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秉笔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求史学家能够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喜恶去歪曲历史事实。它是历代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也是中国史学家优良传统之一。唐代著名史学大家刘知幾在《史通》当中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解释“直书”，并对“直书”与“曲笔”进行了对比和讨论，其信史观和“史才三长”论的提出，更是对我们了解史官文化、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刘知幾同时也承认“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不能自拔的情况，跃然纸上。所以，我们对刘知幾的“直笔论”，要辩证地认识和分析，进而才能够真正地懂得学史、治史的目的何在、方法何为。
Abstract:
“Bingbi Zhishu” requires historians to be able to record history from facts, objectively and fairly evaluat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requires historians to be able to record history, not affected by any external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do not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It is the basic accomplishment that historical historians should have, and also one of the fine traditions of Chinese historians. Famous historical people in tang dynasty Zhi-Tong Liu with “integr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good” straight “a” word “straight” straight these concepts to explain the “truth”, and “truth” and “a distortion of the facts” are compared and discussed, and its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ree long” theory is put forward, but also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hav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Zhiji Liu also admitted that “Shi shi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mperor and relatives, he must talk a lot of hidden, although the straight path is not enough, but the name of teaching how to save”, it i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una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it appears on the pa-per. Therefore,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understand and analyze Zhiji Liu’s “straight brush theory”, and then we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e purpose and method of studying history and governing his-tory.
1. 刘知幾其人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属于江苏徐州)人，唐代较为著名的史学大家。出生在一个诗书仕宦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通·自叙》当中就有相关记载：“余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绔，便受《古文尚书》。” [1] 但是，刘知幾认为经书是十分晦涩难懂的，便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2] 此后，刘知幾更是广猎史书，对史书进行广泛地阅读和深入地研究，这些都为他以后写《史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龙二年(708)，刘知幾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官升至秘书少监。专门修国史。但是做了没有多久，就给当时的监修国史的中书侍郎萧至忠写信，请求辞去当时史官的职务，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史官在修史的时候“无不可”之论，陈述了官修史书的不当之处。提出这些看法之后，刘知幾便开始一门心思地整理和编纂《史通》了。《史通》在景龙四年(710)的时候完成。刘知幾在《自叙》中叙述道：“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3] 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刘知幾有着自己的史学观点，即要坚持刚正不阿的信史观念。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刘知幾修史的原因、目的。
2. “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刘知幾提出的观点是：才、学、识。他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学家修养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而最早开始关注史学家修养问题的应该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孔子总结过，古时候的良史应该是在书写和记录历史的时候，能够“直书实录，无所隐讳”，不应有任何私利和想法。“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4] 孔子是从编纂态度方面，提出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的问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对史学家的道德问题，规范到了一定的高度。春秋时期，楚国的史官倚相被孔子称为“良史”，因为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史籍 [5]。倚相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这是孔子从史学家的知识结构方面进行评判的。西汉的司马迁被后人称为“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6] 这是后人从史学家撰写史书的才能和文笔等方面，对史学大家提出了更多方面的要求。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史学家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修养和道德问题，讨论越来越丰富了，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多了。
则天顺圣皇后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刘知幾奉诏与吴兢、李峤、徐坚、朱敬则等参与国史的编纂。七月，朱敬则上表“请择史官”，强调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请求访“良史之才”，并给予他们“得行其道” [7] 的条件保证。刘知幾给出了以下答复：“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刘知幾正式提出了“才、学、识”这“史才三长”的理论，并且明确说出了三者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刘知幾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才、学、识”是衡量一个史学家或者治史家的重要标准。
刘知幾是用“才、学、识”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并且在治史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身的道德和学术涵养。认为在治史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3. 直笔与曲笔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学风和治史传统，即“直笔”与“曲笔”。“直笔”与“曲笔”也是关于历史撰述原则的理论。“直笔”与“曲笔”之间是对立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治史方法、历史观点、政治观点等看出来。不同的治史方法，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在唐代史学当中，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唐代刘知幾著的《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之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论述的精辟语言，是对我国古代史学上两种情况的概述，是发自内心的感慨，更是针对当时的治史或者编纂史书的实际情形的感慨。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了“贵直贱曲”的观点，写下了《直书》和《曲笔》两篇文章进行更加详细的继承和批判。
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过程中，能够摆脱执政者的妨碍和自己个人的主观感情的影响，进而独立地撰述历史，将其呈现给后人，这就是刘知幾提倡的“直书”。“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直书”在中国史学兴起的时候，就成了史学家的崇高的美德，也是中国史学家优良传统之一。刘知幾在《直书》篇中论述：“盖烈士询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 [8] 他还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解释“直书”。“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喜恶去歪曲历史事实。“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而讲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9] 在古代，有许多的史学家，为了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甚至有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秉笔直书，公认的，这是史学家或者史官的职责。
刘勰曾经在《史传》篇中论述到，撰写历史是为了“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这是刘勰从史学的社会功用进行阐发的。他认为，史书编纂的目的，就是批评不正确的，表彰善良美好的，进而能够形成十分美好的社会风气。唐太宗讲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指出了史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要通过以往的历史，知道兴盛、衰败，成功、失败的原因，让其为执政者服务，为决策者提供借鉴。所以，只有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书写历史，才能够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可靠的借鉴，才能够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善恶分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书写历史或者撰写史书的时候，史学家们必须具备专业的素养，即“求真”。记载历史的时候，史学家们一定要有客观求真的态度。假如，记载历史的时候，史学家们将各种外部和内在因素掺进去，那么，历史的记载就会失真，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得出错误的定论，史学能够警示后来的作用也就失去了。所以，史学家在叙述和撰述历史时，必须保持客观真实的态度，必须秉笔直书。
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歪曲历史史实，虚构历史，不客观陈述历史，或者史学家因为某些执政者、个人感情而杜撰历史的现象，就是刘知幾所说的“曲笔”。刘知幾在讨论“曲笔”的时候，用了“不直”、“舞词”、“谀言”、“谤议”、“诬书”、“曲词”、“臆说”、“妄说”这些词。“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指诽谤、诬蔑之词；“曲词”是指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刘知幾认为，曲笔来源自孔子，他认为：“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10] 这是追根溯源地评论。不过，接下来，刘知幾就对“曲笔”这种书写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11] 对于“曲笔”，刘知幾给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也很有道理的。刘知幾的这种批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觉得，若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能够能够“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这是极好的，也肯定会受到后世之人的敬仰和称赞，所以可以“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另一方面呢，如果某些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舞词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用“曲笔”来写历史，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能够称为“史学家”。对此，刘知幾将其记述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在撰述历史的时候，刘知幾提倡“秉笔直书”，厌恶甚至鄙视“曲笔”。刘知幾的好恶之心，由此可知。
某些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采用“曲笔”，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应该是受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受重视，在中国思想史上确立了统治地位。儒学或者说是儒家的影响，是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包括史学家的思想方面。所以，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儒家学派，在后来一直强调史学家应该“秉笔直书”，但是，另一方面却觉得“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是符合礼教精神的曲笔。孔子在撰述《春秋》的时候，凡是对鲁国名声不利的都加以避讳或者隐晦，而这样的避讳不仅在《春秋》之中，“在于六经，亦皆如此。” [12] 所以，刘知幾感叹道：“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以恶，虽有其美，不加誉也。”孔圣人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第二，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其永远摆脱不了附庸于政治的宿命。虽然，史学家们一直在强调和倡导，历史应该是独立的、客观的，但实际上，历史确是难以真正摆脱政治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或者当政者要求史学家们能够秉笔直书，来彰显自己的贤德，约束自己的言行，防止史学家因为各种原因篡改历史；另一个方面，执政者十分害怕或者忌惮，怕史学家记录得过于详细，过于客观，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害怕自己背上历史的骂名。所以，史学家们只能遵照执政者的想法和命令，隐恶扬善，“曲笔”书写历史。第三，史学家自己个人的原因。刘知幾认为，自古以来史家中就存在着“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这两种不同的品性：“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13]
“直书”与“曲笔”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又是共存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有不少曲笔之处，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刘知幾论述的“直笔”与“曲笔”论，在我国史学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史学家和学者所重视。中国古代的史家门，游走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后来的史学家和学者，一直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着历史的真相。
4. 总结
“秉笔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求史学家能够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喜恶去歪曲历史事实。它是历代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也是中国史学家优良传统之一。唐代著名史学大家刘知幾在《史通》当中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解释“直书”，并对“直书”与“曲笔”进行了对比和讨论，其信史观和“史才三长”论的提出，更是对我们了解史官文化、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刘知幾同时也承认“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不能自拔的情况，跃然纸上。所以，我们对刘知幾的“直笔论”，要辩证地认识和分析，进而才能够真正地懂得学史、治史的目的何在、方法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