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年作为最具活力的群体，是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青年面临着许多未知和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政治参与、政治态度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探索和识别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分析影响其政府信任的因素，以此有针对性地巩固和提高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从根本上说，政府信任是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基于人民与政府制度和相应行动策略相互作用形成的认知、情感、评价和信念。良好的政府信任具有增强合法性、降低治理成本、构建公共秩序、宽容政府失误等重要作用。获得感主要是指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感知。获得感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所取得的效果的满意程度，以及基于这一满意程度表现出来的政府信任态度。在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和政府之间存在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的行动目标主要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的治理绩效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可见，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密切相关，是政府信任产生和巩固的必要条件，对政府信任有正向作用。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 政府信任
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缘自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范畴而出现。关于政府信任的相关概念，国内外学者具有多种表述。国外学者大多从政治领域视角理解政府信任，随后的研究者分别就“政府信任”概念进行解释。Thompson和Carnevale将政府信任解释为公民对政府当局所产生的一种可依赖和可依靠的价值取向，即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承担公共责任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的评价，以及基于该评价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做出预测 [1]。Newton等人认为，政府信任一种可测量的政治信任感，公民相信政治体制和政府权威，认为政府的意愿和行为将不会对公民利益造成伤害，而是尽可能地增加公民的整体利益 [2]。综上，国外学者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归结为：公民对当前政治体制、政府权威和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公民期望和利益取向的一种整体性感知，以及基于这一感知所表现出对于政府当局的态度。
相较于国外而言，国内对于政府信任这一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大多数学者基于国外相关解释语义，再结合中国政治特色而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性解释。国内关于政府信任概念的结束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广义上，胡荣等人认为，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是一致的，通常指的是民众对政府机构和政治系统运作后产生出符合他们预期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认可和赞赏 [3]。狭义上，姜晓秋和陈德权认为，在实质上，政府信任是公民对于政府官员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和信心 [4]，是公众对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和履行治理职能过程的总体评价 [5]，是广大社会公众包括个人、社会团体和组织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信任和认可 [6]。综上，国内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期望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并获得充分的政府回应。
2.2. 获得感
“获得感”是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词汇。自2015年习近平提出以来，在社会上迅速流行，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研究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良好的解释。丁元竹认为获得感是人民对社会改革发展成果享有程度的主观认知感受，包括对经济发展、政府绩效、社会公平、政治认同等多元领域的感知，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自身享有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多寡以及对这种成果是否认同的主观满意程度 [7]。曹现强提出，获得感与幸福感等相关概念不同，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获得，是所有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表现出来主观感受，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 [8]。关于获得感的物质和精神维度，郑风田进一步提出，物质维度上的获得感是公民经济收入提高带来的自我满足，精神维度上的获得感是社会公平分配、政府清廉和治理透明等所带来的社会信任 [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获得感界定为从客观实际出发，兼具有微观与宏观两种效能的个人主观感受，其具体定义可表述为：获得感是改革和发展所带给民众个人发展层面的利益增加以及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带来的宏观层面的红利的释放，从而使得民众在物资和权益保障的普惠性上所能感受到的一种主观体验。
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政府层级、地区以及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导致政府信任水平具有差异性特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分析，关于对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少。因此，根据以上综合分析，本文用个人发展来衡量客观获得，用社会公平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衡量主观获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青年群体获得感越高，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
假设1a：青年群体个人发展满意度越高，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
假设1b：青年群体社会公平感越高，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
假设1c：青年群体政府公共服务越满意，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
本研究采用CSS2017数据进行分析，其有效样本为10,085份，调查对象为18~69岁中国公民。本文将采取国内官方定义，即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又结合CSS2017样本的年龄特点，将本研究的青年群体界定为18~35周岁，在处理缺失值后得到1875份有效观测案例。本研究使用STATA16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2. 变量测量
因变量：CSS2017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的测量，包含的问题分别为居民对中央政府 、区县政府、乡镇政府信任程度，考虑到测量方便，将原有答案选项“不好说”作为缺失值处理，因而处理后的答案共有4项，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分值越高，反映政府信任水平也越高。本文根据以往经验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并提炼出一个公因子，将其命名为“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因子得分越高，表示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
自变量：获得感。根据拟研究内容，本文将“获得感”作为自变量。综合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并根据CSS2017调查数据，本文将从个人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满意度三个方面来测量获得感。
个人发展强调个人在社会发展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而个人发展又涉及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本文选用CSS2017调查中关于对生活各领域满意程度作为衡量个人发展的测量指标。从个人发展所涉及的领域全面性出发，教育、社交、居住环境等多个生活方面，都能反映出个人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具有较强的贴合性和全面性。关于个人发展的具体测量指标为居民对自己的教育程度、社交生活、居住地的环境状况等项目的评价值，分值分别从1到10，其中，1为最不满意，10为最满意，分值越高，说明对生活满意度越高，反映个人发展越好。与政府信任变量的操作方式一致，首先对5个问题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其信度为0.778。学界一般认为科隆巴赫系数达到0.7，其信度值相对较高，符合可接受的标准。因此本文选择上述5个问题测量个人发展在信度上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公因子，本文将其命名为“个人发展”。
社会公平。CSS2017调查关于社会公平的测量主要围绕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政治权、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利和待遇等八个方面，回答选项包括：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以及不好说。出于测量的目的，将不好说这一回答选项作为缺失值处理，因此，处理后的答案选项为4项，分别赋值1分、2分、3分和4分，得分越高，对社会某一方面的公平评价越好。同样，根据遵循学界普遍操作方式，首先对8道测试题进行信度分析，其科隆巴赫系数为0.780，达到了大于0.7的标准，符合学界的基本要求。其次，将 8道关于测量社会公平不同方面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炼出一个公因子，将其命名为“社会公平感”，因子得分越高，表示对所处社会越感到公平。
政府公共服务。本文选用CSS2017调查中询问居民“您认为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一题作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题项，其中，题项主要包括了以下具体测量指标：1)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2) 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3) 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4) 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5) 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6) 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保障教育公平。这些测量指标涵盖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多方面、多层次内容，充分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遵循学界普遍的操作方式，首先进行信度检测，6道测试题的信度系数(科隆巴赫系数)为0.95，达到了0.7可接受标准，从而进行因子分析，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公共因子，将其命名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满意度”(表1)。
4. 数据分析
4.1. 实证结果
我们将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使用OLS模型，在解释变量中逐步纳入个人发展、社会公平感和政府公共服务等3项指标以及可能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的性别、年龄、民族、党员、社会信任等不同变量来考察不同分析模型的解释力变化，见表2。
Table 2.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ense of gain on government trust
表2. 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注：***p < 0.01，**p < 0.05，*p < 0.1。
模型1进行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影响的检验，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R2值为0.106，说明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模型1显示，普遍社会信任每提升1个单位，政府信任将随之提升0.033个，即单位普遍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特殊社会信任每提升1个单位，政府信任将随之提升0.027个单位，即特殊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由此可见，社会个体之间良好的信任是政府信任生成的重要基础，这与相关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10]。年龄平方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年龄平方每增加一个单位，政府信任就降低0.0007个单位，可能是由于青年意识的政治意识较为薄弱，而且处在社会化的预期和发展阶段。在这一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过程中，青年通常会在正式场合下接受社会灌输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阶段，其思想观念、行为态度等意识观念方面较为容易受到外界尤其是媒体的影响。同时，部分青年人的思想相较中老年人群较为容易发生偏激，由此导致青年群体对政府信任低的重要原因。党员身份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党员身份每增加一个单位，政府信任就提升0.4695个单位，说明党员对政府信任度更高。而性别、民族这两个因素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
模型2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后，放入了核心变量个人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个人发展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即伴随着个人发展越来越好，主体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基本符合前人相关的研究。此外，个人发展每提高一个单位，政府信任会提高0.042个单位。
模型3在加入核心变量个人发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社会公平这一核心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即伴随着青年群体对社会公平满意度越高，其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基本符合前人相关的研究。此外社会公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政府信任就会提升0.239个单位。
模型4将3个解释变量指标纳入模型分析，以此考察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R2值为0.3693。其中，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社会公平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则政府信任提升0.1818个单位，由此可以知道青年群体感受到社会越公平，其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所以假设成立。而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却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从表2可以看到，政府公共服务每提升一个单位，则政府信任降低0.1387个单位。现如今，政府通过购买社会力量生产的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大包大揽，更多的是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监督者，而社会力量则是生产者。因此，可能青年群体对政府购买服务了解不多，在社会力量主导的购买服务方式中很少感受到政府的作用，所以即使是对这些政府公共服务是感到满意的，但可能青年群体仅仅认为这是市场机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政府，其次是政府购买服务可能追求效率，终需者的偏好被决策者的绩效偏好所取代，导致公众参与感不强，由此导致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不够高。由此所提出的假设不成立。个人发展这一自变量与政府信任影响关系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在教育、社交、文娱活动、家庭经济、居住环境等多个生活方面的满意度不会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假设不成立。经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
4.2. 稳健性检验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sense of gain on local/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表3. 获得感对地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注：*p < 0.1，**p < 0.05，***p < 0.01。
为了检验OLS模型的稳健性，选用两个子样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进行回归分析，通过两种回归结果的一致性来检验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社会公平和政府公共服务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2具有一致性，且边际效应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相同，这表明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CSS (2017)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相关统计方法分析青年群体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关系。经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青年群体的个人发展满意度作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政府信任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二是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作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政府信任之间呈正相关。三是青年群体的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政府信任之间呈负相关。因此，根据研究可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社会公平，对于提升政府信任非常重要。同时，在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中也发现，党员身份、普遍社会信任和特殊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呈正相关。其他本文选择的性别、年龄、民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综上分析，社会公平程度和良好的人际信任关系对增强政府信任有重要意义，是政府信任的必要条件，本文所预设的相关假设得到了部分实证。
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现代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首先，提升政府履职质量。为此，需要建立公正法治的高质量政府，需要提高公务人员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素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其次，政府要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高效的宣传引导，灵活引导社会阶层和其他群体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就核心价值观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由此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提升其政府信任。最后，政府要深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切实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的渠道，更好地落实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