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信息公开视角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Based o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erspective

摘要: 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经济政策的波动程度不断加大，使企业的社会行为更具挑战性。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极大减少了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为了探索此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的驱动力，本文研究了在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以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基于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政府信息公开后，不确定性降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社会责任履行动机，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经验启示。

Abstract: Since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become more volatile, making corporate social behaviour more challeng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gulations in 2008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uncertainty faced by compan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river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ompanies will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uncertainty is reduc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underlying mechanisms. Based o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8 to 2018, the impact of reduced uncertainty on CSR afte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study shows tha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SR.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helps to re-examine the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provides empirical insights to further promot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1. 引言

伴随全球范围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组织研究已经将不确定性视为企业业务决策的基本挑战 [1] [2]。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推迟投资 [3]。自Porter开辟基于产业环境分析的战略竞争框架以来，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微观主体，其战略决策与日常运行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行为 [4]。其中，企业社会行为中的社会责任履行已被广泛认为是企业树立良好声誉 [5] [6] 或促使企业社会和经济目标一致性的重要商业战略 [7]。一些研究还认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政治资源 [8]，帮助企业建立相对于市场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然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收益的无形性和回报的长期性，特别是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等行为而言，长期投入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需要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 [9] [10]。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产生极大影响，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活力 [11]。由于信息获取对有效市场至关重要，加上全球经济激烈竞争，这为政府开放提供了强烈的动机 [12]。对于企业来说，政府信息公开为企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公共信息获取渠道，企业可以无偿地、永久性地利用政府公共信息，以形成基于信息的资源建设策略、规划方案以及资源分配以进行投资，还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能够减少企业面临的“事前”不确定；此外，考虑到政府透明度的增加，官员难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企业勾结，企业也难以通过贿赂获取政府资源，使政府腐败和企业寻租活动受到约束 [13]，减少了企业的“事后”不确定性。因此，相比于不确定性增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4] [14] [1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时企业会如何履行其非市场战略仍不清楚。

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频繁采取各类宏观政策组合使得企业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形势判断莫衷一是。本文着眼于从不确定性角度评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后，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增强了在转型经济背景下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解。本文从不确定性角度探讨了政府行为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扩大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驱动力的认识。其次，通过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本文的结论意味着，企业的社会行为是企业应对外部资源依赖的一种策略。尽管政府信息公开降低了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但出于对资源依赖以及制度环境的考虑，企业仍然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说明我国政府在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责任更重，需要发挥更多重要的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信息公开与不确定性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16] [17] [18] [19]。多数学者采用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或者美国大选等国家或地方层面的选举或官员变更、全球峰会等政治事件代表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不同场景就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企业会放缓投资脚步，直至收集到的信息足以对环境做出全面分析后才会采取行动 [20] [21]。从经济理论上看，不确定性的增加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居民的资产配置，还在宏观层面上弱化了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使得产出和消费下降。尽管许多学者在不确定性的测度上存在争议，但在不确定性与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肯尼思·J·阿罗 [22] 在其《信息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当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通常存在着通过获得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因此，信息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主要方法，在作出决策前，决策者必须尽可能的收集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 [23]。

2007年底我国审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政府信息是关于政府运作过程与结果的符号，建构和反映政府管理事务 [24]。政府信息公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纲要》实施以来进展最明显、成效最突出的领域之一 [25]。政府信息的公开施行后对于减少企业面临的“事前”和“事后”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便于企业预测与其业务相关的政策决策和法规，减少企业面临的“事前”不确定性 [26]。另一方面，信息公开促使政府行为更加合法、规范，以利于市场主体获得稳定的预期 [27]，减少企业面临的“事后”不确定性。因此，信息是消弭不确定性的一种重要因素 [28]。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即可能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经济过程，也可能是一种情境依赖的社会过程，不仅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在有关不确定性的文献中，组织倾向于根据环境的不确定性而推迟投资决策似乎是一个普遍的主题。研究人员认为，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决策者会采取观望策略并推迟投资直到他们具有更可靠的计划 [29]。社会责任投入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投资回收周期长、回报不稳定且难以衡量，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资将变得更加谨慎 [30] [31]。尽管我国具有政府稳定的独特优势，而且政治冲突较少，但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类似政策空白等的不利条件，例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的职权范围许多政策缺乏详细说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有效性导致难以将其转化为企业家行为 [32]。而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后，对于创造健康良好的商业环境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使企业能够较为准确的掌握未来的商业情境。先前文献证明，企业与政府相关的代理人建立联系是为了获取政府信息以预测与企业业务相关的政府决策和法规，减少企业面临的商业不确定性 [33]。即，在政府政策透明，法律制定完备、产权界定清晰的商业环境中，稳定的制度环境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提供了“安全网”的作用，使企业在社会责任参与中能够建立竞争优势，这时，企业才会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考虑中去， [34]。同时，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出现下降，政府之手变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难以通过贿赂官员等行为获得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市场因素的作用开始凸显 [35]，迫使企业转向市场导向的行为，此时，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36]。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政府信息公开能够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中国A股上市公司，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数据来源自中国软件测评中心(CSTC)历年开展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所提供的“城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CSR数据来自润灵环球公布的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 RSK)；企业规模、注册地址、财务指标等企业特征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和锐思(RESSET)数据库；地方政府规模、管理绩效、财政收支等政府特征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在选定样本后，本文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 剔除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 剔除研究期间内标注有ST、ST*的上市公司样本；3) 剔除资料不全或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经处理，最终得到4301个样本观测值。为了减少异常值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干扰，本文在1%和99%水平上对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3.2. 变量定义和说明

1) 政府信息公开指数

政府信息公开指数(Infor)，借鉴阎波，李泓波 [37]、于文超，梁平汉 [26] 等做法，本文使用来自“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数据，该评估从2002年开始，是一项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中国信息化绩效评估中心等机构实施的第三方性质的政府网站测评工作。

2)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借鉴冉戎，王丁 [38]、McGuinness, Vieito [39]、Wang, Reimsbach [40] 等的做法，本文使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来表征。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各地区政府层面的特征变量，二是企业情况层面的变量。借鉴王永莉，梁城城 [41]、马亮 [42] 等人的做法，本文控制了政府规模(Scale)、政府管理效益(Effect)、居民受教育水平(Education)、地区人均GDP (Pgdp)等可能影响政府信息公共水平的政府特征变量。考虑到企业经营状况、治理结构可能会对其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影响，参考McGuinness, Vieito [39]、周中胜，何德旭 [27] 等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e)、资产收益率(Roa)、独董比例(Indd)、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可能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特征变量。

3.3.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text{CSR}}_{it}={\beta }_0+{\beta }_1{\text{Infor}}_{it}+{\beta }_n{\text{Control}}_{it}+{{\displaystyle \sum }}^{\text{}}\text{Year}+{{\displaystyle \sum }}^{\text{}}\text{Ind}+{\epsilon }_{it}$

其中CSR_it表示在t期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情况。Infor_it为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评分，β₀为截距，β₁为系数，ε为残差。

3.4. 描述性统计

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样本期间，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CSR)的最大值为89，最小值为12，标准差为12.64，这表明企业间社会责任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政府信息公开的最大值为95.2，最小值为6.2，标准差为16.64，说明不同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差别较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进一步汇报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CSR与Infor的相关系数为0.281，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预期一致。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4. 实证结果

表3汇报了政府信息公开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仅控制了行业和年份效应，可以发现，政府信息公开(Infor)指标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3)列为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第(2)列中，增加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等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后，政府信息公开(Infor)指标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之后，在增加政府规模(Scale)、政府管理效益(Effect)等政府特征的控制变量后，第(3)列中的政府信息公开(Infor)指标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政府信息公开显著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阻断了企业寻租贿赂以获取政府资源的路径，出于对政府关键资源的依赖，企业便会通过提升社会责任表现以显示出自己与其他企业的不同，以赢得政府订单等资源。同时，该结果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随着外部治理水平的提高而改善。

Table 3.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表3. 政府信息公开与企业社会责任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本文利用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深入探究了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基准结果表明，政府信息的逐步公开助推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一研究结果在变换关键指标、变换回归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2) 启示

基于本文结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下，若要助力企业积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首先，转型经济体中的政府应创造一个健康、道德的商业环境，包括完备的法律制度、透明准确的政府政策以及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环境，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提供健全的制度基础设施；此外，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全面深化落实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文件精神的理解，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回归健康的企业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