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不断增加，同时也有很多学者针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针对大学生、青年、农民等特定群体。这类群体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目的和影响因素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社会环境日益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近年来也是社会调查的重点问题。同时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是否会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产生影响，这将成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
2. 文献综述
2.1.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最初起源于19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宗教性慈善服务，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引入我国。20世纪60年代，国家大力宣传学雷锋活动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发展。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等国际性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志愿者”与“志愿服务”概念已经逐渐被大众认同，也深入到基层社会中，自此之后志愿服务进入发展的黄金期，逐渐成为具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社会型事业 [1]，学术界的志愿服务研究成果日趋丰富，主要集中在志愿服务基础理论和志愿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方面 [2]。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与志愿服务有关的第三部门的发展。至今我国已经发展出一大批以志愿服务为宗旨的第三部门为社会服务。对于志愿服务的概念，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魏娜认为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贡献时间、能力和财富，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丁元竹将志愿服务的概念界定为：个人出于道义、爱心、信念或责任等，利用自己的时间、资源、技能等为他人、社区及社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无论是那种定义都离不开“自愿”“公益”此类字眼。由此可见志愿服务具有一定的志愿性、无偿性和公益性。我国志愿服务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众多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2. 社会认同感
社会认同感源于塔吉尔(Tajfel)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社会认同理论的延申。该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努力追求或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尊，如果外部群体没有在内部群体的比较中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就会试图离开他们所属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的区分 [3]。社会认同感就是指“个人明确地了解到自己处于一个组织之内，也了解到组织中的成员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物质上的满足”。因此可以说如果产生比较满意积极的社会认同，那么社会认同感较高，一旦产生离开所属群体的想法，可以说社会认同感较低。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外部环境、个人以及个人行为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联系，人们追求一种平衡的、协调的状态，当三者出现不平衡或不协调时，便会感受到心理上的压力 [4]。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认同感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
2.3. 人际信任
人是群体性动物，生存的需求使得人们必须相互协作，“信任”就是联结的纽带。一旦面对社会风险，人就需要团结起来。社会信任使得人们不必因为害怕他人加害自己或者遇难时无人救援而惶惶不可终日。信任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出于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基于行为结果的预期形成的一种心理态度 [5]。中国在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既重视自我，也重视他人因素的人际信任关系 [6]。这种人情取向在建立和谐社会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7]。例如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全国统一抵抗疫情，正是建立在人与人之家的信任关系上，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恶劣发展趋势。
3. 研究假设
3.1. 志愿服务与社会认同感
志愿服务工作者是否社会认同感也相对较高？关于这一点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但是有研究表明志愿服务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志愿者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了解 [8]。志愿服务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政府部门和市场难以预计的作用。例如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志愿服务培养其共同体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奉献友爱等美德。“愿意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公民社会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1]。因此，可以认定志愿服务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定社会健康状况。那么一个人如果参加过志愿服务，是否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1：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个人社会认同感越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3.2. 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
有研究指出，参与志愿服务确实可以提高参与者的社会信任 [9]。同样，人际间的信任关系越高，也会令人更加愿意参加志愿服务 [10]。但是此类研究都针对的是在校大学生进行的研究，研究视角局限于大学内部，针对社会居民的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研究。大学生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因此与有过社会经历的居民有很大的不同。居民的人际信任度受到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2：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个人人际信任度越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3.3. 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
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的路径来增加群体间的信任关系 [11]。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社会认同之间有何种联系并没有详细的研究。人际关系的强弱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邻里关系、户籍状况等个人因素。社区中的社会互动也是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大于私人原因 [12]。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提升人际信任增加居民的而社会认同感从而提升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3：人际信任在社会认同和志愿服务意愿中产生中介效应。即可以通过增加居民个人的人际信任提高其社会认同感，从而提升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4.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9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CSS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调研项目，聚焦于家庭、就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CSS采用了PPS概率抽样和入户问访问法的方式，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的149个市，共访问了10,000余家庭，回收有效问卷共10,823份，去除所需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0,134个。本文将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因变量居民志愿服务意愿与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之间的关系。
4.1. 模型
本研究得因变量公众政治参与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五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的最优尺度回归模型的形式如下：
(1)
上式中，Y意味着标准化后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的情况，
自变量因素(人际信任、社会认同感)，n为自变量的个数，βi则是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ε为回归的随机误差项。
4.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Y是志愿服务情况。志愿服务的类型有很多，包括儿童关爱、老年关怀、支助助教等，因此本文选取I1：“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将数据重新进行编码，参加过志愿服务赋值为1，没有参加过赋值为0。
4.3. 自变量
(1) 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本篇论文的自变量。选择问卷中问题F1b“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并用李克特量表将问题重新进行编码，评分为1~2分赋值为1，表示非常不信任；评分为3~4赋值为2，表示不太信任；评分为5~6赋值为3，表示一般信任；评分为7~8赋值为4，表示比较信任；评分9~10赋值为5，表示非常信任。
(2)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本篇论文的另一个变量。具体通过问卷中G6：“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的总体情况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来体现出居民社会认同感。对该变量进行重新赋值，1~5赋值为0，表示认同感较低，5~10赋值为1，表示认同感较高。
4.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几项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见表1。具体包括：1) 性别(男 = 1，女 = 2)；2)年龄，本文将受访者年龄根据老年、中年、青年进行重新编码为：70岁以上 = 0、45~70岁 = 1、小于45岁 = 2；3) 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初中及以下 = 0；高中及同等学力 = 1，本科及以上 = 2”；4) 政治面貌，本文将受访者的政治面貌重新编码为“非中共党员 = 0，中共党员 = 1”；5) 户口性质(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2)。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0,134)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134)
5. 结果分析
5.1. 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SPSS26.0中利用二元回归分析建议模型一，将控制变量放入二元回归模型中，分析其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关系，见表2。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 性别，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性别变量对志愿服务有影响(P < 0.05)，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加志愿服务；2) 年龄，通过模型一对年龄的分析可以看出，老年群体的显著性并不明显，青年人显著性更明显，说明青年人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但是根据以后研究表明，老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意向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低 [13]；3) 受教育程度，从模型一分析中可以看出，学历对于志愿服务具有显著性影响(P < 0.05)。相对于学历较低的个体来说，学历更高的人更乐意参加志愿服务，因此学历与志愿服务意愿呈正相关关系；4) 政治面貌，数据显示，政治面貌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P < 0.05)，中共党员比非党员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活动；5) 户口性质，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户口对居民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没有较大的影响。说明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2.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identity on voluntary service
表2. 控制变量、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感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5.2. 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在模型一中加入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建立模型二，见表2。模型二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0.110 (P > 0.05)，说明模型较稳定，具有研究价值。通过回归数据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有显著性的影响。相对于“非常不信任”和“不太信任”的居民，“一般信任”的居民显著性明显增强。“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居民P值均为0，说明与志愿服务意愿具有更为明显的关系。β系数大于0，说明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度越高越愿意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同时通过对该自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均值为3.4243，大于中值。说明我国目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高。
5.3. 社会认同感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去除人际信任，在模型一中加入社会认同感建立模型三，对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见表2。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0.251 (P > 0.05)，说明该模型较稳定。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之家显著性明显(P = 0.00)，β值为0.261，说明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认同感更高的居民相对于对社会比较不认同的居民会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通过对此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均值为0.8203，大于中值，说明目前我国社会中居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较为认同。
5.4. 人际信任、社会认同与志愿服务
同时代入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建立模型四，分析人际信任、社会认同与志愿服务之间的关系，见表2。模型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0.118 (P > 0.05)，说明三者之间拟合度较高，具有研究意义。该模型将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全部带入回归模型中，发现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志愿服务均有显著性影响(P < 0.05)，且这种影响可以同时发生。再利用线性回归，将人际信任设置为中介变量，分析因变量志愿服务和自变量社会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见表3。研究发现，加入人际信任后，社会认同感β系数由0.85降为0.71，但是显著性没有变化，说明人际信任在志愿服务和社会认同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人际信任在社会认同感和志愿服务之间存在部分影响，但并不会完全影响两者之家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假设3。
Table 3.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social identit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表3. 人际信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
6. 结论
通过SPSS26.0建立模型对人际信任、社会认同感以及志愿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控制变量中，性别、学历、政治面貌以及年龄都对居民的志愿服务意向具有明显的影响。男性公民比女性公民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学历越高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越强；党员比非党员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本篇论文对年龄进行详细的分类，根据年龄分段将此变量分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显著性并不明显，但是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相对于年轻人较低，与本文的研究基本相符。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具有明显显著性，符合本文研究结果。
2) 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人认同感越高，人际信任越强的居民，志愿服务意愿更高。说明可以通过增强居民之间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来增加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3) 社会认同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还可以通过影响人际信任对居民志愿服务意愿产生影响。人际信任相当于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桥梁。虽然人际信任只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但是这也可以成为增加居民志愿服务意愿的一种探索路径：“认同–信任–志愿服务”路径。
7. 建议
通过本篇论文对CSS2019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增加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都处于中上水平，现有的研究也表明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应该在女性、老年人、非党员以及学历较低的群体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增加这类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提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其次注重社会氛围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了解居民需求，增加其对社会核心价值以及政府政策的认同。同时加强诚信社会的建设，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8. 不足
本篇论文运用SPSS对人际信任度、社会认同感和志愿服务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社会认同的分类没有十分细致，可能会产生稍许偏差。其次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可能并没有涵盖所有可能影响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变量。最后对于如何提升居民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并没有作出更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