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往研究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元素，有三种常见的考察路径。第一种是从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入手，考察柏拉图创作的神话与传统的古希腊神话之间的同与不同。第二种是从柏拉图的“理念”、“型相”出发，将柏拉图的神话凝化成其理论发散的感性叙事。第三种则是从具体的神话出发，着重阐述神话所包罗的重要隐喻，挖掘“潜文本”内所包含的思想张力。但正如康德所言：“直观无思维则空洞，思维无直观则盲目。”哲学话语也只有居于特定的情境之下，有具有实在的意义，柏拉图的神话叙事，不是象牙塔中的沉思产物，也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空中楼阁，恰恰相反，柏拉图将神话与哲学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手法，既蕴含着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回应，也寓含着对完美城邦崇高理想的深远寄托。因此，本文试图从柏拉图面临的时代问题、捍卫的时代价值，以及其延伸出的历史问题入手，对柏拉图神话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考察。
2. 柏拉图面临的时代挑战
在分析柏拉图的神话叙事之前，本文将把目光聚焦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此时的希腊城邦，从方方面面看，都是一场伟大的轴心运动的中心。铁器广泛运用，铸币技术突飞猛进，腓尼基字母普遍推广向城邦的每个角落，希腊由氏族公社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工商业主导的城邦社会转型；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平民派掌握了雅典城邦的政权，伟大的开放社会的理想逐渐成为许多城邦的现实。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也造就了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身为公元前5世纪文化艺术中心的雅典也因此成了一切激进和颠覆性思想的大本营。一群自诩为“智者”的思想家群体，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智者之所以具有颠覆性，在于他们完成了“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身份转变 [1]。他们的存在扎根于公共空间极度扩张、公民群体极速扩大，公开辩论、演讲和民主政治风靡的雅典城邦中，他们将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广袤无垠的公共世界中，将自己的三尺微命抛向了一个充满对抗、竞争激烈，也更加诱人而危险的领域。智者一开始或许是知识的变现者，追求的东西是“术”，他们帮助一些人习得修辞学与辩论术，以便他们取得政治上的成就或诉讼的胜利。但随着政治论辩在实践与学理上深化，抽象的“善的问题”、“正义问题”逐渐成了智者们讨论的话题。一个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在世人面前崭露身姿 [2]。
一切人类的问题，文明的问题，最后都必将上升为一种对起点的追求。人类政治状态的源头，或是人与神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希腊人绝不会忘记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间》有关人类起源的教诲——神渴望有人匍匐在地上赞颂自己的功德，便以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人类因各种缺陷被神毁灭，神却因为想要得到人的爱，一次次重新创造人类。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一代代人类更迭，直至繁衍出一个全新的族裔，这批人创造的时代，便是黑铁时代。黑铁时代，就是当今人类身处的时代，人类被无尽的劳累和苦恼所困，野蛮在时代的黑夜里长鸣。
在赫西俄德文学创作的丰碑面前，沐浴了雅典盛期光芒的智者，渴望击碎这种令人不安的诅咒，在解答斯芬贝克问题后祛去人类文明的魅影——他们的先驱，克塞诺芬尼走出了第一步，他观察到埃塞俄比亚的黑人信奉的神是黑皮肤的，日尔曼人信奉的神是金发碧眼的，由此得出了“每个民族的神都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构建出来的。” [3] 的结论，在经验层面上否定了人神同形同性论，消解了“神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的神话。几位生活在米利都的自然哲人在世界观上又往前进了几步，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与虚空，原子在虚空中的无限、无序运动构成了万事万物的生灭。原子论者又往这个方向走了一步，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出于运气，而非神的技艺，对诸神的信仰，也不过是一种陈旧的习惯 [4]。
在原子论者的基础之上，有着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信念的智者明显走得更远。他们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一致的观点，其中一批被称为自然派，主张“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 [2] 用一种近似解构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城邦的公共世界。自然派的一部分人酷似后世的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取消掉一切有关人类强大和弱小、高尚和卑微等方面的区分，要求实现人类本质上的彻底平等，其中最激进的如阿尔西达马斯，他袒露出“神给所有人以自由，自然没有使任何人生为奴隶。” [3] 的信念。另一部分的人则从“无拘无束”和无差别中导向了“强权即公理”的观念，这种观点后来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的色拉叙马霍斯身上，受到了柏拉图的严厉批评。
智者中的另一派人主张“约定说”，他们希望通过社会的普遍约束来改善人性。这一批人的观点在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得到了复述，在《政治家》又以一种相对婉转曲折的方式又被讲了一次。这个故事是一个人类无法自我照料，神给予人工具，传授给人技艺的故事，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故事。但某种意义上，普罗塔戈拉原本想强调的绝不是神馈赠人类，人类应感恩戴德。而是通过“神话”的形式传达一个人类走向文明的政治哲理——人本来生活在野蛮无序的自然状态，因一些偶然的机缘(因缺乏证据而被归为神的作用)，才建立起共同体，创立法度，建构起普遍适用的道德和习俗。人类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教授与学习。
残篇隐微的文字间，智者通过一种彻底性反思甚至离经叛道的方式提炼了三种有关人类共同组织形态的模型，这三种模型蕴含了三种现代性政治思潮的影子，一种是无政府主义，一种是威权主义(或者说是尼采的“超人”哲学)，还有一种是契约论。而三者的交集在于：他们都认可一种人类文明自行构成的观念！可这一切对现实政治的审视走的太远了，太离经叛道了，它超越了时代，同时也忘记了一段来自赫西俄德《神谱》中令人不安又引人深思的教诲：“在人类穷匮的处境中，人类从始至终离不开普罗米修斯赐予的技艺，男人付出的劳作，还有女人用花言巧语编织的希望。” [5]
正是智者学派的思想太急于跨越整个时代，他们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接受范围，用一种激进而片面的方式蹍碎了普罗大众的希望(宗教神话)。当柏拉图以神正论的立场站出来捍卫无上的神威，鼓动民众相信自己“高贵的谎言”时，智者的身影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无影无踪了。
3. 柏拉图的神权转向
西蒙娜·薇依曾经写道：“我们在虚幻中出世和生活，我们只遭遇虚幻。” [6] 毋庸置疑，薇依通过一种基督教式的思维触及了柏拉图思想的核心。把洞穴当中的一切幻象、一切魅影当作不可置否的现实，本来就是一种盲目的洞见，这也是智者学派最致命的谬误——这种思想曾经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方式出现，高扬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人在这种思考路径中真正成为万物的灵长。但这种思想也在宣誓人的主权时僭越了神的权威，忘却了在可感世界背后未被人所知的理念世界，忘却了人类实现文明与技艺的飞跃时勿沾沾自喜，还须对无限者心怀敬畏。柏拉图则要纠正智者们的错误，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拯救，揭示神身上无尽的华彩，重新为人类文明奠基。
为了完成应对智者学派挑战的使命，柏拉图拾起了此前神话破损的碎块，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新的神话传统 [7]。柏拉图反思了此前传统神话的弊病，发现之前的传统神话之所以在智者的“诡辩”与修辞面前一触即溃，是因为其过于低级，创作者只是在原始思维浸透的迷狂下进行无意识的创作，以至于神话体系混乱，前后矛盾、缺乏逻辑性。例如小爱神厄洛斯的来历，就有三四种说法。正因为意识到了前人神话的纰漏，柏拉图吸纳了过去的神话元素，融合了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意识地构建出一套全新的、原创的、逻辑连贯的神话体系。这套体系从创世神话开始，就显得如此自洽和圆融，比如他的《蒂迈欧篇》，就表达出了一套近似于三段论的宇宙论逻辑：
1) 圆周运动是理性灵魂特有的运动方式。
2) 在理念主导的“月上世界”(恒星、星云和行星)里，所有的物体都在做永恒的圆周运动。
3) 一切恒星、星云和行星的灵魂都是理性的。
4) 理性的灵魂是至善的，它是神指挥宇宙运作的痕迹。
紧接着，围绕着这个“逻各斯”的理性宇宙，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论王国——《理想国》中的腓尼基人传说中所谓“所有人皆为神创造的，所有人皆兄弟。”但每人又因身体内的金属含量不一而被划分成“金质人，银质人，铜制人，铁制人”，构成了人类等级制的自然基础。《法律篇》中的神圣棋手，则把人类比喻做无限宇宙棋盘上的棋子，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但都要服从神圣棋手的总体调度，让“变优秀的棋子移向棋盘上更好的位置，变坏的棋子移向更差的位置。” [8] 为每个人框定了目的论的基础。而《政治家》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赫菲斯托斯传授制铁的技艺，雅典娜带来法与教化，其他神带来种植与畜牧技术” [9] 则从人类文明的起源意义上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然取决于神明的馈赠，而不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
透过这一套有别于传统神话的“类神话” [10]，柏拉图顺利建成了辩证法、逻辑学高度统一的护教学体系，从人类的宇宙起源、天然禀赋、目的与归宿、以及技艺等角度确定了人类之于神的从属地位。可柏拉图仍对这一切感到不满，当他论证完自己的护教学体系以后，又以粗暴的威权主义方式武装起城邦的大门——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指出，不信神、认为神不关心人或是认为神可以被贿赂的人都是渎神者和城邦的敌人，对这些人，最轻的惩罚是将其“送往‘改造所’……至少五年，除了夜间议事会以外的人不得探访这些犯人。”稍重的是让其“在乡村中央的荒凉监狱里孤独终老。” [7] 最严重的是驱逐出境或判处死刑。
在所有渎神者中，柏拉图认为最不可饶恕的人是诗人，他们追求修辞上的浮华与滟美，撩动青年人的情欲；描写神的暴虐、贪婪、荒淫的作为，成为滋生无神论者的温床；最致命的是，诗的模仿与理念的真实界隔着三层 [11]，诗人不能引导人走向真知，却以拥有智慧的人自居，鱼目混珠，僭越了神的权威，冒犯了爱智慧的哲人的尊严。
在用神话体系和威权主义建构起神正论的堡垒之后，柏拉图将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证成国家上。这个问题对于霍布斯、洛克以后的思想家来说可能不废吹灰之力，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本身就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必从国家以外的地方寻找存在的理由。但柏拉图则走了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从国家以外的层面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德性。这种德性的基础不在于众神，而在于超越诸神的善的形式。为了实现这种超越，每个公民都必须变得卓越，捍卫四德(源自品达颂歌的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政治家》中拥有统治智慧的人必须挺身而出，成为哲人王，要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一样，带着公民远航，驶出海格力斯柱划定的纷扰世界与秩序世界的界限，寻找到人类安生立命的家园。
但令人沮丧的是，正如《星际穿越》中的教授提出用拯救全人类的A方案来鼓励人们献出生命，却从始至终笃信只有拯救少数人的B方案才有实施的可能性。柏拉图也运用“高贵的谎言”——那些编织出的神话来保证城邦当中不同的群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12] 无论大多数人愿不愿意，最后都要为城邦牺牲自我。由始至终，柏拉图都不相信昏暗的洞穴可以被照亮，正如苏格拉底教导的那样，洞穴只能被超越，而且，这一超越只能为少数人所完成。 [13]
4. 循环的历史旋涡
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少数经历了苦难最终得以走出洞穴的人似乎证明了普遍拯救的可能性。可柏拉图随即用循环史观堵死了灵魂普遍拯救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要经此劫度，都要在黑铁时代茫茫的废墟中踱步。领略光明的奥义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的存在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但薇依也指出，这些神的完美模仿者脱离肉身之后，必然也会化回肉身，重返洞穴，以卵击石般地展开一轮轮无力的施救。偶然性的得救和必然性的拯救在历史的轮回中统一在一起。构成了永恒的历史循环。
关于这种历史循环，柏拉图在《政治家》中回顾了克洛诺斯统治的黄金时代，“照料万物的神首先统治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旋转体，并且，在每个地区亦存在着同类型的统治，宇宙的所有部分均被分配给统治它们的诸神。” [8] 在神亲自牧养人类的时代，人类处在一个酷似伊甸园的自然状态，人无知无识，无忧无虑，没有记忆，也没有欲望。所有人都从大地获得生命，先变成老人，然后慢慢变成孩子，最后回到泥土里。这个极具艺术色彩的神话取材自赫西俄德的神话 [14]。神直接照料人类的克洛诺斯时代，对应着神直接创造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而柏拉图则在变迁的时代序列中发现了其中的循环性——神在时间中不断地创造人类，随即在放任自流中任凭人类毁灭自己。首先是黄金时代，人们“诗意而静谧地栖居于大地上，但因不能繁衍生息而被神毁灭。然后是白银时代，人们度过漫长的童年才可长大成人，人也因此在悠远的岁月中始终蒙昧无知、浑浑噩噩。神又因为厌烦，埋葬了过于愚昧，又过于孱弱的白银时代。第三个时代乃是青铜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与白银时代相反，他们狂妄而强大，用蛮横无礼的方式对待同胞，人类陷入了霍布斯说的“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最后全体在内战中暴死，大地血流成河，黝黑的土地烙进了猛士们酒色的血斑。神结合了白银时代的温和与青铜时代的暴烈，创造了富有正义感的英雄时代。英雄们生活在幸福岛上，百岁无忧。随着人类的媾合与繁衍，英雄时代又嬗变成黑铁时代，也就是现在人类身处的时代。在这“始乱终弃”的五代中，神的照料在前，人类幸福地徜徉在返老还童的轮回里。但随着神抛弃众人，失去神恩的人类开始了一场“反向革命”，人开始从女人的腹中孕育，出生时是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后步入死亡。万物也如人一样，一出生就被埋下了流变消亡的种子，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灾祸与困境中无可自拔。等待人类彻底堕落，走完败坏的那个半圆。神再一次降临世界，接管残破不堪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命，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对于处在“五代史”末端的黑铁时代，柏拉图也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态度。赫西俄德设想了一个有希望的黑铁时代，虽然神从世界的照料中离席，但人依然能通过劳动和恪守正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行正义之人，绝无饥馑和灾害相缠……他们会代代兴旺，好运连连。” [4] 在这个意义上，宙斯时代的人们只要努力从事劳动，自食其力，并不比克诺洛斯的黄金时代差太多。但柏拉图则比赫西俄德悲观得多。在下一个循环开始以前，离开神的人类必然是不断下坠“由于人类丧失了拥有并放牧他们的守护神的照料……由于自发的养育已不再有，在那最初的年代，人不曾有任何发明，也没有技艺，于是人自身变得虚弱、无力，被野兽生吞活剥。” [8] 虽然仁慈而博爱的神祇们——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赫菲斯托斯传授制铁的技艺，雅典娜带来法与教化，其他神带来种植与畜牧技术，让人们得以自我照料，但这种照料由于是人类摹仿“神对人的照料”的产物，其过程充满了瑕疵与败坏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会腐败溃烂。用一句卢梭式的话来总结就是：“虽然人类的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伴随着物质文明和技术进步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德性的提高，而是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的普遍滑坡。”在失去神的眷顾以后，人类偏离了自我成长的轨道，陷入到瞒与骗的大泽之中，在黏重的血气中等待毁灭的降临。
在这种永恒轮回的循环史观之下，世界是没有历史的，任何人的决定和行动都是无足轻重的，荷马史诗中倾心于“不死之名”，渴望“光荣与寿同在”的武士隐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15]。英雄的壮举不再惊天动地，长久来看，壮烈的牺牲在循环的刻度上构成了一种冗长的复沓。与英雄一样，神也被一种更深远的必然性摆布着，不能自主地行动——他们成了全神贯注地观照人类的神(《伊利亚特》中的神则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讲道德，而且在创世神话中不过是一群赋予现有质料以形式的“匠人”，同样的，神也成了一种造物，臣服于必然律的有限存在——连克洛诺斯的隐退和宙斯的登场都是至高的必然律上的一种必然 [3]。正因为此，当《政治家》中的神抛弃万物，万物便在反转的失序与毁灭中一去不复返，除非等到神的归来，让一切倒转回去。
正如早期自然哲人那样，柏拉图也注意到了时间流变的循环趋势。但他没有像赫拉克利特那样，用“崭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16] 来赞颂世界的流变。因为柏拉图是政治哲人，他对变化暗含的威胁时刻保持着警戒。正如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所述：“每一种时间都在破坏性的意义上是‘绽开的’，它使事物脱离自己存在的形式。” [17] 柏拉图不仅认为每个个体朝着崩坏做离心运动(生老病死)，而且黑铁时代的人类也处在历史循环中败坏的那个半圆当中。柏拉图从中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那就是城邦必须避免变化，减少革新。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在《法律篇》中构建了一个矫正理想国的“次优城邦”马格尼西亚，这个城邦对外通过远离其他国家的方式避免战争与变动，通过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避免观念的变迁 [18]。在城邦内部，官方通过宣传“其他城邦的制度如何比不上自己的城邦。” [7] 来保证公民群体的团结。在这样的城邦中，立法者封印法律，使之丝毫不可更改；学校按照国家的戒律，向公民灌输“高贵的谎言”，让公民们安于现状；统治者则通过巨细无遗地规定公民的生活细节，保持城邦的静止状态。这样一座黑铁时代的城邦坐落在文明的边陲，以一种极其缓慢而平静的姿态迎接着人类彻底堕落和毁灭的“弥赛亚时刻”，重返神亲临天下的黄金时代。
但正如希罗多德所说：“人类的幸福决不会长久停在一处。” [19] 在永远流变的世界中，固执地捍卫过去只会激起人们对变化更深层次的渴望，眷恋过去的结局必然是永远的殒落。柏拉图在一个向下运动的时代里构想了一个永恒的神话，但它宛如亚特兰特的传说一样，引人唏嘘，引人嗟叹之余，永远悬挂在遥远的彼岸。
5. 结语
柏拉图以其瑰丽的语言和超凡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如梦似幻、别具一格的神话世界。但其神话叙事并非黄粱大梦后的呓语，而是对具体社会情景中的历史问题的回应——是对希腊城邦间蔚然成风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潮的反击，更是对传统神论的权威性的捍卫。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柏拉图构建出高度统一的神话–哲学体系，发展出与辩证法、逻辑学高度结合的护教学，衍生出历史性和形而上学相融合的国家学说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柏拉图的洞见正因为是历史性的，也由此落入了沉重的时代桎梏中，既无立锥之地，又无实现的可能性。他所建构的普遍政治秩序既忽略了人的多样性，又无视了社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在回应历史的同时又脱离了历史，他既为自己的远见极尽哀荣，又为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兰波《晚祷》中：“忧郁的心，像一块斑驳的废木，滴着落花的阴影与年经的金黄。”柏拉图，正是这拥有忧郁之心的沉思王者。
致谢
感谢蓝子滢女士对我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由2022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pdjh2022b064。