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

Study on Citizeniz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特殊群体，他们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意愿，然而由于其先天条件不足和后天制度影响，其在转变为市民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为更好的推动市民化发展，本文使用Multilevel logit模型，得出制度性因素、心理资本、城市包容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性影响，其结论如下：1)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本地人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本地人待人越友善，越容易接受外来的农民工，即城市的包容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2) 保险制度仍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影响较大，其有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work as a special group, they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inherent condi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cquired system, they encounter many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citizen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level logit model, and concludes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urban inclusiveness, and human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citizenize not only depends on themselves,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attitude of local people towards migrant workers. The more friendly the local people are to others, the easier they are to accept migrant workers. That is to say, the more inclusive the city is,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come citizens is. 2) The insurance system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hina’s system in this regard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3) The citize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greatly affected by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1.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而农业人口转移对缩小城镇化差异、加速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如今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双重户籍墙”的存在，让他们无法深度融入城市，真正进入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农民工难以市民化成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可以被划分为二代，第一代是指七十年代进城打工的那批农民，他们吃苦耐劳特征较强，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进入城市工作主要是为了生存，对城市并没有归属感，年老后都更愿意回到家乡生活。而第二代农民工亦可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第一代，他们对未来有着更高的预期，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真正的成为城市的一员，但由于其先天条件原因，接受的教育比较有限，加上其经济权利不完整，城市居民的歧视，导致他们在市民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1]。这样长期下去，不仅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也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较大的阻碍。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找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2. 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数都是从农民工留城能力和留城意愿2个角度出发。在市民化意愿方面，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社会互动、医疗保险、保障性住房、人力资本等层面讨论市民化问题。1) 社会互动，网络的社会互动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异质性网络群体的交往有利于增加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减轻与市民的距离感，更方便其融入城市(何军，2017) [3]。2) 医疗保险，现实中，拥有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较少，他们在城市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虽然医疗保险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其能够有效提供新生代农民工居住证制度可及性，从而极大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梁世坤，2019) [4]。3) 保障性住房，相比于农民工租房，保障性住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吸引力更大，但由于制度因素的限制，农民工的保障住房未能得到很好地落实。在大城市中，多数地区保障房形同虚设，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该有的社会保障，极大地阻碍了市民化的有序推进(祝仲坤，2019) [5]。4) 人力资本，农民工人力资本主要分为4个方面：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水平，其中农民工工作技能水平是人力资本最大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更加强烈(徐美银，2018) [6]。

在市民化能力方面，已有文献是从非认知能力、城市规模、市民化成本等层面进行研究1) 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对市民化的显著影响在于① 其具有社区融入效应，能力强的农民工能较为快速的适应变化，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中；② 具有就业稳定效应，农民工能够欣然接受当前的工作，并愿意为之而奋斗，有利于在工作上的发展；③ 具有心理资本效应，非认知能力强的农民工，在责任心等方面更强，心态更为乐观积极，不怕困难和挫折，对其市民化能力提升有着巨大的帮助(刘传江，2020) [7]。2) 城市规模，当城市人口规模增加时，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先增加后减少，呈现为一种倒U性特征，其中在人口100~300万的城市中，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最高。虽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其市民化能力并不强，但还是有大量的农民工愿意前往，主要是不同城市之间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因此需要增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措施，吸取更多农民工落户城市(李瑞，2018) [8]。3) 市民化成本，丁静(2014)指出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成为市民所需要的能力，其中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两大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可以从增加农民收入和降低市民化成本两方面入手 [9]。

综上所述，大部分文献都是从这些方面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而很少有学者从城市的包容性角度出发，来探析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本文则认为市民化的发展与城市的包容性有很大关联，包容性强的城市权利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其市场参与机会平等，缩小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距性，有利于农民工今年入首属劳动力市场；其提倡的社会融合理念能消除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问题，增加农民工的归属感。因而本文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了城市包容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具体分析了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并从实际角度出发，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3. 数据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选取了2017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部分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总样本里，保留了农业户口样本，并剔除为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和从事经商的样本，这样比较符合本文的研究。

3.2. 变量选择

因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根据问卷调查的选项“您是否觉得我是本地人了”，回答“是”代表具有市民化意愿，赋值为1；回答“否”代表不具有市民化意愿，赋值为0。

自变量。本文从制度性因素、心理资本、城市包容性、人力资本4个维度入手进行研究。

1) 制度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社会保障卡，有无保障性住房，其中将有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办理过社会保障卡合并为“有购买保险”，赋值为1；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办理过社会保障卡合并为“无购买保险”，赋值为0。将有保障性住房赋值为1；没有保障性住房赋值为0。

2) 心理资本。心理资本包括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其中将我喜欢这个城市的赋值为1；不喜欢这个城市的赋值为0。将愿意自己是本地居民的赋值为1；不愿意自己是本地居民的赋值为0。

3) 城市包容性。城市包容性主要是指城市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本文主要是用“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认可程度”做为衡量指标。将未感觉到本地人看不起的赋值为1；感觉到本地人看不起的赋值为0。

4)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月收入，从事的职业。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人口流动2个方面选取，分别为性别，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农民工年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流动范围，跨省流动赋值为1，非跨省流动赋值为0；是否独自流动，独自流动赋值1，非独自流动赋值为0；农民工流动过的城市数量。

Table 1. Variable group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分组与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总样本为61,320个。其中，具有市民化意愿的样本占比为69.2%，不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占30.8%，说明农民工愿意市民化的倾向还是占据主流。有47.8%的样本参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持有社保卡，有1%的样本拥有保障性住房，说明在医疗保险这方面，农民工还无法与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97%的喜欢他们现在居住的城市，90.9%的农民工愿意成为所居城市居民，80.1%受访者未受到了本地人的歧视。从收入来看，样本人均月收入为3875元。在各控制变量中，有58%的受访者为男性，平均年龄为29.8岁，62.7%的农民工跨省流动，40.5%的受访者独立流动，平均每个受访者流动过2个城市(见表1)。

3.3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Multilevel logit模型进行数据拟合，Multilevel模型的优势在可以考虑数据的层次结构。本文的样本属于流动人口，研究主题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不仅受到自身个人特征，如收入、职业、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参与度和在城市生活的一系列主观感受影响，另外，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生态环境、地理位置、文化习俗等构成的城市异质性也会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的数据结果是多层结果，基于农民工个体是基本层级，基于农民工所在城市是第二个层级，直接假设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是不合理的，多层模型可以将传统回归的误差分解为由个体异质性导致的误差和由城市异质性导致的误差。

第一层模型：

$\mathrm{Pr}\text{ob}\left(YiYuan=1\right)=\frac{EXP\left({\beta }_0+{\beta }_{1}Institutio{n}_i+{\beta }_{2}Menta{l}_i+{\beta }_{3}Inclusiv{e}_i+{\beta }_{4}Manpowe{r}_i+{\beta }_j\ast Contro{l}_j+{\epsilon }_i\right)}{1+EXP\left({\beta }_0+{\beta }_{1}Institutio{n}_i+{\beta }_{2}Menta{l}_i+{\beta }_{3}Inclusiv{e}_i+{\beta }_{4}Manpowe{r}_i+{\beta }_j\ast Contro{l}_j+{\epsilon }_i\right)}$

第二层模型：

${\beta }_0={\gamma }_{0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0i}cit{y}_i}+{\mu }_0$

${\beta }_1={\gamma }_{1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1i}cit{y}_i}+{\mu }_1$

${\beta }_2={\gamma }_{2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2i}cit{y}_i}+{\mu }_2$

${\beta }_3={\gamma }_{3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3i}cit{y}_i}+{\mu }_3$

${\beta }_4={\gamma }_{4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4i}cit{y}_i}+{\mu }_4$

${\beta }_j={\gamma }_{j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gamma }_{ji}cit{y}_i}+{\mu }_j$

第一层与标准logit模型一致，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的概率，解释变量为制度因素、心理资本、城市包容性和人力资本。多层模型假设在高层级的不同单位的不同样本，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因此，第二层模型为第一层的待估系数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城市异质性，上式中， $cit{y}_i$ 表示是否为第i个城市的哑变量，N为城市数量。

4. 基准结果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中，参保情况与保障性住房代表制度性因素、是否喜欢这个城市与愿意成为本地居民代表心理资本、是否感到本地人看不起表示城市包容性、月收入与从事的职业表示人力资本。Var(city)是城市层面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在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异质性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是不同的。Chi²和p-value是模型拟合检验结果，p-value小于0.05，拒绝原假设，模型估计有效。第一列为进加入制度性因素，心理资本，人力资本6个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列的是在第一列基础上加入城市包容性的回归结果，第三列在第二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各控制变量。

Table 2. Model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p-value < 0.1,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从表2可以发现在制度性因素方面，是否购买医疗、养老等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显著且为正，说明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其原因可能在于购买社会保险的数量越多，农民工能够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越强，让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是否有保障性住房对于市民化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由于大部分都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普遍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中，而这些房屋大都面积小、居住条件差，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较低。因此，政府若为农民工提供一些保障性住房，使其在住房方面得到保障，有助于提升其市民化意愿 [10]。

在心理资本方面，与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普遍认知一样，有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可能性更高，他们从内心深处对城市有着赞同和认可，自愿融入城市，因而对市民化意愿更高更强烈。

在城市包容性方面，是否受到城市居民歧视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受到的城市居民的歧视越少，城市化意愿更高。而有些城市的本地居民传统守旧思想根深蒂固，对外地人有着排外的观念，对外地语言较为排斥，因此一些不懂当地方言的农民工容易受到本地人的歧视。这些歧视会使得农民工产生自卑等悲观的想法，使得他们的市民化意愿较低。因此，只有未感觉到当地居民的歧视，农民工才能对生活充满希望，为成为城市的一员而奋斗 [11]。

在人力资本方面，月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高，月收入越高就越容易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有能力在城市定居，其回家的意愿就越淡。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都是制造业与建筑业，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大部分企业都在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把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农民工由于其先天条件不足，自身教育水平偏低，无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这就导致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农民工自身更难在城市长期发展，因而留在城市成为市民的意愿也越来越低。

在各控制变量中，男性较比女性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其原因在于男性更愿意拼搏，更想过上好日子，成为城市的一员，而大部分女性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努力程度较低，对于成为市民的渴望性较低。年龄和城市化意愿有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在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其城市化意愿更高，主要原因在于省内整体经济水平发展一致，且生活习惯差异较小，农民工越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12]。

5. 稳健性检验

5.1. 为了证明基准结果稳健可靠，本文采用替换模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Probit模型替换Multilevel logit模型。结果如上，各自变量显著性和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说明结果是稳健的(见表3)。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p-value < 0.1,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5.2. 异差性分析

由于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内部分化明显的群体，不同子群体的行为决策受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且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从地区差异入手进行异质性分析。

Table 4. Impa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表4. 地区差异的影响

^*p-value < 0.1, ^**p-value < 0.05, ^***p-value < 0.01.

表4第一列为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第二列为中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第三列为西部样本回归结果。在三列结果中，参保情况、保障性住房、喜欢这个城市、愿意成为本地居民、受到本地人歧视和月收入均显著为正，说明制度性因素、心理资本、城市包容性和人力资本均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市民意愿，保障性住房的影响在东部更大，参保情况在西部地区更为重要、是否喜欢所在城市在中西部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更为重要影响因素。在东部，仅有从事商贩职业的农民工市民化医院更高，在中部从事商贩和家政职业的受访者城市化意愿更高，在西部，从事商贩和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市民化意愿更高，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见表4)。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对相关数据的报告，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本地人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本地人待人越友善，越容易接受外来的农民工，即城市的包容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2) 是否有着完备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保险完善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市民化程度更高。

3) 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有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4) 农民工收入与从事的职业均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农民工从事高薪职业、收入越高，市民化程度就越强。

根据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可以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改善不合理制度，出台更多关于农民工的优惠政策

我国虽然近些年发展较为快速，但在农民工医疗、失业等保险制度仍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而医疗、失业保险等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是尤其重要的因素，如果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保险制度，其市民化意愿则会大大降低。因此政府首先应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可自由平等进入的市民功能机制，提升他们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为其在城市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提供更多保障性住房，通过持久性住房的提供消除农民工面临的住房壁垒，为其长期定居城市提供保障，使更多农民工更容易做出定居城市的决策。最后，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有意愿留长期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一定的经济补贴，激励更多农民工主动融入到城市中，完成市民化 [13] [14]。

2) 注重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培训能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慢慢从原来的制造业转变为如今的高新技术产业，农民工自身能力有限，在高端技术竞争上存在劣势，所以如果不继续加强自身的教育，则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必然会被社会淘汰掉。因此政府应大力提倡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以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首先，对待部分有能力且愿意继续学习的农民工，给予他们鼓励和帮助，加强其继续深入学习的信心，帮助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其次，大力建设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帮助那些技术薄弱的农民工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技能，以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选择，从而增强农民工的留城能力。最后，还要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切实地落实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让农民工无后顾之忧。

3) 消除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隔阂，提高城市的包容性

有些地区的城市居民思想守旧，在语言、行为等方面对外地人均有强烈的排斥性，这样长期下去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易引起社会的矛盾。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农民工友好共处。首先可以加强物价监管，减少本地商贩对农民工的价格歧视，其次。淡化方言在市民心中的重要性，减轻市民在语言方面的歧视程度，着重强调文化差异性对城市发展的好处。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营造包容性的城市环境，弘扬和谐共生的城市精神，满足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帮助他们融入到本地圈子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5] [16] [17]。

4) 提高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由于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社交网络也局限在农村，所以他们一般对于农村有着不可割舍的感情。但是当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好时，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让他们会产生对成为城市的主人的一种向往，将这种向往变成对于城市的归属感有利于市民化的发展。首先，可以帮助农民工扩大社会交往渠道。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一般很狭窄，大都局限于“老家亲戚”，社区可以通过搭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平台，节假日多举办联谊活动，增强农民工与居民的交流，让其对城市有着情感上的依赖和归属。最后，社区也可加强对农民工奋斗拼搏的典型事例的宣传，让农民工感受到社区对自己的重视，从而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