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人文科学的四个主导概念，其中第三个是Urteilskraft，这是一个合成词。Urteil在德语中的意义是判断，而skraft在德语中的意义是能力，所以中国学者将这个词译为判断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判断力，简单地说就是进行判断的能力。伽达默尔还用一个拉丁词iudicium来表述判断，在《真理与方法》中，他说：“在18世纪，人们引进‘判断力’一词是想重新恰当地恢复曾经被认为是精神的一种基本品性的iudicium (判断)这一概念。”( [1], p.50)这说明在伽达默尔看来，Urteilskraft的根源在古希腊，这和他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共通感一样。共通感的根源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之中(关于共通感的根源，笔者另文撰述)，判断力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希腊原文为φρovηδlς/phronêsis，其英译为practical wisdom，意为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shown in making decisions and judgement，1显然，指的是作出决定或者进行判断时表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践智慧涉及到人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选择和决定，这实际上就有一个判断的问题，即：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具体情况中与一种普遍联系起来。”( [2], p.91)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这就是哲学的中心任务。”( [3], p.72)所以，无论是共同感还是判断力，它们的核心问题都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2. 互文式理解的说明
判断力概念与共通感概念的同源导致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在“18世纪德国……思想的发展使得共通感概念与判断力概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1], p.50)在此时，“虔信派的保守倾向使得共通感的诠释学作用降低为一种单纯的校正作用：凡是与情感、判断和推理中的consensus (一致意见)即共通感相矛盾的东西就不能是正确的。”( [1], p.49)这使德国启蒙运动将共通感当作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并且他们也“并不把判断算作精神的高级能力……因为，从鲍姆加登那里基本已完全确定：判断力所认识的东西是感性的个体，即单个事物，判断力在单个事物中所断定的东西则是该事物的完满性，或者说非完满性。”( [1], p.51)在伽达默尔看来，“在这样的意义上，英国的道德哲学家强调说道德的和审美的判断不服从理性，而是具有sentiment (感情)或taste (情趣)的特质。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特滕斯，同样也在一种共通感里看到一种‘没有反思的判断’。”( [1], p.50)
然而，判断在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种高级的理性认识能力，或者我们可以说，即便判断拥有一个感性的起点，也必将拥有对理性追逐的热情。谁不希望自己的判断尽可能正确呢？如果我们仅仅把判断界定在低层次的认知，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认知中无处不在的判断？我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又保留着对判断的怀疑，那么我们是不是必将走向怀疑论的深渊？
因此我确信，伽达默尔对“判断力”这个名词的使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康德的使用意义，而康德哲学，我们通过“共通感”一词早已知道，它同时兼具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双重特征，实际上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区分。尽管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区分，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理性却逐渐占据了上风并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如果没有怀疑论者的反驳，也许哲学就如同其起源意义上那样就等同于科学。正是因为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对立，以及延续到18世纪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才使康德对其双方折衷调和，并结合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荣光，所以康德说：“我现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发现另一种以前没有发现的先天原则。……我在对纯粹的(理论的)理性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对实践的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我现在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 [4] 康德所说的第二种能力即判断力，他将判断力赋予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使命，其目的是阐明作为道德的实践理性如何与作为知识的理论理性一样包含一种先天原则。所以，判断力应该从认识论开始，它虽然不可避免含有感情和理智的因素，却是人类认识得以形成的关键。
也正是在康德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认识论理解的互文式思维方式，康德的认识论既不是经验论的，也不是唯理论的，而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互文式的，这种思维方式既相互论证又相互批判，康德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提出了自己的先天综合判断，在他的认识论中，认识不再仅仅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层次划分和历史飞跃，而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当然，今天我们站在康德的立场可以说，经验论是错的，或者唯理论是错的，然而，如果我们真的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经验论和唯理论者的观点无非是不同于康德的观点而已。在这里，或许黑格尔的解释听起来更具说服力，在他那里，历史是循环式的上升，而每一个时期的认识无非是循环上升的每一个时间节点而已。所以，黑格尔曾经毫无犹豫的抛弃了康德，在他那里，认识论似乎就是概念论，而概念论不仅包含概念，而且包含判断和推理。我们权且赋予黑格尔理论链条以合理性吧，当这个链条走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完全抛弃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将认识分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两大环节，将感性认识对应于感觉、知觉和表象，将理性认识对应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似乎又回到了康德以前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共同的主张，在那里，尽管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似乎都不否认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总而言之，认识论概念的庞杂和错乱使我们发现，将判断概念进行梳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判断在认识中的位置游移不定；同时，将判断概念进行梳理也是没必要的，因为即便我们将历史上每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进行列举，对于我们认识的深刻性也毫无助益。判断这个概念既然如此难以界定，我们不如抛弃历史上对判断的每一个主张，重新拾起这样一种互文式的方法，对从判断到判断力的发展环节进行朴素的认识。
3. 判断在认识中的位置
按照康德，人类认识都是从感性开始，康德将感性定义为通过被对象作用的方式接受表象的能力，就是说，感性是一种接受能力。感性接受外部对象的刺激就形成了感觉，如果说，感性是人类认识的起点，那么，感觉就是起点的起点，弗兰西斯·培根说：“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 [5] 霍布斯也认为，“在人的心灵中，没有一个观念不是首先全部或部分地在感官上产生的。” [6] 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种映象是简单的、粗犷的、未经理性构造的，也未经先天综合判断赋予直观形式的，可以说是纯粹的。纯粹的感觉是否可能？康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人们的认识并不是从纯粹的感觉开始的，而是从先天综合判断开始，因为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了他能够直观到的内容。然而，共通感存在，纯粹的感觉一定存在。初生的婴儿何以有直观能力？但纯粹的婴儿一定具有感觉，这是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这种感觉基于人类的共通感，正是在共通感的基础之上，人类纯粹感觉与直观能力之间构成一种循环从而相互提升，使感觉走向知觉。
感觉之所以必然走向知觉，是因为感觉仅仅是感性中一种浅层次的能力。按照亚里士多德，人类通过眼、耳、口、鼻、舌等五种感觉器官产生感觉，而感觉与感觉之间互不相通，这就需要知觉来进行整体把握。“和反映事物的某些个别特性、特质的感觉比较起来，知觉的特点是反映整个事物，即反映事物特性的总和及其相互联系。”( [7], p.262)相对于感觉，知觉是不纯粹的，“对事物的知觉的性质大都决定于主体过去的经验，及主体和它所感知的事物的关系。”( [7], p.262)感觉只是经验的开始，而知觉则在经验的基础上具有了直观能力。感觉是感官与外界的初步接触，不可表达，而知觉已对感觉加以把握，具有了直观形式。康德的感性既包含感觉又包含知觉，因此，康德笼统的赋予感性以直观能力。然而，康德的感性对感觉和知觉的区分是不严格的，先天盲人不借助于触觉根本无法独立构造空间2，没有时空直观形式的独立感觉根本就不可能具有直观能力。感觉只有在“他者”的介入之下与自我发生意向性，才能进行空间构造，也才能通过空间构造获得直观形式。一旦获得直观形式，感觉就上升到知觉。对于感觉而言，外语可能如同鸟叫一样只是杂乱的声响，然而对于知觉而言，具有外语能力的人能够明白声响的意义。甚至对于鸟叫声而言，一个不关心鸟叫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关于鸟叫的经验，因为他会“充耳不闻”，但一个研究鸟叫的人可能就明白鸟叫声响的意义。与听觉关涉的声响的意义由人的直观能力所赋予，同样，与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关涉的其它颜色、气味、长短、大小、软硬、厚薄等事物要素的意义也由人的直观能力所赋予。
在康德的感性中，“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这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划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康德将其称为事物对我们的‘表象’，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物自体’。” [8]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表象？将表象划分于感性认识领域，认为它是比知觉更高级的感性认识形式，这并未将表象与知觉区分开来。因为，感觉和知觉没有抽象思维的成分，从表象开始才有了抽象思维的意义，因此，也具有了知性的意义。比如对风中摇摆的一棵树，感觉使我们看到了树的某种性质，知觉将感觉联合起来，使我们明白了树的总体性质，但感觉和知觉所提供的只不过是时空相继的材料序列，而知觉则将这种时空序列进行抽象，形成了对树的表象。此时，表象是在与周边其它树的比较中产生的，也是在与周边其他物体的比较中产生的，并且也是带着一定的目的产生的，使对象从感性序列中产生的是先验统觉，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对认识对象的综合统一能力。
先验统觉对认识对象的综合统一是通过范畴来把握的，范畴又叫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起名字。马克思主义者将概念看作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将其归入理性认识，因为与感性相比，概念更多的加入了人的意识。名字不是随便形成的，起名的过程就是概念形成的过程，而概念形成的过程离不开主观对客观的构造。正因为如此，与感性知识不同，概念不是直观性而是论证性的，即使它没有严格的论证形式。爷爷将孙子唤做“小狗”并不需要形式上的系统论证，但一定寄托了他对孩子的情感，要么它觉得孙子像小狗一样可爱，要么是希望孙子能够健康成长。3可以说，这种对概念的论证是潜意识的。更为重要的是，概念之作用在于固定意义，尽管概念意义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流变过程，但意义流变的过程就是意义形成的过程，意义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被表象之物一旦上升到概念，它就超脱了对象具有了完全的抽象意义。
正因为意义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所有的概念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表面上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但一个概念在关系中往往很难被称为一般或者个别，因为在较高概念关系中的个别往往是较低概念关系中的一般，较高概念往往能够统摄许多较低的概念，并依此方式把众多的知识综合起来统一到更高的概念中去从而形成判断。从本质上来讲，知性就是判断的能力，而把不同的表象统一在一个更高的表象内，把许多知识集合到一个知识中来就是判断的实质，用更高的概念来表达较低的概念就构成归纳，这是判断的意义，它构成新的知识，是人类认识得以前进的根源。相反，用较低的概念来表达较高的概念叫演绎，它并不带来新的知识，因而本质上无意义。
简单说来，判断是系词对概念的连接，概念本身并不是知识，它只是一种构成知识的思维方式。只有用系词将概念连接起来形成判断才构成知识，这是在宇宙论意义上的知识。在康德眼中，一切知识无非判断。判断是知识的基本形式，这种知识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无论对错，都不影响其成为知识本身。我们说：“太阳是一个大火球”，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将其称为正确的知识；我们说：“太阳是一个大水球”，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将其称为错误的知识。宇宙论自身找不到界定正误的标准，就发生了向本体论的转向。在本体论那里，Being成为哲学的核心。对Being的界定实际上就是概念界定，Being成为哲学出发的阿基米德原点。正是对Being的研究推动了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在认识论中，推理成为知识增长的基本形式。Being之基本表述为“S是P”，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如果“S是P”是大前提，“A是S”是小前提，那么我们必然会形成一个推论：“A是P。”
我们经过了对认识发生发展过程的考察，如果我们想起了康德关于认识的三个层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感觉和知觉划分给感性，将表象和概念划分给知性，而将判断和推理划分给理性。我们由此而知，在康德那里，判断，或者说判断力，不再像在18世纪德国其他启蒙运动者那里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康德自己也这样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的提出：“普通的逻辑乃建立在完全精确地与高级认识能力的划分相一致的规划之上。这些能力就是：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因此，普通的逻辑的学说在其分析论中探讨概念、判断和推理，恰好符合人们在一般知性的宽泛称谓下所理解的那些心灵能力的功能和顺序。”( [9], p.144)他将判断当作连接知性和理性的中介，称之谓先天综合判断。
4. 康德的判断及判断力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源自于休谟，在休谟那里存在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所谓分析命题，指的是谓词包含于主词之中的命题，康德将其称之为先天命题，他认为先天命题的主谓词之间有逻辑蕴含关系，是必然命题，这种命题与经验无关，是纯粹的逻辑推理。所谓综合命题，指的是谓词不包含于主词之中的命题，康德将其称之为后天命题，他认为后天命题的主谓词之间无逻辑蕴含关系，是偶然命题，这种命题的正确性来自于经验。康德对两种命题做了这样的解释：“前一些判断也可以称为解释判断，后一些则也可以称为扩展判断，因为前者通过谓词未给主词的概念增添任何东西，而只是通过分析把它分解成它的在它里面已经(虽然是模糊地)思维过的分概念；与此相反，后者则给主词的概念增添一个在它里面根本未被思维过、且不能通过对它的任何分析得出的谓词。”( [9], p.35)也就是说，知识扩展的根源在于后天命题。按照康德，知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普遍必然性，二是必须能够扩大人类的知识内容。在他看来，分析命题具有普遍必然性，而综合判断能够扩大人类的知识内容，只有将二者联合起来，才能构成知识。他认为所有的分析判断在内容上是先天的，在性质上是必然的，这固然不假，但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综合判断在内容上是后天的，在性质上是偶然的，在他看来，一些采取了综合命题逻辑形式的判断在内容上也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具有必然真理的性质，这样的判断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对于先天综合判断来说，首要因素是人的直观能力。人们常常认为直观对象先于直观能力，我们所谓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总结而来的，知识形成的过程就是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的序列发生过程，然而在康德看来，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了他能够直观到的内容，人的这种直观能力，都是先于、独立于外在对象的，按照它们来认识对象得到的就是“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显然，先天综合判断造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自感觉上升到知觉，知觉用直观能力开始了对感觉的回溯，造成了从感觉到知觉，再从知觉返回到感觉的反复印证。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知觉进一步上升为表象，而知觉与表象的关系，是知觉到表象，再从表象回到知觉的反复印证，依此类推，从表象到概念、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都存在这样的互为关系，人先天的直观能力就来自于这种互为，并成为推动互为发展的根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谓判断力，在康德这里不如说是先天直观能力。
正是在先天直观能力的基础上，康德将哲学分为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前者是按照先验原理达到理论认识，而后者则是按照理论认识回到先验原理；前者居于理论的领域，叫做自然哲学，后者居于实践的领域，叫做道德哲学。在这两个领域中，自然诸概念包含着一切先验的理论认识的根基，它借助于知性，而自由概念包含着一切感性地无制约的先验的实践的诸准则的根基，它借助于理性。“理性和知性对于同一个经验的基地拥有两种各不相同的立法，而不允许一方损害另一方面。”( [10], p.9)对于自然概念来说，它“虽然在直观中设想它的对象，但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只是作为现象”，与此相反，对于自由概念来说，它“在其客体中虽然设想出一个自在之物本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设想的”( [10], p.9)，所以，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这二者均不能从其客体中，也不能从思维着的主体中获得一个作为物自身的理论认识，也不能如物自身那样，成为超感性的理论认识。那么现在，在作为感觉界的自然概念的领域，和作为超感觉界的自由概念的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中间分子，作为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感觉界和超感觉界之间，或者说知性和理性之间之统一体的根基。康德提出判断力就是为了设定这一根基，他说：“在高层认识能力的家族内却还有一个处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判断力。”( [10], p.9)如果我们说，判断力在词源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进行判断的能力的话，那么，在康德这里，它则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连接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连接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连接知性与理性的能力。这样，康德将心灵的一切机能归结为认识机能、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和欲求的机能，对于认识机能来说，只是知性在立法着，对于欲求机能来说，仅仅是理性在立法着，而对于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来说，它则介于认识机能和欲求机能之间，就像判断力介于知性和理性之间，“在逻辑的运用中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 [10], p.13)
既然判断力居于知性和先验的理性之间，那么判断力自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先验的原理，具有一个先验地立法着的机能，这个先验地立法着的机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依据普遍的知性范畴来统摄经验对象；另一个方向是根据经验对象来寻求普遍的东西。”( [2], p.88)根据这两个方向，我们可以把一般性的判断力划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康德说：“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机能。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 [10], p.13-14)按照康德，规定性的判断力是一种从上到下，也就是说从普遍到个别的归摄能力，是由分析判断而来的知识；反思性的判断力是一种从下到上，也就是说从个别到普遍的反思能力，是由综合判断而来的知识。规定性的判断力具有构成性能力，它构成知识的根源，而反思性的判断力则具有调节性功能，即调节人类的心灵。无论是规定性的判断力还是反思性的判断力，其共同特点都是阐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11]。
5. 伽达默尔对康德判断力的反思与超越
在康德哲学中，判断力贯穿始终，在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是提出了知识领域规定性的判断力，《实践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是将规定性的判断力运用于实践领域，也就是道德领域，而《判断力批判》则主要是针对规定性的判断力补充进了反思性的判断力。在伽达默尔看来，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区分是康德判断力的基础。这个区分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有所暗示，在“先验辩证论附录”中，康德进行了“理性的无可置疑的应用”和“理性的假设的应用”之区分，前者涉及到规定性的判断力，而后者涉及到反思性的判断力 [12]。不过在这里，康德只是想阐明，理性无非是对知性做一种超验的应用而已。后来，伽达默尔在谈到判断的时候说：“愚昧的人之所以区别于聪明的人，就在于他不具有判断力，也就是说，他不能正确地进行概括，并因此不能正确地应用他所学到和知道的东西。”( [3], p.50)这样，伽达默尔就将判断力和应用联系到了一起。
解释学的应用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然而并不完全附属于理解和解释。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就是应用，“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的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 [3], p.423)比如我们对于一个传承物的理解，“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 [3], p.459)因此，理解的过程实际上伴随着应用的过程，比如对法律和道德的理解。在谈到法律和道德的时候，伽达默尔说：“法官不仅应用法律于具体案件中，而且通过他的裁决对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法律一样，道德也是鉴于个别情况的创造性而不断得以发展的。所以，认为判断力只有在自然和艺术领域内作为对美和崇高东西的判断才是创造性的，绝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甚至不能像康德那样说，‘主要’在这里我们才能承认判断力的创造性。”( [3], p.59)
在这里，伽达默尔指出了康德对判断力进行区分而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只有反思性的判断力才具有创造性。在康德那里，反思性的判断力不提供概念，也不追求道德的完善，只与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连，是一种审美判断。在审美判断中，当对象的形式引起了主体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运动并达到二者的互相契合之时，主体将体验到审美的愉悦。此时，判断力所遵循的是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判断力的这种机能实际上把人理性中的某种东西赋予了自然，使自由概念将通过它的法则而设立的目的在感性世界中呈现，这意味着将目的概念应用于自然。所以，在审美判断中，由于对象形式的合目的性而引起审美主体的一种自由愉悦的心意状态，达到了知性与理性沟通的目的。在这种沟通中，审美判断又离不开想象力和知性的和谐运动，所以审美就像一个杠杆，一头连着认识领域的知性，一头连着道德领域的合目的性，在审美中既可以体现自然中的必然，又可以体现精神中的自由。于是判断力就成功联结了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各种立法。
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样一种判断力却是割裂的。“康德是从两个层面来讲判断力的：一个是认识能力的角度；一个是心灵能力的角度。前者是从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类比中确立下来的介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判断力；后者是从人类学的概念对应知、情、意三个方面所确立下来的介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情感能力而言的判断力。前者讲的判断力是依附于知性的，自己没有先天原则，它的原则来自于知性，因而是他律的；后者所讲的判断力属于情感能力，它有自己的先天原则，因而是自律的。”( [2], p.97)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康德规定性的判断力主要运用于知识，而“康德的反思判断力不是作为认识能力应用于知性的知识领域，以获得客观知识，而是作为情感能力应用于审美领域，以获得主观愉快的情感。”( [2], p.97)这就将反思性的判断力局限在了艺术和审美的领域，事实上倒退回了休谟的水平。在休谟那里，只有从个别出发归纳出一般的综合命题才是扩展性的，才具有创造力。在这种意义上，康德反思性的判断力仅仅相当于休谟的综合命题。
相反，在伽达默尔看来，反思性的判断力同样可以应用到认识领域。“从康德的第三批判是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的过渡或桥梁来看，伽达默尔读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统一。”( [2], p.98)在他看来，创造力不仅仅是存在于对自然和艺术领域内作为对美和崇高东西的判断之中的一种能力，而且是通过知性向理性的超越而天然拥有的一种能力。知性的作用在于把个别的、零碎的感性直观印象和经验进行综合整理以构成知识，这个过程是知性运用其先验范畴作用于直观经验而产生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过程。但是，人的知性的认识作用是有限度的，它只能作用于经验，当人们企图以理性超越感性世界去认识本体世界时，由于此岸世界感性经验的局限性，人们只能发出对彼岸世界的叹息，因为物自体是不可能认识的，它只能作为一种信念来设定。但也正是物自体的无限性导致了物自体的自由，并且也正是物自体的自由导致了理性的无限能力，从而使理性保持着一种自由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基于先天综合判断的，不仅仅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存在，也不仅仅在实践领域存在，而且在认识领域，这种创造力仍然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对判断力的认识超越了康德，无论是规定性的判断力，还是反思性的判断力，都具有一种创造的能力。
基金项目
2020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西方哲学知识论中的形式化研究，项目编号：FJ2020B134。
参考文献
NOTES
1参见《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商务印书馆，1998。转引自何卫平。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康德的判断力[J]。德国哲学，2016(下)：91。
2中山大学方向红教授在《先天盲人的空间构造及其伦理意蕴——一个来自现象学的演绎》中论述过先天盲人的空间构造。在他看来，自然态度从客观空间的假定出发，认为高度或者深度是空间的自然属性，明人(即不是盲人)无非是用他的眼睛发现了这个属性而已。心理学家依据实验消除了自然态度的怀疑，但由于分享了自然态度的前提，所以最终走向了理智实在论，与其理论前设相矛盾。梅洛·庞蒂从生存论意义上的“我能”出发超越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但并未完成对空间构造过程的说明。胡塞尔的“阻抗”概念使梅洛–庞蒂的“我能”变成了“我不能”，以“他者”的存在介入内在性意识，与自我发生意向性关系，赋予第三个维度以客观性，从而产生客观的三维空间。文章总体上透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独立的感觉器官对于空间构造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借助于其它感觉器官才有构造空间的可能。
3在中国很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种迷信，即，一个人的寿命是前定的，由地府中的阎王掌管，阎王将派出黑白无常等勾魂小鬼将寿命到期的人的灵魂带走，这个人就死了。长辈赐予晚辈卑贱的名字，就会让勾魂小鬼忽略自己的使命而放过本应夭折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