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历经4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话语研究中的辩证–关系学派 [1]。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在从前传统模式阶段、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化中，由于对中国特有理论和话语体系的诉求而开始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2]。近年来，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数字时代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治理等研究备受瞩目 [3] [4] [5] [6]。其中，CDA的交叉学科特征推动了身份政治、群体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研究，为政治学、行政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7] - [11]。
然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使用CDA方法时，忽略了文本中已有的社会事件，尤其是对政治演讲、报告、讲话一类的政治文本，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与规范。因此，本研究以建国以来十次建党周年讲话为文本，根据中国共产党史中的三段论划分，即“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阶段 [12]。借用CDA方法考察我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身份是如何被话语塑造，而身份又是如何影响话语的过程。从理论上看，直接选用政治语篇中的社会事件作为社会实践的表现，能够对政治语篇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提供参考 [13]。在实践方面，对知识分子群体身份变化的研究有助于在新时代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14]。
2. 分析层次
CDA是从语言学到语用学(pragmatic)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 [15]。其中，话语(discourse)指包括句子、段落的完整的文本(text)，连同参与言语者、情景(context)三要素构成的一段情景化的对话、图片等模态 [16]。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在中国也被翻译成费尔克拉夫，以下根据援引文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语言学家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同时考察文本的生产、消费和传播过程，最后将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文本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在话语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17]。
具体而言，CDA分为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次。在文本分析阶段，研究者关注文本中的关键词、隐喻、情态等语言学特征。第二层次考察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费尔克劳使用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词，并划分出“明显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两类。前者指语言层面，一个文本中插入另一个文本 [18]。后者指对文本的历时性和异质性分析，关注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变化和互动关系。由此，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成为一种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存在着互动的、构建的特征 [19]。费尔克劳从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借用了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一词，这个词指话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结构性特征和话语主体之间的位置与关系。话语秩序通常由社会的某个或者多个机构决定，这个或者多个机构又通过指令、规则等方式对外传播，实施，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与特定的社会活动相连，具有了实践的特征 [20]。
关于社会实践，费尔克劳认为社会是由话语与非话语因素(包括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等)共同构成。这两类因素辩证相连，不断内化对方的影响，这一互动过程被称为“社会实践” [20]。他用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和社会事件三个层层呼应的领域来解释它们对话语实践中的话语秩序变化的影响。由于社会结构是抽象的、基础性的社会关系，相比之下，社会事件是已经发生的可以观测到的事实。社会实践作为习惯性、仪式化或习俗化的“行动方式”，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的连接。考察已经发生的社会事件，可以解释社会实践对话语实践、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21]。
以社会身份为例，每个文本有关某个群体的表征有差异和相似之处。CDA首先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这种异同。进而对文本内部、文本之间的变化开始辨析，考察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建构的互文性”就成为话语实践的更重要的方法。有关身份的话语秩序是一脉相承，拟或有所变化，这就需要对文本历时性的考证，互相印证。“建构的互文性”因此又被称之为“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也翻译成为“篇际互文性”)。社会实践将社会身份的话语秩序置于社会文化之中，探究社会事件对有关身份的话语秩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社会事件会影响话语，话语也塑造了社会身份，而社会身份一经确立，也会对话语、社会实践产生影响，这也是CDA被称之为“辩证–关系”学派的原因 [22]。
由此，本研究将每次建党周年的讲话作为一个政治文本(以下称为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十次建党周年讲话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后，相应展开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
3. 分析方法
语料库是文本分析的基础，是近些年来研究者经常使用的方法 [23]。本研究选择从建国以来，十次建党逢五和十周年的纪念讲话作为语料库，最后按时间顺序、标题、人物和时间汇合成语料库(见表1)。
Table 1. Coding table of ten speeches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B
表1. 建国以来十篇建党纪念日讲话编码表
4. 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
基于CDA的三个阶段，本研究首先在文本分析时对十次建党周年讲话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而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层面仅选择刘少奇、胡耀邦、习近平讲话，作为话语分析重点。
4.1. 文本分析
关键词指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重要词汇，通常30个单位是大样本的起码的统计要求，本研究在语料库中挑选出来30个与政治学、行政管理相关的关键词(见表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10 leaders’ speeches to commemorat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表2. 建国后10次领导人建党纪念讲话中的关键词和词频统计表
关键词一方面在某些情景以及解释中是重要和相关的词；在思想领域，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社会”、“文化”相关 [24]。由表2可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等词在讲话中频繁出现。表明了不同讲话所具有的同质性，即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领域，“领导”、“政治”、“政策”、“路线”、“方针”、“管理”等关键词的反复出现，例如，“干部”一词在每个语篇中都出现，成为塑造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表征。与此同时，在建党周年讲话中，个别词语或表达因为使用频率极高而成为套语，例如，“党的领导”、“经济建设”等。这些词在讲话中易于理解和记忆，通过广泛的传播而达到宣传、鼓励、动员等目标。语言是表征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基于关键词的分析，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路线和方针等方面的基本遵循。
4.2. 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
如果说关键词体现文本的同质性，话语实践通常考虑的是异质性 [25]。对应于中国共产党党史有关建国后的三阶段划分，在话语实践层次，本研究选用刘少奇建党30周年和40周年的讲话 [26] [27]、胡耀邦1981年的讲话 [28]、江泽民1991年的讲话 [29]、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100周年的两次讲话 [30] [31]，考察话语实践和社会事件之间的互动和关联，揭示知识分子身份的变迁过程。
研究发现，建党周年讲话的文本中就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领域的解释和主要的社会事件，这是其他类型(不同体裁)的文本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为例，他使用了“三个伟大历史贡献”(社会事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一是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30]。
这一明示的社会事件会影响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如“党管干部”的话语一经生产，就会通过各种形式被传播和解读，形成相应的社会行动。这一社会行动进而影响到文本内和文本之间的话语秩序。由此，作者摘录六次讲话中的内容，将有关知识分子身份的话语秩序和社会事件列举下(见表3)，从历时性的角度，在进一步审视话语的生产、传播和解读过程中，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如何发生嬗变的。
Table 3. Order of discourse and social events in the representative text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speeches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表3. 建党周年讲话中有关知识分子代表性文本中的话语秩序与社会事件表
由表3可见，有关知识分子的话语秩序是不断变化的。知识分子在30周年的讲话中内嵌于“体力的和脑力的劳动者”中。讲话中的社会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等。此时工农阶级、志愿军是新民族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刘少奇在建党40周年的讲话中，知识分子从脑力劳动者中“脱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站起来”阶段，知识分子开始获得正式的群体身份。
在“富起来”阶段，胡耀邦建党60周年的讲话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标志性的社会事件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和方针。这一时期，由于新老干部的交替以及大胆选拔年轻干部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干部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江泽民建党70周年讲话中，社会事件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一些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此关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话语中以“人才”身份开始出现。
在“强起来”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和100周年的讲话中的社会事件包括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了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这一时期的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新战略。要实现这一目标，知识分子在新时代被赋予更高的历史使命和地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新时代，推动了知识分子身份“英才”的转化。
结合表2中的关键词分析可以得见，社会结构、话语秩序(话语实践)和社会事件之间呈现出动态的，建构的关系。例如，“知识分子”在十次讲话中出现了18次，较之“工人”、“农民”、“解放军(志愿军、士兵)”等群体总数上要少。在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肃清封建势力的社会事件，知识分子处于“脑力劳动者”之中。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在“站起来”阶段，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在“强起来”阶段，经济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使得知识分子转变为干部和人才，在话语秩序上产生了变化。而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讲话中使用了“三个伟大历史贡献”作为文本中的重大社会事件。在建党100周年讲话中，他提到了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党和国家在继续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的社会事件。由此，知识分子的作用得以更加重视，被党和人民赋予更高的期望，在话语中实现了从人才到英才的嬗变。在社会事件、社会实践中，话语塑造了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份也塑造了话语。
5. 结束语
正如费尔克劳指出：“话语不仅是陈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32] 本研究直接使用建党周年讲话中的社会事件，及其有关知识分子身份的话语秩序和文本分析，发现建国以来知识分子身份大致与前30年、后30年和新时代的历史划分时期相对应，从脑力劳动者经由了干部、人才到英才的变迁。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品格 [33]，研究知识分子建国后的话语变迁和身份演化，有助于我们在政治学、行政管理领域以史鉴今，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