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原因及其脱瘾干预策略
Reason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Internet Withdrawal of Left-Home-Adolescents
DOI: 10.12677/AP.2022.123083, PDF, HTML, XML, 下载: 376  浏览: 2,412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孙天义, 闫星宇, 卜燕璐, 成瀚霖: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关键词: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脱瘾综合干预Left-Home-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Internet Withdrawal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摘要: 留守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引发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的亲子关系失调、社会支持匮乏和消极生活事件频发,以及内部的抑郁困扰、高孤独感、低自尊和心理弹性差等。文章对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方法进行梳理,并提出,“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学校替代家庭作用”三位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
Abstract: Left-home-adolesc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susceptible to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left-home-adolescents to stick in internet addiction are the extern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mbalanc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frequ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as well as internal depression, high loneliness, low self-esteem and poor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multi-level and hierarchical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interview -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 the role of school instead of family” may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文章引用:孙天义, 闫星宇, 卜燕璐, 成瀚霖 (2022).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原因及其脱瘾干预策略. 心理学进展, 12(3), 708-71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3083

1. 引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寻求就业机会。由于经济拮据和城市地区工作的短暂性,大多数父母没法带着孩子,就把孩子留在老家农村上学,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中小学生通常被称为“留守青少年”(Gao et al., 2010)。根据2019年6月3日《中国留守青少年心理素质教育白皮书》公开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留守青少年697万余人。这些留守的青少年必须应对与父母分离带来的情感困扰和自我管理问题。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外地务工的家长大都为孩子配备了智能手机便于联系。身处异地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它是线下直接交流的有效替代形式。智能手机便成为在外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它是父母远程照顾和监督留守青少年的重要手段(Liu & Leungn, 2017)。不幸的是,尽管留守青少年可能会更多地受益于家庭物质上的支持,但他们离开父母的时间较长,其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等受到不良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留守青少年容易产生被遗弃和漠视的感觉,进而导致恐惧、困惑和担忧的心理,这不利于其将来融入社会(Chang et al., 2017; Han et al., 2018)。近期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多达20%的青少年患有明显的心理并发症或社会障碍(Kawabe et al., 2019)。

留守青少年正处于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时期,其发展特征和留守经历极易导致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 (卢春丽,2017)。处于13~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已然成为深陷网络的重灾群体,其中大部分迷恋网络的青少年为留守学生,其在青春期成长中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关照,一旦在校园生活中人际交往不顺或遇到学习压力,需求无法满足时,便倾向于在虚拟网络中释放压抑。虚拟网络恰巧迎合了青少年在现实生活难以满足的需求,其精准的算法不仅能抓住受众者的网络浏览轨迹,还能定向推送符合青少年口味的内容,尤其是游戏。基于此,成年人都难以抗拒的网络便成为青少年沉迷于其中的情感寄托场所。意志力低下的青少年在感受到网络带来的快乐时,往往更容易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致使学业荒废、社交能力降低、现实中情感冷漠,甚至引发一系列身体和心理问题。就该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育而言,其本身心智未成熟,情感控制能力和善恶辨别能力不强,网络中的黄色、暴力等内容很容易侵蚀青少年的心智,致使青少年是非不分、社会责任淡薄、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离正确的轨道。另外,长期沉溺于虚拟网络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真实世界中以符号化、外在化的方式出现,网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容易导致青少年以隐蔽、匿名的方式做出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

如何让留守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摆脱网瘾,走出虚拟世界,合理使用网络,而不是完全拒绝互联网,这是当前家长、学校和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因此,需要对已有的网络成瘾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探索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并进行及时干预,促进其健康成长。

2.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

留守青少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或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其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爱较少;加之父母对其监管也明显不足。这些都使得留守青少年更容易遭遇被忽视、较差的学习成绩、较低的营养、较差的身体健康或生理状况、更高的受伤风险和较高的不良行为。因此,留守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这是导致其网络成瘾的关键。根据Coyne (1991)的心理压力理论,压力产生的主要原因除了压力源、中介变量,还有生理和心理对外在力量的反应。其中压力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无力承受的事件,成长经历中的某段创伤导致的长期性紧张;中介变量是指对个人心理情绪的认知评价、对外在压力的应对方式、社会给予的支持和对压力的控制能力;心理和生理反应是指对外在事件的情绪变化和生理上的变化。还有研究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构建了留守青少年心理问题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指标(姬广绪,2019)。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自尊等是留守青少年心理压力的中介因素。综合这些理论和研究,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主要是外部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社会支持和消极生活事件,以及自身的抑郁、孤独、自尊和心理弹性这些因素造成的。

2.1. 亲子关系失调

在青少年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亲子关系是“第一关系”(吴旻,刘争光,梁丽婵,2016),它是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其中的情感亲密性对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需要父母陪伴在身边的时候,也是孩子最依赖父母的阶段。由于这时父母的缺席,导致孩子和父母的情感不太亲密,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留守青少年不良的亲子关系暗示了不安全依恋,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个体无法获得一个更积极、完整的自我观点,更不容易进行积极的自我表露。因此,应对压力的适应性更差。研究发现,面对压力经验时,亲子关系失调的青少年报告更多的抑郁和网络成瘾问题(王晖,熊昱可,刘霞,2018;Zhou et al., 2017)。

2.2. 社会支持匮乏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接收到的可以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精神紧张,以及提高社会适应力的影响作用。它既能缓冲个人应激状态,也能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具有支持作用。有研究认为,现代留守中学生普遍缺乏家庭、学校和其他部门的支持,面临着客观物质性的匮乏和心灵上的空虚(任彩霞,2014)。然而相对于客观物质而言,他们更渴望情感和心灵上的关爱。例如,大多数留守中学生的日常监护人为祖父母,虽然老人对留守学生物质上有求必应,但由于年龄代沟,部分老人会认为留守学生物质上要求太多,也很少能给予留守中学生心理上的关照,即使有些老人能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劝说和安慰,对于成长迅速的青少年而言却是饮鸩止渴。关于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多,网络成瘾现象越不明显;社会支持越少,网络成瘾趋势越明显(杜顺顺等,2020)。

2.3. 消极生活事件频发

消极生活事件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对心理和社会最终结果有实质性影响(Bannink et al., 2013)。虽然人格特征在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结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环境经验也有助于这些结果。由于父母的缺席,留守青少年的消极生活事件水平提高,并且经常受到更宽松的纪律。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发现,消极生活事件被发现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正相关。基于此,消极生活事件可能是留守青少年成瘾的重要风险因素。消极生活事件往往会引发各种心理和生理紧张,青少年则可能会沉浸于手机或互联网使用,以逃避这种紧张,并补偿现实世界未获得满足的需求。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或父母帮助来缓解压力的留守青少年则更有可能使用手机,并在虚拟世界中寻求放松(Snodgrass et al., 2013)。

消极生活事件也可能通过抑郁诱发留守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一般紧张理论认为,压力导致负面情绪,随后引发成瘾行为。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由消极生活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并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表明,抑郁症患者对自我和现实世界有歪曲的认知(Farahani et al., 2018)。这些人利用互联网获得他人的积极回应,据此认为现实世界是危险的,而虚拟世界是安全的,这导致了网络成瘾(Zhang et al., 2020)。

2.4. 抑郁困扰

青少年正值青春期,这一阶段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急剧变化,导致了青少年经历比儿童和成人更频繁和更强烈的情绪冲突,也是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突发的高峰期。这成为网络成瘾的诱发因素。如已有研究发现,抑郁会使网络成瘾的风险增加2.2倍(Imek, Ahin, & Evli, 2019)。而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的远离,加之农村地区相对有限的社会和教育资源,他们面临更多的心理困扰。有研究就发现,17岁之前与父母分离超过一年,则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增加。与非留守青少年相比,留守青少年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Bifulco, Harris, & Brown, 1992)。长期抑郁会致使青少年深陷其中,自我认为是社会的遗弃儿,对曾经热爱的事情失去兴趣。这些孩子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容易逃避,他们偏好通过虚拟的帐号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获得匿名身份,这有助于克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困难。互联网就成为他们情感发泄的最好方式,这样网络成瘾的风险就显著增高。

2.5. 高孤独感

与非留守青少年相比,父母陪伴缺失是留守青少年面临的最大伤害。长期与父母分离,留守青少年缺乏精心的养育和亲密的依恋。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孤独感等情感和行为问题,而这些正是与网络成瘾相关的重要因素。Caplan (2003)曾提出,那些遇到各种形式的社会心理压力的人,比健康的人更容易过度使用互联网。Kim, LaRose和Peng (2009)曾探讨了孤独对网络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孤独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网络使用偏好。Bozoglan等人(2013)的研究也强调,经历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人更容易网络成瘾。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虚拟世界可以帮助他们逃离孤独等有害的情绪状态,并从网络社交中获得情感支持。此外,缺乏父母的监督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上网,这增加了他们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2.6. 低自尊

自尊经常被用来描述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它旨在反映个人对自己、世界和未来的基本看法。自尊是个体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它对个体重拾或保持身心健康尤为重要。生活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家庭功能等)的变化可能给个体自尊带来影响,进而可能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Ye等人(2017)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构建了留守初中生心理问题影响因素模型,认为留守中学生心理压力产生的中介因素来源于社会支持不足、家庭情感冷漠、应对方式消极、自尊受到挤压。而自尊是在留守青少年心理变化中起着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自尊可以缓冲个体人格、家庭情感对心理成长状态的影响。国内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尊间关系的研究均发现,对网络无抵抗力学生的自尊明显低于不受网络诱惑学生的自尊,且自尊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邓伟,王耀宗,2017;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2015;沈潘艳,张梓涵等,2013)。

2.7. 心理弹性差

Jeong等人(2020)认为留守学生长期面临亲人的分离,缺少亲情和家庭教育,心理承受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在面临虚拟网络的诱惑时处境高度危险,因而有理由认为“留守”是青少年成长中的不利节。基于此分析,他们将留守青少年定义为心理弹性“高危”人群。以往的几项研究发现,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受压力或不利经历的影响较小,因此较少因为使用网络而成瘾,而心理弹性低的个体可能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他们经受压力或不利经历时容易因使用网络而成瘾。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弹性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其心理弹性指数越低,则越具有网络成瘾的趋势,即,心理弹性低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病理性互联强的使用(孙亚蜀,任俊,吴超,2012)。而从社会支持的视角来看,留守青少年心理弹性越高则越有可能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在现实中的需求更容易被满足,这种现实人际关系的构建优势降低了他们在虚拟网络中寻求人际关系的欲望。依个人视角而言,心理弹性较高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情绪控制能力。虽然这类青少年也会利用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但基本上是基于资源的需求进行网络浏览,能够理性对待互联网而不沉溺于其中。

青春期阶段,青少年的身体发生快速、剧烈的变化,而其心智的发展需要经历积累和知识增长,这个过程相比身体发育显得更缓慢,因此出现滞后。身体的发育成熟让他们有成人感,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想独立自主,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但经验的缺乏又让他们经常碰壁和失败。青少年便处于矛盾之中,并且变得敏感多疑。父母的陪伴和守望,尤其是在青少年面临挫折和迷茫时,就特别重要。而留守青少年则在关键时候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指引,就更容易出问题。此时,具有虚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的网络世界便成为留守青少年向往的天地,并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乃至成瘾,严重影响其学业发展和社会成长。

3. 留守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策略

3.1. 网络脱瘾

当今时代的青少年群体,毫无疑问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一代”“网络一代”。无论是从使用网络的人数,还是从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来看,青少年的网络化和网络的青少年化趋向越来越明显。青少年的成长与网络高度相关,贯穿于其学习、生活、娱乐和社交等各个环节。网络对塑造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影响重大。互联网的发展给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其成长提供了宽阔的渠道和空间。然而,互联网的开放也使网络涌现诸多不良信息,尤其是网络游戏,给认知能力较为低下、自控力差、缺乏分析能力的青少年带来了负面影响,使正处于学习大好时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荒废学业,甚至因网络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很多家长因此而呼吁要让青少年,尤其是网络上瘾的青少年远离网络,不再上网。但当今及未来社会,谁也无法完全离开网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家长、学校和社会而言,关键是要让网络上瘾、成瘾的青少年从网络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即网络脱瘾(withdrawal internet addiction),合理、健康的使用网络,而不是戒网络,不再使用网络。

3.2. 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干预策略

缺少父母监管的留守青少年,多为祖辈老人的隔代养育,由于老人对孩子的过度满足,导致他们更容易上网成瘾。网络成瘾反映了个体心理行为发展不良的现象。个体不良的心理行为特征可能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得到深化和变异,即个体行为特征可能与网络使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而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发现,人的行为是在“生理–心理–社会”这三类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中家庭对人的心理成长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家庭是青少年成长早期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家庭成员、家庭氛围、家庭养育风格、亲子关系等对人的行为影响极为重要,家庭功能不协调会导致不良行为青少年。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更大;当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矛盾激化时,青少年便对家庭产生消极情绪,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中寻找安全感。而网络成瘾的留守青少年由于和父母接触少,家庭的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这也是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原因,是成瘾行为心理分析的首要因素。

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网络成瘾问题,曾印发了《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于网络的紧迫性提到教育工作任务的制高点。这项紧急通知强调,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沉溺于网络会造成一系列负面效应,其一是不利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其二是社会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大量的文献分析了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方法,如有研究者总结出已得到实证检验方法达的10种之多。这些方法包括个体化常模反馈,体育运动处方,正念与内观相结合的积极心理疗法,电针结合心理康复治疗法,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营地综合干预和替代递减干预措施,催眠与认知行为疗法结合,团体辅导,电子健康干预法和心理干预治疗等(邵云云,许晟,陈佳,2020)。而影响最大的是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成果,“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发的改善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的“个体–家庭–学校”多水平综合预防和干预方案,它包括:心理教育方案、团体训练方案、个体干预方案和在线专家自助系统(方晓义等,2015)。该方案的有效性得到实证研究的验证,表明它在阻止和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对网络成瘾的留守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已有的干预策略显然存在着不足,需要根据其成瘾的原因(外部的亲子关系、社会支持和消极生活事件,以及内部的抑郁、孤独、自尊和心理弹性等),并结合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特征,探索网络脱瘾的方法。且其网瘾的脱瘾必须发挥学校的家庭关系替代作用,这是把握留守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关键环节。因此,集“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和“学校替代家庭作用”为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对留守青少年进行网络脱瘾的有效策略。在这个干预模式中,首先是“个体心理访谈”,它采用非结构型个人访谈方式,以了解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上网的模式、上网前的感觉和想法、下网的感受、上网对睡眠的影响,以及经常上网对学习的影响和由此而带来的心理感受;“团体心理辅导”则是在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指导下,让留守青少年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在共同的活动中彼此进行交往、相互作用,使留守青少年能通过一系列心理互动的过程,探讨自我,尝试改变行为,学习新的行为方式,解决网络成瘾给自己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困扰,尽早摆脱网瘾的束缚,从网络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健康、合理的使用网络。它是从认知、情绪、行为、生活技能等方面对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进行多模态的心理干预。“学校替代家庭作用”是由班主任替代家长,发挥家庭参与的影响,构建替代的家庭互动模式、利用家庭功能来解决网络成瘾者的心理问题,从而促进留守青少年个体的成长。

4. 结语

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特殊社会群体,它是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并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基于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原因的“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学校替代家庭作用”三位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心理分析和综合干预的河南省留守青少年网络脱瘾研究”(202400410143);“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Nanhu Scholars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of XYNU)”。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邓伟, 王耀宗(2017). 高中生网络成瘾与自尊关系的研究. 中国校医, 31(12), 886-887.
[2] 杜顺顺, 王程明, 王玮, 等(2020). 农村初中新生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是否留守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8), 61-66.
[3] 方晓义, 刘璐, 邓林园, 刘勤学, 苏文亮, 兰菁(2015).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 100-107.
[4] 姬广绪(2019). 制造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人类学考察. 思想战线, 45(6), 41-49.
[5] 卢春丽(2017). 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感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基于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 龙岩学院学报, 35(5), 129-136.
[6] 梅松丽, 柴晶鑫, 郭金花(2015).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 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5), 603-609.
[7] 任彩霞(2014). 河南留守中学生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5(7), 1079-1081.
[8] 邵云云, 许晟, 陈佳(2020). 青少年网络成瘾成因结局及干预效果. 中国学校卫生, 41(2), 316-320.
[9] 沈潘艳, 张梓涵, 王琳, 等(2013). 成就动机在大学生网络成瘾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学校卫生, 34(3), 260-262.
[10] 孙亚蜀, 任俊, 吴超(2012). 城镇初中生心理韧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3(12), 1514-1516.
[11] 王晖, 熊昱可, 刘霞(2018). 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情绪和行为适应的保护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5), 614-624.
[12] 吴旻, 刘争光, 梁丽婵(2016). 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55-63.
[13] Bannink, R., Broeren, S., van de Looij-Jansen, P. M. et al. (2013).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dolesce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PLoS ONE, 8, e8081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80812
[14] Bifulco, A., Harris, T., & Brown, G. W. (1992). Mourning or Early Inadequate Care?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ternal Loss in Childhood with Adul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evelopment & Psychopathology, 4, 433-449.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0000882
[15] Bozoglan, B., Bozoglan, B., & Demirer, V. (2013).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s Predi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Turkish University Student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 313-319.
https://doi.org/10.1111/sjop.12049
[16] Caplan, S. E. (2003). Preference for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 625-648.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03257842
[17] Chang, H., Yan, Q., Tang, L., Huang, J., Ma, Y., Ye, X. et al. (201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icide Attempts i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PLoS ONE, 12, e017874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78743
[18] Coyne, J. C. (1991). Social Factors and Psychopathology: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Coping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2, 401-42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42.020191.002153
[19] Farahani, M., Alavi, S. S., Bafghi, M. M. et al. (2018).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Demographic Features, Mental Illnesse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as Predictors in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ran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 104-111.
[20] Gao, Y., Li, L. P., Kim, J. H. et al. (2010).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Behaviours among Left behind Adolescent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10, Article No. 56.
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0-56
[21] Han, L., Zhao, S. Y., Pan, X. Y. et al. (2018). The Impact of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Childh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4, 56-62.
[22] Imek, N., Ahin, D., & Evli, M. (2019). Internet Addiction, Cyber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Relationship in Adolescents: A Sample from Turkey. Journal of Addictions Nursing, 30, 201-210.
https://doi.org/10.1097/JAN.0000000000000296
[23] Jeong, B., Ji, Y. L., Bo, M. K. et al. (2020). Associations of Personalit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Excessive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Use in Adolescen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Addictive Behaviors, 110, Article ID: 106485.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20.106485
[24] Kawabe, K., Horiuchi, F., Oka, Y. et al. (2019).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Habits and Problem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s.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16, 581-587.
https://doi.org/10.30773/pi.2019.03.21.2
[25] Kim, J., Larose, R., & Peng, W. (2009). Loneliness as the Cause and the Effect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yber 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2, 451-455.
https://doi.org/10.1089/cpb.2008.0327
[26] Liu, P. L., & Leung, L. (2017). Migrant Parenting and Mobile Phone Use: Building Qu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2, 925-946.
[27] Snodgrass, J. G., Dengah, H. J. F., Lacy, M. G. et al. (2013). A Formal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Motivation Models of Problematic MMO Play: Achievement, Social, and Immersion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50, 235-262.
https://doi.org/10.1177/1363461513487666
[28] Ye, M., Meng, L., Li, L. Z., & Mao, T. (2017).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Relate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LBA) in Hunan, China: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16, Article No. 163.
https://doi.org/10.1186/s12939-017-0639-2
[29] Zhang, Q., Wang, Y., Luo, Y. et al. (2020).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of Online Motivation and Effortful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18, 149-159.
https://doi.org/10.1007/s11469-018-9965-x
[30] Zhou, P., Zhang, C., Liu, J. et al.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through Peer Relationship and Depress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20, 634-63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7.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