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动态关系与文化差异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Maladjustment: Dynamic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摘要: 近年来许多研究采用纵向范式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其发现拓展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然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仍相对缺乏。同时，已有研究得到的结果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父亲和母亲的不同作用，以及文化差异方面。本综述梳理了近年来相关纵向研究的主要结果，探讨了导致结果差异的潜在因素(文化背景、研究方法等)。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主题，包括揭示内在影响机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检验在不同样本的效应以及开展干预研究。

Abstract: A large body of recent studies have employed a longitudinal design to elaborate the longitudinal and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maladjustment. These findings have added new knowledge to the parent-adolescent dyad.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Research conducted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s still relatively scant. Meanwhile,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mixed, especially on differential role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as well as the effect across cultures.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main insights retrieved from the relevant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actors (i.e., cultural context, study method) responsible for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these studies. We conclude by suggesting directions and topics for future research, including ascertain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troducing new methods, verifying the effect in various samples, and conducting intervention studies.

1. 引言

青少年时期被认为是个体从不成熟过渡到成熟的重要转折(李冬梅等，2007)，个体在这一时期将经历与父母分离、建立友谊、形成自我认同等重要议题，表现出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显著变化(Gerard & Buehler, 2004)。由于认知、情绪和行为不成熟，青少年也更容易在这一阶段出现适应不良的问题(Skoog & Kapetanovic, 2021)，比如抑郁、焦虑、攻击、不良同伴交往、品行问题等。对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成因，大量研究进行了探讨。其中，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父母作为其成长发展中的首要责任人，家庭环境对青少年适应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Gerard & Buehler, 2004)。特别是，父母心理控制对于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近年来受到大量关注(Scharf & Goldner, 2018)。

父母心理控制包括指责、引发内疚、撤回爱等具体方式，是一种侵入式和操纵性的养育策略(Barber, 1996)。进入青少年时期，个体自我同一性的需求急剧上升，独立意识增强，更容易对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不赞同，对于父母采用的心理控制手段更加敏感(Fuligni & Eccles, 1993)。多数研究支持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影响，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将增加青少年适应不良的风险，不仅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抑郁和攻击等内化和外化问题(陈云祥等，2018；邢晓沛等，2017；Aunola et al., 2015; Campione-Barr et al., 2014; Van Lissa et al., 2019)，网络游戏成瘾(邓林园等，2020；Shek et al., 2019)，反社会行为(Özdemir, 2012)，还可能持续影响成年后学业成就、人际关系等方面(Loeb et al., 2021; Oudekerk et al., 2015)。同时，这一过程中父母和青少年存在相互作用，青少年的适应状况也会影响父母心理控制等养育行为(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Fu & Zhang, 2020; Lin, Harrist et al., 2020)。

青少年适应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Lerner, 1985)，只有采用发展的视角和纵向研究的范式，才能合理地推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林丰勋，2005)。在横断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揭示父母心理控制的内涵，探究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关系，一些研究采用纵向范式，围绕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学业成就、品行问题、物质滥用、网瘾行为等适应不良的多个方面，追踪了二者跨时间的动态影响，进一步揭示了父母和青少年的相互作用(Aunola et al., 2015; Campione-Barr et al., 2014;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Pace et al., 2018; Van Lissa et al., 2019)。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西方样本，尽管中国背景下也有部分研究进行了探讨(邓林园等，2020；房超等，2012；任慧广，2019；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孙丽萍，田薇薇等，2018；Fu & Zhang, 2020; He et al., 2019; 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 Shek et al., 2020; Shek et al., 2021; Shek & Zhu, 2019; Wang et al., 2016)，但是中国文化下对于二者动态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总的来说，纵向研究拓展了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但是研究结果还存在一些分歧，最突出的争论集中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下父母心理控制是否存在普遍效应(Shek et al., 2020)，父亲和母亲的差异化作用(Van Lissa et al., 2019)等方面。研究的特定文化背景以及采用的具体方法和样本群体都是导致分歧的可能因素(Scharf & Goldner, 2018)，通过梳理已有结果及其潜在影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已有发现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研究将综述近年来，尤其是近5年国内外关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关系的纵向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研究采用的测量指标和具体方法，结果的一致与分歧以及其中的文化议题，总结该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纵向研究范式及发现

2.1. 变量界定与测量

2.1.1 父母心理控制

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采用引发内疚和焦虑、限制表达观点、撤回爱等侵入式和操纵性的策略，以让孩子满足父母的期望，或者修正孩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Barber, 1996)。朱婷婷等(2019)较全面地综述了父母心理控制的测量工具。

在测量时，可以采用父母报告、青少年报告和多重报告的方式。绝大多数研究采用青少年报告的方式(邓林园等，2020；孙丽萍，田薇薇等，2018；Fu & Zhang, 2020;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也有研究同时采用父母报告和青少年报告(Luebbe et al., 2018; Van Lissa et al., 2019)。普遍认为，多重报告的方法(如引入观察者的视角)能够避免单一来源偏差(Vrolijk et al., 2020)。父母心理控制是一种侵入性的教养方式，测量条目采用消极表述。而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对亲子关系的看法往往出现分歧，父母通常对养育行为持更乐观的看法(Van Lissa et al., 2019)，容易根据“应该如何做”而非实际的养育行为进行报告(高鑫等，2016)。一项采用多重信息来源(multi-informant reports)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心理控制比父母自我报告的有更重要的影响(Van Lissa et al., 2019)。

在测量父母心理控制时，很多研究同时考虑了父亲和母亲的作用。尽管如此，一些研究在测量时并未对父亲和母亲加以区分，而是笼统地测量“父母心理控制”，或者虽然分别测量了父亲和母亲的行为，但在统计分析时将它们合并为一个指标(Chen et al., 2019; He et al., 2019; Lin, Yu et al., 2020; 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孙丽萍，田薇薇等，2018)。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应同时且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以便更清晰地揭示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效应(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 Van Lissa et al., 2019)。

2.1.2. 青少年适应不良

青少年适应被划分为生理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学习适应、社会适应和生活适应六个方面(朱昭红，沈德立，2007)。而适应不良是“适应”的对立面，一般指那些与社会规范相冲突、不利于个体成长和发展的行为，如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抑郁等内化问题、品行问题等(李冬梅等，2007)。其中，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是相关研究最经典的指标(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Stoltz et al., 2017; Tian et al., 2019)。内化问题包括焦虑、退缩、恐惧、抑郁等，最主要的表现是焦虑和抑郁(Eisenberg et al., 2001)，外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攻击、对立、药物滥用等(Memmott-Elison et al., 2020)。除此之外，网络成瘾(房超等，2012；Lin, Yu et al., 2020; 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不良同伴交往(Espinoza et al., 2014; Yu et al., 2021)、学业问题(Chang & Qin, 2016; Loeb et al., 2021)、反(亲)社会行为(Fu & Zhang, 2020; Özdemir, 2012)等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在测量青少年适应不良时，通常使用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方式(Fu & Zhang, 2020; He et al., 2019;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也有研究采用观察者报告的方式，如Lansford等(2014)在测量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时同时让青少年及其母亲报告，再合并为一个指标。

2.2.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关系

2.2.1. 父母效应

大多数研究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对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正向预测作用。比如，基于西方和中国青少年的研究均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未来的内化问题(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Lansford et al., 2014; Lin, Harrist et al., 2020)、外化问题(He et al., 2019; Lansford et al., 2014; Pace et al., 2018)以及网络成瘾(邓林园等，2020；Shek et al., 2018)。这些发现可以用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Ryan & Deci, 2000)来解释，即自主、胜任和归属是个体最基本的三种需要，父母心理控制阻碍了青少年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因而带来适应不良的问题(Costa et al., 2016; Lansford et al., 2014; Loeb et al., 2021)。但是，一些研究也发现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呈现出文化特异性。一项针对拉美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有助于青少年减少物质使用(Henry et al., 2018)。基于中国香港家庭的研究却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物质使用和犯罪行为没有显著关联(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

对于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各自的作用，相关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一些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的影响无显著差异(Lansford et al., 2014; Van Lissa et al., 2019)。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均能正向预测美国青少年的内化和外化问题(Lansford et al., 2014; Lin, Harrist et al., 2020)。但是，Kaniušonytė和Žukauskienė (2016)针对立陶宛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亲心理控制能够同时预测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而母亲心理控制仅能预测外化问题。一项以中国青少年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父亲心理控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和攻击行为，而母亲心理控制无显著预测作用(Yu et al., 2021)。还有研究发现，母亲心理控制能够预测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初始值以及更慢的下降趋势(Shek et al., 2019)，以及中国青少年对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Fu & Zhang, 2020)。Paquette (2004)区分了父亲和孩子的激活关系(father-child activation theory)以及母亲和孩子的依恋关系(mother-child attachment theory)，前者强调父亲在鼓励孩子应对外界挑战的作用，而后者突出母亲在提供温暖和支持方面的作用，被用以解释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差异(Van Lissa et al., 2019)。此外，具体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也是可能导致差异的因素。总之，以往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的差异化作用，由此带来的启示是，未来研究有必要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并同时考察二者对青少年适应不良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注父亲和母亲差异的同时，父母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受到了关注。理论上，父亲和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受到彼此行为的影响，会根据对方的行为进行自我调整(Russell & Russell, 1994)。尽管相关研究未发现父亲和母亲之间跨时间的相互作用，但发现两者在同一时间点的相关性很高，说明父亲和母亲在使用心理控制的养育方式上可能存在同质性(homogamy; Van Lissa et al., 2019; Yu et al., 2021)。

2.2.2. 青少年效应

父母采用较多心理控制的方式可能带来青少年适应不良的问题，反过来，青少年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适应不良也可能使得父母使用更多的心理控制方式。研究表明，青少年内化和外化问题均能够正向预测父母心理控制(He et al., 2019; Janssens et al., 2017;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而学业成绩能负向预测父母心理控制(Chang & Qin, 2016; Fu & Zhang, 2020)。综合来看，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关系不是单向的(the parent/adolescent effect model)，而是存在相互作用(the reciprocal model)。近年来许多纵向研究都支持相互作用模型(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He et al., 2019; Janssens et al., 2017;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Lin, Yu et al., 2020)，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发展的视角考察父母和青少年动态相互作用的必要性。

3. 文化差异：非同一的普遍性

3.1. 不同文化下父母心理控制的内涵及其影响

文化议题是父母心理控制相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尤其是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西方文化强调自主性和个体独立性，当父母采用心理控制的方式，比如忽视或打断孩子表达观点和情感，在孩子不服从时威胁不再爱他们，总是向孩子强调自己为家庭做出的牺牲时，青少年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表征将受到损害，容易导致适应不良(Shek et al., 2019)。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非个体自主性(Wang et al., 2007)。同时，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强调父母的权威性，提倡父母的严厉管教和惩罚，强调孩子对父母的孝道和绝对服从，父母教养方式本身就反映了心理控制的某些特征(Shek, 2006)。中国父母相较于西方文化下的父母更多地使用心理控制的方式(Barber et al., 2005; Chao & Tseng, 2002)，但是中国传统观念下父母和孩子的特殊关系却可能使得父母心理控制被视作可以接受甚至当作表达爱和关心的方式，理论上其影响未必是消极的，可能没有影响甚至存在积极影响(Shek & Zhu, 2019)。

Wang等(2007)通过对中国青少年和美国青少年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在两种文化下都能预测青少年情感功能的损害，但只有在美国文化下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能力，且美国文化下父母提供的自主性支持对于青少年的有利影响比中国文化下更强，因此认为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非同一的普遍性”(universalism without the uniformity)。其普遍性一方面体现为，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如内外化问题；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在特定文化下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多个方面的适应不良问题都存在显著关联。而非同一性表现在，父母心理控制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文化差异。

近年来的研究总体上支持了Wang等(2007)提出的非同一的普遍性。一些研究发现，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攻击性的关系上，使用中国和欧洲青少年样本均发现两者存在跨时间的相互影响(He et al., 2019; Janssens et al., 2017)。对于青少年内化问题，父母心理控制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下也呈现出一致的正向预测作用(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Lansford et al., 2014; Lin, Harrist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论上中国文化下父母心理控制可能被视作可接受的养育方式(Shek, 2006; Wang et al., 2007)，其消极影响仍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带来网络成瘾(邓林园等，2020；Lin, Yu et al., 2020; 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减少亲社会行为(Fu & Zhang, 2020)，损害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Shek et al., 2021)。但是在西方文化下观测到的影响可能在中国文化下无法完全得到复制，导致差异化的研究结果(Lu, 2016; 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譬如，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物质使用和犯罪的关系上，与采用西方样本的研究结果不同，基于中国香港家庭的研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

3.2. 不同文化下父亲和母亲作用的差异

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适应的差异化影响上。普遍认为，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存在差异，父亲通常是家庭中的权威角色，与孩子的关系相对于母亲缺乏亲密，与孩子在权力感上有更大的差别(Paquette, 2004; Rogers et al., 2003)。母亲通常承担着更主要的养育孩子的任务，相对于父亲更容易使用心理控制方式(Lansford et al., 2014; Shek et al., 2019)。因此，在对孩子的影响上，父亲和母亲很可能表现出不一致的作用。但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作用如何不一致呢？现有研究的结果矛盾重重。一些研究发现只有母亲的心理控制才能预测青少年焦虑(Campione-Barr et al., 2014; Schleider et al., 2014)和攻击(Campione-Barr et al., 2014)；一些研究发现母亲心理控制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而父亲心理控制对内化和外化问题均有影响(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Pace et al., 2018)；还有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影响不存在差异(Lansford et al., 2014; Van Lissa et al., 2019)。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在中国背景下探讨父母心理控制的差异化作用。随着中国工业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推进，父亲和母亲都共同参与到养育孩子的过程中(Zou et al., 2019)。在中国文化下，父亲在家庭中通常被视作“一家之主”，扮演着权威和控制的角色，母亲则通常被认为代表着温暖和关心(Shek et al., 2021)。一项针对中国大陆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亲心理控制能够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和攻击行为，而母亲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内化问题、攻击行为和不良同伴交往无显著关联(Yu et al., 2021)。这些证据凸显了中国文化下父亲心理控制的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文化视角下青少年对于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差异化理解。Leung和Shek (2020)基于中国香港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亲心理控制还能够加强父亲行为控制和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而母亲心理控制没有类似的作用。由于许多国内研究未区分父亲和母亲的影响，有关两者的差异性及相互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总的来说，文化议题虽然受到关注和探讨，但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关注不均衡，中国文化下的纵向研究还比较缺乏。并且，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已有研究采用的样本集中在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北京(邓林园等，2020；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孙丽萍，田微微等，2018；Fu & Zhang, 2020; He et al., 2019)、上海(任慧广，2019；Zhou et al., 2020)、广东(Lin, Yu et al., 2020)以及香港(Shek et al., 2018; Shek et al., 2019; Shek et al., 2020; Shek et al., 2021; Shek & Zhu, 2019)。由于国内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迥然不同，这可能会影响父母教育方式，导致父母养育方式产生的影响出现差异(Shek, 2006)，该方面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探讨。

4. 研究展望

纵向研究聚焦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适应不良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拓展了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但还有一些待回答的问题：其一，对两者关系的关注较多，但内在影响机制尚不明晰；其二，由于方法问题，如变量测量及样本特征等造成的差异还需进一步探究；其三，现有研究结果尚未转化成干预实践的具体方法，相关的干预研究比较缺乏。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4.1. 明确内在影响机制

自我决定理论被广泛用以解释父母心理控制普遍存在的消极影响(Loeb et al., 2021)，但是该理论缺乏文化维度，无法解释已有研究存在的差异。关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相互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横截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部分研究采用纵向设计，试图探讨可能的解释机制，比如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将阻碍青少年对生命意义的探寻(Shek et al., 2021)，损害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和生命满意度(Sun & Shek, 2010, 2012; Zhou et al., 2020)，但这些机制还有待更多纵向研究加以检验。

在探究内在影响机制时，还需注意根据采用的具体方法对结果进行客观解释。尤其是，研究构建的因果模型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的因果关系(Hamaker et al., 2015)。许多纵向研究采用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采用该方法时存在一个默认假设——交叉滞后的结果反映了家庭内部机制，由此进行因果推测(Van Lissa et al., 2019)。然而，如果不考虑家庭之间的稳定差异，根据研究结果进行因果预测是有偏差的，甚至是虚假的(Hamaker et al., 2015)。因此，Hamaker等(2015)建议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代替传统的交叉滞后模型，同时考察并区分稳定的家庭间差异(between-family differences)和家庭内部机制(within-family processes)。

4.2. 拓展研究方法和样本群体

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表明，其结果上的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在方法层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变量的选择与测量；其二，采用父母报告、青少年报告还是多重报告；其三，样本的年龄等特征。

首先，许多研究仅考察了父母心理控制的效应(孙丽萍，鞠佳雯等，2018；孙丽萍，田微微等，2018；He et al., 2019; Kaniušonytė & Žukauskienė, 2016; Schleider et al., 2014)，当同时考虑父母教养方式的其他方面，如父母对孩子的了解程度(Lansford et al., 2014)，亲子关系质量(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时，得到的结果出现了差异。Shek等的研究(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同时包含了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尽管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物质使用和犯罪行为无显著关联，但父母行为控制的效应是显著的。这些结果提示，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不是孤立的，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适应状况。因此，有必要同时考察父母教养方式的其他维度，综合衡量父母对孩子的影响(Shek et al., 2020; Shek & Zhu, 2019)。

其次，在具体测量时，可以引入多重报告的方式，避免单一来源偏差(Vrolijk et al., 2020)。一项中美跨文化研究发现，如果采用孩子报告的方式，中美文化下父母心理控制影响青少年学业和情感功能的效应均存在，而如果采用父母报告的方式，只有美国文化下才能观测到父母效应(Cheung et al., 2016)。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提示父亲和母亲使用心理控制产生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还需在测量和分析时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影响，同时追踪父亲和母亲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

此外，青少年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的影响在青少年早期和晚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模式，随着青少年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增长，父母心理控制对孩子的影响会减弱(Shek et al., 2021)。因此，有必要在更长的时间跨度追踪父母心理控制及其影响的变化趋势。譬如，有两项研究基于美国青少年样本考察了青少年时期父母心理控制对成年后的影响。Oudekerk等(2015)发现13岁时个体报告的父母心理控制会影响成年早期(21岁)的友谊和恋爱关系，使得个体在亲密关系中不善表达自主和联结，而容易表现敌意、易感性。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追踪了个体从13岁到32岁的情况，发现13岁时的父母心理控制负向预测15岁时的心理社会成熟和16岁时的同伴接纳以及抑郁症状，还会影响32岁时的学历水平，说明青少年早期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对个体存在长期影响(Loeb et al., 2021)。青少年时期接受的父母心理控制是否影响成年后的适应和发展，以及如何影响还需要通过更长跨度的追踪数据加以探讨。

4.3. 基于已有发现开展干预研究

探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落脚点在于降低相关因素对青少年适应的消极影响，改善青少年适应不良的现状。然而，目前该领域的干预研究较少。国内有少数研究基于对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关系的探讨开展了干预研究，均为近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且它们绝大多数都是针对青少年自身的适应问题进行干预，如针对青少年手机成瘾(孙丽君，2020)、习得性无助(周婷，2020)、人际关系和问题行为(李婧，2020)，个别研究对父母心理控制进行了直接干预(陈茹，2018)。纵向研究揭示，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适应不良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干预研究也应追踪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互动，从关系的视角考察干预效果。另一方面，已有的追踪研究只考察了前后测的情况(如陈茹，2018；李婧，2020；孙丽君，2020；周婷，2020)，变化过程及发挥作用的因素尚不明确。后续研究可通过多次追踪，观察父母和青少年各自表现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探究改善青少年适应不良以及促进亲子关系的有效途径。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重点课题(CEAA1907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