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Delayed Retirement in China
DOI: 10.12677/MM.2022.124044, PDF, HTML, XML, 下载: 433  浏览: 1,229 
作者: 刘润泽: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关键词: 延迟退休养老保险金就业经济增长Delay Retirement Pension Benefits Employment Economic Growth
摘要: 延迟退休愈发引起社会关注,在学界也引起广泛争议,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学者关于延迟退休问题研究的各类观点进行整理。从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务、就业形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总结并梳理了各方观点、理论及结论,以为后续的研究及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Abstract: Delayed retire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ocial attention, and also caus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sorted out various viewpoints of scholars on delayed retirem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orts out the viewpoints, theories and conclusion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pension financ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olicy design.
文章引用:刘润泽. 关于我国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综述[J]. 现代管理, 2022, 12(4): 329-335.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4044

1. 引言

我国自21世纪初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发展呈现出加速趋势,截止到2019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达到17.9%,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1.9%。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龄化所带来的其它各种问题也随之突出。为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我国正在考虑延迟退休方案的设计与出台。延迟退休即延迟退休年龄,指我国根据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和就业的变化情况而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延迟退休政策一经公布迅速成为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金的财务状况、就业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研究经验对上述问题及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一一梳理阐释。

2. 文献概述

近年来,学界对于延迟退休的讨论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在中国知网以“延迟退休”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自2007年到2019年共发表CSSCI期刊335篇,2017年是发表最多的一年,达到70篇,2018年发文数量下降明显,但随着中央延迟退休政策产出的临近,2019年发文数量又有大幅回升。同时,对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不断增加、内容上也不断推陈出新。

3. 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延迟退休,国外的研究与实施更早一些。借鉴国外对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Cremer (2003)认为延迟退休有两个积极作用:一是可以恢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二是可以促进退休人员之间养老金的重新分配 [1]。Javier Diaz-Gimenez和Julián Díaz-Saavedra (2009)通过对西班牙养老保险基金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可以有效的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并提高社会福利 [2]。Stefanie König、Magnus Lindwall和Boo Johansson (2018)的研究发现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能会对受低等教育的劳动者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 [3]。Juan A. Lacomba和Francisco Lagos (2018)认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解决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个主要改革措施,并且对于具有更高生产力的个人来说,应该提供不同程度的退休方案的选择 [4]。Tony Salter (2004)认为一个开明的延迟退休政策最有可能在政策初期提供不同的退休年龄选择,从而为退休提供一种广泛的灵活性 [5]。Winfried Schmähl (2003)认为,延迟退休将会提高家庭消费,从而使得储蓄率下降,退休年龄的增加将导致较低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放缓 [6]。Fengyan Tang、Eunhee Choi和Rachel Goode (2013)通过对美国就业形式的研究发现,重大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持续的劳动力参与趋势,更高的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使得老员工延长了他们的工作生活 [7]。

4. 国内研究现状

4.1. 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增加,甚至在一些省份地区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并且有持续加剧的趋势。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压力。

一些研究认为,当前的退休制度已不适应国情的发展。于文广、王倩(2018)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医疗水平的逐渐改善,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当初设立的退休制度已经不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 [8]。于洪,曾益(2015)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分析发现,若现行的退休继续制度持续30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着收不抵支、不能按时足额支付的财务危机 [9]。

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对化解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起到积极作用。金刚(2016)认为延迟退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养老基金的财务支出压力,调整退休年龄的时间越早,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偿效用就越明显 [10]。林宝(2014)认为延迟退休能够改善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增加基金的可持续性,使制度从资金缺口向资金盈余转变 [11]。张琴(2015)认为“一次性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改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对短期内养老保基金支付压力的缓解作用不如前者,从长期来看后者能够更好的维持养老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 [12]。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政策在化解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张熠(2011)认为不管是从政策过程还是从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的改革都是一个渐进而复杂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则一定可以减小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财政压力的说法并不全面 [13]。袁磊(2014)认为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可以推迟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到来的时间,或者减小基金缺口的规模,但不能指望延迟退休彻底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问题。要想实现这一政策目标仅仅依靠延迟退休年龄是远远不够的 [14]。苏春红、李松(2016)通过分析延迟退休方案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发现,延迟退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压力,但是不能完全避免支付风险的发生 [15]。王天宇、邱牧远、杨澄宇(2016)则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偿效应将越来越小 [16]。甚至也有学者提出,政策的改革不仅无法实现政策目标,还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应。邹铁钉(2017)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不仅无法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问题,还会削减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同时加重新生代的养老负担 [17]。郑功成(2014)认为,尽管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十分重要,但也并非积累的越多越好,同时还要考虑:代际公平和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18]。

4.2. 延迟退休对就业形势的影响

除养老保险基金外,延迟退休对于我国的就业形势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关于延迟退休与就业问题的研究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延迟退休对于我国就业形势能够产生积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能够缓解当前我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蔡昉(2010)通过对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的现状分析得出,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正在以每年300万人的数量减少,同时社会人口抚养比逐年攀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适龄劳动力正逐渐将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缓解适龄劳动力的减少也是推行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政策出发点 [19]。苏春红、张钰、李松(2015)认为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对延迟退休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慎重考虑。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延迟退休年龄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同时使得老年抚养比下降,最终导致失业率下降,因此,延迟退休能够降低中国失业率水平 [20]。张志远、张铭洪(2016)的研究发现,延迟高学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有助于提高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而延迟低学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对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21]。

延迟退休会对当前的就业形势产生挤占效用。李付俊(2014)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实际上会对总体就业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老年人的就业与年轻人的就业之间存在替代性,延迟退休将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就业形势 [22]。范琦(2015)认为,对我国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对年轻劳动者的挤出效应在现阶段将是非常大的。但施行渐进式退休方案并选择合理的时间节点,有助于弱化这一不利影响 [23]。刘琛(2015)基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发现,延迟退休年龄而必定导致失业率增高的结论并非全面,但延迟退休一旦实施无疑会在短期内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24]。龚海娟、陈进(2017)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延迟退休会阻碍年轻人的就业。而未参保的劳动者因退休后保障缺失,将会更倾向于延长工作年限,因此这部分群体对就业的挤占效用更为显著 [25]。李磊(2019)通过分析发现,从就业人口数量上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将会在短期内对年轻人就业形势产生挤出效用 [26]。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并非是单一的,其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刘妮娜、刘诚(2014)研究发现,延迟退休虽然对青年人就业有显著负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依行业而不同,负向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科技等“高端行业”上。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低端行业”中,老年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负向影响不大,在个别行业中对青年人就业可能起促进作用 [27]。周二华、张天骄(2015)认为延迟退休改革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对劳动者的影响不能用“有利”和“不利”一概而论,映射到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身上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 [28]。刘阳、彭雪梅、王东明(2017)认为,延迟退休将会同时对就业领域产生挤出效用和产出效用。在政策实施初期挤出效用达到最大化,但随着政策的推行,社会抚养比以及适龄劳动力数量等指标逐渐优化,挤出效用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减小,而产出效用对就业的影响则越发重要 [29]。封进(2019)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分别进行了分析,从静态的视角出发,在一定时期之内,社会的总就业量是一定的,老年劳动者与青年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那么此时延迟退休年龄,必定会导致老年劳动者挤占年轻劳动者的就业岗位。从动态的视角分析,如果社会就业需求总量增加,则有利于提高老年劳动者和年轻劳动者就业参与率,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此时二者的关系为互补关系。因此,延迟退休并不一定会对年轻人造成岗位挤占效应 [30]。张熠(2017)认为尽管延迟退休会对青年群体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且延迟退休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远超挤出效应 [31]。郭凯明、颜色(2016)认为延迟退休会影响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并将其作为一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对后代的数量的关注程度小与于对质量的关注程度,那么将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并不能同时提高,如果延迟退休对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影响较大,则会加剧老龄化;如果影响偏小,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缓解劳动力短缺 [32]。姚东旻(2016)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延迟退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在较短时期内可以提高就业率,但是之后失业率将一直上升;相反,“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可以在减轻养老金压力的同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短期内可能会使失业率上升,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不会对年轻劳动者的就业造成挤出效应 [33]。

4.3. 延迟退休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得益于上世纪“婴儿潮”大量的新生人口为我国带来了人口红利。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以及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适龄劳动人口开始由上升转为下降,人口抚养比也逐年攀升,第一波人口红利的优势渐渐消失,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延迟退休政策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二波人口红利开放的契机,分析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对延迟退休方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延迟退休会影响人们对于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的转变,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严成樑(2016)认为,延迟退休使劳动者的工资收益年限增加,提高了老年时期的收入,这会导致劳动者在年轻时的储蓄和投资意愿下降,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效应 [34]。耿志祥,孙祁祥(2017)分析了延迟退休与二次人口红利的关系,并认为延迟退休能够降低社会储蓄意愿,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产出 [35]。陈利锋、钟玉婷(2019)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扩大了政府支出和政府公共投资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产出、消费、就业的促进效应,也强化了其对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提升效应;而延迟退休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与财政政策工具相比,延迟退休导致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较小 [36]。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而言,在延迟退休过程中,把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内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此项措施可以稳定人们对寿命的预期,产生新的储蓄动机,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由此产生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周立群,周晓波(2016)认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实现劳动力增加,同时能够大幅度的调整我国的社会抚养比,使社会抚养比重新降回到一个较低水平的位置,并减缓社会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其次,实施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加经济产出,减少经济社会中的福利损失,同时延缓经济增速的下降 [37]。刘渝琳,李宜航(2017)认为延迟退休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提高社会储蓄率,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并为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提供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以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延迟退休适应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现实情况,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负向影响,总体来说有助于经济增长 [38]。鲁元平(2017)的研究证明:通过延迟退休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增长,能够对消费、投资以及贸易等活动产生促进作用,能显著地推动经济发展;资本与劳动替代关系的变化会促进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有助于我国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9]。肖浩(2016)对渐进式退休方案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发现,延迟退休在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刺激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有较大差异,时间跨度短的方案在短期内刺激效果更佳,而时间跨度较长的方案则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相对平滑,但对产业发展更加有利 [40]。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延迟退休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富。而我国对于延迟退休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在论证阶段,但当前对延迟退休的研究已得出了一些显著性结论:一是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已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改革。二是延迟退休能够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起到改善作用,但具体效果还有待检验。三是延迟退休会对就业形势产生影响,而不同的延迟退休模式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年龄群体产生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四是延迟退休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来实现的。

然而,在关于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延迟退休的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延迟退休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一项重要举措,对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关于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公众对于延迟退休的意愿以及延迟退休人员的权益保障等问题研究较少。第二,由于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数据及工具方法的运用,不同学者在关于延迟退休对同一领域的影响中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这种分歧导致对同一问题的认识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从而使得深层次、系统性的研究缺失。第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理论研究及定性研究缺乏。目前我国学界对延迟退休的研究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表现为通过构建不同的数学模型以及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推断而得出结论,对延迟退休相关理论的研究及运用较少,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综上所述,关于对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应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提升研究层次、丰富研究方法。未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 Cremer, H. and Pestieau, P. (2003) The Double Dividend of Postponing Retirement.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0, 419-434.
https://doi.org/10.1023/A:1024671130647
[2] Diaz-Gimenez, J. and Diaz-Saavedra, J. (2009) Delaying Retirement in Spain.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2, 147-167.
https://doi.org/10.1016/j.red.2008.06.001
[3] König, S., Lindwall, M. and Johansson, B. (2018) Involuntary and Delayed Retirement as a Possible Health Risk for Lower Educated Retire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12, 475-489.
https://doi.org/10.1007/s12062-018-9234-6
[4] Lacomba, J.A. and Lagos, F. (2010) Postponing the Legal Retirement Age. SERIEs, 1, 357-369.
https://doi.org/10.1007/s13209-009-0006-7
[5] Salter, T. (2004) Retirement Age: Economic Outcome or Social Choice? Pension Flexibility and Retirement Choice. Pens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 256-274.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pm.5940268
[6] Jianming, S.S. and Dujuan, L.C. (2013) Postponing Retir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pplied Mathematics. Series B, A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18, 8.
[7] Tang, F., Choi, E. and Goode, R. (2012) Older Americans 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Ageing International, 38, 82-94.
https://doi.org/10.1007/s12126-012-9162-3
[8] 于文广, 李倩, 王琦, 黄玉娟, 聂秀山, 刘健. 基于年龄与工资水平差异的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8(2): 54-67+102.
[9] 于洪, 曾益. 退休年龄、生育政策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J]. 财经研究, 2015, 41(6): 46-57+69.
[10] 金刚, 柳清瑞, 宋丽敏. 延迟退休的方案设计及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影响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6): 25-36.
[11] 林宝. 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资金平衡的影响[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12): 41-46.
[12] 张琴, 郭艳. 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的后续影响: 找寻可选方案[J]. 改革, 2015(7): 57-64.
[13] 张熠. 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收支余额: 作用机制及政策效应[J]. 财经研究, 2011, 37(7): 4-16.
[14] 袁磊. 延迟退休能解决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吗?——72种假设下三种延迟方案的模拟[J]. 人口与经济, 2014(4): 82-93.
[15] 苏春红, 李松. 养老金支付风险预测及延迟退休作用评估——以S省为例[J]. 财政研究, 2016(7): 69-79+112.
https://doi.org/10.19477/j.cnki.11-1077/f.2016.07.007
[16] 王天宇, 邱牧远, 杨澄宇. 延迟退休、就业与福利[J]. 世界经济, 2016, 39(8): 69-93.
[17] 邹铁钉. 延迟退休与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财政及就业效应[J]. 经济评论, 2017(6): 92-106.
[18] 郑功成. 走出养老保险改革认识误区[N]. 人民日报, 2014-06-08(005).
[19]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 45(4): 4-13.
[20] 苏春红, 张钰, 李松. 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失业率的影响: 理论与验证[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1-22.
[21] 张志远, 张铭洪. 老年劳动力增加会影响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吗?——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一个考察角度[J]. 经济科学, 2016(3): 49-60.
[22] 李付俊, 孟续铎, 张超. 延迟退休的影响效果分析[J]. 西北人口, 2014, 35(2): 17-20+25.
[23] 范琦, 冯经纶. 延迟退休对青年群体就业的挤出效应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8): 11-19.
[24] 刘琛. 打破悖论: 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4): 43-49.
[25] 龚海娟, 陈进. 延迟退休会减少年轻人就业吗?——以老年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为考察角度[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7(6): 130-136.
https://doi.org/10.16471/j.cnki.11-2822/c.2017.06.015
[26] 李磊, 席恒.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青年人的就业效应研究[J]. 管理评论, 2019, 31(1): 255-267+278.
[27] 刘妮娜, 刘诚. 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29个省份、18个行业的数据分析[J]. 南方人口, 2014, 29(2): 27-35.
[28] 周二华, 张天骄. 延迟退休波及的不同群体差异: 源于职业生涯[J]. 改革, 2015(7): 65-71.
[29] 刘阳, 彭雪梅, 王东明. 延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基于挤出和产出效应的比较研究[J]. 保险研究, 2017(2): 115-127.
https://doi.org/10.13497/j.cnki.is.2017.02.012
[30] 封进. 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 中国经济问题, 2019(5): 15-33.
[31] 张熠, 汪伟, 刘玉飞. 延迟退休年龄、就业率与劳动力流动: 岗位占用还是创造? [J]. 经济学(季刊), 2017, 16(3): 897-920.
[32] 郭凯明, 颜色. 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 51(6): 128-142.
[33] 姚东旻.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延迟退休与失业率的关系[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 67-82.
[34] 严成樑. 延迟退休、内生出生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 51(11): 28-43.
[35] 耿志祥, 孙祁祥.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二次人口红利[J]. 金融研究, 2017(1): 52-68.
[36] 陈利锋, 钟玉婷. 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J]. 西部论坛, 2019, 29(3): 36-46.
[37] 周立群, 周晓波.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 31(6): 93-101.
[38] 刘渝琳, 李宜航.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带来二次人口红利? [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5): 30-41.
[39] 鲁元平, 朱跃序, 张克中.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增长及产业效应——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16, 37(10): 30-44.
[40] 肖浩, 鲁元平. 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D-CGE模型[J]. 宏观经济研究, 2016(8): 3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