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自此拉开了美苏太空竞赛的序幕，这一事件给予美国重大的心理冲击，被誉为“太空的珍珠港事件”。自此，美国从政府、智库再到大众媒体，开始以一种所谓“科学”的态度不断地高估苏联的导弹数量与国家实力，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执政危机，引起了“空间差距论”与“导弹恐慌论”，极大地影响了两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使得美国抛弃了原来稳健的太空安全政策，以整体/要点优势转向全部优势，这便是太空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此背景下，美国在该领域内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使其能够尽全力生产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以及战略性导弹长达数年之久，这着实令人震惊。
这种恐慌的本质在学界被称为“过度防御心理”，对于目前成果而言，仍停留在历史性的描述阶段，对于国家缘何陷入这种过度防御的逻辑中并没有标志性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攻防平衡理论并结合政治心理学的相关内容做出一定的阐释，通过体系刺激→领导人的权力知觉 + 国内观众成本 + 战略文化→政策输出的结构，阐释美国陷入过度防御心理的根源：由于处于两级结构之中，美国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的变化极为敏感，加之侦查与情报手段的相对匮乏导致领导人无法确切感知到真正的权力分配信号，在苏联的“虚张声势之下”对于真实的权力感知更是雪上加霜。在认知一致性的作用下，形成认知闭合，使得这一不真实的权力认知延续了数年之久。最后，根据前景理论，美国领导人趋向于负面的战略预期，进而大刀阔斧地将财政投入到太空竞赛之中，主动进行风险承担，加之国内观众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美国天定命运的制度必胜论使得之前良性的预期水平没有办法得到灵活调整，于是陷入过度防御心理之中，直到具有足够分量的证据出现而终止闹剧。
本文以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进行核心部分的理论机制阐释，第二部分为美国在1957年斯普特尼克一号事件中的案例验证，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2. 核心机制与理论阐述
2.1. 过度防御心理的形成基础：体系压力与战略环境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起点为国际体系，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国际体系定义为结构与单元互动的总和 [1]，不仅如此，国际体系遵循系统效应，展现出了更多的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单元叠加的总和，并作用于各单元 [2]，其本质在于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物质权力的分配，从而决定国家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
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相对位置(物质权力分配)是不同的，因而其面对的生存和安全产生的体系压力也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国际格局(单级，两级与多级)，不同位置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力量感知与不同的对外政策：当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差距相差较大的时候，国家面临着局限的战略自主性，因而其面临的生存压力会较大；相反，如果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差距较小，与其他国家权力持平甚至超过其他国家时，面临的体系压力会较小。体系压力作为一个长期性与宏观性的变量不能说明信息的紧迫程度，因而仍然需要战略环境作为另一变量。
战略环境主要指国家面临威胁的紧迫程度，根据此，分为约束性战略环境与包容性战略环境，威胁越迫在眉睫，威胁越严重，国家的战略环境就越具有约束性。另一种为包容性环境即“当威胁越遥远，威胁的强度越低，国家的战略环境的包容性也就越强” [3]。根据两个变量总结所有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其中，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之下，当一国面对着较大的体系压力时，过度防御的可能性最大；同样地，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之下，当一国面临着较小的体系压力时，过度防御的可能性会较大；在包容性战略环境之下，一国面临的体系压力较小时，其过度防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当在包容性战略环境下，一国面临着较大的体系压力时，过度防御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见表1)。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pressure and strategic environment
表1. 体系压力与战略环境的关系
在此期间，仍然需要注意结构性的调节变量深刻影响国家的体系压力与战略环境，即攻防平衡理论(包括地理距离 + 技术变革 + 军事战略的相互作用)。威胁制衡论者将地理的毗邻性作为衡量制衡倾向的一大变量 [4]，这会在技术变革与军事战略的影响下变得更加突出，对于技术变革而言，一是看似与军事领域毫无关联的新型技术如何被认识，是决定一项新型技术能否被成功转化至军事领域的第一步，而后便是转化进入军事领域之后，能否认识到该以何种的军事战略与之相匹配，而不是仍然坚持旧有的军事战略，以传统的技术配套的战略去应对新兴变革的技术。于是，地理，技术与军事战略要素之间深刻互动，不断地改变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二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了技术变革与转化对于国家获得权力优势的重要性时，这就存在一个技术转化速率的问题，所谓技术转化速率指：一切潜在的可以转化进入军事领域并提高军事效率的所有先进的新型科学技术转化进入军事领域的速度，这个速度包含了脱离对于新型科技的认知滞后的速度+技术转化适应军事领域的速度 + 与之相对应的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完善的速度之和，唯有这些速度超过了其他国家的速度，该国才能够获得相对的权力优势，这在美苏太空竞赛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问题在于如今回顾历史，客观而言，美国在1957年相对于苏联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力优势，其技术发展，军事战略比苏联更加优越，加之拥有两大洋的保护，拥有充足的安全盈余 [5]，并在核武器，战略空军方面也有巨大优势，因而美国的体系压力应该是较小的，即便其面临两级结构的微妙互动，对过度防御的倾向也应该是较小的，那其为何仍陷入了长达数年之久的过度防御心理之中？
2.2. 过度防御心理的形成动力：权力知觉，观众成本与战略文化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基本继承了结构性现实主义的基本机制：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限定了国家的长期行动和彼此互动的范围。然而权力这个抽象的概念无法被准确评估，也就最难以界定。不仅由于不同的人会将不同的要素纳入解释范围，而且不同国家在各种权力的转换速度以及质量也是大小不一，不同国家还会出现相互隐瞒与欺骗的情况。诚然，各国领导人在做出政策之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国的权力都无法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衡量，“领导人在处理信息，计算相对实力，确定可行的选择以及评估行动的可能后果等原因上经常犯错；因而不可能有一份关于国家实力的系统测量分析可供参考，即便有也不是客观与精确的。” [6]
因此，权力无疑具有主观性与模糊性两大特征，这将权力要素的工具性排除在外。如果说权力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权力其实是影响那些体现国家意志的决策者的认知观念而真正发挥作用的 [7]。这就说明体系信号能否被决策者接受到，又能正确理解并转化是整个决策过程中的第一环，亦是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对于领导人而言，其在接受体系信号的同时，大量的情报信息充斥，心理上会趋向于最大程度地简化复杂的信息，容易陷入刻板印象之中，并且会遵循一种心理逻辑原则：“认知一致性”即：“人们试图让他们的信仰，情感，行动和认知彼此保持一致。” [8] 一致性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信息，因为它利用了我们过去积累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一一整套期望和信念来表达的。一致性原则还使得我们的行为具有连续性，但是当我们的头脑相对于新信息和不同观点封闭时，我们对于一致性的追求就变成非理性的” [9]，因而，“决策者经常是坚持已有的信念，并在这些信念丧失效用后仍然长期固守他们” [10]。陷入了认知闭合期间，即便有着信息证明其认知的错误，领导人仍然会选择防御性规避。
同时，领导人对国家的荣誉与地位极为敏感，对于国际声誉又十分重视 [11]，尤其是冷战期间美苏关于制度优越性的争夺之中更为突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意味着在国家动员与汲取资源的能力上会有所不同，这就会极大地影响领导人对于未来攻防对比的认知以及自己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预期。在面临国家地位下降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会把先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自己的期望水平。因而，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领导人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期望水平，之前更乐观的期望水平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收益与损失的框架选择是不易改变的，这被称为“重正化水平低”(low renormalization) [12]，国家对损失的厌恶带来的就是面对未来的负面战略预期的时候会主动选择风险承担。前景理论认为，对于预期损失要远比预期收益重要，当领导人认为相比于自己的预期水平国家正在且未来一段时间要面临损失时，他们避免、弥补损失的意愿就会占据首位，陷入“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中 [13]。
领导人还需要以历史为准绳，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曾经的历史事件的经验与教训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14]。不仅如此，在国内观众成本的压力下，面对种种舆论，政府领导人往往很难抗住这样的压力，尤其是恐惧感与危机感在大众政治与媒体之间不断放大，国内压力又作用于领导人的意象与决策之中，即便有着正确的判断，为了领导人个人统治的利益延续往往顺从民意 [15]，政府的主动地位就会有部分丧失，从而会选择接受风险并承担风险，放弃理性的战略决策 [16]。
最后，战略文化主要是代指国家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世界观和对世界的共同愿望，这在领导人的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多是间接性的，是内向型的，它能够影响国家感知，适应体系刺激和权力的结构性转变的方式 [17]。
综上，整个理论结构已趋于明晰：通过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划定了国家行为与互动的范围，为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仅仅通过国际体系无法解释美国特殊的过度防御心理产生的原因，因而，引入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在面对体系刺激时，领导人受到观众成本，战略文化，历史经验，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对权力的知觉，将体系信号予以过滤，并制定出政策，在此期间，过度防御心理被有意无意地被不断放大，最终深刻影响了美苏冷战以及太空竞赛的历史发展进程，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领导人才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正确的体系信号，因而再一次回到了稳健的战略互动之中，随后便开始与苏联一道在核武器方面进行军备控制与裁军议程，进入了过度防御倾向较小的体系性要素的解释时期(见图1)。
3. 案例分析：斯普特尼克一号事件与美国的过度防御心理(1957~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级格局正式形成。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愈加向美苏两国集中，而其他国家的权力分配与美苏的权力分配相差巨大。因而，世界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美苏各自尽全力去填补，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由于势力范围的空间相隔越来越小，使得美苏之间的地理距离随着实力范围的扩展而极具缩小，最终威胁的紧迫感越来越强(长期性的约束性战略环境)。然而，根据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的研究，在1957年前后，美苏的战略性武器对比属于美国主宰的时期，直到十年之后的1968年美国都掌握着相对优势，且在经济总量方面是苏联的130%~300%，在军费开支方面也超过苏联 [18]。因此，美国仍然掌握着稳固的权力优势是不争的事实，其体系压力应是比较小的。
1957年春，美国宣布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1957年7月1日~1958年12月31日)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这样既可以保证美国的情报来源，提升美国的科学声誉，又能确立在太空飞行的主导原则，建立有利于美国的空间秩序，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宣传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此后不久，苏联在又紧接发射斯普特尼克二号与斯普特尼克三号并成功升空，而美国的“先锋”计划却遭受挫折，以上种种无疑使得美国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从公众社会层面都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这是因为苏联卫星的上天意味着苏联具备了进程火箭的制造生产能力，将这种新型技术运用进入军事领域便是洲际导弹的产生，将极大地改变攻防态势，扭转苏联战略空军数量不足的局面，并且在社会制度方面，苏联显然在大规模重工业生产与资源汲取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对于美国领导人的权力认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领导人由于无法获得准确无误的一手情报资源，导致全靠评估的决策很难以接受到正确的体系信号。1957年11月，美国情报机构递交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见表2)，将美苏未来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进行了“科学”量化与预测，结论是苏联的ICBM数量在五年后将达到500枚，而按照美国现行的生产速度，只能达到120枚左右；紧接着，各种民间评估不断出现，将美苏导弹差距进行了不断放大，甚至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的评估中(见表3)，五年后的苏联导弹数量将达到惊人的1500~2000枚左右，而美国到那时只有不到150枚，也就是说苏联将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Table 2. NIE 11-4-57 assessment data on the number of sovie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表2. 国家情报评估(NIE 11-4-57)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评估数据
(数据来源：NIE 11-4-57, Main Trends in 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olicies 1957~1962, Nov 12, 1951, CK3100402933, DDRS)
Table 3. Elsop’s assessment of the number of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表3. 艾尔索普对洲际导弹数量的评估数据
数据来源：Jeffrey Bair, An Examination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52 to 1965, M.A. Thesi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2003, p.11. 同上表数据载于张扬：《冷战时期美国的太空安全战略与核战争计划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各种各样的评估极大影响了领导人的权力知觉，使得领导人对此愈加重视，且努力的排斥与实际情况相反的信息，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以各种挑衅性的语言以及夸大的言辞刺激美国政府与美国大众的神经，这更加证实了美国的评估是准确是科学且有依据的 [19]。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于错综复杂的信息获取以一种有色眼镜观察之，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且对于评估的方法与要求也不加审视，仅仅是通过简单选择的方式进行理解，过滤掉了很多重要内容。因而，美国从上而下确信这是一次对于先前美国从未怀疑的国家的优势的颠覆，也是对先前确立太空优势的期望水平的颠覆，各种评估无不昭示着未来的昏暗，于是，社会的舆论甚嚣尘上，反对党对艾森豪威尔稳健的太空安全政策口诛笔伐，国会对行政机构的听证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迫使艾森豪威尔放弃了先前的太空政策，在导弹制造方面两年内拨款了将近67亿美元，开始主动进行风险承担 [20]。
对于过去历史的审视也是艾森豪威尔迫于形势改变政策的一大原因。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清晰地表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国家安全是极其重要的：对技术的认知与对技术所配套的军事战略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对战争的爆发负有直接的责任，认知滞后会引发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对于以往的老技术所对应的战术成熟程度骄傲自满，认为自己拥有了可以与其他国家一战高下的错误的乐观主义，而完全没有意识到现有新技术在当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将会是一场“绞肉末日”式的战争；其二，由于大多数国家在新技术变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军事战略变革下还处于认知滞后的空档期，一些国家会利用这段“时间差”，在快速意识到新技术的重要性之后，将其更快地转化进入国家军事实力之中，并以新型的军事战略予以匹配，因而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军事战略，都会相对于其他国家形成一个代差，从而拥有了先发制人打击的契机，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可以使用相较于未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收益，发动战争也是理性决策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基本都无法通过威慑来遏止 [21]，战争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苏联的扩张习性以及对于维护统治而不断造就的“孤岛”意识与珍珠港事件的突袭的惨痛回忆遥相呼应，使得美国对于苏联的行为颇为敏感 [22]，加之一旦掌握了科技并且以最快速度运用至军事领域，美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因此，对于认知滞后的恐惧以及美国全方位优势的追求，使得美国宁愿过度防御也不能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美国强调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外部关系所施加的影响，这深刻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文化：美国的战略文化起源于新英格兰登岸定居的移民，他们建成了美国初步的既没有大领主也没有属民的社会，在这里，没有贫富差距，使得美国人相对于其他的政治制度有着更加强烈的优越感与幸福感，从而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天定命运，其他大陆上的人们等待救赎。从宗教信仰方面而言，美国自由主义离不开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作为盎格鲁–萨克逊的移民，宗教伦理对于整个美国人的影响巨大 [23]，对于上帝的选民，在这个山巅之城建功伟业，足以傲视整个人类，特殊主义的种子也就此种下。纳撒尼尔·莫尔顿曾言：“我们的父辈在建立这个殖民地的过程中，蒙受了上帝多方面的仁慈和关怀，我一直坚信，用文字记载这段历史，使之千古流传，是我们神圣的义务。” [24] 因而，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更是战略文化的竞争，美国将战胜苏联的精神动力根植于政策的逻辑之中。美国的例外论以及拯救世界的战略文化迫使美国在所有层面都必须取得优势已然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共识，而苏联的卫星发射无疑对于国家荣誉，威望与地位都是一大冲击，这使得无法在太空层面上仅仅获得要点优势，而是要获得全部优势，因而美国人无法做出非对称反应，而必须是对称反应，这最终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下台。
从1957~1961年，美国人在度过了极度恐慌的四年，在此期间类似于“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前，我们低估了苏联的实力，而发射之后，苏联在所有重要层面都超过了我们” [25] 的结论从国家领导人到百姓间都成为了共识。直到1961年肯尼迪总统凭借批评前任的太空政策成功上台，但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努力调试之前迫于形势的激进政策是正确选择，最后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侦查手段的多样化使得美国最终发现，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的洲际导弹不过只有十几枚的时候，闹剧才最终停止。
4. 结论
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在1957~1958年中过度防御心理的形成原因：由于在两级结构之中，美国对于权力分配的变化非常敏感，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与信息渠道，导致美国对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的体系信号理解十分不透彻，美国从上到下都陷入了对于苏联的刻板意象与认知一致性之中，并主观上排除了证明判断有误的因素，从而使得这种权力差距的误判持续了数年之久。即便艾森豪威尔的太空安全政策以整体/要点优势为特征，但在舆论的烘托与发酵下，国内观众成本不断增高；美国制度优越与天定命运的战略文化导致了国家荣誉地位的不可撼动性被削弱；以及对于珍珠港事件以及认知滞后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的损失的背景下，只能促使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全部优势代替了先前的要点与整体优势。面对不完全信息的干扰，以及各种消极的评估，使得领导人更加愿意承担风险，从而不断加大对于太空领域的财政投入，直到情报上准确的信息有所跟进，才最后终结了美国的过度防御心理。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如何避免过度防御心理的出现，这应该建立在各种成熟的沟通机制以及情报的收集方面，信息的模糊性是行为体错误理解体系信号的根源，因而，加强与各方不同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增加透明度是重中之重，这对于中国的危机管理以及战略决策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