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政府信任是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政府顺利推行各种公共政策与改革的润滑剂。随着现代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公众的影响日趋显著,进而产生了互联网时代的特有人群——网民。网民作为应互联网时代而产生的群体,相较于一般群众而言具有其特殊的特征,尤其是,网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是有别于一般公众的。
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 [1]。现有研究多数聚焦政府本身的作用,或将视野拓宽,从媒介与信息、社会资本等角度展开讨论,试图对公民的政府信任变化做出解释 [2]。当前研究尽管致力于关注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与不同领域,形成了相对全面、系统且相互印证的科学认知,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中现有成果对于政府信任变化的解释力仍然有所欠缺,尤其从网民主体特征出发的研究存在不足。
因此,本研究从网民主体特征的研究视角出发,着重探究受教育程度、时政关注度、意识形态立场这三种网民主体特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论证其能否作为衡量网民政府信任的有效指标及作用机制。论文根据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与态度调查,分析我国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以期从网民主体特征视角出发,为提高网民政府信任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1. 受教育程度和政府信任
Bouckaert曾提出文化教育水平是人口统计变量中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文化教育水平越高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越强,从而对政治信息和政府行为会有更客观的了解 [3]。总体来看,教育对政府信任的抑制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本身能够提升网民的个人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在既定的投入水平下,可以产生更独立的的事物认知与是非判断,这是因为高水平教育意味着更好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进而可以通过获得丰富的知识判断政府行为所产生影响,进而做出对政府行为是否信任的判断。二是收入回报促进理论,即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可以选择更好的职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这将有利于提高个体获取优质社会资源、优化个人资源配置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人选择的抗风险能力,此时个人不必过于依赖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惠民性措施,可以依靠个人经济能力提高自我选择能力,因此可能对政府的信任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所述,受教育程度可能会抑制网民政府信任,因此,论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受教育程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2.2. 时政关注度和政府信任
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政关注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网民上网浏览时政信息的行为,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各种互联网活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信息能够增加网民对于政府的知识储备,增强网民对政府行为理解的多样化。二是网民在网络中对时政信息的关注就是一种信息偏好的体现,通过对时政信息的浏览偏好可以有效提高网民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度,进而改变网民获取知识的孤立状态,通过在互联网中进行知识、信息的分享拓展了网民了解政府作为的渠道,为提高网民政府信任提供可能。综上所述,时政关注度可以提升网民政府信任,因此,论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时政关注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2.3. 意识形态
在西方国家,左派常常呈现出较为激进的特点,支持变革,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并建立“大政府”,推进社会平等和福利国家建设,关注社会底层;而右派则相对保守,遵守秩序,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博比奥指出“左”与“右”的涵义会随着时空差异和各国国情发生变化。他主张“平等”是“左”与“右”在各种不同议题上态度差异最大的议题,左派强调平等的结果,右派则注重机会的平等并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合理范围内的不平等 [4]。中国的“左”与“右”的内涵同样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许多知识精英“左”“右”立场上已不再含糊,而大众中间的“左”“右”分化也逐渐显现 [5]。网民作为个体在互联网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了其政府行为的支持与否,对政府行为的态度会塑造网民对政府信任的个体差异,进而影响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根据既有研究结论可知,一般来说,左为偏好“更大的”政府;右为偏好“更小的”政府。具体来说,如果网民的意识形态呈现为左,那么对于政府的政策议题的确立、讨论以及公共政策的推行会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支持变革。特别是处于政府改革时期,意识形态为左的网民可能会对政府改革行为表示更大程度的认同。如果网民的意识形态呈现为右,那么相对于左派来说会显得更为保守,对于政府的改革行为保留意见,不会对政府改革行为做出明显的支持。特别是当网民处于互联网中时,由于网络虚拟化的便利与匿名性的掩护,多数网民会积极表达自身想法,对时政信息做出积极的反馈,更容易通过自身观点的输出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通过对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行为进行科学测量更容易对网民的意识形态做出科学划分,通过网民的意识形态特征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解释网民政府信任产生机制,因此,本文提出第三及第四个研究假设。
H3:意识形态立场呈现越左,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H4:意识形态立场呈现越右,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3.1. 数据来源
论文使用马得勇教授公开的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有效样本总量为2379份,包括355个变量。得益于2017年公开数据已经过数据处理,论文可直接选用其中经过处理的2379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设定
3.2.1. 因变量
网民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可通过网民对政府的态度来测量。在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中关于网民政府信任的问题是:对下列团体或机构(法院、警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请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不知道(或不想说)”来表明你的态度。原始问卷中包含5个选择项,经过处理归并为四类态度并赋值(1 = 完全不信任;2 = 不太信任;3 = 比较信任;4 = 非常信任)。论文对该问题中的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可以单独提取“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进行合并,因此加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题项的赋值生成“政府信任”新变量,即政府信任从低到高的连续变量。
3.2.2. 核心变量
关于网民受教育程度的问题是:请问你的教育程度,原始问卷中包含 8个层次的教育程度选项,经处理合并为四类教育层次并赋值(1 = 初中及以下;2 = 高中和中专;3 = 专本科;4 = 硕博)。
关于网民时政关注度的问题是:总体来说,您对时政类信息感兴趣吗?(1 = 完全没兴趣;2 = 不太感兴趣;3 = 一般;4 = 比较有兴趣;5 = 很感兴趣)。
关于意识形态立场,因为2017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公开版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得出意识形态立场变量(1 = 左;2 = 中;3 = 右),论文直接使用马得勇教授得到的变量数据。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段(1 = 青年;2 = 中年;3 = 老年)、性别(0 = 女;男 = 1)、党员身份(0 = 非党员;1 = 党员)、居住地(1 = 城市地区;2 = 农村地区;3 = 国外地区)、职业(1 = 政府;2 = 工人农民;3 = 中产阶级;4 = 学生;5 = 其他)。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性别看,男性为1217人,占有效样本总体51.16%;女性为1162人,占有效样本总体48.84%,男性比例略高,但基本持平。从年龄分布来看,青年(18~44岁)年龄段的有2015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84.70%;中年(45~59岁)年龄段的有323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13.58%;老年(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有41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1.72%。从党员身份来看,有720名党员,占有效样本总量的30.26%,非党员1659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69.74%。从居住地来看,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数有2212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92.98%,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数有153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6.43%,居住在国外的人数有14人,仅占有效样本总量的0.59%。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政府人员数量为321,占有效样本总量的13.51%,工人农民人数为952,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0.07%,中产阶级人数为521,占有效样本总量的21.93%,学生人数为45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19.28%,其他人数为125,占有效样本总量的5.2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为3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1.6%,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数为17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7.84%,专本科学历的人数1为67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70.53%,硕博学历的人数为45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20.39%。总的来看,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偏高,样本多为18~44岁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且多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青年网民。因为对于网民来说,互联网的使用是受到客观物质条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技术的限制的,所以网民普遍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且多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年轻人,研究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4.2. 基于OLS嵌套模型的全样本分析
由于作为因变量的网民政府信任是连续变量,选择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展现不同变量控制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时政关注度、意识形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包括4个OLS模型的嵌套模型。见表2。
Table 2. OLS nested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OLS嵌套模型回归结果
注:变量栏括号内为参照组,模型栏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如表2所示,模型1为仅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党员身份、居住地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年龄层次对网民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职业中仅中产阶级分类对网民的政府信任有影响。具体而言,男性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更低,党员网民更信任政府。同时,网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地区差异,与居住在城市地区的网民相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网民更信任政府,而居住在国外的网民没那么信任政府。最后,在职业分类中,与学生相比,中产阶级网民尤为不信任政府,政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模型2纳入受教育程度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尤其是高学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网民相比,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没那么高,并且随着网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信任也越来越低。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改善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初步证实研究假设H1:受教育程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模型3纳入时政关注度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显著性水平为0.01。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效应,随着时政关注度的提高,网民更可能信任政府。由于时政关注度体现为对时政信息的偏好,这一结果说明网民在网络中对时政信息越感兴趣,关注度越高,越可能对政府表现出信任状态。这一结果初步证实研究假设H2:时政关注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模型4纳入了意识形态立场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立场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为0.01。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效应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保持中立的网民相比,意识形态呈现为左的网民更信任政府,而意识形态呈现为右的网民更不信任政府。这一结果初步证实研究假设H3及H4,意识形态立场偏左,网民政府信任偏高;意识形态立场偏右,网民政府信任偏低。
从R-squared的数值来看,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受教育程度,模型2的解释力从3%增加到4%,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核心自变量时政关注度,模型3的解释力从4%增加到5.1%,说明受教育程度变量及时政关注度变量初步改善了模型1和模型2。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意识形态,模型4的解释力从5.1%增加到16.8%,说明意识形态变量较好地改善了模型3。因此,核心变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5. 研究结论
5.1. 受教育程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反向显著抑制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这呈现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政府信任较之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低。这也和以往的研究相吻合,说明随着学历的增高,网民的思维会更具独立性,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议题以及各项改革措施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会轻易受到政府权威形象的影响而缺少自己的判断,因而呈现出政府信任趋减的特点。同时,随着网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给网民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经济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对于经济状况良好的网民来说,不会过分依赖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可以通过自身经济实力在市场中购买更好地服务来填补公共服务的缺失,但这就造成了教育程度更高的网民在面临各项服务选择时,会忽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先入为主地认为市场提供的服务更好,从而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5.2. 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
网民时政关注度体现为对时政信息的偏好,而网民对时政信息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首先,我国在网络舆论监控方面的实施力度较大,且对于时政信息评论通常会做出正向引导,各大媒体也会配合政府积极宣传政府的优秀作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其次,尽管网民会在互联网中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褒有贬,但多数网民会自发维护网络清朗,自觉抵制别有用心的“键盘侠”,维护政府在互联网中的形象。最后,政府时政信息的源头发布多为官方主流媒体,这就在前提上要求网民是需要关注官方主流媒体,那么这部分网民的首要信息接收渠道就是官方媒体,对任何时政信息的第一印象也来自官方媒体的发布言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就是晕轮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网民如果一开始接触到的信息源就是客观公正的官方信息,那么即使网上的声音再多,网民在心理上还是会对政府的官方形象保留有更多的信任。
5.3. 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意识形态立场三分为左中右,根据样本来看,大多数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中,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意识形态立场为中的网民来说,意识形态立场为左的网民更信任政府,意识形态立场为右的网民更不信任政府。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政府逐步推进各项改革。对于热衷于改革的左派网民来说,他们对于政府改革的接纳度更高,也对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做出了更多的积极反应,因而对政府的改革行为抱有更大的信心,表现出更高的政府信任。而以“保守”为标签的右派网民对于政府改革大多持反对态度,他们更强调维护现有的制度及利益格局,不赞同做出激烈改革的决定,因而对政府的改革行为抱有较低的信心,表现出更低的政府信任。但是,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分布情况来看,更多的网民呈中立立场,没有明确的左右倾向,这其实符合中国网民的实际情况。中国人自古崇尚中庸之道,性格普遍呈现出温和的特质,因而在意识形态上也呈现出一种中庸气质,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能够保留自身意见,可攻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