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阶层、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The Influence of Class of the Original Famil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GSS2015

摘要: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阶层认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除收入、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原生家庭阶层对个体现阶段的阶层认同有正向显著的影响；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现阶段的阶层认同有负向显著影响。同时原生家庭阶层通过影响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影响阶层认同。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5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study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atus identification among non-agricultural working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income, education level, party membership and so on, the class of the original fami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tatus iden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lass of the family will further influence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rough relative deprivation.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是我们看待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两种范式，其中分层研究是当前的主流，在社会分层论看来，社会不平等是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一种结构形式，社会整体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内在逻辑。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战略布局以及持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社会进入了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文化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等要素的深刻变化随之加剧了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这个词正是来源于社会分层论，是依据社会分工划分职业群体，并对民众的收入水平、社会声望、职业优劣、地位高低及权力大小等要素进行排列，从而形成的一系列层次或等级 [1]。不同地区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因发展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谢文泽依据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占有情况将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八个层级：资本家，高级管理人员，高级雇员，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小型和微型企业主，正规脑力与体力劳动者，非正规劳动人员，无业人员 [2]。在我国，流传最广、对国家政策影响力最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提出的“十大阶层论”，将我国居民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或失业者阶层 [3]。十大阶层论不仅考虑到了职业群体间的劳动资本差异，还将组织及文化等资源的占有状况纳入考量范围。总体来看，这种基于社会指标的分层实际上是一种客观社会分层，而阶层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同人力资本的回报。

在社会分层领域中，社会阶层结构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议题。起初，学者们大多聚焦于客观层面的分层情况及层级结构的形成机制，如李强关注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趋势 [4]，仇立平分析了职业的收入、权力与声望对客观社会阶层的影响 [5]，钱明辉则论证了教育与社会分层间的关系 [6]。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深入发展，“阶级”观念虽逐渐淡化，但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在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造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紧张的局面，使得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社会阶层发生了分离。因此，主观性的阶层认同或阶层自我定位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主要包括：阶层认同偏移研究；特定群体的阶层认同研究，如青年农民工 [7]、技术工人 [8]、白领新移民 [9] 等；不同群体间的阶层认同差异研究；阶层认同对政府信任程度 [10]、个体创业 [11] 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其中，由于阶层认同的形成机理较为复杂，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探析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热度较高的议题。

虽然关于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探析已较为丰富，但基于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研究较少。原生家庭的优渥与否对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性格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此外现代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使得人际间的交流愈发频繁，个体或群体间的比较更为普遍，人们容易在社会比较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不少学者也通过研究验证了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存在一定程度联系 [12]。因此，本文将从主观与客观的角度出发，研究相对剥夺感和原生家庭阶层对中国居民的现阶段阶层认同是否存在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与阶层认同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基于公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丰富阶层认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作为阶层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 [13]。通过梳理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可发现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主观获得感、职业状况、文化状况及家庭环境五类因素对阶层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在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通常，可将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归类为客观社会经济条件，胡荣、雷开春等学者已证实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对主观阶层认同确有显著影响，即职业地位越高、收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等级也越高 [14] [15]，同时住房作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对阶层认同也有着正向效应 [16]。相对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主观获得感也引起了学界关注，蔡思斯认为改革获益程度、生活改善程度以及自致成功性评价均与阶层认同呈现正向相关 [17]。职业劳动作为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不容忽视，具体包括体制属性 [18]、人力资本 [19] 及职业多元性 [20]。工作之余，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丰富，休闲文化资本 [21]、文化消费 [22] 甚至新媒体的普及使用 [23] 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也展示出较强的解释力。此外，区别于个体本身的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还关注到了中国家庭观念色彩浓厚这一背景，认为父辈社会地位也会影响着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 [24]。总体来看，以上影响因素为研究我国民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机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暂时还较少有学者从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的角度出发进行探析，因此本文将基于新视角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提出不同的解释。

2.2. 原生家庭阶层

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社会学中的先赋性理论与后致性理论是两种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原生家庭阶层属于典型的先赋性因素。根据家庭资本理论，家境优渥者与家庭出身一般的人相比，天然拥有更加充足的社会资本，家庭可以通过资源的传递使后代一开始就处于较高阶层。

布劳与邓肯提出了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认为在美国社会中，以父亲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因素对美国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25]。同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说法，由亲缘关系构成的庞大家族使得其成员能够继承家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由此保证子孙后代对父辈职业甚至社会阶层的继承。张翼也证实了在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职业地位也对个人职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 [26]。由此可见，家庭出身是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职业地位、客观社会阶层也会明晰而显著地影响其主观阶层认同。因此，验证个体家庭背景因素是否会影响到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原生家庭阶层对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显著影响。

2.3.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关于群体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是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心理状态或内心感受 [27]，这种比较具体包括自身现实情况与他人社会状况或与自我期望间的对比。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相对剥夺感则被视作能够引发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

研究相对剥夺感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时，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某一类特殊群体，而忽视了该因素在整体普通居民的阶层认同中所起到的作用。如刘丹、雷洪在对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其地位层级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异质性”城市居民比较后滋生出的相对剥夺感，更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较低的地位层级认同 [28]。李向健通过对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农村青年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 [29]。张心怡对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认为家庭资本与大学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存在显著联系，家庭拥有的资本量越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 [30]。由于本文将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两者共同纳入研究，因此在研究相对剥夺感对我国普通居民整体阶层认同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探析原生家庭阶层是否会通过影响相对剥夺感来进一步影响阶层认同的形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2：相对剥夺感对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3：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对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间存在中介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进行，最初每两年一次，现在每年一次。CGSS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遍及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为了控制变量的影响，本研究的对象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并将最高教育程度中“在读”的样本剔除。经过对样本的筛选处理，有效样本共计3977份。

3.2. 变量及测量

3.2.1. 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为阶层认同。阶层认同是由受访者对自己目前所处社会等级的主观判断，测评问题选自问卷中“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评分标准为1到10，可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3.2.2. 核心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测量的是被访者通过横向比较得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受。选自CGSS2015问卷中“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题，选项分别为“较高、差不多、较低”。将选项“较高”设置为参照组，代表着相对剥夺感较低，赋值为0；选项“差不多”赋值为1，代表着相对剥夺感中等；选项“较低”赋值为2，代表着相对剥夺感较强。

原生家庭阶层测量的是被访者对自己原生家庭处于哪个阶层的认知。选取问题“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评分标准为1到10，可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数项基本人口学指标与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 性别，将性别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0)；2) 年龄，将问卷中的年龄取对数之后放入回归分析中；3) 政治面貌，将政治面貌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党员 = 1，非党员 = 0)；4) 婚姻情况，选取问题“您目前的婚姻状况”，将答案“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已婚 = 1)，“未婚”、“同居”、“离婚”、“丧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未婚 = 0)；5) 地区，将CGSS2015调查中采访地点“直辖市/省份/自治区”共28个省份按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划分的标准，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分别赋值为0、1、2；6) 受教育程度，我们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小学及小学以下 = 6，初中 = 9，高中、中专或技校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及以上 = 19，视为连续变量；7)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处理；8) 户籍，问卷中“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2，蓝印户口 = 3，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 = 4，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 5，军籍 = 6，没有户口 = 7，其他 = 8”。我们将其转化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9) 工作部门。将工作部门按照单位类型和单位所有制性质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或国有控股、集体或集体控股、社会团体、居/村委会、军队为体制内，赋值为1，其他为体制外，赋值为0。变量总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 研究发现

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嵌套模型来逐步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分析一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线性”一方面指模型在参数上是线性的，另一方面也指模型在自变量上是线性的。本文中所运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_i={\beta }_0+{\beta }_1{x}_{i^1}+{\beta }_2{x}_{i^2}+\cdots +{\beta }_k{x}_{ik}+\cdots {\beta }_{\left(p-1\right)}{x}_{i\left(p-1\right)+{\epsilon }_i}$ (1)

其中， $y_i$ 表示个体 $i\left(i=1,2,\cdots ,n\right)$ 在因变量 $y$ 中的取值，模型中有 $\left(p-1\right)$ 个自变量，即 $x_1,x_2,\cdots ,x_{p-1}$， ${\beta }_0$ 为截距的总体参数， ${\beta }_1,{\beta }_2,\cdots ,{\beta }_k,\cdots ,{\beta }_{p-1}$ 为斜率的总体参数， ${\epsilon }_i$ 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一考察的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基准模型。模型二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原生家庭阶层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三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对剥夺感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四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放入原生家庭阶层和相对剥夺感两个核心自变量。数据运行结果见表2，且所有模型都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

4.1. 控制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受到上世纪单位体制及传统儒家思想等影响，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在考虑工作时普遍倾向于“进体制”，但模型显示体制内外的工作部门并未影响人们的阶层认同。收入、受教育年限这两个客观变量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又一次证明了之前学界关于客观变量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的观点 [31]。党员身份也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党员比非党员更容易产生较高的阶层认同。不同地区的居民阶层认同有所不同，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们阶层认同更低。从婚姻和性别来看，男性的阶层认同比女性明显更高，已婚人士的阶层认同比未婚人士也更高。模型中系数不显著的变量还包括户籍及年龄。

4.2. 原生家庭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原生家庭阶层对现阶段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360。原生家庭阶层认同越高，现阶段阶层认同也越高。在控制教育、收入、地区等客观变量的情况下，出身优渥的人比起出身一般的人往往有着更高的阶层认同。也可以说，即使个体现阶段处于较高的阶层，但其原生的家庭阶层仍然会显著地影响他对现阶段自己处于哪个阶层的总体评价。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原生家庭能够为子女的职业发展及教育等提供资源，从而从客观上帮助子女走向更高的阶层。本文认为，未成年时对家庭的阶层感知会持续地影响成年后对自己所处地位的阶层认同感。假设3得到证实。

4.3. 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相对剥夺感对于现阶段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在问题“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中，回答“差不多”的群体与回答“较高”相比具有更低的阶层认同，系数为−1.006。与回答“较高”的群体相比，回答“较低”的群体更具低阶层认同，系数为-1.983。也就是说，相对剥夺感越强，越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阶层。假设2得到证实。

4.4. 原生家庭、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四把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两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显示，原生家庭与相对剥夺感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其系数与独立模型(模型二、三)存在差异，系数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影响。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在模型四中的系数显著，且在以相对剥夺感为因变量、原生家庭阶层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模型五见表3)，原生家庭阶层的P值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了sobel检验，Z值为1.510e−14，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与现阶段阶层认同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假设3被证实。

Table 2.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ass identity, family of origi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表2. 阶层认同与原生家庭、相对剥夺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p < 0.05，^** p < 0.01，^***p < 0.001。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families of origin

表3. 原生家庭对相对剥夺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p < 0.05，^**p < 0.01，^***p < 0.001。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原生家庭阶层和相对剥夺感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原生家庭阶层对现阶段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阶层认同具有正向影响，而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具有负向影响。同时原生家庭阶层越高，个人的相对剥夺感也越低，进而影响了个人对现阶段的阶层认同。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原生家庭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原生家庭阶层对个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应该既作用在心理，也作用在物质。鲁迅先生小说里的孔乙己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而出身一般的人，则更容易在阶层认同中拉低现有的客观水平。

相对剥夺感在心理上与人类固有的嫉妒倾向具有紧密关联，因此会强烈地影响个人的阶层认同。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分配的差距，与既得利益者阶层相比，未能从其中获益的人们会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了个人的阶层认同。哪怕本身客观社会阶层并不低，与他人比较的结果也会降低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感是影响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结果启示我们，降低原生家庭阶层及社会整体相对剥夺感对现阶段阶层认同的影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与塑造和谐社会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我们也需要反思现有的分配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合理降低收入差距，尤其是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减少来自原生家庭阶层这类先赋性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提供更加完善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并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健全机会公平的保障机制。同时在互联网等媒体媒介上辅以积极向上、崇尚个人努力的积极舆论引导机制，营造正能量的舆论环境和风尚，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积极并充满幸福感的社会。

本文限于篇幅原因，未能进一步探究原生家庭对现阶段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的非农工作者中有什么样的具体特点。同时也未能探究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影响差异。希望未来的研究能继续验证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