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众所周知，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曾是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也曾是中共的大后方。而延安时期，即1935年到1948年间，同样在革命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革命红军用流血与牺牲换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时期充斥了黄土与战火，但延安等后方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为了改善军民生活水平，“大生产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为了人民有更高的觉悟，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卫生事业，尤其是卫生教育在初期就被提上了日程。尤其是在卫生健康方面，“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 [1]。在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医科大学，这所被称为红色医生摇篮的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为满足战争和人民对医生的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着严峻的国内形势，根据地的学校在我党的领导下，是如何达到这般成就的呢。从历史看现实，研究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时期开展的卫生教育，学习其经验，有助于提高当前高校开展卫生教育的水平和能力。
2. 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开展卫生教育的现实需要
中国医科大学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与共产党有着不解之缘，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院校，专门为党和战争培养医务技术人才，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11月20日，中共医科大学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正式成立。在1932年的开学典礼上，全校师生收到了来到现场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的鼓励和期望。可见该校自建校起就备受共产党的重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红”色气息浓厚。1932年10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学校再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直到迁至延安后，经毛泽东提议，1940年9月该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之前，战情紧张，学校一直跟随红军转移，校址不定，1940年迁到延安后，才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关系极其紧张，中日矛盾突出，战争形势紧张，如此环境中共产党为什么会费心费力地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呢。主要因为当时严峻的卫生环境和形势引起了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延安时期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正如当时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所说：“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 [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良的卫生习惯导致的人口死亡。延安时期边区的百姓普遍缺乏卫生常识，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环境脏乱不堪，导致传染病肆虐，无数的生命因此丧失，开展卫生教育和卫生宣传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巫医神汉及相关封建医疗思想导致边远地区群众深受其害。这些巫医仗着百姓对医药常识的无知，以鬼神之名进行诊治，从而导致病情贻误，患者死亡。群众百姓们要从这些封建迷信中走出来，就必须要进行相关的教育，从而去除迷信，相信科学。
延安时期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普遍，无论是民间还是军队，都面对着缺少医生，缺乏药物的窘境。医药和医生在战争时期的作用更为重要，所以当时的红军政府必须在生产以及购买药物的同时，大力开办卫生医疗教育培养医疗人才，研发药物，提高自身的医药生产能力。
3. 延安时期的学校如何开展卫生教育
延安时期，针对当时严峻的卫生形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卫生教育问题，强调“卫生部门当前的任务，应是……开展卫生运动，提高军医技术……培养大批干部……为此必须进行有计划的在职人员的教育轮换训练，加强卫生学校和训练班。” [3] 中国医科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境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成为最早实行西医学院式教育的高校之一，在中国卫生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3.1. 在教学方向上，坚持“红色”立场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贯彻教学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针。中国医科大学建校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满足当时战争的需要，为战争培养大量医务人员。例如在1937年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贺诚勉励学生们“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除此之外，非常重视对医学生们的政治与时事教育，每周都会为学员们上一到两次政治课，还时常邀请当时的革命家们来校讲话，因此中国医科大学更是被后世称为“红色医生的摇篮”。例如，1940年毛泽东提议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并在1941年为该校即将毕业的军医专业的学生们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辉煌题词。国家高度重视卫校的建设和发展，保证卫校同红军的需求相一致，督促卫校的方向不能乱，为战争服务，为中国革命添砖加瓦。
3.2. 在教学实施方面，重视教育环境的全面优化和实践并重的教学方式
3.2.1. 营造学校卫生文化环境的育人氛围
中国医科大学除了基础的医理知识的教导，还重视医药文化的建设，重视医学文化的熏陶作用。1940年时任校长的王斌亲自作词创作出了医大校歌“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通过校歌的传播，既宣传了“新医学”，即中西医结合后的医学理论，也强调了医学生的责任意识，提高医学工作者的思想境界。1940年制定的《校章》中，同样着重于医学工作者的思想方向的指导，规定学校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并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为校训。通过建设学校的文化氛围，对学员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培养符合战时要求的学员，培养出具有高尚思想境界的学员。
3.2.2. 通过实践练习的方式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
在教授医学理论的同时，着重于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在西方教学经验的指导下，校方有意增加校内的实践机会，充分利用政府为学校配备的实验室等教学设施，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外的诊治机会，促使学生在民间或者在军队中获得提升。例如派遣学员“赶赴疫区进行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扑灭疫源，并开展治疗工作” [4]，向落后地区的群众普及卫生常识，帮助当地居民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增加学员自身的医疗经验。延安时期的卫校大多像中国医科大学一样，由于教学要以战争服务，所以学校都以在短期内培养出合格学员为目标，动手实践以丰富医疗经验是教学的基本途径，也是卫生教育的基本方式。
3.3. 在教学重点方面打破中西界限，实行专科重点制
当时的卫生教育已突破中医和中药的界限，强调中西结合。1940年底，中国医科大学召开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时，毛泽东到现场对全体师生讲话，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思想。中西在医药领域相结合的思想一直都是毛泽东的主要卫生思想，这不是口头的强调，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之付诸实践。例如鼓励西医进校，聘用有名的西医教导学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西医药常识，学会利用西医原理进行治疗等。
中国医科大学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实行了以外科为重点的专科重点制。在西方先进教学经验的指导下，“设置了内科、外科、五官科等专业，以外科为重点” [4]，还设置了解剖学、细菌学等西方基础医学学科。其次，学校着重于临床诊治方法的教授，以西方临床理论为基础，结合战时需要，教授必要的处理伤患的急救手段和处理外伤的治疗手段。这个时期的卫校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已经意识到了西医的价值，由于战时的需要，着重于临床外科的教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3.4. 在教学规划方面，具有战时性特点
在学制方面，具有临时性、多样化的特点。由于受战争的严峻形势影响，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接受护士、医生、医药等专业的教育培训时间各不相同。例如1938年八路军卫生学校为适应战时需要，“将学制设为军医班一年半，调剂班一年，护士班半年；在1940年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其学制改为四年。” [5] 当时卫校的建立主要为了满足战场对于医护人员的需求，所以在学制、教学体制等方面都具有临时性特征，不够成熟完备。
在教学设施方面，最初教学条件非常困难，但政府和校方都极力改善教学环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起初中国医科大学不仅由于缺少老师而让校长亲自负责教学，而且桌椅板凳和教学书籍等教学基础设施也极度缺乏。教学设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学水平，为配合教学，政府积极寻找和采购相关的教学物资。40年代后，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在中国医科大学有了重大突破，不仅具备了图书室、实验室等设施，还配备了显微镜、生物标本等现代化设备。除此之外，“根据医疗设备条件的改善情况，适当地增加了实验课和实习课，提高了教学质量” [6]，教学的设施和水平已初具现代规模和形式的雏形。
4. 评价
4.1. 意义
4.1.1. 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医疗人员，促进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医科大学开展的卫生教育为战争提供了大量医疗人员，有力地支援了我方战争。延安时期，战争频发，红军伤员不断增加，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的大批医务卫生人员，救回了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方面，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助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院校，中国医科大学始终贯彻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致力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人才。大多数学员一毕业，就会被分配到红军部队中，缓解部队医务人员缺乏的问题。甚至其中的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学员是1936年至1937年间随军队在长征途中毕业的，他们陪伴红军走完了万里长征路，一路看护和挽留住了无数生命。另一方面，在根据地进行医疗服务，保障了根据地大后方的稳定，间接促进了革命的胜利。部分学员被分配到红军部队中救死扶伤，还有部分学员则留在根据地大后方，为边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例如，设立门诊所，为居民治病的同时进行卫生教育，督促居民注意环境卫生；鼠疫爆发时，在积极防疫治疫的同时，向居民宣传防疫知识，促进军民联合共同防疫工作的展开；1943年成功研制出牛痘疫苗的同时，辅助政府向边区群众推广牛痘疫苗等。中国医科大学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后根据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缓解了革命军队以及根据地大后方医务人员不足的紧迫问题，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1.2. 铸就了“红医精神”，具有深刻的传承意义
“红医精神是在人民卫生事业创建发展的战争年代里，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专业技术等多维度的思想体系。” [7] 中国医科大学在漫长的抗战期间形成了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为主要特质的红医精神 [8]，这一精神内涵来源于毛主席为中国医科大学制定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和为其毕业生题的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时期的作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进而成为“红色医生”的摇篮。在平型关战役中，为了及时转移和救治伤员，学员们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构筑了“千里伤员转运线”，在战火中抬担架，做护理，一旦遇到敌机轰炸，学员们就伏在伤员们身上，避免伤员遭到二次伤害。第六期毕业的徐根竹同志在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榆林战斗的临时手术室中，被敌机炸弹炸伤，不幸身亡。第十期毕业的刘龙生同志在一次抗日战斗中，团长、政委相继牺牲后，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击退了日军，但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从中国医科大学走出来的红色军医还有很多，他们为革命献身、为大义奉献，这样的精神可歌可泣，值得现世每一位从医者学习和继承。
4.1.3. 形成了高等医学教育的雏形，为建国后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940年9月，毛泽东同志指出目前还没有医疗类的高等学校，向中央提议将八路军卫生学校改建成高等学校。随后不久，八路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自此“填补了中共创办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推动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进程” [9]。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方面，中国医科大学初具现代化雏形。据记载，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已建立系制度，分为解剖、生理、药理等七个学系；课程设置方面，不仅有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专业课程，还设置了社会科学等通识课程；设施方面，图书室、实验室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还建立了学校的附属医院。在教学方式方面，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重视临床和实习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的理论教学采用“少而精”的原则，更为重视临床各科的教学，尤其是带学生去医院进行实地教学的方式较为普遍。据1940年12月的《新中华报》记载，第十四期学员的受教模式主要是上午上课，下午去国际和平医院实习，真正做到了学用一致。除此之外，重视中西医结合，打破了固有的中西医界限，促进了中国医学事业的整体发展。“红军办的各种卫生学校，都要求学员不仅要学西医，也要学中医，不论西医、中医都要学习人体解剖学和中草药知识” [10]。不仅在知识的教授方面打破了中西医界限，1941年中国医科大学还与光华制药厂合作建立了中西医研究室，促进了新药品的研发。总之，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初次尝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习基地建设等经验为建国后的医学教育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4.2. 不足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开展的卫生教育培养出了很多医疗卫生骨干人才，满足了革命对医务人员的需求，但是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卫生教育具有临时性、战时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够全面有待完善。首先，从教育目标来说，教学是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的，忽视了学员个体的需求。从根本上而言，教育目的不是从受教育者自身的全面发展出发，而是从抗战的目的出发，为战争输送和培养人才，虽然是根据实际出发的必然之举，但从根本上来说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学员们接受的教育主要就是政治教育和外科教育，使得学员能够听从党的指挥，并且短时间内就能够“派上用场”，进而解决革命战场上医务人员的短缺问题，但是忽略了学员自身的兴趣方向和潜力所在。
其次，从教育过程来看，由于受到战情的影响，教学具有极不稳定性，严重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和效率。一旦受到战争波及，学校就不得不暂时停止办学或者迁移校址，学生的受教环境极其恶劣。1940年学校迁至延安，在这之前，学校是跟随部队到处奔波的，从江西瑞金到两万五千里长征再到抗日前线，学校教无定所，无数教师和学员在战火中失去了生命。
最后，从教育结果来看，虽然当时的卫生教育满足了当时的革命需求，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了大批医务工作者，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受教育者的长期发展。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与战争息息相关，学校重视临床外科教学，轻视理论，学员们并没有接受到高深的医学理论教育。理论是先导，是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未来的发展空间就极为有限。
5. 小结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的卫生教育并不是完美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革命对医务人员的需求问题，促进了革命的胜利，创造和传承了“红医精神”，为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即使是在今天，卫生教育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疫情时期，高校卫生教育的作用更为显著，是控制疫情蔓延和传播的重要手段。所以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从各个方面促进卫生教育的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