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出生顺序又称“家庭排行”“出生次序”，它是指个体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的排序(韩晓红，2015)。最早将出生顺序作为单独变量进行研究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他认为不同出生顺序的个体，其独特的家庭地位和角色定位对其人格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后，出生顺序与个体心理、行为等变量的关系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出生顺序与性格、智力、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以及医学范畴的研究成果是较为普遍的。事实上，出生顺序这一个体与生俱来的常量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对儿童的态度，以及个体自身对出生顺序的看法而起作用的(罗震雷，李洋，2017)。资源稀释模型认为家庭整体资源和父母的资源投入是有限的，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各种资源可分配给每个孩子的就会越少(Bean et al., 2006; Downey, 1995, 2001)。即出生顺序主要是通过同胞数量的变化导致父母对家庭总体资源分配的数量结果差异与数质权衡发挥作用机制的。国外由于长期鼓励且推行多胎政策，故对出生顺序研究的历史较早且成果广泛。我国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近四十年，但由于民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二胎”“多胎”家庭一直是主流家庭结构，尤其是我国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人口政策从2021年5月31日又开始全面转向“三胎”政策，因此，多胎家庭衍生的出生顺序也开始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但是出生顺序与个体的总体幸福感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呢？“三孩”个体的幸福感和所享受的福利支持是否相对较欠缺现有研究还未明确说明。因此本研究拟从与出生顺序协同作用的同胞数量、社会支持等变量出发，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期厘清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间的内在机制，为国家“三胎”政策的决策和推行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本研究在对出生顺序变量进行划分时，考虑到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以及独生子女固有的同胞支持因素的独有特质，将独生子女这一水平单独列出，与长子、次子、幼子共同构成出生顺序的四个水平。
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关注的重点话题，它是人类基于自身物质满足与精神安全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愉悦情绪状态与客观的优越生活品质。社会支持作为预测总体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对个体幸福感指数起着重要的作用(周正怀，2010)。而同胞关系作为与多胎家庭结构共生的一种重要人际关系系统，其对个体的幸福感也理应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事实上不同出生顺序的群体因家庭规模大小导致获得的同胞支持不同，进而感受到的幸福感也是不同的，即个体的幸福感存在“出生顺序效应”(Fullerton et al., 1989)。林砡琝(2008)研究证实不同出生顺序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在幸福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除此之外，出生顺序、家庭大小还会对儿童的智力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严标宾，郑雪，邱林，2001)。而这样也是间接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初步假定出生顺序可以显著地预测总体幸福感(H1)。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获得的来自亲戚、朋友、同事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支持，它能提高个体社会适应水平、缓解紧张的情绪(Estell & Perdue, 2013)。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是会随着个体进入成年阶段生活方式和客观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如独生子女在童年期有着独特的优势，享受父母和长辈更多的宠爱和家庭资源，但到了成年期，他们缺少同胞的支持，在幸福感方面独生子女可能会失去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优势(孙华，钱静，2017)。其中中间出生的孩子比其他出生顺序的孩子相比，其获得家庭成员、朋友的支持更多(Simanko, Rimmer, & Pollrt, 2020)。范红梅和李雪平(2016)通过研究发现缺乏兄弟姐妹的支持是影响初中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假定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是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H2)。
此外，同胞数量与性别结构、出生顺序作为构成家庭结构的重要因素，它和出生顺序是紧密相连的。罗震雷和李洋(2017)发现国外学者在对出生顺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常常将家庭规模这一变量也引入研究中。我国随着“三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对同胞数量这一变量的研究不仅关乎个体幸福感水平，而且有助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科学精准地推进。那么，同胞数量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已有研究也表明家庭规模会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对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魏强等，2020)。家庭规模减小会导致儿童成长过程中缺少与同胞的人际互动(郑磊，侯玉娜，刘叶，2014)。基于此，我们初步假定同胞数量调节着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这一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和直接路径(H3)。
综上，本研究根据假设一(H1)、假设二(H2)和假设三(H3)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主要探讨以下三方面问题：1) 出生顺序能否显著预测个体总体幸福感；2) 社会支持是否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 同胞数量是否在出生顺序、社会支持与总体幸福感之间起某种调节作用。
Figure 1. Mediated model with regulation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施测，共回收问卷180份，剔除异常数据，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是178份，有效率为99%。其中，男生80份，女生98份；已婚88份，未婚90份；被试出生年代集中在80~90年代，以90后为主(其中60后2人，70后9人，80后48人，90后116人，00后3人)；长子84人次，次子57人次，幼子29人次，独生子女8人次；同胞数量中独生家庭为8人，二胎家庭为72人，多胎家庭为98人。所有不同出生顺序的被试在性别、出生年代、婚姻状况、同胞数量方面的分布情况见表1。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sex, marriage, age of birth and number of sibling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表1. 不同出生顺序被试在性别、婚姻、出生年代、同胞数量等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对被试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测量。该量表总共有10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主观支持(1, 3, 4, 5)、客观支持(2, 6, 7)和对支持的利用度(8, 9, 10)。本量表中各项目计分方法除了第6、7项计0~9分(选择“无任何来源”计0分，选择“下列来源”者，来源总数为得分)外，其他项目均实行1~4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6，其中主观支持0.690 (4题)、客观支持0.647 (3题)、对支持的利用度0.553 (3题)。同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较好，具体数值如下：GFI = 0.78、AGFI = 0.69、NFI = 0.56、IFI = 0.62、TLI = 0.53、CFI = 0.61、X2/df = 4.75、RMSEA = 0.08、此外，该量表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5，说明该问卷项目代表性强，可以直接用来对本研究中被试群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行施测。
2.2.2. 总体幸福感
本研究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后的美国总体幸福感表(GWBS)中的前18个项目对被试的幸福感水平进行施测，其中采用反向计分的有第1、3、6、7、9、11、13、15、16项。在本研究中男性(M = 73.78, SD = 19.69)、女性(M = 74.83, SD = 18.99)。所有被试的总体幸福感分数为(M = 74.35, SD = 19.2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证明该问卷的信度很好，可靠性很高；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拟合度也很好，其中X2/df = 2.63、GFI = 0.81、AGFI = 0.76、NFI = 0.80、IFI = 0.87、TLI = 0.85、CFI = 0.81、RMSEA = 0.09。此外，标准化因子载荷入均大于0.55，说明该问卷项目代表性强，可用来直接施测被试的幸福感水平。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数据处理方面使用SPSS26.0软件及相关插件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处理方法。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虽然在施测过程中已经采用了匿名调查、反向计分与重复题目等方法进行控制，但由于问卷的发放时段、测量环境、数据来源途径是相同的，且数据收集采用的都是自我报告的方式，这样导致收集到的数据会存在社会赞许效应误差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自评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拟合模型很差(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有7个，且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仅占32.66%，其值没有超过临界值40%)，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试的总体幸福感均值为73.35，处于全国男性常模(75分)和全国女性常模(71分)之间，说明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水平适中。参与调查被试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均值分别为18.84、9.38和7.19，说明被试的社会支持水平整体较高，高于社会支持总分临界值(20分)。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同胞数量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总体幸福感之间两两显著相关。其中同胞数量与总体幸福感和主观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总体幸福感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之间两两也均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在0.05水平(单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单侧)上显著相关。
3.3. 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前提下，使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4，探究社会支持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见表3，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2.90, t = −1.75, p > 0.05)这说明假设(H1)是不成立的。当引入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后，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开始变得显著(β = −2.73, t = −1.98, p < 0.05)，从表4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中介作用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虽然包含0，但是效应占比依旧有6%，这说明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能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实现，即验证了社会支持这一中介效应的存在(H2)。此外，从表3中还可以得知出生顺序对社会支持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13, t = −0.19, p > 0.05)，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1.30, t = 8.85, p < 0.001)。
Table 3.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表3.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termediate effect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其次，为探讨同胞数量的调节作用，使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8 (该模型假设直接路径及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受到调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人口学变量后，将同胞数量放入上述中介模型，发现出生顺序与同胞数量的交互作用对总体幸福感及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均显著(总体幸福感：β = 5.85, t = 3.18, p < 0.05，社会支持：β = 3.74, t = 4.24, p < 0.001)，说明同胞数量不仅能够在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直接路径上起调节作用，且还能调节出生顺序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即假定(H3)是成立的。
Table 5. Medi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好地说明同胞数量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这条路径上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表6数据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同胞数量的个体，其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001)；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相较于“三孩”和“一孩”同胞数量的个体，“二胎”同胞数量个体的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更强；这表明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多和减少，出生顺序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都会降低。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bling number on birth order and general well-being
图2. 同胞数量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bling number on birth order and general well-being
表6. 同胞数量对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的调节效应
备注：1 = 独生子女，2 = 二胎家庭，3 = 多胎家庭。
此外，为了更好的说明同胞数量在出生顺序与社会支持这条路径上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见图3)。表7数据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同胞数量的个体，其出生顺序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001)；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相较于“三孩”和“一孩”的个体，“二胎”同胞数量个体的出生顺序对社会中支持的预测作用更强；这表明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多和减少，出生顺序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都会降低。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bling number on birth order and social support
图3. 同胞数量在出生顺序与社会支持之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7.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bling number on birth order and social support
表7. 同胞数量对出生顺序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备注：1 = 独生子女，2 = 二胎家庭，3 = 多胎家庭。
4. 讨论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同胞数量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明确了出生顺序如何影响个体的总体幸福感，还对出生顺序在什么条件下影响个体总体幸福感更为显著做出了解答。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家长针对不同出生次序的子女给予相应的支持系统，而且对国家“三胎”人口学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及现实启发意义。
4.1.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2021年“三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关于同胞数量的扩增是否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以及在家庭养育中父母能否平等地进行家庭资源分配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Pasqualini等人(2021)指出生育秩序可以为家庭中的个体培养特定的角色，并设定一种影响特定行为发展的动力。本研究在对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进行验证时发现出生顺序本身并不会直接预测个体的总体幸福感，这与Fukuya等人(2021)研究指出中间出生者的幸福指数最低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在对出生顺序到底是如何影响总体幸福感这一模型中，本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笔者推测这可能是源于不同出生顺序群体天然的客观支持与能动的主观支持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由于缺乏来自兄弟姐妹这一同胞关系支持系统，使其面对困难时可获得的解决问题的资源有限，因此，其享有的总体幸福感也较低；而在多子女家庭中，中间出生顺序的次子一方面既有来自于兄长的客观支持资源，又有来自于对兄妹可支配的主观支持以及对父母、同胞支持系统的利用优势。这与有研究证实中间出生的孩子比其他出生顺序的孩子相比，其与家庭成员、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更亲密是一致的。但是何锦花(2020)却发现多子女中的长子女在人际关系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和非长子女。另一方面根据人格特征的“出生顺序效应”研究可知，中间出生的孩童本身特有的好竞争、成就动机高的人格品质使其成功的机会比较多，从而幸福感高于长子与幼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出生顺序的歧视效应”，正如Bagger等(2021)指出后出生的子女其受教育程度高、机会多。而这其实往往也是次子与幼子总体幸福感相对较高的原因，因此，我们在探究出生顺序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不应忽视这一点。
4.2. 同胞数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证实了同胞数量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的前半条路径和直接路径上均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独生和三胎、多胎家庭，同胞数量为二胎的群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更多。我们假定这一方面与出生顺序的资源稀释模型有关，即同一家庭总共可利用、可提供给子女的各方面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随着家庭同胞数量的增多，每个人可利用的资源就会呈现衰减。Bagger等(2021)指出出生顺序影响着家庭规模与父母对教育投资之间的实证关系。另一方面，根据从众规模效应来理解，多胎家庭的子女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他们之间的亲密度、联系性就会逐渐递减，即多胎的同胞数量家庭虽然客观支持数量比较多，但是真正可获得的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却是比较少的。同时，即使父母的资源有限，但养育一个孩子父母还可以保留一些资源；若生育两个孩子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利用父母的这些资源，另一方面两个孩子可能会共享父母的资源，而生育三个孩子时，父母资源可能已经达到约束极限，不能再增加(刘斌，邵月芬，杜屏，2018)。因此，对于“多胎”政策我们要慎重推行；当然，不管是在“多胎”家庭，还是“独生”家庭，作为父母首先都需要给予子女充分的情感温度和情感关怀，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民主的教养方式，而在多胎家庭中，父母更要平等地给予子女关爱与支持，尤其是不能忽略对头胎和中间出生孩童心理健康的关注，要注重加强对多胎同胞数量家庭的进行团结互助意识的培养与引导。
本研究尽管弥补了幸福感“出生顺序效应”实证研究的空白，详尽探讨了出生顺序对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对社会支持、同胞数量的概念界定不够贴切，后续研究需要对其进行明确的操作性定义，并与相关变量加以区分；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选取的被试出生年代不同，每个年代对应的其他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是存在差异的)这会使上述各变量关系的探究不能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因此，未来研究需要着重控制被试出生年代这一额外变量，通过对大样本的纵向追溯研究进一步确定各变量间真实关系；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是自陈问卷调查方式，因此可能导致被试出现社会赞许效应，例如幼子会本能地认为自己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宠爱应该最多，而独生子可能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基于表面认知而导致分值偏低。基于此，后续研究可考虑通过内隐联想测试、访谈重要他人等方式增强数据真实性。第四、被试同胞间年龄差距等人口学信息未作为影响社会支持的重要变量加以考虑，基于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对更多相关变量进行考察，进而丰富出生顺序与幸福感解释机制。第五、由于精力和财力限制，本研究选取的被试数量较少，代表性不强，推广性欠佳，未来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大样本调查研究。
5. 结论
1) 出生顺序不能直接显著地预测总体幸福感。
2) 社会支持在出生顺序与总体幸福感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3) 出生顺序影响总体幸福感这一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前半条路径以及直接路径受到同胞数量的调节。具体表现为同胞数量为“二孩”的个体，其出生顺序对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之“独生子”和“多胎”同胞数量的个体更加显著，因此，在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制定和推进时要基于人文情怀，慎重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