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61年柏林墙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产生激烈冲突的一次重要事件，对美苏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研究该事件能够从中洞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柏林政策的调整，又可以探究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积极寻求英国支持的原因，理解两国追求一致的影响因素。本文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主要从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切入，透过美国柏林政策趋同于英国的过程，理解两国的外交政策，以期对英美两国外交关系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
2. 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英美外交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英国为消除苏联对西方利益的威胁延续了战时的同盟，保持和发展了两国的“特殊关系” [1]。两国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使得英美在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上占据更大的话语权，但20世纪50年代英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如苏伊士运河危机、朝鲜战争等，导致两国之间滋生隔阂。虽有及时修复，但出于两国利益的差异，1961年的柏林墙危机期间英美仍存在分歧。英国始终追求和平的谈判，主张对苏联采取妥协的温和政策，美国则强调西柏林在欧洲的重要战略意义，反对软弱妥协，要求采取加强军备积极备战的策略。
1960年11月，英国外交部开始重新制定柏林政策，认为如果苏联再向柏林问题发难，那西柏林就难以保住，需要通过谈判找到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做出部分妥协。英国主张采取保守妥协的柏林政策，竭力保持现状或者减少牺牲，那当务之急就是与美国肯尼迪政府消除美英之间在应急计划方面存在的分歧 [2]。相较之下，美国新政府的柏林政策倒不明朗。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总统就职，在国情咨文中并未提及柏林政策。不过，肯尼迪政府并未忽视柏林问题，肯尼迪很快就让总统特别顾问迪安·艾奇逊研究柏林问题，形成柏林政策。
美国在柏林问题上，首先寻求与其重要盟国英国的交流，并在其新柏林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及时交换意见。1961年4月5日至6日，肯尼迪与麦克米伦在华盛顿会晤，英美两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显露。艾奇逊说，在柏林问题上，仅做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是不够的，肯定要做出某种军事反应，对苏联进行军事试探，施加压力 [3]。麦克米伦表示，英国人民从未会为谁在通行证上盖章而开战 [4]。会谈期间，英国多次提出应考虑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处理柏林问题，为柏林问题寻找一个解决协议。霍姆表示双方需就谈判立场进行商讨，如建立一个自由城市 [3]。美国一方则强调西柏林的战略意义，表示应对西柏林人负责。此次会谈美方由艾奇逊主导，美国的柏林政策尚未形成，肯尼迪总统也表示他尚未确定该采取何种行动。但是，英国的柏林立场十分明确，显然英国的柏林政策与艾奇逊的主张大相径庭。随后，美国就柏林问题在4月和5月分别和西德、法国进行讨论。
事实上，美国的新柏林政策还未形成时，赫鲁晓夫就再次对柏林问题施压。1961年6月3日至4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双方会谈的焦点又落到了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呼吁召开和平会议解决柏林问题，认为德国的统一不再成为可能，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同意，他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缔结和平条约，使西柏林成为自由的城市 [3]。对此，肯尼迪强调保卫西柏林是美国的责任，如果美国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那么美国的承诺将会变得一文不值 [3]。双方在该问题上僵持不下。赫鲁晓夫不仅没有松口，还要求以6个月期限解决该问题 [3]。无奈之下，肯尼迪提到他即将会和麦克米伦会面，并讨论此事 [3]。维也纳会谈双方都不欢而散，柏林问题则变得更为急迫了。
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结束后便立即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等人商议此事。英国认为西方应该要对此做出回应，其中可能包括同意谈判 [3]。麦克米伦表示可以考虑告知赫鲁晓夫，西方接受在不改变西柏林立场的情况下不反对他与民主德国签订条约 [3]。在此次伦敦之行中，肯尼迪主要作为一个倾听者，向英国寻求建议，并没有对美国的柏林政策表态，但后来美国制定的柏林政策却与这次会谈中英国的立场不谋而合。
6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访美，英美双方再次就柏林问题进行讨论。首先，双方讨论如何回应苏联，霍姆还是主张要进行回应，并做好妥协的准备。接着，艾奇逊提出了美国的应急计划，实际上就是军事威慑战略，迫使赫鲁晓夫知难而退。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则更进一步地指明让英国协助其增强西德的军事力量，霍姆委婉指出应征求北约国家的意见。腊斯克回应，英美可以在不参考北约的情况下进行协调合作，但霍姆还是强调此事不能排除北约 [3]。英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得美国很难视而不见。美国的柏林政策也在与英国的一次次交换意见中逐渐形成。
6月至7月，美国的柏林政策在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争论中形成并修正。美国在6月16日举行柏林应急计划部门间协调小组会议，艾奇逊依旧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强调核威慑的作用，同时指出盟友的反应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甚至主张对英国进行外交讹诈来获取支持 [3]。国内温和派强烈反对艾奇逊的观点，肯尼迪让腊斯克对此做调整。7月17日，腊斯克提交了《德国-柏林大纲》，对美国涉及德国-柏林的利益做了界定，明确规定对于西柏林以外的其他利益 [3]，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来维持。除此之外，他还强调了盟国团结的重要性。在军事方面，主张加强常规的军事力量，展现美国的决心，同时通过战争以外的其它措施来捍卫美国在西柏林的重要利益 [3]。美国的柏林政策开始注重政治外交以及其它层面，不再是仅专注于军事层面。7月25日，肯尼迪就柏林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该问题 [3]。至此，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已形成，主张加强常规军事力量与谈判相结合，积极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其中离不开英国的柏林政策带来的影响。其实，在美国界定德国–柏林利益时，已明确了可让步的范围，即确立了谈判立场，这是在向英国的柏林政策靠拢而明确的。
8月4日至9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带着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前往巴黎参加西方四国外长会议。在会议上，他坚持呼吁对苏进行谈判，而这就是英国一直坚持的柏林政策，故霍姆对此积极响应。腊斯克还表示，盟国需要共同采取加强军备的战略，以使得苏联下定决心来与我们谈判。英国虽然不愿执行该计划，但也做出妥协，表示可协助增加西德的军事力量 [3]。英美两国都主张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应对柏林问题，所以在此次会议上美国的柏林政策基本上获得了英国的支持。
8月13日，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边界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限制了东西柏林的人员流动。随后，还用水泥墙来代替了铁丝网，筑起了“柏林墙”。由于先前英美两国都对柏林利益做了明确的界定，“柏林墙”实际上并未对西方的利益造成损失，故英美两国都未做出强烈的反应。在9月14日的英法美三国外长会议上，西方三国针对柏林问题的下一步计划进行磋商，英国在会议上对美国寻求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立场再次表示强烈支持 [3]。其后，美国开始谋求与苏联直接对话，准备与苏联就柏林问题展开尝试性的会谈。9月28日，腊斯克与葛罗米柯外长进行会谈，并开启了美苏自维也纳会议后在柏林问题上的直接接触。
综上所述，虽然英美在前期对柏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柏林问题上一直以来都积极与英国交流，并强调英国支的持的重要性，采取积极的对英外交政策。美国在与英国的多次交流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柏林政策的基本原则，从主张“核威慑”到强调谈判解决，获得英国的支持。“柏林墙”筑立后，美国便在获在英国支持的基础下，同各盟国展开协调，并与苏联直接接触来处理柏林危机。
3. 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因为在东西方的对峙上，美苏的军事力量持平，美国需要盟国的支持，同时，西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以及核力量方面，离心力都越来越强。美国难以控制西欧，故意欲拉拢英国，希冀通过控制英国来控制西欧。
3.1. 英美存在较为一致的柏林利益
二战后，柏林问题一直是影响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苏联多次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各国发难，主要是希望能利用柏林问题促使西方承认德国的分裂以及承认民主德国。英美都主张对苏遏制，在共同的目的下走向联合，尽管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英美在柏林问题上的政策不总是一致的，但仍存在一致的利益。
英国主张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认识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德国，柏林实际上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下。所以，英国认为，西方无法阻止苏联向民主德国移交权力，主张继续留在柏林与民主德国交涉，必要时承认民主德国 [4]。英国对柏林问题的看法较为客观和现实，在1961年2月提交的新柏林政策中，指出需要承认与苏联谈判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然会给联邦德国和西方带来损失，因为它必然会增加对民主德国的承认，或者削弱西方的控制。维持柏林的现状或许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5]。在柏林问题上，英国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对于英国而言，一个分裂的德国难以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一席之地，更有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同时英国还表示为该问题开战是愚蠢的，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斡旋。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麦克米伦上台后一直追求在美苏之间调节起调节作用，发挥大国优势，提高国际影响力，如前所述，麦克米伦访苏就是在该政策下指导下采取的行动。由于英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故相较于美国，英国对苏联的政策略显缓和。
肯尼迪总统上任后，多次强调西方在西柏林的责任，认为柏林问题牵涉到美国的威望。在6月3日到4日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中，肯尼迪就多次表示如果美国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那么美国将会威严扫地。肯尼迪说：“如果我们被逐出西柏林，如果我们甘愿丧失权力，那么没有人会再相信我们的承诺和保证。” [3] 柏林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威信和信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正值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如果美国放弃柏林，那么在美国保卫下的自由世界将会发生混乱，美国的承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这一点也常被艾奇逊用于为西柏林在美国具有重要地位作辩护。所以，美国坚决维护西方在西柏林内的利益，无法像英国那样“洒脱”。如果就柏林问题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同样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将背上挑起战争的罪名。然而，德国和柏林问题长期造成欧洲局势的不稳定性，加上大量的驻军费用，增加了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造成严重的赤字。所以美国在重新制定柏林政策时，对西柏林的利益做了界定，以避免美国为柏林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美国在西柏林的利益要求着美国采取同英国一致的相对缓和的柏林政策。
英美两国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坚决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正是这一致的利益，使得美国积极与英国交换意见，协调行动，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3.2. 西方盟国内部与美国存在分歧
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经济逐渐得到发展，对美国的控制愈发感到不满，在外交事务上逐渐开始摆脱美国的控制，强调自身国家的利益。法国、西德采取具有离心倾向的对美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在东西方国际事务上愈发需要英国的支持。
1958年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处处与美国作对。次年，戴高乐便着手开始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2月，法国宣布其海军在战争期间不受北约的统一指挥；3月，法国撤出了在北约控制下的地中海舰队；7月又赶走了驻法国的美国轰炸机 [6]。戴高乐主张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美国坚决反对，但是戴高乐没有停下核武器研发的脚步。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试爆核武器。戴高乐还反对美国干涉欧洲事务，主张欧洲联合。在柏林问题上，法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对于军事准备计划等实际行动却含糊其辞 [3]。因此，美国越来越难从法国获得实际支持。西德在柏林问题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希望实现德国的统一，强烈反对美国与英国的谈判政策，认为不能在柏林问题上对苏联妥协，但是实力较弱。西德支持加强军事准备计划，但是同时又顾虑会影响国内的大选，不愿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 [3]。美国也不愿意为德国的统一而不惜引起军事冲突，损害美国在西柏林的利益。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筑立后，西德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对美国对柏林墙的克制反应大为不满，美德矛盾逐渐公开化。首先，法国和西德在柏林政策上都与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存在较大的分歧，都反对美国采取谈判的方式与苏联妥协。其次，虽然两国都支持美国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应急准备计划，但又都不愿意对其做出实际性的支持行动。
英国是美国在西欧最重要的盟友，并且有能力有意愿支持美国的柏林政策。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英国就积极充当美欧关系的“桥梁”以及美苏关系的“和事佬”。1959年2月21日至3月3日，麦克米伦访苏，就柏林问题与苏联交换意见，传达西方的立场，积极寻求缓和。随后，麦克米伦在3月9日、12日、19日分别访问了法国、西德、美国，力图将西方各盟国的柏林政策协调一致 [7]。
从西欧盟国的柏林政策出发点而言，英国更具有大国地位以及格局；从国家军事实力来看，英国显然更强有力。更重要的是，从各个盟国的对美关系来看，英国的支持相对容易寻求，而英国也最有可能在柏林问题上支持美国。
3.3. 西欧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呼吁西欧联合起来接受美国的援助，即“马歇尔计划”，一方面，能够利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控制西欧，作为遏制苏联的前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美国的经济从战时转向和平时期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开启了西欧自发联合的道路。西欧的联合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经济层面，西欧经济走向复兴，美国经济相对衰落，逐渐削弱美国对西欧经济的控制权。
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各国在关税方面和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进行协调合作，1957年3月，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6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的联合。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主要是因为战后美国为了与苏联对峙开展军备竞赛，加大财政支出。战后初期美国在56个国家驻有军队，在国外建立480多个军事基地，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50年代初在朝鲜战争中，还增加了海外驻军的开支，从每年6亿美元急速增加到16亿美元 [8]。1960年1月，国外的美元持有量第一次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国际收支赤字高达37亿美元，引发了二战后的第一次美元危机，巨额的赤字使得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等问题，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收支问题 [9]。美国国内经济的衰退既影响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威信，又使得美国对盟国的控制失灵。肯尼迪总统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困境中上台，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欧盟国应协助解决美国的财政状况，理由是美国是因为要确保北约的防务和对苏联的威慑才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 [10]。
为了转移美元危机，肯尼迪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其西欧盟国，但是由于西欧在经济上进行联合促使美国难以对此施加影响，美国把目光投向了西欧联合外的英国。美国希望通过支持英国加入共同体来重新获取对西欧的控制权，将国内的经济危机转移到西欧各盟国身上。肯尼迪政府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以促成一个更大的欧洲市场，这样将有利于美国扩大对欧洲的出口，从而缓解自身的经济困境。一个经济上更强大、更统一的欧洲也能更好地分担美国的负担。……英国加入欧共体还能有助于遏制共同市场的保护主义倾向 [11]。所以，美国在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寻求英国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复苏伊士运河事件造成的美英分歧，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危机的转移。
英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柏林利益，是美国在柏林墙危机前后对英国采取步调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西方各盟国与美国在各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柏林问题上，各国利益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也千差万别。再加上美国国内此时面临着经济危机，需要英国对西欧盟国施加影响，从而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在此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在柏林问题上采取积极与英国协调的外交政策。
4. 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
4.1. 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失败
麦克米伦执政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殖民地掀起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英联邦濒临解体。西欧在法国与西德的和解下，逐步走向更广泛层面的联合。英美特殊关系在合作中也常存在分歧，在国际舞台上英国的外交多次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给两国的关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新的国际形势下，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与捍卫自身的主权相比较，拒绝加入欧洲将使国家遭受更大的削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英国的作用将被日益边缘化。” [12] 事实上，由英国牵头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优劣也已分明。1960年，共同体六国间的贸易额在这一年增长了30%以上，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七国之间贸易额仅增长了16% [13]。此外，欧共体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在美国心目中的分量的持续见涨，如果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将对英国的地位极其不利 [14]。因此，麦克米伦重新思考调整英国与西欧的关系。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带领欧洲走向联合，再加上拥有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可以通过对英国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对整个西欧的控制。英国调整对西欧的政策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在西欧离心力与日俱增时，肯尼迪政府更迫切地希望英国与西欧各国联合，领导西欧回到“正轨”上。在麦克米伦的回忆录中也指出：“美国朝野都赞同我们关于欧洲联合的主张。……在我同肯尼迪面商时，或者在他不断地向我发出的鼓励信中，他总是表示完全赞同我国的意图，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事对自由世界所带来的经济好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个联合的欧洲在战略上能提供更多的贡献。” [15]
美国对柏林政策做出调整后，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其表示大力支持。法国对英美的合作与一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英国的加入势必会侵犯法国在西欧联合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英美的合作与一致使得法国怀疑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动机，认为英国的加入将会伴随着美国的意志以及控制。西德对在柏林问题上主张谈判的英国和美国颇为不满，意识到无法依靠西方的力量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故主张与法国联合。双方商定，不接纳英国加入共同体 [14]。
在此形势下，1961年7月31日，英国正式提出加入共同体的申请遭到拒绝。所以，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柏林问题上对英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同时，也拉大了英国与西欧之间的距离。
4.2. 英美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核问题中的合作
在事关东西方对抗的情况下，美国都积极与英国交换意见、寻求英国的支持，在柏林问题上如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上以及核问题上也是如此。英美两国在对抗苏联以及其东欧阵营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促使英美两国在古巴问题上加强合作。
1962年9月初，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以此对苏联发出警告。危机开始后，肯尼迪、腊斯克等人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必须要得到盟友的支持，特别是英国的支持与合作。在整个危机期间，肯尼迪都与英国保持密切地联络与协商 [16]。肯尼迪与麦克米伦之间存在一条被特别保护的秘密线路，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一直能秘密获悉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个变化。……有时，肯尼迪总统在一天之内打三次电话来 [15]。1962年10月20日，肯尼迪直接向麦克米伦表示，为了安全和迅速行动，……他希望从现在开始，英美保持最密切的接触 [17]。肯尼迪在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上都会先与麦克米伦沟通，倾听他的建议，才做决定。英美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密切交流，推动了危机的和平化解，也将英美的特殊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峰。
肯尼迪总统在任期间，一直希望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实验的条约，以此来放缓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赛以及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维护美国的核力量优势地位。英国国内对核恐怖不满，强烈要求停止核试验，因此，麦克米伦与肯尼迪进行联手，力图与苏联签订一份禁止核试验的协议。1961年7月5日，英美在联合国的代表提出制定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倡议。9月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向赫鲁晓夫提出该倡议，但是苏联对此不理会。麦克米伦积极推动美国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 [15]，终于在1963年7月有所转机，三方就该问题在莫斯科开展谈判。8月5日，英美苏三国正式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英美长期合作以来追求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整个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美两国保持密切地联系，协调一致，共同对抗苏联。
20世纪60年代前期，由于英美两国在柏林问题、古巴导弹危机以及部分禁止核试验上保持较为一致的态度以及立场，促使该时期的英美关系达到了顶峰，修复了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中的裂痕。
5. 结语
1961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由于英美两国在柏林有着较为一致的共同利益，美国积极与英国进行交流、协商与合作，从而推动了英美特殊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迎来了高潮。同时期，英美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推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中都延续了密切的合作，这使得英美关系在二战后再次进入蜜月期。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英美在核技术、越南战争、非殖民化等方面的分歧，以及英国实力持续下降，西欧联合日益增强，第三世界国家努力突破东西方格局的控制等国际形势的变化，英美关系始终围绕两个国家的利益而波动。英美特殊关系的实质持续展露于英国政府面前，英美特殊关系的弊端也慢慢涌现，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英美关系该何去何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