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扶贫扶智扶志”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
Inspir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to Fight Poverty by 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 Evidence
DOI: 10.12677/SD.2021.116102, PDF, HTML, XML, 下载: 21  浏览: 84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马紫孟*, 沈晓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关键词: 扶贫扶智扶志内生动力地方实践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Endogenous Power Local Practice
摘要: 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着发展动力与信心不足、发展能力与环境不匹配的两难困境。然而,现有研究对此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究和完整的案例验证。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聚焦于如何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破除农村发展的两难困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阐述“扶贫扶智扶志”行动贡献于实现长效脱贫工作的内在逻辑,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研究表明,扶贫行动要从提升“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入手,为乡村注入人力资本投资,并构建保障“志智输出”的机制体制,以获得可持续性的脱贫能力和动力,从而获得稳定收入,带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was in the dilemma of the aspirations, ability and environment mismatch.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e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ase evi-dence. By case study in Guangdong, this paper focused on how to inspir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ighting poverty and break rural development dilemma. Based o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new structure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ntribution of 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action in the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provincial-level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Guangdong as example, we review the experiences and then provide theoretical analyses in the aim of providing a blueprint for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 should start with improving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illingness”, offer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to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a mechanism and system to en-sure the "output" 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o get rid of poverty, so as to obtain stable income and dr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文章引用:马紫孟, 沈晓楠. 以“扶贫扶智扶志”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 可持续发展, 2021, 11(6): 850-86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6102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探索,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扶贫开发道路,治理贫困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清零”,预示着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新方案 [1] [2]。目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叠加推进、历史交汇的关键时期 [3] [4],深入研究农村致贫根本性问题,巩固前阶段脱贫攻坚成效并防止返贫是当前理论和实际工作的要点 [5] [6]。未来,对于治理贫困的研究将不再局限于在静态的时间点上如何控制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居民收入,而是将治理贫困置于一个动态的时间域内,讨论如何在返贫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实现稳定脱贫,避免将实现某一特定脱贫数字标准作为治理贫困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后扶贫时代”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7] [8] [9] [10]。

实际上,关于如何根治贫困,在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理论界和实践圈已经做出了大量的有益探索,虽然基本立场和研究角度各异,但也达成了相对广泛的共识,也即通过改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建立脱贫致富信心,培育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才是治理贫困的长效路径。随着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深入落实,对贫困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意识到“精神脱贫”和“能力脱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道 [11] [12] [1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地提出了“扶贫先扶志”、“志智双扶”的重要论述,强调“扶贫先要扶志,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农村贫困人口积极主动性,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为此,中国围绕解决内生性贫困问题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顶层设计和目标要求愈加明确,扶贫方式走向“造血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国家扶贫办和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注重精神与物质双重帮扶,提高扶贫长效性。广东、云南、陕西、安徽、重庆等地积极开展扶贫扶智扶志行动,持续抓好党建扶贫、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提供劳动力培训等扶贫行动,增强了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两大现实难题,部分顽固贫困人口脱贫意愿较低,自我发展、觉醒和自我实现愿望不足。一方面,贫困地区长期与贫困抗争并失败的历史、易返贫的现实和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生计产出令贫困户产生脱贫信心不足的问题 [14] [15] [16]。依靠小农生产的低收入并不足以解决维系与基本生活支出之间脆弱的平衡关系,一旦遇到疾病、灾害乃至大额的入学支出,由此会带来更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产业扶贫等项目也有一定的风险,贫困户往往是强烈的风险厌恶者 [17] [18],因此与自我投入相比,行为决策更偏向安于现状 [18] [19],不愿再尝试脱贫致富的方式。另一方面,贫困户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 [20],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并处于不利地位 [21],即使采用了农业合作方式进入农村,其吸纳的贫困人口也仅集中于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如种植、采收,高额利润仍被企业占有,微薄的收入仍然难以逾越贫困陷阱。且快速推行农村市场化不仅会为贫困地区和人口带来一定的收益,也会带来风险与竞争,对于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水平不足的贫困户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1]。综上所述,贫困户由于信心缺失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担心脱贫行为带来的高风险和低效用,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程度考虑,对扶贫政策进行“等靠要”等投机行为,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容易产生返贫风险 [22]。

针对此两难问题,学术界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分析如何提高贫困户的扶贫参与度,破除贫困循环圈。在微观治理方面,学者认为治理的核心在于对其主体行为的改变和改造。社会保障体系为贫困群体提供保障是最基本的扶贫方式,对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个体起着基础保障的作用 [23],然而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个体而言,只有贫困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原有观念,积极提升自身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24] [25],引导贫困人口从“等靠要”到“内生动力”转变 [25] [26] [27]。具体地,可以通过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方法阻断贫穷代际传递,鼓励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 [28] [29],解决顽固性、持久性贫困问题 [30] [31] [32] [33],培育贫困地区内生“造血”能力、提高脱贫质量 [34] [35] [36] [37]。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38] [39]。然而,也有学者提出,由于缺乏减贫发展的机会和自由,扶贫项目仍然以政府提供的资源开发为主,使得个体缺乏自主发展的动力,由此带来大量同质化、内卷化的产业扶贫项目 [40],并带来“精英俘获”的问题 [41]。左停和田甜(2019)认为,当前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发展空间有限,政策供给与贫困个体的需求之间存在错配、表征性空间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是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当丰富发展的物质空间和合作空间 [42]。

在中宏观治理方面,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出发,探究贫穷的外部性治理路径,研究如何加强宏观扶贫调控,保证何种制度供给以最大程度上提高群众的内生动力。学者提出了“三支柱”的贫困治理策略,即经济增长、投资以及社会保障,其中,包容性增长提供机会 [43] [44] [45],人力资本投资强化赋能 [24] [46] [47] [48] [49],社会保障提供兜底援助 [50] [51] [52]。从中国自身扶贫治理路径来说,政府主导作为农村减贫的组织基础 [53] [54] [55]、市场与社会的参与形成农村减贫的多元路径 [56] [57] [58]、“五个一批”的实施作为农村减贫的政策支撑 [59]、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减贫的物质支撑 [60] [61]、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作为农村减贫的成效检验共同推动了农村减贫的实现 [62] [63]。

但就其不足来说,现有研究更多的是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某一角度或某一理论层面去阐述,相对缺乏系统性的概括与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层面上来看,不同的致贫原因间、贫困治理的不同路径间的相关性较弱,彼此之间未能有效串联起来,从而使得剖析致贫原因的研究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另外,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消除贫困的方法和途径不一样,但总体而言,最终都落脚到要借助政府力量,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有为政府”介入程度的讨论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学者普遍认为,一味采用政府“输血”方式缓解区域性贫困并不足以实现长效脱贫 [64] [65]。

目前,站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关键转折点,如何破除激发内生动力的两大难题,增强贫困群众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成为新形势下的重要命题,对于未来中国巩固脱贫成效,实现长效脱贫具有重大意义。考虑到激发内生动力是抽象性的概念,难以用传统意义上的统计指标和统计手段来衡量,因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聚焦于如何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打破发展动力与信心不足、发展能力与环境不匹配的两难困境,阐述“扶贫扶智扶志”行动贡献于实现长效脱贫工作的内在逻辑。并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构建一套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典型案例梳理其扶智扶志的扶贫优化模式,分析其如何打破困境,推进扶贫扶智扶志工作的做法和成效及经验总结,并为下一步广东省及其他各地市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构建了“扶贫扶智扶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例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结论。

2. 理论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在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防止返贫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能力与发展环境不匹配、个人发展动力不足的两大困境。其中,发展能力欠缺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贫困户无法有效获取与现代产业需求相匹配的技术和知识,从而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农业劳务中而无法跨越贫困陷阱,进而带来脱贫稳定性不高的问题。个人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是由于贫困户教育水平有限,部分贫困户思想较为顽固守旧,思想健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由于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本问题,而非自然资源或资本存量的多少,因此可用于分析本文的研究问题。

除此以外,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解释。他认为一个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 [66],这有赖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帮助 [67] [68]。相类似的,个体要获得“自生能力”,也即在社会环境中无须依赖政府补贴即能实现自我发展,从而达到稳定脱贫,也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切合。

基于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相结合来探讨“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在其中所起到的贡献和逻辑根源,研究解决贫困户发展动力不足、能力不相匹配两大问题的解决思路。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实现最低要素生产成本最低,不需要政府补贴保护即可生存,具有“自生能力”。对经济中的个体而言,也需要类似的“升级”以达到“自生能力”的过程。企业和产业升级必须匹配有劳动力素质的升级,因此,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包含对个体同步达到自生能力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资本要素密集上升而劳动力技能短缺而失业的问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知识、技能、健康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69] [70]。政府给予与经济发展配套的知识、技能、健康的投资,这部分投入会带来溢出效应,使其实现能力上的提升,获得适应新市场竞争要求的能力,并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反作用于地区的产业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个体的自生能力,实质上是指在多方参与主体提供的外源推动的作用下,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将健康投资内化为个体发展动力提高,使得个体在竞争市场上无需过度依赖政府的补贴政策从而提高个人发展意愿和能力,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实现长效脱贫,这也由此会带来整个乡村的生产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见图1)。鉴于此,本文从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两方面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尝试分析“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对于个体获得“内生动力”的有效作用途径。

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3. 案例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南部,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具有良好的区位、环境、资源等优势,也因此也承担了扶持中西部脱贫的重要任务。然而,广东省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4年底,广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为0.426,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为2.63:1,2016年农村贫困发生率达4.55%1。因此,广东省在脱贫攻坚战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积极探索贫困治理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大胆创新,打破地域壁垒,不断推进扶贫模式创新,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扶智扶志,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防止返贫方面成效突出,无论是省内脱贫亦或是省外的结对帮扶都取得了良好成绩。截至目前,广东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脱贫攻坚目标如期高质量完成。现行标准下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相对贫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9元,村均集体收入达33.5万元,较2015年底分别增长了245%、158%。此外,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东已帮助桂川黔滇4省(区) 71个贫困县摘帽、8663个贫困村出列、379.2万贫困人口脱贫,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助力被帮扶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多项指标位列全国第一2。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扶贫扶智扶志”的扶贫行动取得的良好成效3,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成功实践备受社会关注。因此,本文选择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调研其过往“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有效扶贫经验,以期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理论逻辑提供案例支撑,并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广东智慧。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在破除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两大难题的问题上,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广东省上阶段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情况,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个人访谈、查阅政府相关文件等多种形式,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企业负责人、省扶贫办工作人员、扶贫工作队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采取了多源印证、修证、补证的方式,确保了相关政策梳理和源于一线访谈的案例素材和数据真实、可信。

4. 广东省“扶贫扶智扶志”的实践探索

4.1. 夯实党建抓扶贫,凸显政治功能和思想引领

党建扶贫行动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输入扶贫资源与政策,既为基层治理提供初始动能,又以党建带头、榜样引领等方式从精神根源塑造贫困户的脱贫意识,引导其行为决策改变,激发脱贫动力。广东省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扶志扶智优势,发挥基础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度激发贫困群众“我要脱贫”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使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从志气层面提高。

4.1.1. 强组织筑堡垒,增强志智双扶的内在支撑力

广东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的基层治理工作,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落实村党组织书记“三个一肩挑”任务4。2019年底广东省“三个一肩挑”比例达到83.3%5。二是,实施“头雁”工程,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人才供给。广东省通过开展针对县级以上党组织书记的全员集中轮训,在广东省委党校举办的书记示范班调训近600人6。通过实施“党员人才回乡计划”,从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返乡大学生、致富带头人中挑选优秀党员参与乡村治理,创新“村推镇选县考察”的培养选拔制度,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按不低于1:2比例配备年轻后备干部队伍。三是,大力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实施党委书记挂点督办、第一书记协助、市县镇村四级联动,一村一策、整体推进,深挖基层“硬骨头”问题,全面整顿提升基层党组织。2016年以来,广东共排查整顿1500多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加快补齐基层党建“木桶”短板,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典型案例:“党建”引领驻村工作的广外答卷

自2020年底建成清远市第一个定点帮扶党建基地以来,广外定点帮扶村吸引全省同行30批次共600余人次前往参观,成为全省示范点,目前正在创建清远市农村基层党建示范村。广外驻村工作队不断摸索并建立起“党建引领、校负总责、基层落实、全员参与”的扶贫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落地,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尤其是2016年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以来,广外坚持“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扶贫,检验党建看脱贫”的理念,充分发挥党建优势参与扶贫。

在确立“党建引领扶贫”的前提下,多角度切入基层实际扶贫工作。在校村对接上,构建起校村“一盘棋”大扶贫格局,建立定期面对面沟通机制,校领导定期下村调研指导各项帮扶措施推进落实。在校内协调上,建立全校33个二级党组织与村贫困户“结对子、一对一”的形式,狠抓落实、狠抓考核,充分用好学校作为全省首批党建工作示范校的经验,因地制宜创新建设“蒲芦洲党建工作访”“支部书记到农村讲党课”等基层党建扶贫新模式。在建强组织上,抓住村干部这个关键,先后选派8名年富力强的学校干部充实到扶贫一线,协助带动村“两委”优化村党组织设置,建立“1 + 2”和“1 + X”的村干部挂点包片负责模式,严格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群众集体感和凝聚力空前提升,村党组织被阳山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成果多次受到省市县各级表彰,被中国社科报、南方+、广东电视台、学习强国等国家级、省级主流官方媒体或平台报道30多次。

4.1.2. 强机制固阵地,增强志智双扶的持续内生力

广东省从优化工作机制入手,为扶智扶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一是,完善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广东首创“党组织优化设置在先、党组织领导决策在先、党员作用发挥在先”的“三个在先”工作机制,引导党员在参与各项贫困治理的行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二是,组成宣讲团分赴县(区)、乡镇(街道)、乡村,五级联动推动党的最新理论和政策全方位覆盖,通过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传方式,凝聚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三是,保障组织运转经费,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两委”干部补贴标准,增设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绩效奖励,将粤东西北地区社区“两委”干部补贴纳入省级财政补助范围,落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加强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的阵地建设,增强扶志扶智的辐射带动力。

4.1.3. 强队伍出精兵,增强志智双扶的示范牵引力

广东省利用党建优势,树立示范带头标兵,从经济基础到思想素质,激活脱贫致富的内外动能。一是,深化干部队伍建设,激励致富带头人与党员双重角色转换,提升示范致富能力。“五级书记”遍访贫困户了民情,五级书记对分散相对贫困人口实施“一人一户”包户销号制度。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二是,基层党员干部“三带富”促增收7,树立群众“会脱贫”的导向。充分利用资金政策的支持,为致富带头人创业增收提供成长环境,并以此带动群众以此为目标和方向践行脱贫行动。从2014年实施的“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计划,到2018年实施的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计划,广东累计为2277个省定贫困村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上万人,带动3万多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典型案例:英德连樟村的党建扶贫扶智实践

连樟村位于清远市英德市江口镇东南面,地处粤北山区,旧称“大瘴之地”,当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存在大量因病返贫、因学致贫的情况,积弱积贫使得当地贫困户惰性思想严重。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连樟村视察,与当地村民干部共商发展要义。经过有力有效的脱贫攻坚行动后,连樟村全村54户137名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退出标准。2020年,英德连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414.39元,有劳动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003.46元,村集体经济从2016年的0.2万元提高到近200万元。中共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探索成的连樟特色党建扶贫道路成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并从思想道德水平出发,力求引导贫困人口转变观念,筑牢发展信心。

连樟村以党建行动带动志智双扶,强化党组织在各项工作和扶贫项目上的领导地位,大力争取企业与村党组织结对开展帮扶,在各方合力提供资源保障的同时,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破除群众的“懒汉思想”,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一是深入落实“党建 + X”的工作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产业、就业等帮扶手段为抓手,开展扶贫工作。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当地党组织一改过去涣散的作风方式,探索并实践出“1 + 2”的工作模式,也即党总支部+直属支部+核心支部,不断加强村党组织建设。二是打造“寻找老村长”计划,聘请当地有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参与扶贫宣讲、入户调研,从贫困村的原始治理模式着手,充分发挥乡贤的话语权作用,破解群众不思进取的思想问题。三是发挥党组织与外部帮扶企业联动,连樟村党组织和碧桂园集团通力协作,结对帮扶,引入外部优势资源,组织形式多样的党群活动和思政宣讲,丰富当地的文化建设,提升村民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调动群众活力。与碧桂园协作开办“碧乡·乡村振兴学习实践中心”,聘请外部讲师教授进村授课,增强基层村委干部、致富带头人的政治和知识素养,传授理论知识与扶贫工作经验,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开展打下思想基础。连樟村乡村振兴学院成为全国7个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之一。

连樟村以党建扶贫为抓手,发挥村企共建的思想,激活贫困村党支部活力和战斗力,改变当地群众的思想,变“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连樟村先后获评广东省文明村、广东省十大美丽乡村、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4.2. 提升精神文明促振兴,塑造稳固成效的价值灵魂

精神扶贫以培育精神文明,强化思想建设为首要任务,从宣传主流价值引领入手,通过涵养乡邻道德风尚打造扶贫外环境、引导个体进步思想塑造脱贫内环境,在贫困地区营造“我要脱贫”的积极氛围和“潮流”,有效引导微观贫困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向主动脱贫靠拢,增强群众的发展动力,建立其脱贫的斗志和信念。

4.2.1. 加强思想教育,树立积极的生活风气

广东省从思想教育入手“拔穷根”,树立积极向上向好的扶贫观念,为实现扶智扶志定下情感和思想基调。一是,在乡间邻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宣传方式,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爱乡、知法守法护法、和睦团结友善、敬业自强奉献的道德风尚,塑造起贫困户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激发自主脱贫的精神动力。二是,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分派党员干部下乡下村为当地居民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普及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三是,开展感恩教育扶志气。采取如宣传标语、设立感恩墙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方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地群众宣传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及扶贫标准内容,提高群众对脱贫工作的认识,形成心怀感恩的风气,提高自身发展动力参与扶贫行动。四是,加强典型引导,选取村中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总结推广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先进典型,让身边人讲好身边事,借助榜样力量强化贫困个体的道德建设水平。

4.2.2. 推进移风易俗,引导农村健康文明新风尚

广东省各地扶贫单位深入基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策略,加强移风易俗工作,举办一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普及文明理念,为激发群众脱贫动力创造外部条件。一是,启发群众参与村规民约制定,发挥村中各基层组织的协调协商作用,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村民自治入手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二是,围绕“提升精神风貌、培育良好风尚、塑造文化风韵、打造美丽风景”的“四风”目标,推进创建文明城市和城市群,启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试点8。三是,打造“一城一品牌”,与各地风俗特色深度结合创新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推动“道德模范”“广东好人”的评选活动在乡村内的宣传普及,落实对优秀个人和家庭的奖励措施,通过树立先进道德榜样,持续放大“好人效应”,发挥示范作用。

典型案例:物质精神“双扶贫”的潮州经验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原有省定贫困村45个,建档立卡贫困户18706户,共45160人已完成全面脱贫。过去,潮州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体量小、政府财力弱、项目层次低、农民欠账多。潮州市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问题。对此,潮州市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民俗文化建设乡风文明,从传统乡俗入手加强道德思想建设,培养群众自主脱贫的志向。

具体而言,潮州有效拉动精神扶贫的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潮州作为一座历史古城,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当地政府巧妙地将此优势转化为扶贫扶智扶志的举措,加强乡村风貌和自然生态保护,修缮文物建筑,在潮安区狮峰村、枫溪区长美村等地,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经典价值,开展以祠堂文化促文明乡风的创新举措,以优秀家风家训为载体,树立贫困地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二是,开展“赛家政”活动。弘扬文明道德先进榜样,以文明家风促民风乡风。潮州以贫困村饶平县大门坑村为试点,并在全市进行推广,围绕家庭卫生情况、垃圾处置等十三项内容进行评优评先,对表现优秀的家庭颁发评选“最美庭院”“干净庭院”等荣誉并给予奖励。三是,举办系列公益活动,带动村民感党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黄正村扶贫工作队通过开展“公益超市”项目,鼓励村民通过发展生产、参与公益累计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提高了参与公益事务的积极性,极大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了贫困群众生产发展积极性和主动性。

4.3. 融合技能培训谋发展,提升贫困户的脱贫硬实力

技能培训是提升脱贫硬实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技术投资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就业技能和务农技能,增强其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技能培训通过提升贫困户的技能水平,进而增强其脱贫信心,发挥贫困户脱贫奔康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广东省围绕贫困群众发展需要,组织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能力。

4.3.1. 实施本土培训提技能,提升群众脱贫能力

广东省充分挖掘本土特色,基于贫困户需求与市场需要,大力开展技术培训以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高质量推进扶贫扶智扶志工作。一是,2018年以来,广东省基于“粤文化”特色,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针对低教育水平的贫困户进行技能提升,培育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同时也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撑。二是,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技能培训。广东省整合协调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资源,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和需求,开展一系列技能培训项目,如电商培训、农业技术培训等,对参加培训的贫困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激励贫困户参与培训。三是,广东省发挥科技优势,选派科技扶贫特派员下乡,提供先进技术产品和农业技术服务培训,为高质量脱贫提供有力保障。

4.3.2. 保就业促创业,增强志智双扶的基础保障

技能培训需要与生产、就业、创业保障相结合,以激发群众自发“造血”。一是,广东省充分利用各地区资源,开展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推动在产业对接、文化旅游、教育培训、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化合作,优势互补,通过建立劳动力转移就业安置基地、提供就业岗位。二是,加强培训后的跟踪服务,打造培训——就业的全链条帮扶服务,为有需要的贫困户推荐就业岗位,并提供专业的技能晋升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健全就业扶贫机制,通过开展组建扶贫车间等方式,保障发展能力的输出。

典型案例:“技能 + 就业”全链条扶贫的广药力量

广药集团创新技能培训扶贫模式,建立了一系列产业基地和生产园区,如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产业园、王老吉和刺柠吉加工基地、刺柠吉润喉糖生产基地,在贫困地区兴建起全球最大的凉茶原液提取基地以及采芝林中药产业服务基地,解决劳动力就业共计600多人,并带动相关中药种植产业发展超1万亩。2021年,广药集团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并先后荣获广东省2016~2018年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单位、2020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特别贡献企业奖等称号,帮扶贵州发展刺梨产业的案例入选了国扶办的“中国企业精准扶贫专项案例”、国家发改委的2020年全国消费扶贫入围典型案例。

总结广药集团技能扶贫模式主要做法有:一是,以村企共建的形式,为定点帮扶村成立农民夜校,举办各类技能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种植技能,提升农民的市场就业竞争力。二是,通过药材种植采购深加工和扶助当地特色产业等途径扶贫,以“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开展当地优势药材种植产业发展,打造集中药饮片生产、研发中心建设、现代中药材物流体系、中药标准制定等功能为一体产业基地,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当地原料种植、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广药集团在黔南州惠水县搭建先进生产基地,挂牌成立贵州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刺柠吉的带动下,当地刺梨产业蓬勃发展,据贵州工信厅数据,刺梨生产加工企业销售同比提高30%以上,从事刺梨加工生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50%,刺梨相关的品牌注册量增幅超过了80%,刺梨种植面积已超200万亩,刺梨种植受益农户6.5万户、21.7万人,户均增收7000元。

4.4. 坚持教育引导断穷根,提高贫困户文化素质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教育扶贫是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在农村普及教育,贫困户及其子女有机会得到公平教育,并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实现发展能力的提高,斩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链条,促进个人和村集体的发展。广东省通过教育加强扶贫扶志,以教育投资的方式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以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为基本目标,狠抓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步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4.4.1. 重教育扶思想,增强知识储备

一是,加大对贫困家庭的教育资助,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广东省按照“一家一案,一生一案”,为每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制定精细化的教育扶贫方案,避免出现因贫辍学,截止至2020年底,广东省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98.82%9。二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推进实施公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计划,按地方实际需求定向培养紧缺学科教师。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培养培训力度,开展“三区”教师全员轮训计划,“‘三区’教师专项支持计划”、“银龄讲学计划”和名教师名校长巡教讲学活动等,引领和带动乡村教师提升专业发展。抓教育服务机制建设,建立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实施《广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

典型案例:发挥人才物质双资本优势拉动教育扶贫的华工经验

孔美村隶属于广东省揭阳市,过去以粗放型农业种植为主,也是国内的重点涉毒村,年集体收益小于3万元。在华南理工大学驻村帮扶队的帮助下,揭阳市孔美村实现了全村93户贫困户407人和贫困村高质量双退出,成功地转变为美丽红色村,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古村落、广东省卫生村。2021年,华南理工大学驻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扶贫工作队凭借其突出的扶贫成效,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华南理工大学充分发挥其所具备的教育资源优势和资金资源优势,为孔美村注入志智双扶新动能,坚定群众脱贫致富信心。

总结其在教育扶贫方面的亮点工作主要有:一是从硬件基础设施出发,完善当地的教育教学条件。扶贫工作组从改善校园办学环境开始,进行了一揽子教育扶贫行动,如捐赠校服、书包等学习用品、设立奖学金。二是整合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为乡村提供直接的教学帮扶。为鼓励学生立志成才,华工驻村工作队开展了“孔美少年志 华工帮扶情”冬令营等的帮扶举措,将孔美村贫困学生带到华南理工大学长见识、树目标,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经过扶贫组工作组的精准施策,孔美小学升初成绩在全镇38个小学中由倒数第五跃升为全镇第一。

4.4.2. 以教育环境为抓手提供基础保障

广东省强化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围绕学生各阶段教育的帮扶政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教育经费保障,再到高考定向招生、中职招生、联合培养以及将来的跟岗锻炼、大学生就业,建立全方位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有关人员选派、政策待遇、经费保障、补助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在整个教育链条的服务过程中,始终保证经费的持续性兜底保障,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机制。进一步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全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擦亮“广东特色”教育帮扶品牌。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在不同阶段给予教育补贴、学杂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以在经济上保障贫困生的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的升学率。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全面改薄”“世行贷款”项目建设,建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在普通高中阶段,支持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维护教育公平。

4.5. 强化激励措施,建设完善发展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并不局限于输入内源动力和内生发展能力,同时也应从搭建产业等发展平台作为支撑载体入手,种好脱贫攻坚“试验田”,打通“输出”渠道。广东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联合作用,搭建产业平台、创建产业基地、联通销售市场,提升农村产业市场化程度和贫困户参与程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调动各界力量,以保障贫困户乐业增收,强化贫困户的脱贫稳定性。

4.5.1. 以龙头企业为先导,建立联农带贫利益联结机制

企业具有重要的资源和规模优势,在治理贫困提供产业平台和资源保障方面存在有力的条件。另外,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会主动寻求收入增长的策略,因此,广东省发挥其经济优势,将贫困群众的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要与企业发展能动性相匹配,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广东省着力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广东省“万企帮万村”对接信息平台,组织企业与贫困村相对接,聚焦农村产业发展、村庄建设与脱贫攻坚进行村企协作,帮助乡村和企业实现主体自愿对接、自主扶持、开展分类施策、完成精准帮扶。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全省有9353家企业自愿结对帮扶7239个村庄,投入资金74.23亿元,启动帮扶项目4410个。二是,帮扶企业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提高群众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引导农户通过生产和就业脱贫致富,鼓励通过“以奖代补”“以购代捐”等方式进行帮扶。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多样化为优势为农民提供多种选择途径,让农民获得分享的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加充分。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通过集中原有的分散化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将家庭承包经营与大市场联接起来,发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在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

典型案例:碧桂园和温氏集团对企农联结的成功实践

广东省政府有效凝聚和充分释放企业力量,开展大企业与贫困地区结对帮扶。其中,碧桂园和温氏集团在企农联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碧桂园和温氏集团通过打造利益联结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共建链条,打造企农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以社会力量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提供资金、产业上的保障。2021年,两家企业均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下,一是,提高贫困群众的抗风险能力。针对贫困地区产业基础弱,群众应对风险能力低,扶贫产业发展受制等问题,碧桂园集团向有一定发展基础和发展意愿的贫困群众提供全方位系列化服务,如提供启动资金、搭建栏舍、购置设备、发放种苗、购置保险等,以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应对风险的能力,提升产业扶贫的成效。二是,构建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两家企业注重与当地政府、企业、群众进行联结,以构建融合发展格局为前提,深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从单一的产品生产向多样化的助农惠农产业扩展,提升贫困地区产业融合水平。温氏集团开创了“公司 + 农户(或家庭农场)”的温氏模式,引领农民创收致富。三是,确保群众受益。碧桂园重视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在产业风险能力提升,贫困群众增收,产业脱贫质量巩固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一方面,在对口帮扶地区,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贫困户参股入股并获得股金分红;通过劳务工作来获得劳动报酬;通过土地流转来获得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强化“股金+薪金+租金”的收入结构,来稳固贫困群众与扶贫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能享受稳定收益。在促进脱贫工作有效推进的同时,也增强了贫困群众的发展意识,丰富了当地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企联结的协同度。

4.5.2. 以“三变”促“三联”,发展资产收益规范扶贫

在有效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和动力的同时,广东省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产业项目,搭建贫困户“自力更生”的舞台,在牵引贫困户发挥发展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收致富,从根本上破除贫困循环问题。一是,发展资产收益扶贫,规范收益分配管理,推广“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分配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引导发展光伏扶贫、投资收益、物业出租等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确保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以“三变”为撬点,推动实现“产业联动、金融联通、利益联结”,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户参与资产收益项目,盘活集体资源,引导收益转入贫困户。在互助资金方面,广东省探索建立互助资金启动模式,积极为贫困户提供发展资金保障。构筑由财政资金、金融信贷资金、保险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组成的金融扶贫体系,为贫困户提供发展生产的资金保障。以互助资金和小额信贷为载体,以专业合作社为平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启动资金和市场销售等问题,为壮大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在财政扶贫资金方面,广东省积极探索建立资产收益长效机制。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根据贫困户意愿,投入产业园区、设施农业、林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成股权收益量化给相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配合当地探索推进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引导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依法自愿流转土地经营权,以土地、房屋、农业设施、林业、林木及扶贫到户资金项目等资产作价入股,按股分享经营收益。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确资产运营方对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确保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对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扶贫扶智扶志”的做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结合相应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了以“党建引领”、“健康文明”为要的“扶志”行动,以及“教育投资”和“技术投资”的“扶智”行动,探究了扶智扶志行动是如何贡献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相关研究,提出从“扶智”“扶志”“输出保障”三个维度下实施扶贫行动的过程探讨,进一步剖析通过扶智扶志行动激发贫困户和贫困村内生动力,实现长效化扶贫的过程机制。最终总结提出,要破除发展能力与发展环境不匹配、个人发展动力不足的两大困境,就需要从提升“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入手,提供各种软硬性的基础设施保障,带来群众的“自生能力”。具体实现路径如下(见图2)。

第一,由政府或社会各界提供外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即教育投资、技术投资、党建引领和精神文明,并由此带来贫困户在知识储备、生存技能和健康体系方面的提升和完善,帮助其从低水平劳动力跃升至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本。广东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即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自身的经济资源和产业优势,引导贫困户通过习得的发展能力与当地的经济产业相结合,以获得稳定长效的脱贫成效。

第二,进一步借助外界提供的产业就业创业平台,通过利益联结等措施,发挥贫困户所学所能,获得收入的稳定增长,并获得个体得以在社会中不需靠政府补助“输血”的“自生能力”。然而,如果缺乏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来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也不能实现稳定脱贫。因此,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需要相互协调,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在获得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以后,可以自发的创造财富而不需要依赖于政府部门,便有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各项产业扶贫政策得以顺利持续进行。

第三,个体从低技术劳动力到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跃迁,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层面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由于企业产业扶贫的介入而获得更多资本的投入,资本要素丰裕度上升,从而带动整体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向上跃迁,带来整个地区的稳定持续发展。

Figure 2. The path of 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图2. “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作用路径图

5.2. 理论贡献

首先,与现有文章单独关注教育、技能培训、培育乡风文明对于扶贫的意义不同,本文将与解决乡村“发展能力”及“发展动力”问题的重点工作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并聚焦了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在形成个体和乡村自生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广东省通过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为乡村注入人力资本投资,并构建保障“志智输出”的机制体制,使得贫困主体获得知识储备、生存技能,塑造良好的健康体系并获得可持续性的脱贫能力和动力,从而获得稳定收入,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迁,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本文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要打破两难困境,并且实现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其根本路径就是从意识思想和能力即志与智出发,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建立农户与发展环境相适配的“自生能力”。在现阶段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中,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应着力提升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脱贫硬实力和稳定性。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对前阶段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在破除“两难”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案例研讨上做了有益贡献,对于后阶段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以及其他地区的巩固工作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但是面对复杂的贫困户及其发展方式,如何更加精准地“对症下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的局限性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调查对象上,与所有归纳式案例研究存在的问题一致,本次调查由于时间、人力、资金的制约使得并未涵盖所有类别和地区的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在归纳扶贫工作内容及经验上有所缺漏,从经验总结上还存在不全面的地方,且难以利用全面的统计数据全面检验本研究的结论,在内容广度上有所欠失,难以从更加客观、科学的角度加以展示。未来将通过大样本的调研实证来加以检验。

总之,针对如何破除农村发展中的“两难问题”,有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贡献于以“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以实现巩固脱贫成效的文献,也期待未来更多学者加入这一十分有意义的话题讨论。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21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扶贫扶志扶智’: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广东经验”(编号:pdjh2021b0181)、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战贫之路与振兴之策’:内生动力视角下探索广东新实践”(编号:S202111846035)、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高校扶贫模式的评价与对策——基于广东贫困县农户获得感调研”(编号:202011846004)资助。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1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2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广东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广东聚焦4000元标准下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动员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1.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近6.5万名驻村干部,累计投入1600多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3万个,帮助41万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全部稳定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社会方面,深化结对帮扶,落实对接帮扶项目5655个,发动10630个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结对帮扶8805个行政村。教育方面,2015年以来,累计补助建档立卡学生163.9万人次,发放补助资金56.3亿元。医疗方面,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医疗补助比例达到80%以上。

3以产业扶贫为例,广东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项目6.3万个,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3.21亿元,建设光伏扶贫电站9300余座,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9877名,带动贫困户62.8万人,年人均产业增收2476元。

4“三个一肩挑”是指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由同一人担任。

5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6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7“三带富”即即在岗党员示范带富、无职党员设岗带富、外出党员回乡创业带富。截至2019年底,广东基本实现每个有能力的党员都有脱贫致富项目、每个贫困村都有党员致富带头人、每个有帮带能力的党员至少结对帮扶1户贫困户。

8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数据,至2018年底广东省共投入28,864万元扶持粤东西北贫困地区建设2406个示范点,全省共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5,633个,覆盖率为99.33%,2277个省定贫困村中有2174个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5.48%。

9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 Liu, M., Feng, X., Wang, S., et al. (2020)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64, 209-228.
https://doi.org/10.1111/1467-8489.12353
[2] Zhang, Z., Wang, A. and Li, H. (2020) What Matters for the Overall Red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7, 1685-1690.
https://doi.org/10.1080/13504851.2020.1713977
[3] 豆书龙, 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 改革, 2019(1): 19-29.
[4] 陈明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本逻辑与实现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5): 149-155.
[5] 张琦, 孔梅.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减贫目标及战略重点[J]. 改革, 2019(11): 117-125.
[6] 黄承伟. 决胜脱贫攻坚的若干前沿问题[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6): 1-8.
[7] 刘建.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5): 17-25.
[8] 汪三贵, 刘明月.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18-29.
[9] 田京京. 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产业选择: 以陕西略阳为例[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5): 166-169.
[10] 潘文轩. “后脱贫时代”反贫困体系城乡一体化的前瞻性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2): 28-34.
[11] 易棉阳.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5): 139-144.
[12] 朱方明, 李敬. 习近平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核心主题——“能力扶贫”和“机会扶贫”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3): 5-16.
[13] 李萍, 田世野. 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J]. 教学与研究, 2019(2): 5-14.
[14] 曹艳春, 侯万锋. 新时代精神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6): 177-182.
[15] 毛安然, 杨发祥. 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悖论[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5): 140-146.
[16] 谢治菊. 心理扶贫论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 145-152.
[17] 何思妤, 黄婉婷. 库区移民贫困脆弱性与精准脱贫方略重构——基于长江上游386户库区农村移民的分析[J]. 农村经济, 2018(12): 49-55.
[18] 黄薇. 保险政策与中国式减贫: 经验、困局与路径优化[J]. 管理世界, 2019, 35(1): 135-150.
[19] 傅安国, 张再生, 郑剑虹, 等. 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J]. 心理学报, 2020, 52(1): 66-80.
[20] Sen, A., Sen, M.A., Amartya, S., et al. (1997)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1] 许汉泽, 李小云. 资源逆转、政策风险与反哺型治理——基于Y乡精准扶贫实践的田野调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4): 26-33.
[22] Zhou, Y., Guo, Y., Liu, Y., et al. (2018)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nd Policy Innovation: Some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China. Land Use Policy, 74, 53-65.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7.04.037
[23] Ghai, D. (2003) Social Security: Learning from Global Experience to Reach the Poor.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4, 125-150.
https://doi.org/10.1080/1464988032000051513
[24] Schischka, J., Dalziel, P. and Saunders, C. (2008) Applying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Two Case Stud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9, 229-246.
https://doi.org/10.1080/14649880802078777
[25] 刘合光. 精准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关联[J]. 改革, 2017(12): 36-38.
[26] 张蓓. 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J]. 改革, 2017(12): 41-44.
[27] 向运华, 刘欢. 内生贫困意识对自主脱贫行为的影响——家庭资产组合下的交互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5): 57-70.
[28] 黄征学, 高国力, 滕飞, 等. 中国长期减贫, 路在何方?——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9): 2-14.
[29] 燕继荣. 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J]. 管理世界, 2020, 36(4): 209-220.
[30] 孟照海.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 教育研究, 2016, 37(11): 47-53.
[31] Hoe, K.C., Abd Wahab, H., Bakar, S.H.A., et al. (2018)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r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of the Ib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1, 518-536.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16673890
[32] 袁利平. 论习近平教育扶贫战略思想[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3): 30-36.
[33] 郑秉文. “后2020”时期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19(9): 17-25.
[34] 辜胜阻, 李睿, 杨艺贤, 等. 推进“十三五”脱贫攻坚的对策思考[J]. 财政研究, 2016(2): 7-16.
[35] 贾俊雪, 秦聪, 刘勇政.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合的政策设计——基于农村发展扶贫项目的经验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9): 68-89.
[36] 贺林波, 李蒴. 产业精准扶贫的风险困境和对策建议[J]. 宏观经济管理, 2019(12): 24-30.
[37] Wang, H., Zhao, Q., Bai, Y., et al. (2020) Poverty and Subjective Poverty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0, 219-242.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20-02303-0
[38] Paul, S. (1989)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Case for Government-Grassroots Agency Collabora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4, 100-106.
[39] Webb, A.K., Lee, K.W. and Sant’Anna, A.M. (1995)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ld Bank.
https://doi.org/10.1596/0-8213-3423-9
[40] 虞洪, 林冬生. 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分析——基于四川省通江县的实践[J]. 农村经济, 2017(9): 63-69.
[41] 何毅, 江立华. 产业扶贫场域内精英俘获的两重向度[J]. 农村经济, 2019(11): 78-85.
[42] 左停, 田甜. 脱贫动力与发展空间: 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研究——以中国西南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3): 140-148.
[43] Dollar, D. and Kraay, A. (2002)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7, 195-225.
https://doi.org/10.1023/A:1020139631000
[44] Loayza, N.V. and Raddatz, C. (2010)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 137-151.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09.03.008
[45] 文雁兵. 包容性增长减贫策略研究[J]. 经济学家, 2015(4): 82-90.
[46] 高玉喜. 中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1996(5): 189-197.
[47] 杨晓军. 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4): 13-25.
[48] 和立道, 王英杰, 路春城. 人力资本公共投资视角下的农村减贫与返贫预防[J]. 财政研究, 2018(5): 15-24.
[49] 范子英, 高跃光.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支出激励与人力资本提升[J]. 财政研究, 2019(3): 14-29.
[50] 朱俊立. 政府购买社会保障扶贫服务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J]. 财政研究, 2014(11): 46-49.
[51] 李志平. 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政策的最优组合与效果模拟[J]. 经济评论, 2017(6): 80-91.
[52] 张召华, 王昕, 罗宇溪. “精准”抑或“错位”: 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瞄准效果识别[J]. 财贸研究, 2019, 30(5): 38-47.
[53] 宫留记. 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6(5): 154-162.
[54] 张春敏. 产业扶贫中政府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 2017(6): 39-44.
[55] 白增博. 新中国70年扶贫开发基本历程、经验启示与取向选择[J]. 改革, 2019(12): 76-86.
[56] Ravallion, M. (2009)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080).
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5080
[57] 蒋永甫, 龚丽华, 疏春晓. 产业扶贫: 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2): 148-154.
[58] 左停, 金菁, 于乐荣. 内生动力、益贫市场与政策保障: 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真脱贫”的路径框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5): 47-54.
[59] 黄承伟, 王猛.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9(5): 1-5, 47.
[60] 戴旭宏. 绿色扶贫: 中西部地区现阶段财政支持政策的必然选择——基于四川财政政策支持的视角[J]. 农村经济, 2012(12): 60-63.
[61] 邓金钱. 中国财政扶贫的理论生成、实践进展与“十四五”取向[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0): 9-18.
[62] 刘万振. 完善精准扶贫监督考核机制的路径选择[J]. 改革, 2018(1): 47-50.
[63] 王莉莉, 乔微. 脱贫成效第三方机构评估中的问题及其机制优化[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6(3): 131-139.
[64] 张楠, 张栋浩, 李建军, 等.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J]. 财贸经济, 2020, 41(3): 20-35.
[65] 钱力, 倪修凤, 宋俊秀.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大别山片区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020, 31(5): 39-51.
[66] Lin, J.Y.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193-221.
https://doi.org/10.1093/wbro/lkr007
[67]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1): 1-32.
[68]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J]. 经济评论, 2017(3): 4-16.
[69] Blaug, M. (1976)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A Slightly Jaundiced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827-855.
[70] Gillies, D. (2017) Human Capital Theory in Education. In: Peters, M.A., Ed.,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Springer, Singapore, 1-15.
https://doi.org/10.1007/978-981-287-588-4_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