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孝道”是具有中国特色，并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文化设计，是一种源于时代与历史文化的产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孝道”是一种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统一体，潜藏在人们的认知深处，塑造着日常情境中反复出现的行为和心理感受。本文借用双元孝道模型来解读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就目前而言，有关孝道研究领域，广受研究者认可的模型是“双元孝道模型”。此模型将我国国人所具有的孝道观念分为“互惠性”和“权威性”两种，它们的内容、性质和职能各不相同 [1]，即二者是在认知、行为、情感的价值观和行为观上存在显著分化的孝道类型。“权威性”是以“崇长尊亲”为主要特征的孝道观念与行为；“互惠性”孝道则是以“平等互惠”为主要原则的孝道观念，其更加注重心灵、情感的关爱。双元孝道模型为孝与非孝的问题提供了较为明显和清晰的标准，其不同的功能分类也较好的解释了孝道的心理运作机制，已有研究已证实双元孝道理论模型对孝道文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当下研究者尚未针对该模型中两类孝道观念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其中一类孝道观念对于另一类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是否会才产生影响？本研究旨在双元孝道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我国孝道文化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作用。
近年来，代际传递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和使用的研究立场与方法。代际传递是控制人类文化的延续或演变以及确保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知识的连续性的关键机制之一。它是指通过上一代的心理特征或相关能力和行为传递给下一代的社会现象 [2]。以往采用代际传递的视角研究孝道文化的实证调研发现，权威孝道和互惠孝道均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且主要集中于对家庭系统内部父母与子女的人口学特征和特定行为做探究，李启明等发现父母和子女的性别、年龄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双代孝道转移模式中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3]，且父母的双元孝道对子女的互惠和权威孝道具有不同的预测影响 [4]。代际传递的视角是一种纵向视角，与纵向研究不同的是，传统的纵向研究仅仅针对同一行为主体进行时间上的追踪和观测，但是代际传递的研究范式不仅时间上是纵向的，而且研究对象也是具有紧密连续关系的多元主体，例如孝道传递中的父母和子女两大在时间上具有连续关系的“主要角色”，因此代际传递的视角在控制变量上虽不及传统纵向研究严谨，但是其反映了在孝道文化、价值观传递的过程中，主要环境角色(父母)对主体(子女)的长期影响，更具有客观现实性。
据此，本研究借助代际传递的视角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传递性机制，旨在探究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核心价值观，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孝道模式的相互作用。并且探讨家庭作为生态系统理论中的最密切的作用圈层，在孝道文化的代际传递中所起到重要作用。从双元孝道模型本身出发，立足于代际传递的研究新视角，采用亲子配对的问卷调查法，以中学生及其父母亲为对象，重点讨论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双元孝道模型中的权威性孝道对互惠性孝道的相互作用及家庭教养方式的特殊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样本
调查地点为浙江省温州市的3所中学，抽取了535名中学生及其父母一方参与调查。调查共收回445份样本资料，整理后得到422份有效样本资料，问卷有效率达到94.8%。接受调查的被试中，父亲138人，母亲283人，未填写该项的1人，父母年岁均值为42.70岁(SD = 5.16)；男性子女137名，女性子女284名，未填写该项的1人，子女年岁均值为15.59岁(SD = 1.5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内容包括子女和家长的双元孝道观念以及所感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程序上采用双盲设计，先调查父母方的数据，后采用信封密封到学校内采集子女的数据，并当场完成配对。采用量表的具体情况如下：
2.2.1. 双元孝道量表
亲子均使用李启明在2014年修订的双元孝道量表 [5]。包括权威的孝道和相互的孝道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8道题目，总计16道题目，并采用6点计分。在本研究中，父母双元孝道的α值为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887；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723，信度良好；子女双元孝道总量表的α值为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885；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743，信度良好。
2.2.2.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亲子均使用岳冬梅等在1993年改进与修改的双亲抚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6]。包括父亲和母亲抚养方式两个分量表，共66道题。在本研究中，父母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α值为0.936，父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77，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46；子女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α值为0.894，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38，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25，信度良好。
2.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在相关分析基础之上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最后，采用PROCESS分析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为自陈量表，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来初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全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有7个因子，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24.29%，远小于40%的临界值，初步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如表1所示。在本研究中，父母互惠性孝道和父母权威性孝道呈显著正相关(r = 0.25)，子女互惠性孝道和子女权威性孝道呈显著正相关(r = 0.29)，初步表明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二者之间紧密的正相关。子女权威型孝道与父母权威型孝道呈显著正相关(r = 0.25)；子女的互惠型孝道与父母的互惠型孝道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16)，初步表明代际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解释或预测的关系。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1. 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N = 422；*表示p < 0. 05；**表示p < 0. 01；***表示p < 0.001，下同。
3.3. 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见表2，其中，父母年龄、父母性别、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为控制变量。由表中数据可知，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在子女互惠型孝道中，父母权威型孝道及互惠型孝道分别有着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parental dual filial piety to son and daughter dual filial piety
表2. 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回归分析表
注：N = 422；*表示p < 0. 05；**表示p < 0. 01；***表示p < 0.001，下同。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
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8 (Model8为调节变量调节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的条件过程模型，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致)。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之后，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将父母权威性孝道放入模型后，父母互惠性孝道与父母权威性孝道的乘积项对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及子女互惠性孝道的预测作用均显著(父母情感温暖理解(B = 0.09，t = 2.40，p < 0. 01；子女互惠性孝道：B = 0.09，t = 2.16，p < 0. 05)，说明父母权威性孝道不仅能够在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的直接预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B = 0. 09，t = 2.16，p < 0. 05)，而且能够正向调节父母互惠性孝道对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的预测作用(B = 0. 09，t = 2.40，p < 0. 01)。
Table 3. Test of moderating mediating effect of 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表3. 父母权威性孝道对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的有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注：N = 422；*表示p < 0. 05；**表示p < 0. 01；***表示p < 0.001，下同。
4. 讨论分析
4.1. 双元孝道的结构统一性
本研究首先通过相关分析显示，父母互惠性孝道和父母权威性孝道呈显著正相关(r = 0.25)，子女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呈显著正相关(r = 0.29)，初步表明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二者之间紧密的正相关关系，暗示了二者作为双元孝道结构中的部分合理性。以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双元孝道的理论解释上，李启明等人认为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作为孝道的不同维度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强调子女对父母和家庭尽责，且两种孝道信念都受到当代华人的重视 [7]。李启明等人在父母的教养方式及性别对孝道代际传递的研究中构建的父母双元孝道、父母教养方式和子女双元孝道的综合模型中，也认为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是统一的两个方面 [3]。学者叶光辉进一步提出，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互惠性孝道处于核心的主要地位，包含人际亲密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统一而产生的主动影响，是包含“感恩”、“尊敬”、“归属”等善性社会情感的激发力量，而权威性孝道则强调社会规范和角色规范来进行制约越轨行为，从控制的角度来维护孝道，子女不合规范的行为和心理想法会受到规制，是一种被动顺从的作用路径。二者从主动和被动两条路径出发，作为统一结构的双元孝道模型来对子女的心理、行为产生综合影响 [8]。
4.2. 中国传统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的理论解释
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代际传递上，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本研究从家庭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三个角度，对研究结果做出一些解释。首先，家庭系统理论从系统作用层面的角度指出，家庭系统作为最密切的内圈层，作为子女幼年时期日常反复经历的微观情境因而体现着最直接的影响，其对子女孝道内涵的价值观念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进而实现父母到子女层面的代际影响作用。其次，社会学习理论从子女对父母行为的作用角度出发，指出子女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所经常看到的人的所作所为 [9]，进而实现行为与心理、价值观的传递。最后，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出发，这一理论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价值观传承的中介不是行为的模仿，语言作为一项重要的中介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惠孝道和权威孝道文化不仅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而且会通过语言展示和传递。已有研究显示，子女的认知、情感、语言与行为发展与父母的一致性越高，则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就越强 [2]，那么双元孝道作为国人一种稳定的孝道结构，可以从代际传递的心理行为效应上形成一定的指标，进而评价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大小及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4.3. 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在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中的作用
研究指出代际传递的发生机制包括“资本”机制、“沟通”机制、“文化濡化”机制等，这些机制共同塑造着一开始模糊的孝道价值模型 [10]。其中，“沟通”机制使得许多与资本本无直接相关的心理特征的代际传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6]。从家庭系统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在互惠性孝道中起中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分为三个维度，“接纳——拒绝”、“心理自主——心理受控”、“严厉——放纵”，本研究立足于双亲教养方式中的接纳维度，即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为中介变量来探索其在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符合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的内涵，互惠性孝道以人性中的“爱与亲密情感”为根源，孝道传承过程中倾向于平等互惠 [1]，不同于以往心理自主变量的中介作用，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作为一种接纳性的变量在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中起到中介作用，对以往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研究进行了补充，也对孝道的基础教育产生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4. 权威性孝道对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的调节效应
以往研究者对双元孝道的整体机制作用的统一性进行了研究，但是较少研究对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二者作为双元孝道的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权威性孝道主要基于社会阶级和家族角色规范的文化原型，是一种被动压抑、具情境特定性和文化特定性、作用力较弱的规范信念 [7]。互惠性孝道主要根植于亲子间自然情感互动的心理原型，是一种属于主动自愿、跨情境式、作用力强的规范信念 [3]。国内李启明利用入户调查得到的亲子配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和年龄在双元孝道的传递过程中起到特殊的调节作用 [4]。因此本研究认为，互惠性孝道相比权威性孝道更具主动性、作用力更强。本研究因此构建了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模型，并基于此模型，来探讨权威性孝道在其中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权威性孝道本身和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子女互惠性孝道并无相关，但是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父母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产生了交互作用，在高权威性孝道的作用下，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正向增强。从内涵性质及运作功能上来看，华人孝道的“互惠性”与“权威性”其运作原则比较倾向于平等互惠 [1]。本研究基于理论和模型认为，权威性孝道可以正向强化互惠性孝道观念，从而正向强化父母教养方式的温暖理解成分和对子女互惠性孝道的预测作用。
当父母秉持互惠性孝道观念，并通过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影响子女的时候，父母一定的权威性孝道及其相应的行为会不断地产生交互作用。从父母的角度看，父母一方面首先基于“爱与亲密情感”会对自己的子女表现出温暖理解的家庭教养，另一方面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来看，抚养子女和温暖理解的行为理应得到子女相应的回报，子女在这样的思维观点和教养方式下也会形成类似的观点，从而完成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从子女的角度看，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首先一方面最基本的是人性中的“爱与亲密情感”起到基础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会令其不自觉产生“尊亲诚亲”和“奉养祭念”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子女受到传统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对这一外部道德的遵守恰恰符合“爱与亲密情感”的基础作用，从而显著强化互惠性孝道的代际传递作用。
5. 研究结论
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是构建“和谐中国”的本土化路径设计之一，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在代际之间传递的时候，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 [11]，孝道的代际连续性不仅涉及个体社会化，还对整个中国社会正常运转起到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从孝道结构和家庭系统影响的角度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理解，提出双元孝道既是统一的，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理解新时代下以互惠性孝道为主的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认为孝道是具有世代文化的特性的，从宏观上可以进行基于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宣传，从微观上需要加强家庭建设与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引导，特别是从语言、行为示范等角度出发，为我国本土化新时代“家风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研究的依据。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高教司国家级课题“孝顺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影响因素”(JW20191035100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