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性的问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的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人性究竟是什么？这个本质上相近或者一致的“人性”究竟是怎样的人性？对于这些问题，孔子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和答案。历史的车轮走到战国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众说纷纭。“性善论”是战国时期孟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整个先秦时期的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性善论”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物，他生活的这个时期是一个人际关系异常混乱、礼崩乐坏的纷争乱世。作为一个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文主义关怀的思想家，孟子不仅批判了现实，更是提出了相应的改造方案与治理模式。孟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思想曾经受到了荀子的批评，但儒家学者在荀孟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还是比较推崇孟子的。就今天来看，孟子的一些言论仍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性善论”是孟子首创的，也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返，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 [2] 孟子觉得自己思想体系是“性善论”贯穿着的，“道”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孟子的思想体系。
2. 《孟子》“性善论”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中庸》)的观点，其理论支柱是“仁”和“礼”。孔子创立了儒家的人学，这是孔子对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和高尚人格的体现。“仁”，是什么？“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纯粹的、质朴的情感，“仁”是一种立人达人的爱心，“仁”是一种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的爱心。“仁”的发端是什么？是人类原始、稳固、强烈、恒久的家庭亲情，是孝悌之情。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发现”(《十批判书》)，就是先儒孔子提出来了“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3]。“仁”是内容，“礼”是形式，“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孔子认为，“礼”是依附“仁”而存在的，“仁”和“礼”不可分离。那个时代的理论水平是有限的，虽然孔子就“仁”提出来了道德理想的原则，但是也没有从人性论和天道观的形上层次正确说明道德理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根本阐述和灵魂，是儒家倡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一般准则。可以这样讲，“爱人”就是孔子提出的“仁”的基本精神。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众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列传》) 天下扰攘，七国竞雄。孔子之后，进入了以攻伐为贤的年代，儒家道统的存续收到了严重的威胁，异端思想成为显学。那个时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人性，本来就没有善、恶，后来外界的影响，强把善、恶加在了人的身上，于是便有了善与恶。但是这个观点，根本上是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之分的。第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人性从根本上讲，是有善与恶两个因素共同存在的，但是人性究竟是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恶的方向发展，这是由社会的治与乱、外界的好与坏等因素决定的。第三，“有性善，有性不善”，这种观点认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善与恶，社会的治与乱、外界的好与坏都影响不了，也改变不了人性的善与恶。百余年后的战国中期，周天子名存实亡，社会上战火不断，周王朝已经是很难破镜重圆了。各个仁人志士为了从思想上一统，进而求得政治上一统天下，百家争鸣。
上面所讲的这几种观点，孟子是不同意的。孟子认为，“性善”中的“性”，不仅是本能的、生物学中的“性”，比如男女、饮食这一类，我们讲的“男女”“饮食”，是一种生物维持其种类或者其本身而存在的，这些是许多的生物皆有的、本能的。孟子反对告子提出的凡是生下来就有了能力和性质就是“性”的说法。孟子认为“性”包含了许多社会层面的意义。孟子讲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们应该注意到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如果“性”只是本能，那么，人的“性”与牛的“性”之间就没有差别可言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孟子所谓的“性善”的“性”，是有其道德上和内在逻辑上的深远意义的，它不仅仅停留在生物学意义上。
孟子提出了“仁者爱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等观点，这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孟子崇尚孔子，推重儒学，弘扬儒学，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怀有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孟子的这些主张，与孔子的德治是相符合的，可以说，这些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孟子在继承早期“重民”和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孔子修身之学进一步应用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领域，对孔子的仁学加以改造，形成自己仁政学说的总纲。先秦人学的思想可以说是孟子“性善论”的历史渊源了。
3. 性善论的主要内容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4] “四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可以表现为“四心”。“善”的人性，就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这些都是人“皆有”的，无是心者，皆“非人也”。“性善”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孟子的思想主张就是人性是善的 [5]。
孟子与告子之间的争论，其中之一表现在孟子对“性善”的表述。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并且具体论证道：“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生下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人性”后来有了善恶之分，那是后天的结果，这是告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按现在来讲，告子的观点有些接近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但他错误地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告子的观点把人的生理机能与人性简单地等同起来，进而错误地认为社会性的人与一般动物是划等号的。所以，孟子强烈地反驳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舆?”从这里，我们看到，孟子要比告子在“性”方面的认识上深刻得多，孟子看到了“人性”与“犬”“牛”之性的根本区别。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与孟子的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孟子反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把“人性之善”与“水之就下”相比，又一次明确表示了这都是与生俱来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孟子也明确地强调指出并反复强调的就是，“人皆有之”之“心”。孟子还认为人性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他主张“性善”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人性的普遍性这一前提之上的。
孟子讲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讲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子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证明了人的“心”也是“同然”的，他用人的感官有相同的感觉来证明，并由此说明感官的感觉就是“性也”。得出结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上述的这些论断，目的都在说明人性是共同的，以此证明“性善”的普遍性 [6]。
4. 如何实现“性善”
为了保有“性善”，应该怎么做呢？孟子觉得，人们要存心养气。“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孟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君子与庶人，本来是同一类的，为什么君子能够高于庶人，因为君子能够“存心”，并善于“存心”。如果人们保留了仁义礼智之心，不要丢掉，那他就能够成为君子。若是不能够保存好，丢掉了，就成为庶人了。孟子强调，一个人要保有仁义之心，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君子。一个人如果丢掉了仁义之心，那么就成为了“恶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在这里讲了具体的方法。“浩然之气”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它是一个人最高境界的精神状态，具有宏大、刚健、正直的特点，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培养它。要坚持不懈地培养“浩然之气”，戒急戒躁。
5. 结语
孟子为了防止人们由善变恶，为了提倡高尚的人生，他从根本上说“性”，阐述人的理想性、自满性等，展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这一观点对我们反思当下中国人性的善恶和人性的沉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的“性善论”赞扬了人的本质的特殊性，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但是也要注意后天教育的影响作用。为了能够克服外界对人性“善”的干扰，为了保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为了保持自我，追求“善”，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教育，尽可能把自己本性的“善”发挥出来，让自己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他的“性善”理论是过于理性化的，有些观点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