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海权理论而最早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在其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海上发家史作为主要事例，被用来论证解释其海权理论的核心思想—海权作为历史积淀的一大要素以及作为国家和世界命运的成因之一，对于海上主导权的争夺将会对一个国家、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局势与命运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 [1]。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海洋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政府及民众的海洋意识也愈发强烈。英国的国家战略重心逐渐由欧洲大陆向海洋转移，追求和维护海外商业贸易利益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英国致力于发展海外商业贸易，通过种种手段不断加强对于海洋的掌控力，由此英国初步产生了海权意识 [2]。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最大程度追求海洋利益始终是英国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的重要指导思想，这其中，商业贸易永远是国家最关键的核心利益。海洋国家以控制海上交通为最主要手段，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最主要目的，以此获取国家凝聚力和控制力。因此，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是一个海洋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现实状况进行的政策调整，不论是重商主义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为维护和发展国家的海上利益而服务 [3]。将英国的海权意识兴起和经济政策转变放在一起综合分析研究，能够更全面、明晰地展现近代英国海权意识兴起的过程，也能够对于英国经济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贸易主义的深层次动机得出更加准确、深刻的认识。
2. 17世纪英国海权意识兴起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确立的过程
海洋意识本质上是由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其本身利益与海洋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产生的一种不懈追求海洋利益，增强其对于海洋掌控力的意识思想。海洋意识一旦产生，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经济政策、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显著影响。本文不对海洋意识做整体的研究和论述，仅着重针对在海洋意识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海权意识以及经济政策的转变作研究说明。
17世纪伊始至1640年，英国处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此时期的英国延续了自十六世纪开始的人口增长趋势。“至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增加到240万。” [4] 人口的快速增长逐渐超出了英国社会当时的承担能力，粮食出现短缺；人地矛盾激化；物价迅速上涨；大批人口失业，大量民众生活无以为继，济贫问题成为了斯图亚特王朝难以负担的巨大压力。由于贫困人口得不到有效的救济，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不断上升，再加上17世纪初英国的经济萧条和由于中欧金融混乱及海外市场的商业竞争引发的手工业危机，英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英国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已经无法缓解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于是英国政府意图通过加紧对外殖民扩张的方式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获取更多的海洋经济利益，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国内危机。此时英国的海权意识由于海外利益对英国重要性的提高而逐渐兴起：1604年英西停战条约的签订使得英国获得了合法地在未被西班牙占领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权利，即所谓的“有效占领原则” [5]。“有效占领原则”的确立为英国进行海外殖民行动和发展海上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是英国海权意识兴起的重要标志。英国政府也出台相应法案法规，鼓励支持英国民众从事私人的殖民冒险活动，这些个人和私营团体的兴盛大大推动了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进程。在美洲，英国相继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占领了百慕大群岛和加勒比群岛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首个新教徒殖民地。在南亚地区，东印度公司于1607年建立起第一个殖民据点，接下来又先后在苏拉特(1612年)、默苏利珀德姆(1611年)、萨拉索尔(1633年)和马德拉斯(1639年)等地建立公司 [6] (或商埠)。至1640年英国革命发生前，英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在美洲和南亚地区的殖民贸易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英国的海外扩张主要是民间个人和私营团体的行为，英国政府虽表示支持，却很少对于本国殖民扩张行动作出干预和管理。由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海权意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此时海权意识处于一种被动发展的状态中，无法对整个国家大政策起到显著性的影响。
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查理一世实行强横专制的统治措施，1640年5月，查理一世解散议会，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进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时期。内战期间英国无暇他顾，荷兰、法国等国家趁机拓展本国海外贸易，尤其是荷兰，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军事力量，基本控制了远洋贸易，这使得英国的海外贸易利益受到了威胁和损失。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有效保护，在波罗的海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船只数目锐减，它们在英国与波罗的海从事贸易的全部船只中的比例，从三分之二降为三十分之一 [7]。为了扭转不利局面，维护英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方面的利益，复苏海洋经济，由“护国公”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掌控的共和国决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英国于1650年和1651年9月先后颁布了具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航海法》和《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规定从英国及其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由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进行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接受此项政策，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三次战争。英荷战争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发动的战争，战争的爆发源自双方在海外贸易方面不可调节的利益冲突，战争的目的是争夺海洋掌控权以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外贸易。虽然英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三次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条例》，英国获得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据点新阿姆斯特丹。《航海条例》也奠定了此后近一个世纪英国对待殖民地的基本政策方针，即“在经济上严格控制，使殖民地附属于英国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却让殖民地自我管理，减少英国的开支。” [4] 至此，以英国为主导的，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海上贸易保护体系基本建立，这标志着英国重商主义政策逐渐发展到极盛阶段。
海洋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不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愈发深切地认识到海洋给英国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广袤的舞台。由于海洋利益对于英国的发展愈发重要，英国的海权意识变得更加强烈，由先前的被动发展逐渐转变为主动发展，人们对于海外利益的重视与追求到达了新的高度，因此对于海洋掌控力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为了对海上贸易体系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了巩固和促进对外殖民扩张活动，维护和发展自身海洋利益，英国海军开始执行海上护航任务。1651~1660年间，英国海军增加了200艘军舰；从1649年起，英国海军开始在海上正常巡逻，其范围扩及地中海与波罗的海 [4]。英国自此之后的对外政策由夺取更多的海上贸易利益逐渐转变为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现有的以英国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巩固海上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追求构建海上霸权，英国由旧有规则体系的挑战者和破坏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体系的卫士和代言人。在经济政策与海权意识的驱动下，英国复辟王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海外市场快速拓展。为鼓励民间海外贸易，1679年英国颁布了《人身保护法》，对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给以法律上的保护。在政策支持下，这一时期的特许冒险家公司也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8]。在17世纪下半叶，利凡特公司达到顶峰时，它接受的呢绒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约四分之一 [6]。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等被授予特许权的海外贸易殖民机构，纷纷利用有利时机发展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特许公司将英国的产品运输销售到海外市场，又从海外市场向英国本土输送大量商品原材料，这不但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润，也推动了英国国内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下个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影响到英国的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和海权意识的发展，而且光荣革命在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英国的国王与议会的主权之争，建立了一套领先于当时世界的政治体制结构，这都为英国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海权意识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加合适的政治条件，在此背景下，英国海权意识的发展迎来关键时期。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和妻子玛丽登上英国王位后，英荷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联合体，荷兰作为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向英国输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贸易与殖民理念，尤其是荷兰金融系统的传入，对于英国此后的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和海权意识的发展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以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标志的现代金融机制使英国最终分享了历史上最大的红利 [9]。1694年，经议会决议通过和国王批准，英格兰银行在伦敦成立。作为一种由国王批准，政府担保，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团体，银行的出现为英国社会集资和民间剩余财富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方式，促进了英国的资金流动，极大程度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出现为海权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英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控银行体系和发行国债等金融手段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中相当一部分被英国用于发展海军、支撑对外战争和开拓海外市场。在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下，英国所构建的贸易体系更加稳固和完善，英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不断增加，这种红利反馈给了国家和民间投资者，令他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将更多的资金投资到英国的海外行动中，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海洋给英国带来了庞大的财富，这使得海洋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持续增强，进而又刺激英国海权意识进一步发展。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得益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加，英国的制造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国内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规模不断提升，推动英国于十八世纪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而领先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也保证了英国商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英国的海军能够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就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也为英国海上霸权的构建提供了生产力基础。
总的来看，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外部势力的竞争和打击但是危机与挑战同样刺激了英国海权意识的兴起。此时期，英国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即重商主义)的政策，并根据政策在金融、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方面采取了诸多行动，最终初步构建起了以英国为主导，以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全球范围的贸易体系。在国家内部，光荣革命的胜利令英国建立了一套先进的、较为稳定并符合实际社会状况的政治制度，为英国18、19世纪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扩张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17世纪英国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对外行动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为英国“日不落帝国”的最终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18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英国得益于先前打下的良好基础，迅速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海权意识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战略”被提出并付诸实施，英国的经济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3. 18世纪英国海洋霸权的建立与经济政策的转型
进入18世纪，英国进行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国内的政治冲突已经平息，新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确立与巩固；重商主义已经被朝野上下一致接受，海外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不断加深；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不断增强为英国的向外扩张提供了财政和武力方面的支持；海权意识蓬勃发展，“由于英国全民性的商业进取心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夺殖民地的意识” [6] 成为了英国进行对外扩张的内在推动力。在种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英国在整个18世纪发动或参与了一系列以夺取更多殖民地，争取更大海上贸易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通过回顾这一系列战争，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英国此时所具备的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和在海权意识的驱动下通过对外扩张建立一个世界性商业殖民帝国的战略意图。
战争所针对的首要对象，便是在当时与英国利益冲突最为严重的法国。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的查理二世去世后没留下子嗣，根据其生前所立遗嘱，法国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普将继承统治权，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分支则提出应由分支的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英国担心如果让菲力普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就会轻易获得西班牙的大量殖民地和其所拥有的强大海军力量，这将使法国在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进而严重阻碍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政策，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贸易利益。为了保障本国的利益，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和法国进行了长达12年的战争。战争过程双方互有胜负，战争结果是英方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后与法方展开谈判，最终双方与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法国与西班牙合二为一的可能性彻底断绝，英国获得了地中海地区、北美洲地区和西印度地区的广大殖民地，并取得了为期30年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黑奴贸易的垄断权以及每年派出一艘载货620吨的商船与该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英国最终成为了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首先，英国的帝国版图得到了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更大面积的殖民地；其次，英国通过战争很大程度打击了法、西等国，尤其是阻止了法国与西班牙的合并，确保了英国能够在海上力量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英国的种种成果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战后英国维持了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伸向全世界，它在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而这，也仅仅是英国18世纪构建海上霸权，建立重商主义殖民帝国的开始。
为保障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海上商业利益，扭转不利局面，英国与普鲁士结盟，在1756年至1763年间同法国在北美、印度及地中海、大西洋海域进行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初期，由于政府决策不当、军队结构不合理以及后勤给养保障不到位等原因，英军在诸多战场上节节失利，先后丢失了加尔各答、梅诺卡岛即奥斯威戈等重要殖民据点，使得英国殖民体系和海上贸易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被迫改组，威廉·皮特上台执掌政权。前文曾提及，威廉·皮特是当时英国商业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对外殖民扩张，建立海外帝国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上台后立即针对战争形势做了一系列调整部署，在其当政的4年时间内，英国基本扭转了战争局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761年，由于内阁否决了他对西班牙宣战的提议，威廉·皮特宣布辞职，但是继任者布特伯爵仍旧对西班牙宣战并采取了军事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1763年，交战的双方各国签订《巴黎和约》，七年战争最终以英国及其盟友的大胜而结束。七年战争是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次决定性战争 [4]，而英国又一次成为了战争中最大的赢家。《巴黎和约》规定英国获取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殖民地，并且以哈瓦那和法国的路易斯安那为筹码与西班牙交换得到佛罗里达，这使得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基本被英国完全清除，英国在北美地区基本建立起一个殖民帝国。加之英国在加勒比海域获得的诸多岛屿和在西非获得的塞内加尔等地，英国成功以海权大国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重商主义贸易体系下的殖民帝国，世界范围内构建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这一时期英国建立帝国且不断扩张殖民领的主要目的是从殖民地获取垄断性的贸易利益，其出发点是重商主义政策。为了使殖民地更好地服务于英国本土的利益，作为殖民母国的英国对殖民地的工业和贸易进行严格监督管控，对于各个殖民地当地产业的类型和规模都做出严格的限制，规定其某些产品只能销往母国。此时期保卫英国本土安全、保障英国对外殖民扩张活动的进行、维护和发展英国的海上商业利益等实际需要大大促进了海权意识的发展。不论是通过控制海上交通，切断海上贸易等手段展现“威慑力”以保障商业利益和本土安全，获取国家凝聚力和控制力；还是主动发动军事行动以打击敌对国家或进行殖民扩张，都需要应该具备更强大的海上实力，都促使英国更加重视向海洋发展。对于此时的英国而言，加强国家的海洋实力，既是铸就了一面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坚盾，更是拥有了一把扩大国家领土，争夺更大利益的利刃。
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浪潮的逐渐兴起以及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矛盾的逐渐激化，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殖民帝国就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重商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殖民扩张政策已经不再适应日益发展变化的新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英国的海上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和损失。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英国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与改革。使得在18世纪最后的30年中，以亚当·斯密、乔赛亚·杜克尔(Josiah Tucker)和杰米里·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英国应实行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政策的主张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这一主张被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接受并以之为指导在英国尝试进行改革，英国自由贸易改革运动徐徐展开。
英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对于英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随着新技术的涌现、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推广，英国的工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业品的质量愈加精进，英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10] 这对于英国经济政策的转型以及殖民地政策的改变都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首先，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仅拿棉纺织业举例，在18世纪的最后4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产量增加了25倍 [11]。而随着工业生产产量的迅速增长，英国对于商品生产原材料的需求愈发强烈。据统计，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英国1784年的纺织原料进口量为468万英镑，而这一数字在1856年增长到4283.1万英镑，是1784年的9倍；从1819年到1861年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量增长了近8倍 [12]。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英国对于销售产品的海外市场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财富和生产力的高速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使得低下的社会购买力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了了资本的大量过剩，引发了英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788~1789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英国许多工厂裁员甚至倒闭，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巨大打击；1793年的经济危机更是导致100余家银行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倒闭；大约12个纺纱厂在1793年宣告破产；英国的原料进口也由原来的3500万英镑骤降至1900万英镑 [13]。这不但使得英国商业贸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大大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社会矛盾，英国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加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不仅不能够满足英国实际的需要，反而成为了限制英国拓展海外市场的枷锁。
另外，工业革命的进行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工业革命之前，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英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大片土地的土地贵族控制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18世纪前期，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少数的资本家，但其主要代表人物的银行家和商人 [11]。这时主宰英国的仍旧是土地利益，土地始终是权利和财富的基础，真正掌控国家政权的始终是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们。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却迅速改变了英国先前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工业迅猛发展并很快取代了农业在英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话语权不断提升，逐渐取代了先前的大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成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业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他们相较于前二者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自身与海外市场的关联也更加的紧密，面对当时英国所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体系无法满足贸易需要的实际情况，他们积极主张改变传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商业和殖民扩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统治危机，而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思想下对殖民地采取的统治方式和经济政策。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为打击法国封锁了法属西印度群岛，禁止北美殖民地与其进行商业贸易，损害了北美殖民地的商贸利益。与此同时，英国为增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掌控，强制禁止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移民活动，宣布要在北美地区驻扎常备军并要求殖民地承担相当一部分军费开支，随后为增加财政收入，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征粮税、蜜糖税和印花税等诸多税目。这一系列的举动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极大程度损伤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对此英国政府采取残酷镇压措施，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战争自1775年爆发直至1783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历时5年，结果是“美国取得了独立地位，法国则在印度、北美和非洲取得新的立足点，西班牙收回了梅诺卡和佛罗里达。” [4] 而英国则因为战争丢失了大量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丢失直接导致英国殖民帝国瓦解，英国的殖民事业和海外贸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经济形势、殖民扩张形势以及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引发了英国国内对于重商主义政策的深刻而广泛的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工业革命开始后的英国已经脱离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足够强大，这使得英国再无必要通过以暴力手段扩张和控制殖民地的方式来实现贸易垄断和维护对外贸易出超地位的目的。如果英国继续坚持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但无法因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会激化与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妨碍英国海外市场的拓展。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对于重商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了推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转变传统殖民统治方式的主张。他指出“垄断殖民地贸易本来是为了本国产业的利益，可实际上不但没有发展哪怕一点点本国产业，反而削弱了本国产业。为了促进一个国家商人阶层的小利益，伤害了这个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和所有其他国家所有阶层的利益。” [14] 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使得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目的仅仅局限于“一直维持垄断”，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英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是垄断却制约了市场活力，不仅没有使得英国获利，反而阻碍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针对此，亚当·斯密提出英国应彻底改变这种殖民统治方式，应当建立一种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即自由贸易体系)，若如此，“各国的贸易动机虽然是自私的，但是最终结果却增加了所有国家的财富，因而这种贸易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14] 而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这也保证了英国的产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中都具备极其强大的商业竞争力。在自由贸易的体系之下，英国可以迅速霸占世界范围内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的份额，进而通过控制市场、操控经济的手段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或开扩新的殖民地，这既能令英国摆脱传统殖民统治模式中为保障对殖民地区控制而承担的大量财政支出，还能够通过开放市场限制的方式迅速扩大英国的海外市场，为过剩资本的输出和转移社会矛盾提供场所。所以毫无疑问，英国将会成为自由贸易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得到了当时英国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乔赛亚·杜克尔指出：“英国应该相信自己物优价廉的工业品和信贷能力，英国仅依靠自身具备的强大资本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在旧的贸易体系中，英国必须从自己的殖民地购买那些本可以以更低价格从其他地方购买的工业原材料。因此，实行自由贸易比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更为有利。” [15] 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杰米里·边沁更是提出：“贸易受资本的掌控，如果不能将更多的资本用于贸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动贸易发展；而如果拥有足够雄厚的资本，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贸易发展。” [16] 他从资本的角度出发，指出英国传统的殖民统治方式阻碍了英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分配，而放弃传统殖民统治方式，英国反倒是可以同殖民地之间发展互利贸易关系。至此，英国经济政策向自由贸易主义转型的全部条件均已成熟，英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贸易改革运动”。
4. 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与“日不落帝国”的建立
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化解英国殖民扩张与发展贸易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英国扩大海外市场，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政府自18世纪后期便开始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改革主要针对海外贸易和殖民政策，因此更加需要强有力的海权作为保障，英国海权意识在此过程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核心意识地位，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建立，英国海权意识在19世纪发展到了巅峰。
首先，在对待殖民地的政策方面，英国采取了一种“二元制”的改革方式，“开始将殖民控制和经贸控制结合起来。” [10] 一方面，对于如美国、加拿大等主要由白人移民者所组成的，与英国具有相同的血缘和历史文化认同感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不再追求对其的占领和控制，转而采取了“用殖民地对母国的情感和挚爱的新年为联系纽带，如果它们想独立，就应该让它们独立” [4] 的政策方针，并着重培养英国与这些殖民地的亲密关系，以便于顺利在这些地区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向其“友好国家”开放英国殖民地贸易，以此换取英国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在1825~1850年间，总计有17个欧洲国家同英国签订了自由贸易条约。另一方面，针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与西欧地区文明差异极大的地区，英国坚持实施高压统治政策，并且加紧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如1858年，在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为加强对印度的掌控，直接废除了莫卧儿帝国的傀儡皇帝，指派英国总督直接统治印度，至1867年，维多利亚女皇加冕为“印度女王”。英国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也显示出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仍旧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贸易体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某些地区或国家为了自由贸易体系服务具有浓烈的海权意识色彩，是英国自由贸易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也证明了海权意识是英国经济政策的重要保障。
在海上贸易政策方面，作为一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海洋国家，英国为避免贸易体系过于动荡损伤本国利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另外需注意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英国的贸易政策出现过较大的反复。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便开始改变重商主义原则下的贸易保护政策。18世纪90年代初，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便致力于进行贸易和关税方面的改革。他是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并根据自由贸易的原则对英国的关税政策实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有：降低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与法国签订《英法通商条约》；降低双边关税等。但是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英国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他们“用政权的力量来保护土地利益，因此反对完全的贸易自由原则，主张保留国家对经济的随意干预。” [4] 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战争的影响使得欧洲市场谷物价格直线上升，引得英国国内一大批土地所有者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粮食生产，以赚取巨大的利润。然而到19世纪10年代，伴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明朗，欧洲局势逐渐稳定，粮食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回落，这对土地所有者们的利益造成极大威胁。1815年，英国议会通过《谷物法》，规定当市场小麦的价格低于80先令每夸特时，禁止从外国进口粮食。这一法令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特色，为了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强行抬高粮食价格的做法，损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自法令出台之日起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并成为了推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投身于议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原因。在经历了三十余年斗争后，首相罗伯特·皮尔以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为契机，于1846年向议会提案废除了这一法令，这是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也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失败。《谷物法》自出台到废除的过程也表明，自由贸易主义符合英国绝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英国经济政策转型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1849年，英国废除了自17世纪中期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重商主义政策对于英国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丝影响也被消除了，自由贸易原则得到了完全地、彻底地认可。1852年，英国议会发表原则声明，宣布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改革运动至此取得完全地胜利，英国也由此开启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英国成功的建立起了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的“第二帝国”(即日不落帝国)。
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有力证明了海洋利益是英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从自由贸易改革运动胜利直到“日不落帝国”最终崩溃，英国的经济政策原则再没出现过根本性的改变，英国的海权意识也始终是英国的核心意识，其具体表现有：
第一，英国依旧扮演者海洋秩序保护者的角色，对海洋的掌控权是其工业发展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以确保英国贸易霸权的基础。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自由贸易原则的体系内，英国规模庞大的远洋船队将本国工业产品运输销售到世界各地的海外市场，再将各地的工业原材料运回本土进行生产加工，而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所带来的海上霸权便成为了维护这一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有力保障。英国在许多地区占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的贸易航线更是遍布世界，这使得英国在面对许多威胁和挑战时难以及时有效做出应对。针对这种状况，英国“精心挑选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在国际海上交通线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 [4] 通过经营建设以及派部队和军舰驻扎的方式，英国将这些战略要地打造成了英国海军的行动据点，进而成为了英国控制海上贸易航线、增强对殖民地控制的“枢纽”。“英国海军当时在选择那些设有贮煤站的主要港湾之时，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才是建港最大的目的，为了保护这些分布于全世界的贮煤港以及舰船维修设施，其周围开始建造要塞炮台，屯驻陆军。” [4]
第二，对于本土面积狭小，海外殖民地面积广大但分散范围十分广泛的英国而言，海洋是“日不落帝国”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英国所具备的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保证英伦三岛本土地区不被外敌入侵。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四面环海，领土面积狭小，缺乏足够战略纵深的岛国而言，一旦本土遭到外敌入侵，整片国土被全部占领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作为整个帝国的最核心区域，英国本土的动荡不安将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因此，依仗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阻止任何有可能来犯之敌，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是英国最明智的选择。这不但加强了英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反应力，更重要的是英国凭借强大的海上霸权形成了一种“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对于维系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具有非凡意义和价值。
最后，英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向全球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开拓世界市场。对于当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国家和地区，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它们融入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1839年，英国兼并了亚丁湾地区；1839年陈兵秘鲁的卡亚俄；1839~1842年以及1856~1860年间两次对华发动鸦片战争；1861年占领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并于同年入侵墨西哥。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世界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诸多国家和地区被强制性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之中。英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工业生产力可以轻易操纵世界市场，进而以贸易为途径，以资本为手段向整个世界市场的成员们不断施加自身的影响力并获取更多利益。
5. 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海权意识的兴起源自英国对于海洋利益需求的不断提升，随着海洋利益成为英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海权意识也不断发展增强并最终成为主导国家行动的核心因素。英国近代经济政策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英国原有获得和发展海洋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已经阻碍甚至损害了英国的海外利益发展。而自由贸易主义兴起、发展并最终成为英国国策的过程，正是一个具有强烈海权意识的国家和民族为增强对海洋的控制权，维护和发展自身海洋利益而进行反思、探索与改变的过程。在这一意识的驱动下，英国在数百年的时间中不断上演着这一过程，这使得英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和海洋优势”，并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世界性帝国，创造了伟大的海洋文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研究”(项目批准编号：18CDCJ0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