会党起义，而且还成功地抵御了太平军进入湘乡县境。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他们又奉调协同守卫长沙城，后来曾国藩又在罗泽南、王錱所带的湘乡团练的基础上开始创办了湘军。
到太平军围攻长沙后，在曾国藩和湖南巡抚的大力倡导下，湖南各地团练纷起，寨卡林立，三湘四水，遍地开花，形成与农民起义军的敌对阵营。其中最为著名、凶悍的湖南团练武装，除湘乡、新宁外，还有“宁乡之五福团，湘阴之长乐团，浏阳之东南乡团，平江之东北乡团，以及永明之桃川，宜章之三保，桂东之龟头勇。” ( [9], p. 1746)这些地方武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民起义势力在湖南的扩大，也使太平军难以长时间在湖南立足，为湘军的出省作战提供了较为稳固的后方基地，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3. 湘军在团练组织的基础上脱颖而出
曾国藩是以一个丁忧守制的在籍官员而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他与其他40几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并无二致，清政府赋予他们的使命都是协助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叛乱，尽快稳定地方社会的秩序，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宁，并没有对他们寄予过高的希望。在咸丰帝任命的43个团练大臣中，大多都成效不大，默默无闻，唯独曾国藩的湘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清政府的倚天大树，完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挽救了清政府免于覆亡的命运。
湘军的成功虽然与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和治军原则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湖南的团练武装。
一是曾国藩的湘军是在湖南团练武装的基础上创建而成的，团练是湘军班底的骨干力量。湘乡团练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主要将领和基干队伍，曾国藩的湘军就是以罗泽南、王錱所带的1000多湘乡勇起家的，并在改铸罗、王的湘勇、江忠源、刘长佑的楚勇，储玫躬辰勇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湘军的主要将领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濬、刘腾鸿以及幕僚刘蓉等都出自于湘乡团练；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来自于新宁团练；正如孔飞力所言：“湘乡及湖南其他县份的团练，除了增强曾国藩家乡地区的稳定性之外，还是他的层次更高的部队的人力储存库。” ( [8], p. 155)
二是湖南团练的选将用人为曾国藩的湘军提供了重要的殷鉴。湖南团练开创了“以书生训山农”的先例，湖南的绝大部分团练都是书生领兵，功名不显的绅士成为了团练的首领，他们各怀“忠义”，受封建礼教文化影响很深，且志向远大，又生不逢时，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他们痛恨官场的腐败，企望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能有所作为，实现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当清政府下令举办团练，许诺凡“杀贼立功者”，一概按功论赏，“文武举人赏给进士，贡监生员赏给举人”。这对久望显身扬名，光宗耀祖，而又苦无门径的下层士子们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诱惑力，他们把兴办团练看成是向上爬的阶梯，互以名利相砥砺，从而造成了书生办团的独特奇观。台湾学者陆宝千和郑亦芳曾对湖南的57位团练领袖的出身做过统计，其中绅士出身的32人(进士4人，举人6人，贡生4人，生员13人，监生1人，捐职官衔4人)，平民出身的25人。 [10] 书生出身的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一大批人都是靠团练发迹而进入统治集团的。这些人因为没有过硬的社会背景，没有雄厚的资财帮衬，只有一腔热血和愚忠观念，只能靠自己的良好表现，在战场上拼死血战，建功立业，才能获得皇权的眷顾，赢得社会的尊重，实现出人头地的目标。他们招募的勇丁主要是本族本乡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山农，这些人没有见过世面，易于塑造，勇于任事。他们以维护家族和乡土利益相激劝，从而使团练机构变成了乡村体制的核心，成为了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加之对他们广泛进行教“忠”教“义”的封建道德伦理教育和严格的技能训练，培养了他们为效忠“皇权”而死战的决心和毅力。这些团练都普遍推行了四练：“练学术以正人心，练军礼以维民教，练兵法以储将材，练兵技以充行伍” ( [11], p. 5)，从而达到了思想和技能的高度统一，培养了他们为维护圣道、拯救皇权而死战的暴戾之气。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总结湖南团练经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书生训山农”的招将练兵方式，实行思想教育与技能教育并重，并将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教育放在极为突出的位置，在选将上尤为突出政治标准，选择那些公正廉明、吃苦耐劳的贤能绅士。“在有籍可考的179名湘军营官以上军官中，书生出身者为104人；16名统领以上的高级军官中，书生占11人；而且湘淮军的幕府重要成员也都是书生出身。” ( [12], p. 45)其兵源都是来自于荒僻偏远、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尤以湘乡和宝庆人为多。效忠皇权的封建道德伦理教育更是湘军的主课。曾国藩通过教忠、教勇、教勤、教朴、教尊上、教守纪的训练，养成了湘军敢战、勤朴、尊上礼长、守法爱民的军风，使曾国藩能够在众多的团练大臣中迅速脱颖而出，他所率领的湘军成为一枝独秀的体制外强大军事武装，支撑了大清皇朝的危局。
三是湖南团练推行的宗族组织和保团合一政策为曾国藩的湘军所采用，作为其军事扩张的重要辅助力量，成为其维护地方安定的重要工具。湖南团练大多实行团练与保甲并重。朱孙诒在办理湘乡团练时就明文规定：“团练之法与保甲之法相辅而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在乡村密织保团合一之网，强化乡村的社会控制效能，以达到“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数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 [13], p. 1626)的目的。团练大多以一族一姓所构成，形成族团结合的特点。团总、团长、团正大多由本族的族长、房长担任。团丁由每户出一人或数人，或一族合出若干名，为练勇，实行“先练族，后练团”。湖南的团练大多是在官府的号召下，通过官绅结合，利用政权、族权，家长制权力建立起来的，主要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曾国藩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湘军的势力，壮大地方团练，形成军队与团练协同，摧毁农民起义的堡垒，挽救大清皇朝的命运。1853年初曾国藩奉旨办团后，就在省城长沙成立了省团防总局，统一领导全省的团练武装。省局由巡抚领导，下设总局，以知府知州知县主持，总局下面设立大团，推举团总一至数人，综合管理团练内部的事务，各保推举团长一至二人，督办本团团务。每一个保可以办理几个团，一般是一甲一团，或数甲一团，每团举团正一人。这样形成团总、团长、团正三级管理体制，有的州县只有团长、团正两级。由于团练的基础是保甲，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团总、团长、团正都由保长、甲长充任，从而使保团合二为一，但是团练的首领大多由公正贤能的绅士担任。曾国藩一再强调“清查户口，团练保甲，此为治盗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 ( [13], p. 1613)后来，随着湘楚各勇出省作战，湖南团练体制渐行推进到东南各省，成为维系乡村地方治安，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手段。
不可否认，曾国藩的湘军脱胎于团练，但又远远超越于团练，它不再是寓兵于农的团练武装，而是兵农分离的专职军事力量，虽然很长时间处在体制外状态，但是军事职能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并无大的区别。湘军从一开始就跨越了皇权所构建的世袭兵制的传统藩篱，实行了兵由将招的新的募兵体系，实现了招兵、练兵、调兵的高度合一，打破了传统的招兵、练兵、调兵的互相制衡机制，保障了上下相依，荣辱与共，指臂相连的生死同盟关系，极大的提高了团体间勇于作战的军事效能，但也导致了兵为将有的严重后果，引发了后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曾国藩的湘军是在八旗、绿营的节节败退中渐露头角的，八旗、绿营在太平军的猛烈打击下迅速败亡，江南、江北大营的相继覆灭，打破了咸丰皇帝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如意算盘，无奈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湘军在征讨东南各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也将团练之法推行到东南各省，每攻一城、每占一地，都依靠当地的绅士组建地方团练武装，协助湘军维护地方治安，阻断民众与太平军的联系。对于自己的故乡湖南，曾国藩更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除留下王錱的“老湘营”坐镇湖南，全力镇压各地叛乱外，还大力扩张地方团练武装。“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共发生农民起义七十一次，这些起义几乎全部是湖南团练镇压的。仅宁远一县从1855年到1857年间，被团练残杀的起义群众就达1200余人。” [14] 王錱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更是大力扶植各地的团练武装。在镇压郴、桂、粤边朱洪英等农民起义过程中，由于当地老百姓害怕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纷纷互相包庇，王錱到达这里后，张贴公告，创办团练，由于大家害怕招来灾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响应，过了很久以后，看到王錱治军严格，工作耐心，于是，各地绅士遵从他的号令，组织团练，协助湘军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维护地方安宁。王錱驻军岳州，“督行列县团练，而益精炼各军。” ( [1], p. 254)转战江西吉安、万安、崇仁，“公始为《团练说》，风谕各属士民，诵者皆感动。甲午，大集民团，至者万人，公登台激劝，于是人人自壮，争奋起愿从战”。“乃布团勇山上为疑兵，而以精兵潜出山左右，复遣张运兰、王开化为左右伏援应。” ( [1], p. 258)在团练的大力配合下，王錱击败了进攻吉安的太平军。这一时期湖南的团练因为战乱的需要，其功能重在防范“匪徒”的治安作用，其教化功能相对淡化。所以各州县保甲章程无不强调“防匪”、“连坐”之类事项。湘乡，“团练不专资御侮，兼可弥盗。练总约束练长，练长约束散勇，平日必照五家一连，十家一连，取具互结，不许停留匪类。( [15], p. 191)”道州“严连坐之法，互相稽查，十乡之内联之如一家，仍令练长按户查验，遇有停留面生之人许即送州究办。” [16] 善化，“如一家为匪，准九家首告，徇隐连坐。” [17] 长沙，“团内清查户口，须设十家门牌，注明家口，按派什长，团清其团，族清其族。” ( [18], p. 282)由于湘军与团练互动，形成了对湖南乡村社会的严格控制网络：以湘军为主力，担负镇压地方叛乱责任，用铁血政策消除敌对势力，对乡村叛乱形成威慑；以团练来处理善后问题，重建乡村秩序，稳定地方安宁，完善保甲治理模式。由于这种双向互动的控制模式，湖南的团练和保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被太平军扫荡的湖南乡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重建。“保甲实行的连坐，联保制度，团练的昼夜防护，对会党和农民的起事、起义带来严重困难，而团练与清军的严厉镇压，也使会党活动与农民起义在萌芽状态得以消弭，这就是太平军在离湘东进江浙以后湖南地区的反封建斗争旋起旋灭甚至处于沉寂状态的根本原因。” [19] 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为止，湖南除了石达开部太平军曾一度进入湘西南地区外，并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而且在湖南团练的合力抵御下，石达开部不得不改道进入贵州、四川，未能给湖南带来大的威胁，这不能不归于湖南团练之功。湖南乡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使湘军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出省作战；也使湖南成为了湘军粮饷和兵源供给的后方重要阵地，为湘军平定太平军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4. 湘军将领对湖南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仍旧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湘军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功需要安抚和酬谢，但又害怕其恃功自傲，危及皇权；另一方面战乱带来的统治危机需要修复，乡村社会秩序急需恢复和重建。但失去的控制权力一下子又难以收回，只得暂时维持绅士控制基层社会组织的现状。曾国藩的湘军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王朝统治命运的殊勋，获得了清王朝的重用，大批湘军将帅开始掌握地方督抚实权。据罗尔纲《湘军兵制》统计，因兴办团练，跻身湘军而获官位的湖南团练首领共达数百名，其中官至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人，提督十四人，布政使、按察使十五人，总兵、副将二十二人。 [14] 尽管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很知趣地解散了由他兄弟直接掌握的几十万湘军，解除了清政府的一块心病。但是，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实权，严重影响着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他们还利用通过战争搜刮而来的财富，到自己的故乡买田置地，成为拥田数百数千亩的军功官僚地主，他们与家乡办团的亲族势力遥相呼应，形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独特局面。
战后，湘军将领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首先，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思想控制。在农村广泛开展尊礼重道的思想教育工作，利用学校、祠堂、庙宇宣扬湘军忠信义勇的“英雄”行为，树立“尊礼重道”的众趋人格形象，在乡村子弟的心目中从小打下学习湘军为卫道而战的思想烙印。乡村在传统社会向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乡村与外界接触甚少，乡民习惯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以农为生的单调生活。他们为人朴实，眼界有限，思想单纯，易于形塑，崇尚有文化有功名的地方绅士。作为乡土权威的绅士为了地方的安宁，往往把湘军作为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本，肆意扩大湘军的功业，美化湘军“护圣卫道”的行为，丑化太平天国离经叛道，不守纲常，犯上作乱的形象，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争相效法的榜样。街谈巷议，都是湘军传奇；民间娱乐，都是忠孝节义；学校教育，都是宣扬“忠义卫道”的湘军品性。地方志书，到处都是湘军的“丰功伟绩”。在这种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浓厚氛围之中，乡村社会莫不以湘军为荣耀，以建功立业的湘军将领为骄傲，教育子弟在家为孝子，在国作忠诚，谨守本份，严格按忠孝节义行事，绝不做像太平天国那样“无父无君”，的“乱臣贼子”。这种无处不在的思想教化，无疑对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起着镇静剂的作用，使人民更加安于天命，固守忠信，像湘军那样死心踏地的维护忠孝礼教，以求还乡村社会一个宁静的世界。
其次，武力威慑。由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殊勋，许多将领获得了封赏，走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这些人可谓是衣锦还乡。他们利用战争搜刮而来的财富，在家乡买田置地，修建豪宅，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样使得湖南农村的土地日益集中，曾国荃购置的田地，有数可查者即达6000亩，就连一向清廉的曾国藩也置有2000亩的田产。提督章合才在白田一带就置田6000余亩，桂阳官至巡抚的陈士杰有田3000亩，祁阳官至提督的欧阳利见，也有田1000亩以上，其他湘军将领也莫不如此。湘军将领所修豪宅更是穷极奢华，遍布三湘。曾国藩、曾国荃兄弟5人在湘乡荷叶塘就修建了9处府邸，分别取名为富厚堂、修善堂、奖善堂、敦厚堂、万年堂、黄金堂、文书堂、有恒堂、白玉堂。胡林翼在益阳老家泉交河镇大塘村修建了豪华的“宫保第”。刘锦棠在湘乡杨家滩有100间以上的大屋7栋。从湘乡胜梅桥顺着蜿蜒的顺水河往下，就依次耸立着刘腾鸿(道员)的老刘家、刘连捷(布政使)的德厚堂、刘岳昭(云贵总督)的存养堂、刘岳晙(布政使)的存厚堂以及光远堂、佩兰堂、师善堂、云桂堂、静养堂等十几处大型堂院，都是当地湘军将领的府第。同光年间在长沙修建了13座“宫保第”。拥有“宫保第”的湘军将领有：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杨昌濬、刘长佑、刘坤一等。这些豪宅占地面积很广，亭台楼阁，富丽堂皇。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失去了生存资源，成为了农村不安定的因素。加之战后，数十万湘军裁撤归乡，他们从军时薪饷优厚，积蓄颇丰，营官以上盈千累万满载而归，回乡后，他们不屑农活，又不善经营，天天邀朋引类，花天酒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到几年，就将所集聚的财富消耗殆尽，重新陷入贫困的边缘。为求自保，继续其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结盟拜会，加入哥老会，使湖南的哥老会势力迅速蔓延，遍及各地，严重威胁湖南的乡村安全。那些靠军功发家的豪门大户为了保住自己的田产，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一方面借重官府之力，强化军队的外在威慑，另一方面又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团练武装化为自己看家护院的私兵，强化对他们的控制。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联乡结寨，抱团取暖，一方有警，四方响应，形成指臂相连的防护网络，使得哥老会的起事难以形成大的气候，经常是时聚时散，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湖南的乡村社会长期笼罩在绅权的管控之中，宗族势力成了安定乡村秩序的无形之手，他们掌握着乡村社会的话语权，成了乡村社会是非对错的绝对裁判者。
再次，矛盾外移。经过战乱洗礼的湖南军功绅士心里非常明白，靠武力威慑而安定下来的乡村社会难以长久宁静，尤其是对贫困无依，失去土地资源的下层民众而言，要他们谨守本份，不犯上作乱，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乡村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要么加入会党，要么寄身教会，依靠他们的庇护，谋取生存资源，搅得乡村社会无法安宁。靠军功发家的豪门望族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他们有意识的将群众的斗争锋芒转移到新兴的洋教洋物之上，利用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在湖南强占土地，兴建教堂，包揽诉讼、包庇教士，欺压百姓的种种不法行为，大肆宣传仇夷反教思想，使得湖南的教案连绵不断，方兴未艾。“打教闹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农村政治生活的主基调。太平天国以外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侮了他们，太平天国以内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骗了他们。” ( [7], p. 90)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一直认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是理学对西教的胜利，因此，仇洋心理尤为突出，加之崔暕、周汉、贺金声等一批地方绅士的宣传引导，人民很自然的将长期积聚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对洋教洋物的仇恨之上。于是，他们烧教堂、杀教士，反对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当洋务运动兴起于中国其他各地时，湖南士人却在引导民众顽固地反对设立工厂、架设电线、开通轮船等一切有悖传统的新生事务。“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 ( [20], p. 205)当民众的社会矛盾被人为转移以后，乡村社会的治理就变得容易多了，大家同仇敌忾去反洋教、洋务了，内部的矛盾也就显得不再重要了。咸、同时期湖南的乡村社会由此成为深闭固拒的守旧堡垒，成为拒绝现代化洗礼的化外之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姻亲视野下的近代湖湘家族研究》(19BZS09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湖南近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6YBA35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