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在流动群体中，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年达64.7%，成为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持续两年下降，女性流动人口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报告还指出2011~2016年间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比由2011年的109.6降至2016年的107.2，性别比不断趋于平衡，新生代流动女性已成为一个较大的群体。现如今，女性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提高，各类女性社会问题也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故了解新生代流动女性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感具有必要性。
本研究关注新生代流动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综合生存质量和幸福感量表，比较两代流动女性(纵向)和新生代流动女性与城市居民(横向)的差异，分析新生代流动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幸福感、加快城市融入、提高流动人口群体整体生存质量等提供参考依据，有助于幸福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将浙江省按照经济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类，从中各随机抽取1个市，对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根据年龄节点，将流动人口分为第一代(1980年前出生)和新生代(1980年后出生)，同时选择相应调查单位1980年后出生并工作3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居民作为城市对照组，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357人份：新生代流动女性211人，第一代流动女性64人，城市女性82人。
2.2.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一般情况问卷、苗元江《综合幸福问卷》(MHQ)和SF-12生存质量量表三部分。
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来源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所在行业、平均月收入、自觉社会地位等。
苗元江的《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量表包含50个条目，9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其中前3个维度构成主观幸福感，其余6个维度构成心理幸福感(苗元江，2003)。
SF-12生存质量量表：由躯体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两部分组成，共有8个维度：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心里健康(MH) (张莎等，2011)。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t检验、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较，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8.8岁；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文化程度较高，半数以上为高中及以上学历(54.0%)；已婚或同居比例较低；平均月收入较高。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同城市对照组相比较，文化程度和平均月收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城市居民学历高于流动人口，绝大部分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占84.1%；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低、高占比较为均衡，中等收入占比最大，而城市居民为低收入者占比最大(40.2%)，高于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占比数，高收入者占比最少(详见表1)。
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表1.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P1：新生代与第一代比较；P2：新生代与城市对照比较。a：独立样本t检验；b：卡方检验；c：非参数检验。
3.2.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幸福感、生存质量比较
校正相关因素前，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总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利他行为、PCS得分均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p < 0.05)，在对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后，健康关注、生命活力和PCS得分仍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与城市对照组的比较发现，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友好关系得分较低(p < 0.05)，对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后，幸福感和生存质量各维度与城市对照组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详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s
表2.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幸福感、生存质量比较
P1：新生代与第一代比较；P2：新生代与城市对照比较；*P1：对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P2：对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a：独立样本t检验；b：多元线性回归。
3.3.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月收入、社会地位、PCS、MCS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总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未进入最终模型，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MCS、PCS和月收入。表3中可以看出，随着MCS和PCS得分的提高，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与低收入相比，高收入者幸福感较高(详见表3)。
Table 3.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appiness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表3.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注：B为偏回归系数，Beta为标准化偏回归系数；VIF为方差膨胀因子，表中括号内的类别为对照组。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总体上与对照组差别不大，但与第一代相比更关注于健康和提高生命活力。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对城市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其生活方式接近城市居民，极大地减少了第一代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性。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指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这些制度措施的实施和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逐步接纳和同质化，加强了流动人口的安全感，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城市融入也有较大改善。无论是否调整混杂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PCS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表2)，新生代流动人口的PCS分数较高。李宁秀等人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城市居民的PCS评分均呈下降趋势(李宁秀等，2010)。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MCS、PCS和月收入(表3)。幸福是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积极主观和心理体验，它是由客观条件和个人的需求价值相结合而引起的。与健康有关的生存质量直接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从某种角度来看，幸福感和健康相关生存质量是一致的，它们都基于主观感觉来评估健康状况和满意度。相似的研究表明，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王黎等，2015)。但目前为止，学术界研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综合幸福感与生存质量之间关系仍然较少。
与低收入者相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更高。据相关文献表示，收入因素是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田国强，杨立岩，2006)。尽管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经济因素在幸福感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整体而言，收入对幸福感有正的影响，较高的收入群体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徐淑一，陈平，2017；张波，周恩毅，2017)。月收入在3500以上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60.9%认为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幸福感的途径之一(陈明丽等，2012)。文献还显示，收入的相对水平和公平性也能影响幸福感，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与他人收入差距越小，幸福感越高，反之则低。收入不平衡往往造成弱者在资源占有上的贫瘠，给弱者带来强烈的剥夺感，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幸福感具有消极的影响(张波，周恩毅，2017)。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工资增长机制，确保流动人口按时获得合法收入，创收增收。
流动女性幸福感和生存质量的提升，是一个持久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这不仅仅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达成的，更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组织的共同努力。为进一步提高流动妇女幸福感，改善其生存质量，应加强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关注，尽所能去满足健康卫生方面的需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基础医疗设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法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人文关怀，提升流动人口归属感与积极的情绪，营造人人平等、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的融合。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2019R432012)，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18C35008)。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