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公共安全等不确定性风险叠加，民族保护主义、地区主义回潮等严峻挑战，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1] 这里的新发展格局是指，立足新发展阶段和国内国外环境新变化建立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新格局。
目前学术界针对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论述。一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背景。学者们主要就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发展困境，以及国内发展改革面临的问题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二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内涵。学者们围绕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关系，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难点。学界从消费能力与供给水平，市场治理与运行，国内与国际接轨程度等层面进行分析。四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学者们对其予以肯定，并从破解时代难题，指明经济发展方向，注入经济复苏活力等视角作一阐述。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建议和相关政策。学界从完善国内需求体系、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方面提供发展路径等角度进行分析。当前研究已初步建立起对新发展格局的宏观研究框架，涉及到背景、内涵、难点、价值和建议政策等，但在国内国际方面，相关实践智慧及困境研究还有待拓展。本文从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出发，试论在后疫情时代下我国在此方面的实践智慧及其反思，以期助益新发展格局的进一步建构。
2.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的理念阐释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国内外经济条件变化所作的战略部署，有其丰富的内涵要义，清晰的实践主体，自身特征以及宏远目标，是后疫情时代下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2.1. 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
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共同发展格局。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国内大循环为前提，充分挖掘我国内需市场的强大潜力，优化产业结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集中力量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二者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新发展格局紧贴国内国际新发展和新变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充分解决，经济整体发展质量有待提高。放眼国际，受疫情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自身复苏困难。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调整相关经济政策，影响各国之间友好合作。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并呈常态化趋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显得至关重要。
2.2. 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一定程度上构成国民经济循环。在开放性经济体系下，其又可分为外循环和内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理念，其中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主体可从政府和市场角度出发深入分析。
政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者和引领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等判断，反思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格局。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长期来看，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政府的方向引领和判断决策。
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和助力者。扩大内需不仅会加快市场中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升级，促进国内大循环，而且会推动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输出生产要素，提高参与国际循环主动性。后疫情时代，我国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质是促进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3. 新发展格局的自身特征
新发展格局具有其独特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征、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体现出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大地上的扎根成果。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特征与实践特征。理论特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处理我国的现实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是后疫情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灵活运用的产物。实践特征是坚持把握市场规律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结合。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就对外开放指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良好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2018年919281.1亿元上升到2020年1015986.2亿元 [3]。后疫情时代我国立足潜在的内需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基本特征。本质特征是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疫情爆发后，各国调整供应链以保护自身经济安全。当前中国面临出口和进口双重受限的局面，部分产业的发展和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他国。惟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掌握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自主权。强化内需市场和畅通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特征 [4]。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受冲击，大众对未来消费信心不足。但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的显著优势是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2019年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超过七万元，消费市场蕴藏巨大潜力。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的高低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有着密切联系 [5]，在此形势下，需改变过去以国外大循环为重点 [6]，强化国内市场的可循环性。
2.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当前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7]。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环节在其中不可或缺，也符合对发展战略目标的新定位。这一时期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愈加强烈，不单单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多反映在精神层面。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于国内需求，以化解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为落脚点，应对后疫情时代下的风险挑战，以保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环境总体稳定。
3.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智慧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创新，稳定国内就业，激发内需市场活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治理体系和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3.1.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创新
党的十九大之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也发生相应的转移。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疫情爆发后，我国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施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工作的保证，是人民战胜疫情的定心丸，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根本保证。党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用政治眼光看待和分析后疫情时代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统筹调配社会大众各方面力量，应对国内外风险危机，完善危机治理体制，将中央部署决策落实到经济工作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在后疫情时代下取得发展先机的独特优势。
立足新变化新问题，全面布局短期应对和长期战略。打好市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物资供应，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赋能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配置高效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部署重大企业基础再造和重建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8]。积极探索和推进实施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改革新突破，沉着应对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3.2. 稳定国内就业，激发内需活力
疫情爆发后，国家积极颁布复工复产、技能培训等政策，稳定居民就业，激发内需市场活力。
国家精准施策，多渠道稳就业。疫情爆发后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严重和减招裁员的现象，人们对未来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偏向节制。国家采取简化审批程序、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等举措支持群众创业创岗，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就业，鼓励新业态企业拓展高质量岗位数量。搭建就业信息共享云端平台，突破后疫情时代下时空限制，打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开展专项职业技能培训，创新技能培训形式，优化培训专业服务，强化特殊群体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与其岗位的适配性。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在收入保障中的作用，保障劳动者权益，兜牢就业安全底线。自2020年末，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有所回升 [9]。2021年前十个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持平 [10]。
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相互协调，激发内需市场活力。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孕育出庞大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需求，这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应对逆全球化的坚强屏障。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直接挂钩，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不断增长，但国内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并不同步，劳动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有待提高。面对群体收入不均问题，国家拓宽受益群体范围，创新商业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后疫情时代下发展地摊经济，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国内循环速度和质量，带动就业，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激发内需市场的活力，完善内需体系，培育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消费信心，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3.3.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效融入世界体系
国内国际循环不是两个孤立封闭的圆，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庞大的国内市场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二者相互促进。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遵循。后疫情时代下，正确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发展前提下，积极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产业潜能，推动开放向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方向迈进。同时，重视外循环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优化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新模式，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构建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创共赢新局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努力构建安全的对外营商环境，完善现代治理制度，将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开放质量作为工作着力点。正确认识与发达经济体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关系，搭建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发挥“一带一路”连接作用，打破地域限制，共享在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的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成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的新优势，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后疫情时代下赋予新发展格局的新内涵。
4. 后疫情时代下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展望
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仍面临众多结构性矛盾，仅依靠拉动内需难以解决这类问题。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处理好诸多关系，对于打破当前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尚且面临着消费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国内国际接轨程度不高等发展困境。
第一，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偏低。近两年，居民总体收入虽呈增长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巨大，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大量存在，消费能力增长受限制。需要注意的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提高质量 [11]，当前我国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较不足，部分产业供需结构矛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所生产的产品无法跟上需求变速，产业转型慢，创新投入低，导致产能过剩和消费外流，这是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第二，市场发展环境相对不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需补足短板。民营经济发展偏粗放，发展环境便利化相对不足，基础设施绿色安全性较低，应对风险能力有待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偏弱。当前基础设施和市场发展环境在全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尚未平衡，部分城市群、城市各区之间互联互通水平不高，公共服务的区间分配和供给质量需进一步强化。
第三，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受疫情冲击，市场生产要素使用不平等、地方保护、数字时代平台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各种不适应产业发展、阻碍技术进步的标准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发展受影响，失信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市场发展和竞争公平性，市场尚且存在规则空白，后疫情时代下有关数字平台的市场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市场法治化、制度化建设需长期被纳入规划范围。
第四，国内国际市场接轨程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相对不完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流通受阻，逆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严重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同时也强化了后疫情时代下西方企业家、研究者及政客“去中国化”的主张和决心 [12]。
4.2. 后疫情时代下中国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
后疫情时代下，需要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政府与市场、供需平衡以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四个方面关系。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循环是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国内经济大循环主体作用，提高国内循环的生产力和持续性、效率和水平。将国内循环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落脚点，中国具有庞大市场和产业体系优势，有利于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下的经济发展困局提供新的思路。“双循环”的目的在于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和谐共生，是对原“国际大循环”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也是内外循环关系之间主次矛盾的重新划分 [13]。努力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发展，更好推动各国文明交流融合发展，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积极应对国际市场上各种风险挑战，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处理好与主要经济体、新型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应对同西方国家贸易摩擦的有力举措之一。
市场与政府。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4]。一方面，推进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营造风正气清的经商环境，使市场在面对疫情冲击仍保持常有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宏观决策和引领作用，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增强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度，完善创新体制，培育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从经济政策上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以科技创新为政策重点，以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为实施路径，推动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求与供给。在需求方面，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需求侧改革的目标。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有效结合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既要遵循生产决定消费的客观规律，融入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将其转化为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使新型消费引领消费升级。同时遵循生产为了消费，把握消费对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引领，重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目的的关键作用。从供给侧来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创新能力是后疫情时代下供给则改革的“定海神针”。需进一步深入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我国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建设，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构建后疫情时代下的新发展格局。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疫情常态化下，一方面既要警惕当下疫情变化，建立健全疫情防范机制。另一方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稳健运行。经济发展过程是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中国走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必将面临众多新问题新挑战，这需克服后疫情时代下诸多结构性矛盾，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完善危机防范体系和处理机制，尽快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5. 结论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繁杂多变，需合理把握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特征、实践特征、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立足其时代内涵，发挥中国智慧，弥补当前实践不足，正确处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政府与市场、供需平衡以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的关系，使新发展格局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作用变得更加有力可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