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以蒙、满、俄语外来词为对象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Taking Mongolian, Manchu and Russian Loanwords as Objects
DOI: 10.12677/ML.2022.106160, PDF, HTML, XML, 下载: 97  浏览: 150 
作者: 祝 阳: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 大理;陆 婷: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关键词: 内蒙古汉语方言外来词文化人类学Inner Mongolia Chinese Dialect Loanword Cultural Anthropology
摘要: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东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因社会、民族、历史等原因,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曾有大量外来词出现,其中又以蒙语、满语、俄语的外来词最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外来词或沿用、或消亡、或有了新的内涵,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通过语料整理并进行对比分析,从词汇数量、词汇使用与词汇传播三个方面对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中的蒙、满、俄语外来词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发现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的外来词体现出数量上的语言地位变化、使用上的文化融合、传播上的社会变迁等文化人类学内涵。
Abstract: The Chinese dialect area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belongs to the northeast sub-dialect area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including the eastern part of Xilingol League, Xing’an League, Hulun-buir City, Chifeng City, and Tongliao City. Due to social, ethnic, historical and other reasons,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mong which Mongolian, Manchu and Russian have the most loanwo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se foreign words have been used, disappeared, or have new connotations, and a series of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a have also emerged. This paper conducts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Mongolian, Manchu and Russian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 area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from three aspects: vocabulary quantity, vocabulary usage and vocabu-lary dissemination through corpus arrang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reflect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connotations, such as quantitative linguistic status changes, cultural fusion in use, and social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文章引用:祝阳, 陆婷.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以蒙、满、俄语外来词为对象[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6): 1199-120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6160

1. 内蒙古汉语方言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领土广袤,领土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内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8省区相邻,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边境线4200多公里 [1]。境内居住着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49个民族。由于地理因素复杂、民族环境独特、历史文化悠久,内蒙古地区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在现代汉语中,内蒙古汉语方言被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部分。西部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西部、阿拉善盟、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东部属北方方言区的东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

相对于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东部汉语方言呈现出与普通话更接近、方言区内部方言差异较小、方言矫正难度大、知识性习惯性误读多、时代特征较为鲜明等特点 [2]。因社会、民族、历史等原因,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曾有大量外来词出现,其中又以蒙语、满语、俄语的外来词最多。

2. 语料来源及概念阐释

本文所有外来词语料皆出自刘正埮,高名凯等人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在对词典中所有词汇进行详细统计后,除去同义不同音,同义不同字的词汇,统计出汉语中共有蒙语外来词380个,满语外来词122个,俄语外来词383个。而目前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有21个(见表1),满语外来词20个(见表2),俄语外来词17个(见表3)。在这58个词中,又可分为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使用、东北次方言区使用、北方方言区或全国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三个集合,而是呈现出向下兼容的包含关系,即全国范围使用的,东北次方言区和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都会使用,东北次方言区使用的,内蒙东部方言区也会使用。各个语种的外来词汇统计如表1表2表3

Table 1. Mongolian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1.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

Table 2. Manchu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2.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满语外来词

Table 3. Russian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3.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俄语外来词

在这份统计中,满语外来词的使用数量与一些学者的研究区别很大,现在在东北方言中常用的诸如“藏猫儿”、“马虎眼”、“乌秃”等词汇均未被收录进《汉语外来词词典》,应是外来词与借词概念区分之后的结果。如今的研究中,“外来词”和“借词”经常混用,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借词只是借用外来的词汇形式,“词是外语的,只是借来用用而已”。而外来词则是“外语来源的本语言词”。即无论是语音、词汇、语义等显性要素,还是构词法、语法、句法、词义搭配等潜性要素都是符合本语言的规则的 [3]。所以外来词的数量是少于借词数量的。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 [4]。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载体,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常培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语言与文化》中,曾援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 [5] 来解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人类学中,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程度、文化接触、文化遗迹等,并以此来揭示文化的本质。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蒙、满、俄语外来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或沿用、或消亡、或有了新的内涵,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揭示了诸多文化人类学的内涵。

3.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蒙、满、俄语外来词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3.1. 词汇数量上反映的语言地位变化

根据三份表格的统计内容,如今近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有6个,满语外来词1个,俄语外来词为0。扩大到仅东北方言区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也只有9个,满语外来词8个,俄语外来词1个,与外来词总数量相比下滑极为明显。究其原因,蒙古族在元代,满族在清代都是统治阶级,蒙语和满语凭借政治原因变成了上位语。而内蒙古东部地区早在沙俄时代就与俄罗斯有着密切联系,双方商业贸易频繁,社会交往程度高;加之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思想传至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又以俄罗斯为首的苏联为师,俄语在内蒙古,东北,乃至全国也都具有很高的地位,使用广泛。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仅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蒙语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清朝虽然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但满语也在汉语强大的辐射力和同化力面前逐渐消亡。至于俄语,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许多外来词也逐渐推出了人们的日常交往环境。如今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还在使用的蒙、满、俄语外来词,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浩特、乌兰、塔拉等词都成为了地名,如乌兰浩特、呼和浩特、谢尔塔拉等,犴达罕一词则因内蒙古地区还保留着中国境内最后一支饲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人而存活于方言中。俄语外来词则大多数为政治类或与政治有关,也是因为俄罗斯在沙皇俄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与中国密切的政治往来。虽然俄语外来词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特征,但普遍来讲,外来词使用的变化反映着语言地位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化。在民族交往中,人们总是学习、使用最方便、最得力、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6]。外来词的出现表明新事物的增多,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主体语言,这种选择并不以统治者高位的推动而左右,相反经常会自下而上的对撞高位的政策。如元朝统治者曾在全国范围推行蒙古新字,用来“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其有音无义,基本不能用于日常沟通,加之其符号比较复杂,拼写上也不如畏兀字母简便,所以在大范围内,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人民对文字和语言依旧各行其是。随着元朝的灭亡,蒙古新字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政治推动的语言变革,如若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只能成为文化景观一样的存在,永远不可能被接受。

3.2. 词汇使用上反映的文化融合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如今还在使用的蒙语和满语外来词都经历或逐渐经历了使用范围的扩大化。如“站”其中一个词义,“为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而设的停车的地方”,便是蒙语外来词,原意和汉语的“驿”相同,并且在使用中逐渐代替了“驿”,为全国范围使用。即便明清时期统治者试图再次以“驿”代“站”,却始终没有成功,使“站”的蒙语意义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相似的词汇还有“萨其马”,作为一种民族糕点,随满族先民进入官内,并在老北京发扬光大,借马帮与驼队之手逐渐遍及全国,成为了不同民族共同喜爱的食物。再如“戈壁”,本义为“沙漠”,同样在历史发展中被更多人所接受,人们现在都知道“戈壁滩”,但是已经没多少人记得它的学名“石漠”。

此外,现在使用的外来词中,在概念上也趋向借词化。如“站”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其意义和使用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词能力也很强。现在,“站”已无“驿站”的意义,而是指陆路交通线上设置的固定停车地点。它可以构成如“火车站、汽车站、始发站、终点站”等。此外,为开展某项工作而设置的工作点也可称“站”。可构成如“广播站、煤气站、加油站、气象站、保健站、售票站、兵站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 [7]。再如乌兰牧骑本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一个专有名词,如今演变成为一种被大力弘扬的思想精神和一面文艺旗帜。“乌苏”,“额吉”也变成了品牌和商标在全国流传;“那达慕”、“乌拉草”、“哈士蟆”等逐渐变成了一种地区的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语言具有文化品格,而作为语言最一般文化反映的词汇,存在着两种“语言文化”的因素。纯粹的固有词是一种“固有语言文化”的反映。而外来词则由于其来源的独特,则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外来语言文化”的因素。同时,由于外来词当前所处的语言环境,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固有语言文化”的因素 [8]。现在还在使用的外来词,一定是在长期的竞争中保留下的能够体现独特文化现象的词汇,所以外来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借词化,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受,融合的过程。外地人认识其他方言中的外来词,是对地方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而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些外来词,也就是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在这样反复的认识和接纳中,外来文化和地方文化,会逐渐变成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试想一位广东人带着一条哈巴狗,脚踩乌拉草鞋垫,一边吃着萨其马,一边在淘宝上搜索哈士蟆的商品链接,穿过大大小小的胡同,去车站准备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景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直接的表达。

3.3. 词汇传播上反映的社会变迁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人们的传播观念,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也赋予方言中的外来词新的身份与地位。如今还在使用的20个满语外来词中,有关称谓和称号的词有9个,占总数的45%。这些词多为满清皇室所有,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贴上“四旧”标签,甚至成为“封建余孽”的代名词而几近消失于民间。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努尔哈赤》等一系列清朝历史剧登上荧屏,这些词汇又重新在东北方言区复苏,到1998年,因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爆红,它们又成为了全国流行的词汇,在许多寻常百姓家,可能都会出现称父亲为“皇阿玛”、称母亲为“皇额娘”、称兄弟姐妹为“XX格格”,“XX阿哥”,吃饭叫“用膳”,见面叫“请安”,应允用“喳”等情景。这当然不是大众对清朝的怀念,而是利用流行文化对生活的再构,此时这些词汇已经不再具有过去标示身份等级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寓意着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想象和当下生活的向往。在这种语境下,已经没有谁记得这是固有词还是外来词,传播方式的革新将所有人置于同样的文化圈层中,也重新建构了这些外来词的内涵。

那达慕大会曾是蒙古族人民特有的节日,但在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下,传统意义的媒体对那达慕的宣传报道,单一个体作为自媒体对它的体验和分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至世界各地,它早已不是专属于某个民族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兼具文化保护与传承、交融与弘扬、习得与认同,耦合了国家、地方、民族、个人关系的纽带,“那达慕”作为词汇与实际活动的全面传播,背后是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逻辑。

近年来兴起的直播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词的快速传播。如快手APP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东北方言区的播主直播吃列巴,喝格瓦斯,不断说着“哈拉嗦”,这样略带魔性又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很快就可以在网上流传开,可能很快各地的人们都会想尝试格瓦斯与列巴,用“哈拉嗦”来表达称赞。这是一种民间的自发传播,播主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也许是展现自己、搭建关系、或消磨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传播的目的并不是推广外来词,播主们只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自然的对其进行了无意识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意外效果是社会对差异化认知的关注。试想在某种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文化中,当个体用不同的文化形式进行表达时,所引发的关注和自身“特别”的体验是可以为个体带来极大满足的。所以“哈拉嗦”相对于“好的”或者“OK”来说,就是极大的差异化表达。而当“哈拉嗦”也逐渐成为同质化的词汇后,又会演变出其他相对差异的表达方式,如“超级无敌super哈拉嗦”等。

4. 结论

总之,外来词是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保留并彰显了自身丰富的文化特色,也为丰富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系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外来词的更替与变化反映出人民对语言的选择、文化的融合以及社会的变迁等文化人类学内涵,这些内涵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不停的演变,继续在人类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NOTES

1嘎达一词现在通常认为源于满语,存疑,为便于统计,以《汉语外来词词典》为准。

2同上。

3同上。

参考文献

[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 区域概况[EB/OL]. http://www.nmg.gov.cn/asnmg/yxnmg/qqgk/, 2022-05-01.
[2] 王辅政, 喜蕾著. 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133.
[3] 王嫣然. 浅析外来词与借词间的概念差异[J]. 剑南文学, 2012(2): 73-75.
[4]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5]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全集第2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21-124.
[7] 李作南, 李仁孝. 语言符号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谈汉语“驿” “邮”和蒙古语借词“站”的嬗变[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66-67.
[8] 史有为. 外来词: 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J]. 汉语学习, 1991(6): 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