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改变，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由不同的利益主体提出，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社会公平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人无信而不立”，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一直是我国的文化核心 [1]。信任在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信任问题也是我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通俗的来说，人际信任产生于人际互动过程之中，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会对自身的交往对象做出言辞承诺，这种言辞承诺的可靠程度的概括化期望就是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主要包括两种：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指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则往往建立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人际信任作为良性、有序的社会运行的核心 [2]，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 [3]。
基层选举参与是我国城乡居民自治的基本内容。近年来，党和政府强调了在中央层面推进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来自中央层面的推进，并不意味着这些基层选举参与反映不出来自基层的实际治理诉求，在上下互动的格局中，我国的城乡居民自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几年，国内学者有关于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列举了众多主客观以及内外部因素 [4]。特别是从人的政治属性出发，比如从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角度来研究基层选举参与。
本文将通过SPSS软件分析CGSS2017的数据，探究在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和基层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建立的模型为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通过统计学理论和方法，探究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因素，并且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基层选举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思路，以达到我国城乡基层选举参与的意愿上升和效能提高，帮助各地区构建新时代基层选举参与的新格局，最终实现我国城乡居民自治能力的提高。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公平和基层选举参与的关系
在长久的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公平这一概念一直受到中内外学者的关注。具体来说，社会公平是一个能够长久良好运行的社会存续的基础。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社会公平就是指公平且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并且根据此得到自己所应得的分配 [5]。社会公平又是公民经济社会条件的侧面反映，它往往会在过程和结果上显现，在过程中是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在结果上则是地位和地位的公平。基层选举参与则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通过基层选举参与，来自基层的利益需求可以输入到政策系统中，并且政策系统中的指令可以输出到基层自治组织当中去。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同样体现在基层选举参与中，公众对社会当中产生的平等或者不平等状态的主观感受就是社会公平感 [6]。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必然会对个体的行为以及具体心理产生改变。具体来说，那些社会公平感较高的社会个体会对政府有着更高的信任和期待，这样的信任和期待必然会让这些拥有较高社会公平感知的个体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政治参与(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基层选举参与)当中。
(二) 人际信任和基层选举参与的关系
在我国的基层选举参与中，信任的作用非常重要，人际信任的存在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的一种演变形态。人际信任以政治信任的形态作用在基层选举参与之中，许多的学者都指出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实际的相关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人际信任在我国的城乡自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 [7]。有些学者从我国政府的合法性获取角度出发，指出在我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中，基层选举参与是有效手段，是我国城乡居民传递自身需求和维护自治权力的重要途径，且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密切相关 [8]。从信任层级角度分层探究信任与参与的研究也指出，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也会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9]。综合文献来看，我国学者一般都将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都指出作为政治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这些研究忽略了作为政治信任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作为我国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形式的基层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基层选举的参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体感知(个体参与意向)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对象，但是社会环境感知并没有被纳入到研究的重点之中。在具体的选举参与行为中，参与行为的意向是行为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这些个体的参与意向在转变为实际的参与行动时也会受到群体感知即社会环境感知的影响，并由此出现个体行为上的差别，所以研究作为社会环境感知的社会公平程度和人际信任程度对于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公平与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2：人际信任和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3：人际信任在社会公平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
3. 数据来源、研究模型以及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年数据(CGSS 2017)。本数据系统且全面的收集归纳了多个层次的数据，其中包括了社区、社会、家庭、个人等层次，通过数据的收集归纳来实现对于社会变迁趋势的总结，在数据的基础上探讨那些具有重大双重意义的可以，作为面板资料被充分地运用国内外研究当中，同时实现了其经济与社会资料收集平台的重大作用。本次使用的CGSS数据采集于2017年，在数据中包括了来自全国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海南﹑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478个村庄/居委会﹐有效样本量为12,856。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基层选举参与，因此研究对象为在该调查问卷A部分中回答了a44“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这一问题的个案，并且通过除去缺失值且剔除一些无效回答的操作，得到最终有效样本为10,633个。
(二) 研究模型
作为本次研究模型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常用于数据挖掘，医学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中应用也十分广泛。该模型在实际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原因是其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也是与其具有研究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被解释变量取值非0即1。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被解释变量Y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1)
在以上公式中：P为基层选举参与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X为基层选举参与自变量因素；α和β分别为logistic回归模型截距和回归系数；(
)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P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
(三)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Y为基层选举参与事件。基层选举参与指的就是我国城乡居民参与到基层自治单位中发挥自我作用、表达自身和同好利益需求的手段。在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CGSS2017中，被解释变量Y将由问卷A部分中的a44“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来体现，在模型中如果个案选择“否”，就说明该个体并未表达出选举参与意愿，且无实际的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将这种情况赋值为0；如果个案选择“是”，就说明该个体表达出选举参与意愿，并做出了实际的选举参与行为，将这种情况赋值为1。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分为两个首先是社会公平其次是人际信任。这两者均是个体社会环境感知的一部分，在问卷中社会公平将由调查问卷A部分中的a35“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来体现，人际信任将由调查问卷A部分中的v458“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体现。
两个变量均采取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计分，两个量表均由一组固定的陈述组成，每一个陈述之中都会有五种回答即“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以上的五种回答分别赋值为1、2、3、4、5，在这样的设置下每一位被访问个案的态度强弱或者不同的认可状态都可以由个案对题目的回答得分来说明。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一些变量提取作为本次二元Logistic回归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1) 性别，将性别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2)；2) 年龄，将年龄根据老年、中年、青年区分，分别编码为虚拟变量(老年 = 0；中年 = 1；青年 = 2)；3) 受教育程度，按照CGSS问卷中的a7a“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进行调整编码并设置为虚拟变量(初中及以下 = 0；高中及相同受教育水平 = 1；大学及以上 = 2)；4) 民族，将民族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汉 = 0；其他 = 1)；5) 社会经济地位，按照CGSS问卷中的a43e“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进行调整编码并设置为虚拟变量(下层 = 0；中下层 = 1；中层 = 2；中上层 = 3；上层 = 4)；6) 政治面貌，将政治面貌设置为虚拟变量(非党员 = 0；党员 = 1)。
针对以上的模型变量设置，本文首先进行了模型变量的频率分析见表1和描述性分析见表2。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N = 10,633)
表1. 模型中变量的频率分析(N = 10,633)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N = 10,633)
表2. 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633)
4.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控制变量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模型一(见表3)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基层选举行为的影响。1) 性别，模型结果显示性别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存在着显著影响(p < 0.05)，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基层选举参与行为上存在着意愿差异，验证了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仍然深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面临着参与度不足的问题的这一已有结论 [10]；2) 年龄，模型结果显示年龄分层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存在显著影响(p < 0.05)，相比于老年群体，中年群体的基层选举参与行为更加普遍，但是青年群体却对基层选举参与不是那么“感冒”，可能存在着比如异地工作等参与资格问题；3) 民族，模型结果显示民族对基层选举参与并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这也表明在我国民族团结的大背景下，并不存在基层选举参与受到民族身份制约的现象；4) 政治面貌，模型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基层选举行为存在显著影响(p < 0.05)，相比于非党员群体，党员群体更为广泛且普遍地参与到了基层选举参与之中；5) 教育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对基层选举行为存在显著影响(p < 0.05)，那些初中及以下水平的城乡居民往往更加普遍地参与基层选举，这也与之前那些中年群体的参与行为更加普遍相对应，但是教育程度越高，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却越稀少，说明基层选举参与对高学历人群的吸引力不足，他们可能会通过非正式的政治参与行为表达自身利益诉求；6) 社会地位感知，模型结果显示社会地位感知对基层选举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这表明在我国社会地位的区分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变化，证实了李向健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该结果直接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适用于中国城乡基层民主选举，即中国居民的城乡基层选举参与并不受到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11]。
(二) 社会公平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模型二(见表3)显示了社会公平感知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将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社会公平一同放入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假设1成立。由模型结果分析可得，相比较于那些认为社会不公平的个体而言，认为社会比较公平(p < 0.05)和完全公平(p < 0.05)的个体基层选举参与行为更为广泛，同时认为社会比较不公平(p > 0.05)和说不上公平不公平(p > 0.05)的态度负面的个体也对基层选举参与缺少兴趣，同时通过系数进行分析，随着社会信任感知的提升，对于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也越发明显。以上结果说明，我国目前的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受到了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为了改善我国基层选举参与格局，培养公民自治力量，就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提升社会公平程度，贯彻发展的公平原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普惠共利。
(三) 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模型三(见表3)显示了人际信任感知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将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人际信任一同放入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存在着显著影响(p < 0.05)，假设2成立，系数为正，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根据模型结果分析可得，比较不信任(p < 0.05)的群体相比于那些完全不信任的群体，也有着基层选举参与的诉求，这些对于人际信任持负面态度的个体会选择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我诉求而不是非制度化的与官员交好等方式表达自我诉求，同时那些持积极态度，认为比较信任(p < 0.05)和非常信任(p < 0.05)的个体则非常热衷参与基层选举，对他们而言，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础，他们在人际信任感知良好的基础上，对于当前的政府和制度往往也充满信任，认为通过制度化的选举参与，可以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寻得一席之地。以上结果说明，鼓励和吸引居民参与到基层选举中，人际信任的培育也可以是重要的着力点，通过培育良善的人际信任体系，减少社会矛盾和交易成本，也会带来政府信任，这种信任的存续会是我国社会良好有序发展的基石。
(四) 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模型四(见表3)显示了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将一众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存在显著影响(p < 0.05)。为了验证假设3，本研究通过step regression (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检验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通过观察系数可得，在单独将社会公平放入回归模型中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p < 0.05)，且系数B值为0.32，后在模型中放入人际信任，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依旧显著，但系数发生变化，系数B值变为0.24，发生下降，因此可以论证人际信任在社会公平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成立。
Table 3.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social equi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n grass-roots election participation
表3. 控制变量、社会公平与人际信任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
注：(*p < 0.05，**p < 0.01，***p < 0.001)。a参照组为男性；b、c参照组为老年“大于69岁”；d参照组为汉族；e参照组为非党员；f、g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h、i、j、k参照组为下层社会地位感知；l、m、n、o参照组为社会公平感知完全不公平；p、q、r、参照组为人际信任感知完全不信任。
5. 结论与不足
(一) 结果讨论
本文将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等设置为控制变量，从个体的社会环境感知视角出发，建立起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社会公平、人际信任设置为解释变量来探讨其对被解释变量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
在社会公平感知方面，社会公平对于基层选举参与存在着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个体社会公平感知程度越高，其基层选举参与意愿就越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社会公平持负面感知的公民，他们的基层选举参与与其社会公平感知无显著影响，这些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知缺失，让他们对于自身能在缺乏公平的社会中发挥政治作用缺少信心，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基层选举行为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更有可能是一种随机行为。在实际的社会情境中，社会公平程度越高，代表了政府发挥的掌舵作用越高效，这种公平心理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对于当前政府和制度的满意度，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发挥自我作用，提升自身政治能力，最终实现我国公民自治能力的整体提升。由此，城乡居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政府身边拥护出台的政策，减少政府工作压力，提升了政府效率，这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将对我国克服历史周期律，实现全面现代化发挥重大作用。
在人际信任感知方面，人际信任对于基层选举参与存在着显著影响。人际信任感知程度越积极，其基层选举参与意愿越高。这一结论可以看出人际信任尤其是普遍信任的建立和存续对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人际信任程度较低的公民也对基层选举参与有着较高意愿，这些公民出发于信任缺失的假设，只愿意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传达自身诉求，人际信任的缺失代表他们失去了与官员等群体的特殊信任，这让他们可能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党和政府应该积极地利用宣传教育工具，促进信任文化的传播和构建良好的人际信任体系，同时积极地回应人民需求，满足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的政治信任，这也是人际信任的重要一面。
在各个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和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基层选举参与存在着显著影响。结果说明，目前我国的男性基层选举参与要比女性广泛，这也是我国传统“父权”的一种体现，因此党和政府应该本着性别平等原则，积极鼓励女性参与到基层选举当中去。在年龄分段的原则下，证实了我国中年群体是参与基层选举的主力，他们有着固定的居住地点和职工身份，他们往往以一种上世纪的政治惯性参与到基层选举当中，而青年群体则参与不广泛，他们往往在异地工作、学习和生活，长久的选举教育缺失，让他们对于基层选举参与没有如同老年人和中年人那样的积极性。政治面貌，则是突出了党员在基层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党员群体在基层自治单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基层选举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越高学历的个体对于基层选举参与的热情越不足，提示应该注意高学历人群的基层选举参与现状，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高学历人群参与到基层选举当中去。
(二) 不足之处
显而易见地，本文的研究有着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本文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环境感知对于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因此解释变量的选择与个体的社会环境感知有关，这种解释变量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一些关键的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到位。其次，被解释变量仅以是否参加到基层选举当中来设置，并没有更加详细地考虑到个案样本的参与情绪，如“是否自愿参与基层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