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李约瑟难题大约提出于1938年，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解答这一难题，但目前尚无定论。李约瑟花费50年的时间试图解答，最终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为问题的答案 [1]。笔者认为，李约瑟只从结果反推中国社会没有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而没有探寻其思想根源。先秦儒学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古希腊三贤对西方社会意义重大。本文将基于先秦儒学和古希腊三贤的人性论，通过分析两者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浅谈李约瑟难题的思想根源。
2. 先秦儒学与古希腊三贤人性论的比较
2.1. 二者人性论之简介
2.1.1. 孟子和荀子
儒家学派以孔子、荀子和思孟学派为代表。孔子本人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人性论体系，只是提出天降福于有德之人，人为报答天之德故要为仁、尊礼。孟、荀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发展出了各自的人性论。孟子将是否具有善端定为人禽之别的基础。他提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 人无有不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用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且人禽之别就在于良知良能：“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因为天赋于人以良知、良能、良贵，所以要把四心培育成四性，并发挥出来。我自如此，故我当如此。孟子将儒学发展到哲学层面，奠定了儒家自我担当的责任意识的理论原因，并明确提出存心养性的做法是“先立乎其大者”：“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其次是“养心莫善于寡欲”，追回失去的本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儒家学说在荀子那里更加现实化。荀子大力倡导“礼”，并将人与禽兽之分别定为“辨”：“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3] 他认为天、地、人各有各的功能，人的独特作用为“知”能“辨”。荀子把天归于自然，把人归于社会，在天人之中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特认知能力。
2.1.2. 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他的许多思想也是针对智者学派提出的。在“人”的角度，他把古希腊哲学从探索自然转向探索人的内心：“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 [4] 他借神谕表明，必须先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才能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理性能力。他批评智者学派自以为是，目的是抓住知识和美德，即人的理智本身。他说“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将人的本性判定为追求智慧。相较于智者学派而言，他的“人”的范畴更加具有德性：“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还是不确定的，其中包含着人的特殊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还包含特殊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是作为思维的人；如果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 [5]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中道和德性，分别表达结果最优和主体能力最优，并且将人的特有功能归结到理性：“照我们的理论，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这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6] 理性是人的特有功能，思辨活动是人的第一本性。就这样，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化了理性的作用，促进了以后西方世界对理性的追求。
2.2. 相似观点的比较
2.2.1. 人的德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孟子，都在寻找人之本性时将目光放到了具有仁义和善的德性上。但是二者“德性”的内涵和作用却不尽相同。孟子认为，德性是上天赋予的良知良能，将良知良能发展为善性是人的责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由人的德性生发的应该是士人自我修养、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即通过自律达到社会井然有序的状态，以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就带有伦理意义的德性而言，苏格拉底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 [7] 可见，他仅仅把社会和伦理问题看作是“公民”的基础，而非如孟子那样将人的伦理道德作为人禽之别的根本。他更倾向于爱智慧，“德性”是人充分发挥自己“爱智慧”的能力，目的是为了达到城邦“正义”的效果。故苏格拉底的德性实际上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发挥自己的理性以达到的一种状态。
2.2.2. 人的理性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不约而同地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二者“理性”的内涵相同，都是人自我思考、自我选择的能力，但是在作用上产生了不同的论述。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理性是人类摆脱本性的前提：“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理性能促进社会有秩序地发展，由此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生发出来的是对理性思考的崇拜，即对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的推崇。他的哲学不是社会化的，而是学理化的，目的是发挥人的理性以达到真理。他说：“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在政治学领域，他延续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传统，希望人充分发挥理性以达到社会的最佳状态：“人的美德也将是既使一个人本身好，又使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那种性格状况。”
3. 对后世科学观的影响
3.1. 中国哲学
人性论只是一个引子，这样的人性论影响了精英阶级的思维模式。重“道”“义”、轻“器”“物”的态度成为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荀子提出“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辩，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正统。儒士们传承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中，以担当个人责任、实现社会价值作为人生理想。这样，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不会将重心放到科学技术上。汉末社会混乱，儒士们转向以清谈为主的玄学。但即使是清谈，也谈论的是社会政治和渺茫前途；就算是出世，也只是离开政治中心而非道德中心。
这样的思维模式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诚然，玄风盛行的社会相较于儒学主导的社会的确能诞生如祖冲之、张衡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但根深蒂固的儒学伦理价值很难让社会精英群体集体转向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另外，由于没有将理性用于科学探索的传统，我国科技原始理论发展巅峰——理学也没能向近代科学发展。“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蕴含了科学发现不可或缺的观察基础、归纳方法和科学假说。但是格物的目的在致知，在于得到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在于贴近“理”。到了陆王心学，连理学中最后的科学方法也被抛弃，“在阳明心学的诞生之初，其格物致知便没有了科学发现的诉求，昭示着科学逻辑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式微。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科学在宋代登峰后也从王阳明时期即李约瑟所言之15世纪分界点开始走向了没落。”
从人性论衍生出来的重“道”“义”、轻“器”“物”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精英阶层的主流价值观，因此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少主动投身于科学发展。所以我国古代科技几乎来自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研发人员多是底层劳动者，实用性和综合性较高。明代我国人口激增，过剩的劳动力减少了改进技术的需求，再加上清代高压的文化政策和僵化的儒学，我国几乎完全失去了发展近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和实际需求。
3.2. 西方哲学
古希腊哲学诞生于奴隶主贵族阶层，影响的同样是社会精英阶层。理性不仅影响后世学者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他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划分知识的等级，将包含物理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知识定为最高等级。因此后世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并发展逻辑和理性，一方面探索理论学科的知识，即近代科学的前身：中世纪教会哲学中存在大量逻辑学论证，西方近代哲学家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可见科学与哲学又相互促进，推动理性思辨能力生生不息。
苏格拉底要求接近“幸福”和真理，又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理性的地位一再拔高；而在我国，担当社会责任的观念随着儒学和经学的发展根深蒂固。因此在指导科学的进程中，西方哲学以真理为目的，讲求理论及其深度；中国哲学则以“致用”为目的，讲求应用及其广度。一旦达到某种实用性价值，由于与科技相关的价值传统和判断，中国科学便失去了继续发展前进的动力和需求，近代科学也无从谈起。相反，即使没有相关现实社会需要，由于数千年的理性思考传统，西方科学也有厚重的思想根基和多种可能性；更何况近代西方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背景下极度需要技术更新，产生近代科技更是不足为奇了。
4. 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
4.1. 社会原因
无论是我国的孟、荀还是古希腊的三贤，所作哲学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背景是导致两方相似的人性论产生不同导向的直接原因。春秋末期，周王室不再拥有绝对实力，原来外有分封内有礼乐的国家体制无法继续维持。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经济崩溃、政局动荡、战争不断。基于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型的过渡期，儒家提出的改良方法是“回归”。因此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不论是强调德性还是理性，只是自律与他律的区别，本质上还是继承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希望通过“律”达到恢复原有社会秩序、解决“礼崩乐坏”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大约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总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前5到前4世纪是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上升期，也是经历希波战争后的顶峰状态。西方哲学诞生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与我国有很大差异。在这种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哲学不需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故早期古希腊哲学家讨论的多是本体论问题。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城邦文明日益繁荣，公民的政治生活需要辩论和演讲，由此以诡辩著称的智者学派诞生。本体论需要理论阐释、辩论需要逻辑推演，因此古希腊哲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理性因素。
4.2. 理论渊源
我国先秦儒学继承了周时“学官”和基本德性概念，而古希腊三贤则吸收了理性的传统。我国从商到周经历了东西部文明的碰撞和交流。周取代商成为中原地区霸主后，将以商人为代表的东方鬼神崇拜替换为以周人为代表的西方祖先崇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8]，为了巩固统治，周人改造东方鬼神中“帝”的概念，将“帝”、“天”和祖先关联起来，讲述统治者的德行是评选民之主的标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以祖配天发展为以德配天，成为我国德性的基础和来源。
古希腊哲学起源于米利都学派，众多哲学家就宇宙的起源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答案。黑格尔谈到，早期古希腊哲学“从性质来说，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是关于存在的运动，变化原因的理论。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9]。巴门尼德作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的杰出代表，他提出“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的观点，将世界的本原定为“不变的一”，并首次提出存在是思想的对象：“所谓思想就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因为你绝不可能找到一种不表述存在的思想……因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但是存在只能由思想把握，依靠感觉是无力的：“你要用你的心灵(努斯)牢牢注视那遥远的东西，好似近在眼前。” [10] 这是西方哲学首次将“思想”提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也是人禽之别的基础，为后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哲学”从构词法来说是“爱智之学”，可见西方哲学从诞生之初就将人的理性和思考能力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智者学派大大发展了论证的逻辑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又对“理性”、“理念”等范畴进一步解释，明晰了理性之于人的重要程度，进而拔高了数学、物理学、逻辑学的地位。这样重视逻辑和人的智慧的思维模式与儒家的德性不同，易成理论，故西方科技相较于中国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系统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是近代科学产生的理论基础，所以从古希腊哲学生发出的对人之为人的认识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一定的作用；相对，未产生这种观点的中国科技一直难以发展出系统理论。
4.3. 经济和文明基础
古希腊环海多山，无法大规模发展农业，故长期以来都是以种植经济作物和海洋贸易为主；相较之下，无论是奴隶制经济还是封建经济，我国都是以农业为主。两种经济基础造就了不同的文明特征——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海洋文明要求向外开拓，大河文明要求向内坚守，使两方的哲学带有不同的色彩。两者人性论在重视德性和理性的基础上，一者偏重社会伦理、一者倾向逻辑思辨，因此产生的影响也各有侧重 [11]。
5.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本人认为轴心时代先秦儒学和古希腊三贤的人性论深刻影响了两者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从而对两者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约瑟难题”可以从两者关于“人”的本质差异中找到思想根源。现如今，我国将科学研究与爱国主义相联系，赋予传统价值观新内涵，广大科研工作者也将自身社会责任与科研工作相联系。笔者相信我国可以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为“李约瑟难题”画上圆满句点。
基金项目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证书编号：2020130772)《文科物理——物理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编号：2020jxtd014)“文科物理教学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