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和琼·纳尔逊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1]。他们不仅给出了这样一个简洁的定义，更是对这一定义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即政治参与主体仅指在社会中作为平民角色的人，亨廷顿和纳尔逊对于政治参与这一定义更详细的界定是这种活动不论其形式、结果如何，都仅作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进行。
以往我们只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与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索分析，但除了这种生理上的性比区分，随着个体的生长，环境的影响，意识的觉醒，使得我们在生理性别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意识即社会性别。即在人出生后，男女之间的差别，并非完全由生理上的不同所决定，如Simone de Beauvoir在他的作品《Le Deuxième Sexe》中所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2]。人们通常会对社会性别产生刻板印象，认为女人就是柔弱的，专注于家庭生活而非社会生活的，认为男人就是刚强的，对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更具有意识的。对于社会性别的概念的界定，在安·奥克利1972年发表的《Sex, Gender and Society》中提出了性和社会性别的本质区别在于，性是一种生物的表现，而社会性别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内容 [3]。
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不同学历水平的人的政治意识有何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以往的文献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增高，政治参与的意识也会逐渐增高，两者呈现正向增长关系 [4]；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关系，但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并无明显关系 [5]。Campbell提出所谓政治效能感，就是“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在可能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感觉” [6]，是实现学校教育和政治参与的媒介；Abramson则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更细化的区分，他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人的主观情感认为其行为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指人民的关于政府对其要求可能给出的回应的判断 [7]。
但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在政治参与的不同维度会有怎样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具有哪些特征，是什么内在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如果通过现有数据分析不能够解释该现象，那在未来的研究中该如何完善相关调研，以找到能更好地对被调研人员进行细化分组整合的依据，在新的分组基础上完善现有研究，使其更具有说服力，未来能以此为依据对相关问题进行改善。
2. 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女性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更多的被塑造或是被期望成为投身家庭，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内部的社会事务“局外人”的形象，自动将部分社会事务、政治参与和女性划清界限；而将男性塑造为家庭的“守护者”，社会事务的参与者，社会生活的一份子，认为男性生来就具有政治参与的自觉和能力。这种刻板印象就使得在以性别为标志进行问题分析时，会受制于刻板印象而做出过于主观的判断。因此，分析男女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是有必要的。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社会性别认知对女性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对男性政治参与无显著影响。
教育对于个体意识、观念的形成必然是有巨大作用的，而个体的意识和观念也会对其政治参与产生影响，以往研究关于教育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大多是以一个整体的视角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判断，而关于政治参与的不同维度其与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则没有一一剖析，找出其中的差异和原因，因此通过不同维度看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8]。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普通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这两个维度上的政治参与意识显著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
3. 数据来源、变量及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的数据，该调查2017年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2,582份，其中男性样本数为5935，女性样本数为6647，数据具有具备一定的权威性。
3.2. 变量描述
3.2.1. 相关因子
CGSS (2017)问卷中对政治参与的测量用答题者对以下五个问题的回答来进行衡量“请问您是不是工会会员?”“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针对不同问题答案项也分别设置了五个和七个答案。本研究在进行假设1的检验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将这五个问题的答案以“均值±标准差”的形式进行展示，该值代表政治参与意识程度，该值越大表明政治参与意识越强，越低则证明政治参与意识越弱。
3.2.2. 分组变量
本研究选取性别和目前最高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其中最高教育程度问卷中共分为了14个标准并分别进行了编码如下：“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扫盲班，3小学，4初中，5职业高中，6普通高中，7中专，8技校，9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10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11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2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3研究生及以上，14其他”。
4. 数据分析
4.1. 政治参与意识性别差异检验
由表1可知，性别在“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这两个问题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在“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的问题上女性均值为5.467，男性均值为4.497，t值为−3.582；在“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的问题上，女性均值为3.773，男性均值为3.583；t值为−1.106，两组数据均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从这两个问题上体现出，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较男性显著，假设1成立。
Table 1. A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on various factor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表1. 性别在政治参与的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检验
注：***表示p < 0.01。
4.2. 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2. A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on various factor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表2. 性别在政治参与的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检验
由上表2可知，不同受教育程度在上述政治参与的五个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根据LSD事后检验可知，在“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问题上，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是显著小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在“请问您是不是工会会员?”问题上，其他是显著小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在“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问题上，其他是显著小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在“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问题上，私塾、扫盲班是显著小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在“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问题上，研究生及以上是显著小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
由此可见，在具有不同政治参与维度的相关问题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存在且无法用单一的趋势进行解释，在不同维度，由于个体成长环境、思想观念不同造成的差异，使得受教育程度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无法用受教育程度这一单一因素对其政治参与意愿进行解释，还应该考虑个体差异性等因素对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通过利用CGSS 2017年的数据，对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政治参与差异进行了分析，性别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除了个体生理差异，主要还和个体的自我社会性别认知、性别意识等因素有关，由于个体生长环境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差异导致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意识和观念形成的差异，这些差异间接造成了个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仅将社会性别、性别意识作为判断政治参与的因素显然过于片面，后续还需要通过完善，实现对不同性别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整合分类，分别对其政治参与意识差异进行分析，得出更加具体客观的数据。
其次在不同学历层次的政治参与差异上，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政治参与的不同维度，由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就导致了即使是同学历层次的群体，其在同一维度上观点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家庭在农村和城市的普通高中学生，由于其生长环境的不同、家庭观念等因素在其成长过程中，对其意识观念的形成必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这就使得，即使他们处于同一学历层次，由于看世界的眼光不同、观点不同造成他们政治参与意识的差异存在，因此仅从学历层次这一单一因素来对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差异进行判断也是过于偏颇的，可信度较低的。
为找出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层次下的不同群体对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差异，还应在原先的划分标准中再加入如个体如家庭环境差异等因素，对群体进行重新分类，通过更加细化的分类，以及对政治参与意识维度的细分，找出真实的不同群体政治参与意愿差异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