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发展哲学不仅是关于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哲学自身的发展。前一种表述被发展哲学自身所属的哲学本性所决定，其任务正是要对一般而言的发展实践活动进行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而后一种表述在于揭示发展实践活动作为发展哲学的研究主题必然带有现实的基础，因而发展哲学必然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其自身。这种两面一体的结构在发展哲学的研究中缺一不可，发展哲学既不是“发展学”，也不是仅仅是对“发展学”进行简单反思的学问。毋宁说，发展哲学需要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其实现的方式是通过发展哲学之外与之内的双重批判来厘定发展哲学自身的边界。因此，发展哲学并非形而上学式的永恒在场，而是在不断地选择和创造其出场，但出场虽然“不等于在场”，却也是“为了在场” [1] (P1)。在此意义上，发展哲学因其自身的双重特性赢获了出场学的叙事。中国的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学的当代使命又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出场原因和根据”与“阐释中国道路的在场逻辑”， [2] (P47)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阈”的直接体现，它必然参与“构建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任务 [3] (P16)。
这一进程出场的特定时空语境便是新的历史方位。近年来，中国道路实践的巨大成就已经显示出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发展观的巨大现实推动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一种“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 [4] (P20)的哲学出现。由此，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便应运而生，它的出场原因在于发展哲学的两面性完美契合了新时代发展对现实与哲学的双重要求。那么，关于新时代发展观与发展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便是对发展哲学的“出场逻辑”阐明，它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如何在新发展理念中出场，以及如此出场的发展哲学又是什么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问题。与此相关，本文将探讨以下三个主要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何以可能及其根基；第二，揭示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的具体方式与方法；第三，阐明在新发展理念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基本形态。
2. 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语境
如果我们先看向发展哲学的哲学本性方面，黑格尔已经提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5] (P12)的著名断言。这一经典的哲学表述告诉我们哲学总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马克思则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更为凝练地总结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 [6] (P220)。这句名言所指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在于，哲学的产生是将时代的现实内化为其思想本质，但真正的哲学还需要对此思想再进行反思与提炼。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总是来源于现实，并且也把其自身当作现实，从而不断反思其自身。因而，哲学也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虽然现实的事物需要通过现实的事物来互相发生作用，“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7] (P9)进而这种由理论转换而来的物质力量便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的发展。
发展哲学的特殊之处便是在于它代表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本性。发展哲学自身的两面性一方面保持着对现实基础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则倒逼着哲学自身的发展。简言之，在出场学视域下，发展哲学是哲学自身的出场与在场的临界点。根据这一特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哲学本性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出场与在场的循环。而要非教条式地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差异发展着的”[2] (P48)特征一定需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自身的出场。因而，我们可以总结道，对于哲学的时代性的准确把握可以引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理论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出场。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坐标就是在新历史方位的新时代，因而它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哲学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8] (P5)而新时代关于发展的最高精神即是新发展理念，真正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势必需要成为新发展理念的“精华”。由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逻辑的第一层要求就是要对新发展理念所在的新时代出场语境进行正确的把握。
首先，所谓的新发展理念是指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它所依据的现实是，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9] (P21)。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更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指导性的发展理念来统领全局。并且此处的发展理念并非发展观念，理念是基于理性的科学性综合，因而发展理念同样也是科学发展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而来实现“坚决端正发展观念”的要求 [10] (P19)。另一方面，这一科学发展正如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各项要素所标明的那样，它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的发展中，而是契合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发展都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新发展理念就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道路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进行回答 [11] (P7)。
其次，新发展理念这种对现实发展进行反思的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经验依据。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7] (P11)从根本上讲，在前文中被基本把握的新发展理念所关涉的发展问题是来源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新发展理念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实现程度所依据的时代发展需要。第一，新发展理念依据的根本现实需求关联着许多重大的时代目标与任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重大国家事业都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经验依据。第二，新发展理念对现实问题的凝练是对新时代基本问题的表达。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2] (P289)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直面的就是问题，“只要把握住问题，也就把握住了时代。” [13] (P7)因而，新发展理念所完成的时代精神就是将现实转化为问题从而进入理论的视野，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哲学就是要对这些被凝练出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从而真正地将现实内化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将新时代的理论与现实联结起来。总之，新发展理念对时代问题的高度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最后，新发展理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中表达出其自身的哲学范式。发展哲学不仅是关于发展的哲学，同时也是去发展哲学本身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与在场转化的逻辑表达。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时代使命的最新发展哲学表达” [11] (P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是新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催生着新发展理念出场语境中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本身就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新发展理念作为对新时代现实问题的时代精神化，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并有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去研究的哲学范式。
因此，新发展理念并不仅仅局限于给发展哲学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出场根据，它自身同样也需要发展哲学的这种依据经验又超越经验的特质来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根本出场语境，它以两者彼此需要并相互完成自身的辩证形式不断地进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与在场的循环临界点中，这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逻辑的第一层表达。
3.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发展哲学的核心出场路径
出场学的研究共识业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就是其出场的方式或方法 [14] (P32)。根据第一小节的论述，在出场语境中被准备把握的新时代的新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出场的可能性根据。因而，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便是这一可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出场学的语境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路径进行阐释。
从根上讲，对新时代出场语境的准确把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自觉应用，中国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方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坚持和贯彻。中国的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它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语境一方面要求基于中国道路的现实经验，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道路发展的哲学表达。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语境要求勾连起新时代中国道路发展的现实与理念两端。那么对于这一理论出场可能性的现实化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为根本的研究范式，新时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因而也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一样，都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发展实践，现实中的问题才可以被反思，再进一步被凝练为哲学表达从而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构成一个永恒发展的循环。新发展理念正是在洞悉到唯有发展才是永恒不变的基础上才实践性地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发展，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依靠也是发展。中国发展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的最高体现方式。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核心出场路径，其根本的方式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路径的体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创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逻辑的直接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发展理念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进一步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及“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理念的这种表述有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习近平提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5] 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有着对创新的必然要求，这是被唯物史观的实践观所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7] (P172)。唯物史观构建的基本原理正式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 [16] (P10)。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样，正是依据这种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自我的更新，不断地进行出场与在场的差异循环，这正是创新的逻辑本质 [2] (P49)。因此，创新发展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路径之一。
其二，协调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涵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调发展理念即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标。协调发展理念之所以是新时代发展的目标是在于当前我国发展的困难和挑战是当前的发展还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因而需要协调发展理念去协调这些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环节与领域。而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手段的时候，“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 [17]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求发展的各方面达到协调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的各方面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须尊重这一客观的现实条件。协调发展理念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这种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18] (P23)。并且，这一被辩证法把握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在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协调发展理念的目标提出正是得益于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分析，而协调发展理念的手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性的运用。
其三，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主义自然观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着两个基本设定。第一，不管是生产还是人自身的发展都是需要与自然界的物质进行交换， [19] (P56)“物质变换”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这是人与自然都具备的物属性所必然决定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20] (P486)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的要义在于，人与自然的联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辩证存在的。换句话说，人要与自然发生联系，就必定要进行一定的生产。一旦进入生产，就一定会形成生产关系，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而一旦人与人的关系形成，在后续的生产中将更为先进地交换自然界的物质，从而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由此获得了自然生态的视域。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应用。习近平指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1] 习近平还强调，“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以及“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22]。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已经表明，如果要获得更好的生产力发展，必然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与发展。而绿色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即应该将绿色的生态文明要求应用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 [23] (P15)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新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化建构。
其四，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方法论应用。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24] (P742~743)马克思世界观的主要理论形式便是世界交往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中人与人的交往理论必然要扩散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其他的民族与国家同样有着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世界市场随之产生，“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 [7] (P276)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世界性的发展交往使得一些落后的地区的旧的生产方式会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并且这些地区自身成为各地区交往合作发展的分工环节，因而一些自给自足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被消灭掉，“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7] (P88)。当今全球化发展大行其道的现实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并且，在具体的世界交往实践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反过来说，这个民族内部的结构同样被“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7] (P68)决定。也就是说，世界交往的重要依托还是现实的发展问题，世界历史中的普遍联系仍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普遍联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要解决我国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一方面是国内与国外的联动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联动发展。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后者自身内部的发展结构，而后者的自身结构也同样确保我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相互联系与位置。因此，开放发展理念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辩证法内核，并将其以方法论的形式应用于新时代的发展之中。
其五，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当代诠释。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25] (P25)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明确要求发展成果必须有全体劳动人员共享，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哲学 [26] (P37)。马克思曾说道，“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 [27] (P787)。这一表述充分第显示了马克思发展观中的人民主体思想，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是根本，另一方面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奴役人，所有的生产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贯穿在“十四五”规划中，要“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8] (P7)。
4.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展哲学的当代出场形态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采用是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路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以这种方式出场的发展哲学的形态究竟是如何的呢？一个哲学的出场形态就是表明该哲学“是什么”以及它是以何种形态呈现出其理论内容和现实旨归。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认为出场形态必然被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所共同决定 [29] (P30)。任何哲学的形态都只是一种出场形态，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和研究路径下形成的，因而这种形态也必须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所谓的出场逻辑正是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最后对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进行说明。
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的研究共识是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文本语境，这一出场形态主要破除的是苏联教科书体系 [29] (P31)。这种研究的倾向同样也出现在发展哲学之中。对于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研究而言，一种研究朝向就是想要返回到发展哲学最初的文本形态中，甚至要追求一种对“发展”概念本身的文本探究。这种研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其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对经典的权威建立。诚然，发展哲学的最初探讨是在西方，并且最早的出场形态是以发展理论或“西方新发展观”为主的，但出场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出场形态都受到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限制。也就是说，经典原初的发展哲学文本当然有着它最初的理论根基源泉，可以奠定一个理论未来的研究走向。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到，发展哲学自身的出场形态中有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因素在发生着作用。如果忽视这些特殊性而一味地强求某种文本形态的普遍性，就是对发展哲学自身的双重特性的违背。
由此，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是保罗·谢佛基于“文化本位”所形成的人道主义新发展观， [30] (P9)还是阿马蒂亚·森从自由概念的视角所阐发的自由主义发展观， [31] (P2)以及弗朗索瓦·佩鲁的还算是注重事物的客观性以及联系的普遍性的综合性发展观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出场形态。尤其是佩鲁，他还曾更为激烈地说道，“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削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贡献” [32] (P79)。而之后中国发展哲学的空前发展无疑使得佩鲁的断言成为一场闹剧。这正是因为佩鲁这样典型的西方发展理论家都不曾获得过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视域，他不懂得他自己的发展观的理论出场形态有着他所处时代的特殊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因而他的发展观也是局限的。佩鲁同样也不懂得变化的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同样会造就新的出场形态，因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哲学作用时候的佩鲁是看不到发展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出场形态变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形态一定是被其出场语境和出场形态所决定的。并且，这三者之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都在动态发展，以此激荡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与在场循环。根据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形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基于新时代的现实把握与事业导向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出场形态。因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同时也具有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正是基于这种双向的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一方面可以不断根据新时代的现实事业来不断改变自身的出场形态，因而它不断地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由此能够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前者勾连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语境，而后者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路径，两者共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这便是其出场逻辑所在。
基金项目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2021XKT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