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与出使线路研究
Study on the Types of Envoy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Ambassador Route i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DOI: 10.12677/OJHS.2022.102014, PDF, HTML, XML, 下载: 141  浏览: 526 
作者: 秦兆祥: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关键词: 宋辽交聘宋使使职类型出使线路绕路Diplomatic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Ambassador of the Song Dynasty Type of Emissary Post Ambassador Route Detour
摘要: 宋辽交聘在宋辽关系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对立政权间和平对等交往的典范。从交聘制度看,双方遣使一般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常使有“贺正旦使”“贺生辰使”“告哀使”“回谢使”等,泛使则是商议重大事务的特别使节。从出使路线看,受契丹四时捺钵制度和使辽宋臣使职类型的影响,辽主受礼地点遍布五京,故而宋使行进驿路并不固定。在出使过程中,宋使多有“绕路”记载,盖因宋辽使臣相互防备、猜忌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成。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and it was a model of peaceful and equal exchanges be-tween opposing regimes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plomatic system, ambas-sadors sent by both side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Regular Ambassador and In-terim Ambassador. Regular ambassador includes “Celebrate Spring Festival Ambassadors” “Cele-brate-Birthday Ambassadors” “Death Declaration Ambassador” “Return thanks Ambassadors” etc., and the interim ambassador is a special envoy to discuss important af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bassador route, influenced by the Khitan’s four-reason NaBo (Hunting, Hunting camp) system and the types of emissary post of ambassador-to-Liao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laces where Liao masters received gifts were all over five capitals, so the route of the ambassado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not fix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mbassador of the Song Dynasty going to the Liao Dynasty, the envoys of the Song Dynasty recorded “detours”, probably due to mutual defense and suspicion between song and Liao envoys, or other objective reasons.
文章引用:秦兆祥.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与出使线路研究[J]. 历史学研究, 2022, 10(2): 88-9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2.102014

1. 引言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澶渊之盟”签订前,宋辽关系经历了宋太祖时期的相互对峙和短暂交和,随即进入宋太宗时期的征战不休。“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系了117年的和平关系(1004~1121年),交聘成为定制,双方不断派遣使臣,协商各类问题,互致年节问候,喜贺丧吊,往来频繁,长期以兄弟之国相称,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并存政权之间平等交往的绚丽篇章。宋辽一百余年的和平通使,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抹亮色。正如聂崇歧先生所言:“于是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甲子两周,疆埸无警,邦交之辑睦久长,在我国史册中,直无一例可与比拟。” [1] 据王慧杰统计,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宋辽两个和平交聘时期,北宋共向辽遣使725人次,除却重复出使,共654人。 [2] 为数众多的使辽宋臣,因使职类型和出使线路存在差异,故其视野较为开阔,所见辽境自然地理、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而真实,为我们了解辽朝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宋辽交聘制度的确立

宋辽交聘始于宋太祖开保七年、辽景宗保宁六年,亦即974年的宋辽和谈成功。关于此次和谈的发起方,《辽史》记载与宋人记述截然不同。《辽史》载“(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琢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 [3]。宋人则均记为辽方主动通好,如北宋杨亿载“开宝中,虏琢州刺史耶律琼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曰‘兵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事专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观。” [4] 不管双方谁先提出议和,由此拉开了宋辽交聘序幕却是不争的事实。辽保宁七年(975年),“宋遣使来贺”, [3] 应该是宋辽交聘最早的出使记录。但这次和平交聘期是短暂的,也未有相关语录流传。随着宋太宗亲征北汉,辽朝援汉抗宋,加之北宋不放弃幽云地区,辽宋脆弱的和平关系宣告结束。这一和平期,宋辽之间初步形成了正旦国信使、生辰国信使、告哀与吊慰使、贺登位使、遗留使、泛使等使臣派遣制度。“澶渊之盟”后,宋辽交聘成为常态,交聘制度亦逐渐完善,使臣选拔、监督、奖惩及礼仪要求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历史价值看,宋辽交聘维持了双方的和平关系,促进了相互间交往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3.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

从使职上看,宋辽交聘使节整体上可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对应国要派遣接伴使、送伴使和馆伴使陪同。常使是宋辽双方按时派遣的交聘使臣,泛使(也称“横使”)则指因事临时派遣的“特使”。综合傅乐焕、赵永春、刘浦江、王皓等人的研究,结合《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相关记载,整理宋辽交聘使职类型如表1

Table 1. The types of envoys i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表1.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

表1可见,宋辽交聘使职类型多种多样,既有平常的礼节性交往,也有解决特殊事件的临时出访,抵达对方境内还有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的陪同。其中,“正旦使”和“生辰使”均为贺岁使,一般同时派遣,每年1次,“终北宋一朝,共派出518人次,占出使使臣总数的71.4%” [5]。从现存(含残存)使辽语录的12位记述者来看,宋抟(正旦使)、路振(生辰使)、王曾(生辰使)、姚迥(生辰使)、薛映(生辰使)、宋绶(生辰使)、陶悦(正旦使)等,均以贺岁使身份出使,占58.3%;从现存使辽诗的23位作者来看,除刘跂出使身份不详外,有15位以“正旦使”或“生辰使”出使,占65.2%。贺岁使以恭贺辽皇太后、皇帝、皇后正旦或生日为名,敬献贺礼、递交国书、接受赏赐,将北宋皇帝的问候关切、政治态度等艺术性地转达给辽方。如宋仁宗贺辽道宗正旦的一封国书曰: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玉历正时,布王春而兹始;宝邻敦契,讲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阳,益绥多福。其于祝咏,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骑都尉、渤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吴中复,供备库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骑都尉、广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宋孟孙,充正旦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不宣。谨白。” [6]

国书中强调“宝邻敦契”,通过差遣正旦使沟通感情,“讲信聘以交修”。此外,常使中的“告哀使”“吊慰使”“报谢使”“遗留使”“告即位使”“贺即位使”“回谢使”等也是礼节性使臣,在现存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作者中,陈襄、欧阳修、张舜民、陆佃等均承担过此类使职,为维护宋辽双方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泛使“是商议重大事务的特别使节” [7]。现存使辽语录记述者中,沈括是承担泛使使职的典型代表。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萧禧使宋,提出重划河东地界之要求,往复谈判数次未果。八年,萧禧再次使宋,继续要求重划河东地界,因未得到北宋的回应,“久留不肯还”。宋神宗遂以沈括为“审行商议使”赴辽报聘,直接与辽帝商讨分划地界等事宜。萧禧听说沈括赴辽,“未辞”而匆匆返回。宋神宗见萧禧返辽,遂改称已在出使途中的沈括为“回谢辽国使”,出使辽朝商议地界。沈括在整个出使谈判中,据理力争,撰呈《乙卯入国奏请》《乙卯入国别录》《熙宁使虏图抄》。最终,经范缜等人的交涉,“河东地界争端”以分水岭划界而解决。另外,有时“正旦使”“生辰使”等常使也会临时承担泛使的职责。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晁迥以生辰使出使,宋真宗曰:“向者东封西祀,皆遣使驰书告契丹。今谒太清宫,密迩京师,重于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与之可也。” [8] 晁迥在担任生辰使使职的同时,还肩负了向辽主转告真宗“谒太清宫,密迩京师”的泛使职责。

使辽宋臣还有了解辽主及辽朝基本情况的秘密任务,即“以遣使为名而实行间探” [9]。实际上,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许多内容本身就是对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见、所闻、所感的记述。使节们通过对辽朝交通线路、社会状况、帝后活动等的关注,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了丰富而直接的外交情报。另外,对于使辽宋臣而言,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即护送岁币安全抵达辽境。

必须指出的是,在完成上述使职的同时,使辽宋臣在辽朝的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宋辽之间边境管理甚严,除部分地区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外,其他的沟通交流并不是非常频繁。使辽宋臣的不断派遣,既有助于宋辽和平关系的维护,又通过献礼、私觌、赏赐、文化活动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动,为民族交融创造了条件。

4. 使辽宋臣的出使路线

(一) 出使线路的梳理

自傅乐焕、聂崇歧等对使辽宋臣使辽路线、驿馆进行考证以来,陆续又有学者对使辽语录或使辽诗中记载的出使线路、驿馆进行辨析,目前已将史料中所见的使辽线路基本梳理清楚。基于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记载,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直观了解宋使行经地域及驿馆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宋人使辽过程的认识。同时,结合现代地图和实地考察,对个别使辽线路问题进行考述,亦对推动宋辽交聘研究有所裨益。

从目前所见的史籍来看,“辽主见宋使非拘于数地”。王曾《王沂公行程录》载:“初,奉使者止达幽州,后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凉淀、北安州、炭山、长泊。” [10] 实际上,辽主见宋使地点远不止这些,木叶山、清泉淀、九十九泉、混同江、云中甸、靴淀、广平甸、神恩泊等地都曾是受礼之地。根据使辽语录记载,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总结可考的使辽路线如下:

第一条:白沟——中京

这条从白沟经幽州(辽南京)到辽中京的线路,现存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中记载较多。路振、王曾、沈括分别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和熙宁八年(1075年)使辽,所记路程基本相同,线路如下:

白沟→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幽州(永平馆)→孙侯馆(望京馆)→顺州→怀柔馆→密云馆→金沟馆→古北口(古北馆)→新馆→卧如馆→柳河馆→打造馆(打造部落馆、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鹿儿馆、鹿峡馆)→铁浆馆→富谷馆→长兴馆(由“通天馆”迁)→中京。

王珪于皇祐三年(1051年)使辽,终点广平淀,其使辽诗中描写了幽州市骏坊、檀州杏坛坊、思乡岭、摸斗岭、长兴馆等地;刘敞于至和二年(1055年)使辽,使辽诗中出现了古北口、思乡岭、摸斗岭、松子岭、鹿儿峡、铁浆馆等地名;苏颂于熙宁元年(1068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两次使辽,使辽诗中均有对古北口、摘星岭、柳河馆、牛山馆、鹿儿馆、打造馆、新馆、牛山馆等地标的记录;彭汝砺于元祐六年(1091年)使辽,其使辽诗也有金沟馆(彭作“金钩馆”)、古北口、望云岭、新馆等记载。此外,从使辽诗看,苏辙、欧阳修等使辽亦应沿这一线路出行。综合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记载,白沟——中京这段线路应该是遣辽宋臣前往中京道、上京道交聘最常走行走的驿道,持续时间长,变化也不大。

第二条:中京——上京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薛映使辽,将沿途见闻笔录成书,后人称《薛映记》。傅乐焕、贾敬颜等对《契丹国志》中《郑富公(富弼)行程录》与《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引《薛映记》进行考证,认为《郑富公(富弼)行程录》实则是《薛映记》的误题。《薛映记》残存300余字,记录了自中京到上京的驿道历程。这段行程与其后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的驿程基本一致:

中京→临都馆→官窑馆(宫室馆)→松山馆→崇信馆→广宁馆→姚家寨馆(姚寨馆)→咸宁馆→保和馆→宣化馆→长泰馆→上京临潢府(景福馆)

第三条:中京——单于庭

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年)使辽,《熙宁使虏图抄》中详细记录了白沟至永安山单于庭的驿程。这段驿程,保和馆之前与路振、薛映等记录大同小异,保和馆至单于庭段则为现存独有的记录,对了解该区域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条驿道大致为:

中京→临都馆→官窑馆(原记“崇信馆”,疑有误)→松山馆→麃驼帐(崇信馆)→广宁馆→会星馆(姚家寨馆)→咸熙帐→保和馆→牛山帐→锅窑帐→大河帐→牛心毡帐→新添毡帐→顿程帐→单于庭(犊儿山)

第四条:中京——木叶山(“广平甸”或“广平淀”附近)

宋绶于天禧四年(1020年)使辽,撰《契丹风俗》,已佚,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引录有中京至木叶馆一段记录。木叶馆“已到或接近广平甸(淀)” [11],也就是说这段驿路的终点是广平甸(淀)。《辽史》记载:“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 [12] 作为辽主的冬捺钵地,广平甸是遣辽正旦使、生辰使最常抵达的终点,王珪、苏颂、韩琦、苏辙、彭汝砺、晁迥、刘跂等使辽诗中对此段驿程亦零散记录。结合宋绶语录记载及众多宋使使辽诗记录,梳理此驿道走向为:

中京→羖䍽河馆→榆林馆→讷都乌馆→香山子馆→水泊馆→张司空馆→木叶馆

第五条:中京——神恩泊

陈襄使辽,终点神恩泊,《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中对行程记载颇详。该段驿程在咸熙毡馆(咸熙帐)之前与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载基本一致(除上述“锅窑馆”位置差异),之后则行程有别。驿路馆舍整体分布如下:

中京→临都馆→锅窑馆→松山馆→崇信毡馆→广宁馆→咸熙毡馆→黑崖馆→三山馆→赤崖馆→柏石馆→中路馆→顿程馆→神恩泊

第六条:白沟——云中

郑獬于嘉祐七年(1062年)使辽,现留存使辽诗9首,分别出现“魏都”“涿州”“居庸关”“云中”“妫川”等地名,据此可勾勒出其出使线路为:

白沟→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幽州→清河馆→居庸关→妫川→云中(西京大同)

综上可见,辽主受礼地点遍布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尤以上京、中京居多。这些地点及线路的形成,是由契丹四时捺钵制度和使辽宋臣使职共同决定的。“正旦使”要在次年元月一日前两三天抵达辽主冬捺钵驻地;又据傅乐焕考证,辽主为降低接待使臣的“烦扰”,采取了将帝后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贺的办法,从而导致“生辰使”亦是冬季抵达 [13]。因正常情况下“正旦使”“生辰使”每年都派,所以辽主在冬捺钵地接见宋使的频次也因之最高。

(二) 宋使“绕路”记载的考释

在“语录”和使辽诗中,使辽宋臣多有“绕路”的记载,值得我们探讨。至和二年(1055),刘敞充契丹国母生辰使使辽,过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镇附近)作诗曰“相望不容三日行,多岐无奈百长亭”,题注“自柳河直路趋松山不过三百里,然虏讳不肯言。汉使常自东道更白隰长兴折行西北,屈曲千里乃与直路合。自此稍西南出古北口矣。” [14] 过铁浆馆,赋诗“旷原开碛口,别道入松亭”,题注“此馆以南属奚,山溪深险。此北属契丹,稍平衍,渐近硕矣。另一道自松亭关入幽州,甚径易,敌常秘,不欲使汉知。” [15] 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使辽,亦载:“自幽州由歧路出松亭关,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常由之道。今驿回屈几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险远。” [16] 此外,还有两例:范子奇使辽,发现辽接伴使迂路,范诘曰:“抵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 [17];嘉佑五年(1060年)阎询使辽,“时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也?’” [18]

刘敞和沈括等都“素精地理学”,对绕路的感知应该是准确的,但不免有夸张之嫌。如刘敞认为从柳河馆到松山馆(约在今内蒙古赤峰西北西龙王庙一带)不过三百里,却迂回千里。从使辽语录看,从柳河馆到松山馆中间有8个驿馆,共9日里程,驿路总长590里。但从谷歌地图测距,二者的直线距离至少330里,几乎直线联通两地的G45则500余里,因此“不过三百里”与实际不符。刘敞认为“汉使常自东道更白隰长兴折行西北”,仅是局部路段的变更,并非“屈曲千里”。关于绕路的原因,宋使们皆归结为“夸大国地广”“以示疆域之险远”。但这不应是主要原因,甚至是宋使的主观臆断。辽朝疆域之广阔对于见多识广、知识丰富的宋使而言不是认知盲区,这一点辽方接伴使应该非常清楚,因此没必要通过绕路来炫耀疆域广博。聂崇歧先生认为,幽州至中京不走松亭关而绕路的原因“盖自燕京东趋松亭,道虽平坦,但潞县三河间地势低下,秋夏多苦水患,倘定为使路,难免常受阻碍,反不若出古北口之便也” [19]。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冬季进入燕山地区的“正旦使”而言似乎缺乏说服力。实际上,辽方接伴使绕路引导宋使,一种可能是由于辽廷防止宋使刺察交通道路,驿馆设置时有意加以调整,避开通达中京的最近线路,即沈括认为的“不欲使人出夷路,……”。此“夷路”当是指契丹统治者专属驿路,辽人定然知晓,但不想示于宋使。另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开险山激流或寻求人烟聚落而做的局部调整,但因使节之间存在戒备心理,从而产生臆断。因为“绕路”多发生于燕山山地,山高林密,“天险限南北,回环千里山” [20],使节们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加上“自此入山,诘曲登陟,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景而约其里数” [10],产生臆断极有可能。此外,从宋使记载的绕路问题,我们还能窥知辽境通达中京、西京等中心城府的道路存在多条,说明辽朝的交通体系还是较为完善的。

综上所述,使辽宋臣是北宋一代非常重要的政治群体,他们担负着不同的使职,在辽境不同的地点完成交聘任务,足迹遍布契丹旧地和燕云地区。他们的视阈宽广,对辽朝社会的感知直观而具体,凡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产业形态、政治体制、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均有“在场”的观察,为我们揭示辽朝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基于“他者”视角的史料,具有直接性、丰富性、互补互证性等特点,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聂崇歧. 宋辽交聘考[J]. 燕京学报, 1940(27): 1-51.
[2] 王慧杰. 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4.
[3] (元)脱脱. 《辽史》卷8《景宗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4.
[4] 宋元笔记丛书《杨文公谈苑》之《耶律琮求通好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66.
[5] 王慧杰. 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9.
[6] (清)厉鹗. 《辽史拾遗》卷15《礼志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18.
[7] 贾玉英. 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J]. 中国史研究,2006(2): 111-118.
[8]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九月己卯[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848.
[9] (宋)胡寅. 《崇正辨斐然集》卷15《论遣使札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228.
[10] 赵永春. 奉使辽金行程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6.
[11] 胡廷荣. 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1): 52.
[12] (元)脱脱. 《辽史》卷32《营卫志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75.
[13] 傅乐焕. 辽史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44.
[14] 李义, 胡廷荣. 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纪校注考[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 46.
[15] 李义, 胡廷荣. 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纪校注考[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 28.
[16] 赵永春. 奉使辽金行程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98.
[17] (宋)周辉. 《清波杂志》卷10《虏程迂回》[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451.
[18] (元)脱脱, 等. 《宋史》卷333《列传》第9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703.
[19] 聂崇歧. 宋辽交聘考[J]. 燕京学报, 1940(27): 23.
[20] 李义, 胡廷荣. 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纪校注考[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